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任何一個好萊塢導演能夠拍出這樣的災難片：恐怖、陰暗、荒誕、魔幻，混合著政治陰謀的幻想和源遠流長的愚昧。不是在隱喻的意義上，而是有理由懷疑，這場引起世界恐慌的新型冠狀肺炎（Novel coronavirus）大瘟疫，不僅是自然的危機，更是典型的中國製造的災禍，幾乎可以當做不宣而發的生化武器“超限戰”，就像中共的智囊和軍事專家以一種傲慢的語氣著書闡述的那樣，針對的竟然不是來自國境之外的敵人，而是自己的人民。
中國軍隊作家喬良和空軍大校王湘穗聯合著作《超限戰》，意在復甦蒙古人征服中國時無所不用其極的戰爭手段和惟一掠奪的戰爭目的——就像成吉思汗的名言：“搶人戰馬，擄人妻女”——意在向世界宣示“中國崛起”後將會採用的軍民一體的恐怖主義式的戰爭方式：貿易戰、金融戰、新恐怖战、生態戰（不惜破壞大氣環流和臭氧層）。顯然，這是毛澤東恐怖主義戰爭思想的延伸。
實際上，無論中外，戰爭並非沒有界限。春秋時代，公元589年6月17日，齊國和晉國在鞌（今濟南之西）發生戰爭。晉國司馬（掌管祭祀和賞罰等軍政）的韓厥御車而戰。他在追趕齊頃公時，齊頃公認為他是一位君子。射殺君子不符合儒家禮法，因此，他只射殺了韓厥左右的兩名御手。即使被德國社會人類學家馬克斯・韋伯（Maximilian Weber，1864—1920）稱為“武士之信仰”的伊斯蘭教，也在公元610年產生了自己的戰爭法，以保護非戰鬥人員（婦女、兒童、老人和神職人員）的生命、尊重敵方戰鬥人員的尊嚴，禁止在軍事必要的絕對要求之外對敵方的財產進行蓄意的破壞。在先知穆罕默德頒布的“麥地那憲章”中，有如此規定：1. 信士們與敬畏者必須討伐那些欺壓他人者，或違犯大罪或迫害他人，或在信士之間為非作歹者；居民必須全體共同主持公道討伐這些不義，就是他們自己的孩子犯錯也是一樣對待(古蘭經16章90節)；2.如果兩夥信士相鬥，你們應當居間調解；如果一方壓迫另外一方，你們應當討伐壓迫的一方，直到他們歸順安拉的命令；如果他們歸順，你們應當秉公調解，主持公道；安拉確是喜愛行為公道者(古蘭經49章9節)。日本的武士道素以最勇猛的戰鬥精神而聞名世界，但在外人看來頗為血腥的武士道的後面，蘊含著武士對生命的珍惜。公元1184年，日本平安時代末期，須磨浦戰役中，鐮倉幕府御家人（武將）熊谷直實按倒一名敵方武士。揭開對方頭盔，發現是個少年。熊谷直實對少年說：“你走吧，年輕的公子，逃到你母親那兒去吧。”年輕武士拒絕逃走。為了維護武士的尊嚴，年輕武士祈求熊谷直實砍下他的頭顱。聽著己方士兵漸漸迫近的腳步，熊谷直實說：“與其讓你死於無名之輩，不如讓你在我手下解脫。”經此一殺，熊谷直實厭棄赫赫武功，削髮為僧，躲入山林寺廟，在佛教中尋找懺悔和救贖。基督徒更是在堅持神創造世界時所確立的律法（十誡）和界限（萬物各從其類）。美軍的隨軍牧師只負擔信教士兵的靈魂牧養和戰死士兵的靈魂安慰，而絕不會扛槍戰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陸軍下士德斯蒙德・杜斯（Desmond Thomas Doss，1919－2006）因為是基督複臨安息日會的信徒而拒絕攜帶武器和殺死敵人，最後以軍醫身份被派往太平洋戰場。他在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的情況下於日本軍隊據守的鋼鋸嶺拯救了多達75名傷員，而獲授榮譽勛章。惟有埃及法老哈曼才會和成吉思汗一樣發出惡毒而恐怖的格言：“去毀滅，去殺戮，去讓他們滅絕。”
