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俊威
1997年6月30日，香港走到新舊歷史的交接點上。為總結英國的退場，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發表了告別演說。短短數分鐘的演講，闡述了英國在港150多個寒暑的管治，為殖民者的貢獻畫龍點睛，是英國最完美自信的謝幕禮，卻也成為了香港最重要的啟航指標。
要了解香港問題棘手之處，必須認識西方意識形態在港植根的歷史。從彭定康這最後演詞出發，再回顧歷史，我們就可一窺西方意識形態是如何植根香港的。在中西意識形態鬥爭中，西方的價值體系越是根深柢固、深入民心，北京越是氣結、無奈，這是她當初功利地珍視的制度，卻也是她如今管治香港路途上的一大（心理）障礙。
作為對英國統治香港150多年的最後修飾，彭定康簡潔有力地重申英國視野中的香港。整篇演講盡顯了英國人「任務完成」的自信，並自豪地向世人展示英國殖民統治的成功。
彭定康非常完整地演說了整套「英國香港」的論述：香港的成功除了因為香港人的努力，更關鍵的是有賴英國人「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架構（scaffolding），使香港人能夠力爭上游，創造美好天地。這個架構包括法治精神、廉潔開明的政府、自由社會的價值觀、已具雛型的代議政制和民主社會制度。」而作為一個殖民地，香港是世界其中一個最耀眼的城市，除了經濟的繁榮，還「具備文明社會應有的結構和特質，既有各行各業的專才、不同的宗教、眾多的報章雜誌、蓬勃的慈善事業，還有正直忠誠、矢志不渝地為市民和社會謀福利的公務員。」這一整套架構，正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核心組成元素，也是我們如今琅琅上口的香港核心價值和美好社會的面貌。
彭定康的演說非常重要，在於它突顯了一個訊息：英國撤走，但她並沒有真正退場，西方意識形態依舊會無處不在地支撐著香港的運行。97回歸後，即使香港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她仍會依循「英國香港」的軌跡繼續向前走。誠如彭督所言：「只要香港人堅守他們一向珍視的價值觀，香港的前途必定越來越光明。香港的價值觀正面積極，放諸四海而皆準。」換言之，在歷史的新一頁中，香港將是香港人的，實也依然是英國的，更是（西方）世界的。這標誌住「英國香港」論述的終結，卻也是它另一階段的開始。
無疑，香港的確建立起了近年被港人稱為「核心價值」的一系列「架構」。然而，在完美的演說背後，彭定康沒有告知我們的是，這一系列架構的建立非單純為香港人好，反而是英國利益的策略盤算結果，簡言之：為了英國好，才在香港建立起這些東西。繼而在90年代，英國再重新包裝自7、80年代起數十年的殖民管治，美化成「英國香港」的論述。
基於香港的地緣政治處境，作為中國南方的英屬殖民地，香港的身份注定敏感複雜尷尬。1949年中國主權易幟後情況更甚：作為東方柏林，香港是介乎於中國和英國、東同西、南（落後）與北（先進）、社會主義陣營及資本主義陣營之間最敏感的一個點。亦因此，她一直被視為「鬥爭的前沿」──各勢力早已盤踞於此，西方希望藉此把影響力滲進中國，同時間中共亦利用香港作戰略部署。
中共充分利用英殖香港的同時，為防止英美勢力完全把持香港，因而進行大量地下工作干預香港事務以緊握這個她認為是其領土的地方，把它「拉回身邊」，例如港澳工委領導文委、報委、財經委、統委、外委、群委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等機構開展港澳地區的文化、報刊宣傳、外交、統戰、經濟等工作。惟英美斷非坐以待斃，亦想牢牢握住香港。當時香港的諸如電影、文學、報業等大眾文化、政治、經濟、教育、體育等多方面皆成為了意識形態戰場，中西互有博奕。其中，67暴動和89「六四」就成了英美加速於港建立意識形態堡壘的催化劑。
前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及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黃文放皆曾指出67左傾的錯誤：67暴動暴露中共在港的力量，亦刺激了英方的活動，更令群眾倒向認同殖民政府。學者IanScott就此有精闢見解：「暴動的後果卻是強化了現存制度的支持程度及認受性。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與當時仍未改革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間作出選擇，大部分人選擇了站在他們熟悉但可厭的一方。」
