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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党强调理论指导，党的领袖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这对于维护领袖的权威非常重要。列宁和史达林都有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中共同样如此。毛泽东有属于他的招牌理论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等。这些著作由谁捉笔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领袖必须有理论来指导革命，如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
从华国锋开始，中共的领袖在理论上颇为贫乏，这或许是因为没有预先准备，仓促间拿不出大套理论来。但是邓小平以及六四之后的各届最高领导，在任期间也还拿出了各自的招牌口号，如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这是他们各自的trade mark。习近平上台后也需要一个trade mark，于是他托出了“中国梦”。
了解文革对习近平的塑造
这些理论中，只有邓小平的“猫论”是可以称之为指导革命工作的“理论”，那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根基的原则，而其他的说法都只是口号，你不知道那些算是什么理论，也不知道怎样用来指导具体的工作。
外界通常认为，习近平是历届中共领导中文化最低的，因为他是文革一代。文革兴起、学校关门的时候，他刚刚进中学，也就是说，他缺失了全部的中学教育，后来的工农兵学员和再后来的法学博士学位，都不是认真扎实的教育，改变不了他作为文革一代的教育缺失。他的思维境界和行事风格，带着明显的文革烙印。因此，要理解习近平和他领导的中共，就必须了解文革对他，以及在中国占据高位的“太子党”们的塑造。
最能解释习近平内心的，是他的“初心”和“使命”的说法。
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能丢掉革命的目的；“使命”这个词，是1966年文革初起时红卫兵的标志性口号。“初心”和“使命”的说法，其实就是习近平和“太子党”们找回了青少年时期的“革命激情”，带有鲜明的红卫兵精神印记。
1966年文革开始，习近平刚进入北京八一学校。八一学校原是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1949年改名为华北军区政治部八一学校。这是一所共产党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这样的学校里有一种特殊的红色文化氛围，“红卫兵精神”在这群高干子弟中形成了两种无可置疑的观念。
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是我们的老子打下来的
第一种观念是“革命接班人”观念。用红卫兵的语言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是我们的老子打下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老子打下了江山，儿子就要坐江山。所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天然就是最可靠的、也是唯一可靠的接班人。
这就是当年盛行一时的“血统论”。在这个血统论的煽动下，文革中发生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反人类事件，乃至于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后来不得不宣布批判“反动血统论”。然而，在这些高干子弟中，这种血统论从未动摇过。“接好革命的班，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是习近平红卫兵一代的“初心”。
这种“初心”事实上一直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最可靠。也就是说，在中共“打江山”的第一代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他们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后代将接替他们，外人不可染指。这一点从无疑义。胡锦涛/温家宝时期，我就听一位红二代说，他俩只是“家奴”，受托暂时保管家财而已，不久就要交还给真正的嫡传红二代。事实正是如此。在接班的资格上，薄熙来和习近平并无区别，他们的“初心”亦无二致。
第二种观念就是他们接班以后的“使命”。习近平上任伊始，就针对苏共瓦解而说了那番“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新南巡讲话”：“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史达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这番讲话有鲜明的红卫兵语言特色，“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语出自鲁迅的诗。鲁迅著作是文革初期除马列毛著之外唯一允许阅读的书，也是当年红卫兵经常引用的话。要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就是他的使命。不变色的标志，就是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列政党的性质。
死再多人共产党也无所顾忌
文革后，邓小平一方面以“猫论”和民族主义作为中共凝聚力，另一方面以“韬光养晦”来欺骗国际社会，刻意弱化“阶级斗争”这一中共理论基础，掩盖中共的共产主义政党本质。六四之后，苏共倒台、苏联集团解体，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党不再成为世界性的危害。他们以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太落后，中共充其量是一些想搞好本国经济的民族主义者。就是在这种认知的指导下，美国和欧洲开始了“苏东波”之后与中共的合作，将中共引入国际大家庭，帮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为这样就能促使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
他们都低估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以及习近平的“初心”和“使命”。“韬光养晦”实质上只是暂时性的战略收缩，习近平及其太子党的“使命”是继承他们父辈没有实现的最高理想：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最终赢得共产主义的全球性胜利。这就是习近平及其“太子党”同僚们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动力。
这种使命造就的勃勃野心必然是外向的，是进攻性的。对香港台湾的渗透、大外宣、强化军力、南海造岛、千人计划、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等战略性项目，全部是外向型的。它利用了全球资本的贪婪，利用自由世界的规则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和自由市场规则，全方位地进入西方社会，腐蚀西方人才，贿赂西方政要，偷窃技术，收买小国穷国政府官员，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占据支配地位，在全球实行战略性布局。当它在占据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后，毫不迟疑地实行“战狼外交”，以威胁性行动要挟，迫使西方国家对它实行绥靖政策，容忍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破坏既定规则。
中共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虽然经济绝对值和技术创新能力尚未能胜出美国，但是如果发生对抗，中共可以把对抗发生的沉重负担理所当然地转嫁给14亿民众。中共并不在乎人民的穷苦，民众再穷，他们照样全世界大撒币收买对他们有利的人；中共也不怕死人，为了达到战略战术上的胜利，死再多人他们也无所顾忌，而这些是民主国家做不到的。因此，这是另一种方式的“不对称”对抗，这样的“不对称”使得中共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必定是“两敌相逢狠者胜”，由此推断，不能排除中共胜出的可能性。
这就是习近平的“初心”和“使命”。这也就是他的“初心”和“使命”非常危险的原因。世界若要和平，千万不可低估习近平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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