惟有中共，把戰爭變成了滅絕人性的殺戮。1948年國共內戰時共軍圍攻長春，150多天的圍困，城內平民有人逃出，就會遭到共軍的打罵捆綁和開槍射擊。阻止平民外逃以便消耗城內資源，最後導致10-65萬人餓死（參考台灣作家龍應台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共更是對軍人進行長期洗腦教育，將其變成政治機器。朝鮮半島戰爭（1950-1953）第三次戰役時，美軍第八集團軍軍長沃克車禍死亡後，12月5日，李奇微胸前掛著手雷和急救包抵達韓國接替其位置。他下令主動放棄漢城，退守漢江以南。 漢江冰面被美軍炸開。中共士兵冒著零下20攝氏度的嚴寒涉水過江，有的不脫衣服就挑人江中，有的脫掉褲子過江後，來不及穿上就裸體衝鋒。 多年以後，一位美軍退役老兵回憶說，中國士兵因棉褲凍冰，致使雙腿不能打彎，他們只能像木偶一樣僵硬衝鋒。 看到大批士兵在眼前倒下，看著後面源源不斷的士兵蜂擁而上，這位美國老兵說：“我的心在顫抖，握槍的手也在顫抖，當時，我希望有一顆子彈把我自己打死。”
在擁有了核武器和可能秘密研發的生化武器以後，一個東方魔獸終於崛起。它將以中共頂層智囊所鼓吹的“超限戰”，無視人類的一切宗教信仰，無視人類的一切道德準則。2018年，中國南方科技大學生物係教授賀建奎及其團隊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將一對双胞胎嬰兒胚胎細胞的CCR5基因進行改造。當中共官方媒體發表正面宣傳報道時，這種無視科研道德和人類倫理的行為立即引發世界的震驚和西方科學家的譴責。震驚和譴責之餘，人們應該看到，二十年美歐西方國家的左傾綏靖主義和“華爾街之狼“的資本主義貪婪，共同培育了一個東方魔獸。從基辛格時代為了遏制和摧垮蘇聯而暗中援手中國，到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克林頓總統喚起的美國民主黨的天真的願望：引入西方資本主義培育中產階級從而致使中國漸變為民主自由國家，全都付出了失敗的代價。中共，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敬畏和世俗道德之約束的政黨，一個任由獨裁者揮舞瘋狂夢想的國家裹挾著一群被政治洗腦的愚昧的民族主义者，開始了世界霸權的爭奪。
作為中共智囊的王湘穗繼《超限戰》之後，撰寫了另一本著作：《三居其一：未來世界的中國定位》。在中國嚴格的出版管制之下，能夠公開出版的軍事和國際政治著作，全都可以看作中共官方的姿態和宣言，可以看作是“定於一尊“的習近平思想的表達。
毫無疑問，在美國和歐盟之外，中共通過“輸出腐敗”的美元援助的“經濟陷阱”，企圖構建“一帶一路”的亞非拉包圍圈，讓自己佔據“三國演義”式的東方第三極，讓一種納粹式的法西斯僭主政治體制成為民主憲政和自由經濟之外的一種名正言順的“合法存在”。而這種“合法存在”或許仍是中共全球霸權戰略的一個階段，延續著1960年代毛派游擊隊革命大輸出的狂想。熱愛民主的人們不得不操心，中共秘密研發的生化病毒會不會也像當年的毛派游擊隊革命那樣輸入自由世界。
II
美國恐怖懸疑小說家迪恩・孔慈（Dean Koontz）像個時光穿越者。他以自由世界之公民的擔憂和先知般的預言，早在1981年出版的小說《黑暗之眼》中，就描寫了一種類似於2019年出現在中國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對美國的襲擊。
一個名叫李晨的中國科學家騙過美國，攜帶著一個磁碟記錄器。
這個磁碟記錄器裝載著過去十年中國最重要最危險的新型生化武
器。他們把這東西叫作“武漢-400”，因為是從武漢郊外一個RDNA
實驗室生產出來的。這是第四百個出自研究中心的人造微生物可行
毒株。
武漢-400是一種完美的武器。它只感染人類。沒有別的生物
能攜帶它。就像梅毒一樣，武漢-400在人體之外不能存活超過一
分鐘。這意味著他不能永久地污染物體或整個區域，像炭疽病毒或
其他微生物病毒那樣。
……中國人能夠利用武漢-400消滅一個城市或是一個國家，
而且在他們衝進和佔領某個被征服的領域之前，他們毫無必要進行
清污。
……尤其，武漢-400比絕大多數生化物擁有更重要的優勢。
首先，僅僅接觸這個病毒後四個小時你就會變成一個感染者。那是
一種不可想象的極短的潛伏期。一旦感染，沒有人能活過二十四小
時。多數人會在十二個小時內死亡。這比非洲的埃博拉病毒還要可