而由戴麟趾到70年代的麥理浩時期，基於對香港前途的政治盤算，港英政府開始積極經營開明、正面回應民意的形象。麥理浩任內推行10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署、9年免費教育、改革社會福利制度等政策，又舉行「香港節」、「清潔香港」、「撲滅罪行」等運動以增加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雖然成效不大）。港英這時期施行的善政絕非簡單為香港人好而推行的，實乃要在香港築起意識形態堡壘，以跟中國作政治博奕。為香港市民提供一系列福利，只為區分香港跟中國（香港是先進、繁榮安定的；中國是落後、混亂的），令港人滿足在港的生活而拒絕回歸中國，亦盼此促使中共嘗試給予香港一個特殊地位，以保障英國在這殖民地的長遠利益。
89「六四」事件是另一次催化作用。蘇聯崩壞倒台，西方焦點轉到中國身上。這使英美重新盤算香港，並以後者作為整個西方意識形態體系重要的前沿陣地，繼而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由衛奕信頒布人權法案至彭定康加快推行民主改革皆與這一部署相關連，除了穩住香港的人心，亦為建立英美意識形態堡壘重要的一步。更為重要的是，在英國結束殖民統治之前，「英國香港」論述基本完成──事後扣連起「香港彷彿很成功」的7、80年代「善治神話」和90年代的開明進步以塑造「英國全為香港好」的形象。加之經濟騰飛的社會效應，港人對在英國「架構」下的香港感到自豪。在這背景下，「彭定康治港」就成為了英國150多年殖民統治的最佳潤飾；他的最後演詞亦成為「英國香港」最有力的表述，更成為最深入港人心的對香港的理解。
回歸典禮當天，曾有說中方對中英國旗在交接時的升降時間安排非常嚴格，務求做到英國國旗在7月1日零時零分前就完全降下，不多留一秒。可見，北京對英國的徹底退場有多著急。
彭定康的演說，觸動港人心弦，但卻使北京為之氣結：在北京的理解中，英國神話不外乎是「洗腦贏心」工程，「香港核心價值」亦只是這工程的製成品，一切皆是英美意識形態戰略的一部分。然而，英國殖民統治香港超過1個半世紀，即使英美不加大力度刻意經營意識形態堡壘，西方價值體系亦很自然和很理所當然地於此開枝散葉。面對「意氣風發」的西方世界，北京很不是味兒，甚至到達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緒。例如，彭定康就任港督後大力推行政改，加快香港民主發展，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高調斥責彭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在英國論述中的「新機場計劃」是用以挽回香港人及投資者對香港前途的信心，而這在北京眼中則為「挖空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儲備而為英國人在香港的光榮撤退建造有形的紀念碑」，魯平甚至因此對著傳媒一連質問了三次「你說怎麼辦？」。從這些例子可見，沒自信的中國對英美在港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表現得虛怯、沒自信。
繼而到97回歸之時，北京接過來的是一個她最不願意接受卻逃避不了的現實──英國並沒有真正退場──經歷百多年的英國統治，整套西方意識形態和體制在港落地生根，牢固栓套在港人的心上；即使中共全面開動統戰工作，不但未能將英國香港的論述連根拔起，更無可避免要在英國人設定的那個架構之下管治香港。
經歷回歸後的17年管治──由仿效英殖時期港人精英的間接管治，到23條立法的觸礁暴露港人精英的人心未回歸，至加強政經文社各方面直接參與卻又激起反人心回歸、反赤化運動──大陸對香港問題近乎無計可施，有時甚至神經過敏（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飲碗涼茶，北京卻過敏地聯想起吃著蛋撻的彭定康身影）。及至最近在佔中議題上，面對高舉香港核心價值的學者領導之社會運動，北京也被迫著要在「架構」內與港人周旋，甚至試圖搶佔對「法治」的詮釋的話語權。
時至今日，中國的憤憤不平，來自於名義上她實施了對香港的管治，但實質上香港各方面仍籠罩在西方的意識形態之內，香港人始終反對中共那套價值觀和香港論述，而推崇英國人的一套（陳方安生、李柱銘甚至跑到英國國會去，妄想香港能被救援）──但我們必須反思，港人不假思索就全然接受英國對香港的那套論述，對尋找香港主體性和出路又會導致甚麼問題？
彭定康徐徐從講台走下來但他的聲音卻縈迴至今，而江澤民接過香港後直到今天，北京又以甚麼論述力挽狂瀾，將意識形態外向的香港「拉回身邊」？下一篇筆者將探討中共「國難興邦」的民族主義治國策略和對港政策。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原文載於2014年7月20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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