怕。無可想象的可怕。武漢-400的致死率是百分之百。沒有人妄
想能活。只有上帝知道中國人在多少政治犯的身上做過人體試驗。
人們永難發現抗體或疫苗來有效地抗阻。病毒會遷移到腦幹，在那
裡，病毒開始釋放秘密的毒氣，吞噬腦組織，就像电池酸溶解紗布。
它會破壞大腦中掌管整個身體自主功能的部分。受害者會失去脈
息，功能器官和應急呼吸。
流亡美國的反共人士張林——他曾在中國陸陸續續坐牢十六年——提供了一個比迪恩・孔慈的小說《黑暗之眼》更為恐怖的推理論證：中共特工對參見世界軍人運動會的美國軍人投放新型冠狀肺炎病毒，企圖使他們回到世界各地的駐軍基地之後，發生大面積感染，從而癱瘓美軍；乘著美國大亂之機，共軍武力攻佔台灣，進而稱霸世界，實現中共黨政軍大權獨攬的獨裁者習近平鼓吹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任何一個了解中共黨史的人都明白，這個空洞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如同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和傅裡葉那樣天真的烏托邦，也不是充滿血與火的馬克斯共產主義那樣的幻想，而是一個具備了現代科技並且擁有了壟斷資本的狡猾又殘酷的集中營。人們有必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共是個裹覆著漢族文化外衣和虛假笑容的遊牧蠻族。
武力攻台從來是中共的戰略目標。1996年，李登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共軍第二炮兵和南京軍區分別向台灣外海試射導彈，並舉行兩棲登陸作战演习。中共少將劉連昆把共軍的一份“聯合九六一”演習計劃洩漏給中華民國。劉連昆是已知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後第一位充當間諜的共軍將官。這份軍事計劃顯示，演習隨時會轉變成真正的軍事行動：“實彈射擊、越過海峽中線，動用潛艇，攻佔外島。”李登輝秘密派遣國家安全會議秘書丁懋時兩次赴美國求救。美國隨即調派駐在菲律賓的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和駐在波斯灣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趕赴台灣海峽，震懾北京。作為政客的李登輝為安撫民心，公開宣講中共軍隊發射的是沒有實體擊發彈頭的“空包彈”。這引起中共反間諜部門的注意。潛伏在中華民國軍情局的間諜李志豪將劉連昆和其他幾名中共軍官的名單傳回大陸。劉連昆被捕，於1999年被解放軍軍事法院判處死刑，將近200名解放軍軍官牽連受審，30多人被判刑入獄。劉連昆應該是中共軍隊內部鳳毛麟角般厭憎中共而同情台灣，甚至可能還期待著未來中國走向中華民國那樣的憲政民主之路的人。2005年，中共頒布《反分裂國家法》，為武力“統一台灣”提供了法理依據。201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前夕，中共前中將王洪光聲稱：“解放台灣時機正在成熟”。大選落幕，具有獨立意向的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中國大陸旅美學者李毅發表文章稱：“和平統一已無可能”。他呼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應在2017年發動“解放台灣”的戰役。2016年後，共軍戰機開始常態性地繞台灣飛行。
2019年10月18-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舉辦世界軍人運動會，在湖北省武漢市。根據中共官方媒體的報道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消息，在世界軍人運動會舉行前的9月18日，武漢海關聯合軍人運動會執行委員會在武漢天河機場舉行應急處置演練。“演練以實戰形式，模擬了旅客通道發現1例行李物品核輻射超標的處置過程，以及機場口岸通道發現1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處置全過程，演練了從流行病學調查、醫學排查、臨時檢疫區域設置、隔離留驗、病例轉送和衛生處理等多個環節。”
世界軍人運動會過半時，金牌和銀牌數遙遙領先的中國軍隊運動員卻傳出作弊醜聞。國際定向越野聯合會發佈一份聲明指出，中國越野男女運動員得到了“觀眾”的幫助，為他們在賽事路上做了“只有他們自己知道的”標記，預設“秘密小徑”供超近路；這種行為喪失了“道德指南”，而“大規模”作弊為此項比賽蒙上了陰影。
可以說，幾乎每一個中國人自幼就在撒謊和作弊中成長。我還記得初中三年級的《生物》課考試，全班同學都在抄襲，又瘦又高的監考老師——同學們傳說他是個經常誘奸少女的大色鬼——坐在講桌後面打盹。因為不是主課，老師和學生都想應付了事。我有一種惡作劇的衝突，就在試卷上寫了一首表達凌雲壯志的古體詩，以示對作弊現象的諷刺和對同班同學的失望，署名是“二十六畫生”，模仿的是美國專家作家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1938年－）在《毛澤東傳》裡提到的一個情節：1915年，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意欲殖民中國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並準備復辟帝製，懷著救國夢想的22歲的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署名發出征友啟事，欲尋同樣愛國志士為友。到了高三考完大學，我們這些底層人家的孩子就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被那些權勢人家的子女冒名頂替。2009年，新聞媒體報道了羅彩霞被同班同學冒名頂替的醜聞。羅彩霞在高三復讀一年後考上天津師範大學。直到大學畢業，她才發現自己的同班同學王佳俊在其父親王崢嶸（隆回縣公安局政委）的操作之下，冒用羅彩霞的信息和第一次高考成績，進入了貴州師範大學。大一時，遠離鄉下來到省城的我常常因貧困而挨餓。為了掙一點生活費，我當了一回“槍手”，在一次成人教育考試中幫別人替考。買通監考官，偽造准考證，尋找替考者，這一切，就像一個龐大的地下產業鏈。我曾兩次作為武術運動員，參與作弊。一次是代表我所在的母校，參加省級少數民族業餘運動會。校方為我和另一名運動員偽造了身份證。我的民族改為土家族，另一名運動員的民族改為滿族。其實，我們兩個都是漢族。另一次，我以少年宮教練的名義參加了比賽。到了比賽時，我才發現，幾乎每一個派出運動員的單位都在作弊。他們甚至從外省請來國家級的職業運動員為他們掙得榮譽。我還為一位省委黨校的教師抄寫過一本書。這本書成了他的“科研成果”。
沒有神之敬畏的國家，人的虛榮和逐利的貪婪無以復加地倍增。而每一個在這謊言國度裡生活過的人，他/她的罪必然在這惡上有份了。
或許真像張林推理的那樣，美國人喜愛清潔的習慣避免了中共下毒的詭計，結果卻導致作為生化武器的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先在武漢天河機場擴撒，感染了中國人。為了掩蓋這個陰謀，轉移美國的注意，中共又在華南海鮮市場投放了病毒，將病毒的感染源歸咎於蝙蝠。
中共習慣性的撒謊和毫無底線的邪惡，不得不催生人們無遠弗屆的想象。一個月後，中共當局更可怕的作弊，為世界帶來的不僅僅是一次尷尬的醜聞，更是一場瘟疫的大恐慌。同時，這也激發了人們另一種無遠弗屆的想象。
一位流亡美國的億萬富翁用他一貫的“老領導內部爆料”的魔幻般的“革命”方式，暗示這場瘟疫的背後隱藏著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許多“爆料革命”的追隨者或許會想：“這是一場政變的前奏，因為生化時代的病毒武器，改變了傳統的軍事政變方式。”中共黨魁習近平和王岐山聯手自2012年以來掀起政治清洗式的“打老虎”“反腐敗運動”狂潮，把海外盛傳準備舉行政變的“新四人幫”全部抓捕。他們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從2012年到2020年，中共黨政軍及國有企業負責人（副部級和副軍級以上高官）合計273人被查處。“新四人幫”的背後，老謀深算的中共前黨魁江澤明像個古代深宮裡的太上皇，默默地操控著中國的政治。雖然他的前鋒一個個黃沙折戟，但他仍然以多年前在黨政軍內培植的盤根錯節的權力網，維護著一個家族部落式的權力。那些被查處的高官的親信，也許時刻夢想著復仇。生化病毒極有可能成為發動政變的秘密武器。
III
遭到多人質疑，極有可能出自武漢P4病毒實驗室的CoV2019肺炎病毒，自始至終，都以其自然屬性和人為賦予的政治屬性而存在著。它以其自然屬性感染人的身體，又因人為賦予的政治屬性而侵蝕公眾的大腦，就像科幻懸疑小說描述的那樣。這是病毒演化史上最為特殊的景觀，只在中國式的極權主義社會裡才有可能出現。
有必要為世界保存一份極權主義病毒傳播學的樣本。我們不需要斯拉沃热・齊澤克（Slavoj Žižek，1949-）用雜技般的哲學術語堆砌而成的闡釋：《清晰的種族主義元素到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歇斯底里》。又是一次對西方的批評。但我發現，齊澤克對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的哲學闡釋沒有體溫和疼痛，也沒有意識到這場瘟疫背後的極權主義政治的邪惡。不是有人“試圖淡化疫情”並為之“應該感到羞愧”，而是有人利用疫情完成了納粹式的統治。真正羞愧的也不應該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而是縱容和綏靖了中國人之惡的我們世界各處的所有人。我們不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共這朵惡之花與培養了它的中國人這片深厚土壤的關係。我們不能清晰地透視中國人培育的這朵中共的惡之花反人類的本質。與此同時，我們中國人全體正為多年的自私自利、残忍暴戾和無知愚昧付出慘痛的代價，甚至殃及別國的人民。我們應該為之感到羞恥。我們正在承受的，就是這種常年被忽視終而火山般爆發的疼痛。我們必須正視我們自己的恐懼，我們自己的怯懦，我們自己的罪與惡，我們自己的“黃漢”種族主義，必須正視舉國沒有一個英雄的事實。沒有英雄，人們就製造英雄的幻覺：撫慰群眾焦慮的官方專家，把真實訊息當作護身符一樣在熟人社會私密傳送的醫生，以比干剖心式的君諫姿態用半白不白半文不文的腐朽漢語發出呼籲的體制內學者。沒有愛，人們就製造愛的幻覺，CCTV的新聞聯播和春節聯歡晚會那種鋪張浪費的愛，整個社區的人敞開公寓樓的窗戶對著瘟疫瀰漫的空氣齊唱紅色歌曲的宏大敘事的愛，“武漢加油”的“文革”口號式的愛。唯獨缺失神-人之律法契約下的救贖恩典的神聖之愛，愛鄰人如己甚至寬恕敵人的愛。而加速度的隔離、傷害和滅絕卻被掩蓋。一面是長此以往的國家機器的傷害和滅絕：杜絕救治任其自生自滅、搜捕-隔離可疑的肺炎感染者；一面是官方從民間重新喚起的巫術詛咒的傷害和滅絕。自流井區仲權鎮黨委政府的宣傳橫幅寫著：“故意隱瞞，不主動自行隔離，斷子絕孫。”白浪街街道辦公室的宣傳橫幅寫著：“這個時候你在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向你索命的孤魂野鬼。”一個用現代化的景觀堆砌而成的社會，一夜之間，就撕開這層假面，暴露出其原始部落的真相。
二戰前驚恐於納粹德國的可能侵犯而寫出戲劇《白色瘟疫》的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1890-1938）反諷式的想象變成了現實。戲劇中神秘而恐怖的傳染病來自亞洲，出現在一個法西斯行將掌權的國家。這種白色瘟疫只侵害四十歲以上的人。一個醫學專家幻想著找到診療方法以便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他還擬定計劃把有症狀的人送往嚴加看管的拘留营。在劇末。白色瘟疫使該國的獨裁者一命嗚呼。
中共當局用了十天時間就建起了兩座軍隊掌控的拘留營式的收治所：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CCTV用航拍鏡頭和大型搖臂鏡頭拍攝的電視直播向全世界宣揚“中國速度”。高峰觀看人數達4000萬人。2月31日，工人在建築工地上爆發衝突，展開群毆混戰，CCTV的直播隨之中斷。兩座醫院的命名採用了中國的巫術：火神和雷神驅瘟神的神話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剋的理論。醫院裡沒有任何醫療設施。一條從建築工人的手機視頻上流出的畫面顯示：單獨的房間，只能進不能出的門，像一座巨大的拘留營。沒有人知道被送進去的重症肺炎感染者會不會活著走出來。沒有新聞媒體報道住在這兩座醫院裡的病人的狀況。從武漢封城後勉強傳出的故事，我們看到的是：主人公的命運到火神山醫院為止。在線廣播節目“故事FM”中，一位名叫阿念的26歲的女孩，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IV
第一通電話：一張死亡卡 1 月19 日，我坐高鐵回武漢過年，後面幾天開始腹瀉、高燒。
從北京回來以後，我就沒出過門，我想應該不可能是肺炎。
朋友們都提醒我要小心，於是我去網絡在線問診，得出的結果是普通感冒加上急性腸胃炎。
2 月6 日的時候，我外婆開始出現嘔吐的症狀，吃不下飯。我媽說要把老人送去醫院，但當時武漢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了，我怕本來沒病的，送去感染上了怎麼辦。
後來我外婆已經演變成完全無法進食的狀態，情況真的非常危險了。我媽說：“不管怎麼樣得試試。”
2 月10 日晚，我爸媽帶著我外婆去醫院，留我一個人在家。
那一晚真的太難熬了。凌晨3 點多，我爸打電話給我：“你快收拾一下過來做個檢查，你媽和你外婆可能都疑似了。”
聽到這句話的瞬間，真的感覺眼前一片漆黑，好像有什麼東西掉下來，重重地壓在了我的身上。
在醫院拍完CT 後，我去看外婆。
外婆手上掛著三瓶水，躺在椅子上，有一點半昏迷、特別虛脫的樣子。
然後聽到她說：“這裡好冷，好冷。”我當時就把羽絨服脫下來，披到她身上。
就在一瞬間，外婆非常激烈地反應，她說：“你穿上，特別冷！”這幾個字打在我心上，特別難受。
我好害怕這是她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CT 結果顯示，除我以外，我家人都是雙肺感染，血常規有炎症，懷疑是病毒性肺炎；我是單肺有纖維灶，沒有炎症，病症非常輕。
幾個小時以後，我們又順利地排到了核酸檢測。
你會進入一個小黑屋，像醫院的注射台一樣，上面有兩個小圓孔，然後你把頭伸過去。裡面的醫生會拿一根長長的棉簽捅到你鼻孔裡，她還會在你的鼻腔裡軟骨那個位置轉一轉，撓一撓，特別疼。
感覺有一股涼氣從鼻腔直通天靈蓋。我長這麼大第一次知道原來我鼻腔裡還有這麼長的一條路，曲徑通幽的感覺。
核酸結果大概兩三天後就能在網上查到。2 月13 日中午，我爸先查了自己的，發現是陰性的時候，特別開心，好像得了奧運會獎牌似的，擺出了勝利的姿勢。
我想我爸都是陰性，那我肯定沒事兒，隨便查了兩張卡，然後截圖發到我們家庭的微信 群裡，還很得意地說：“你們看，我是陰性。”
過了一會兒，我爸很認真地看著我說：“孩子，不對啊，你怎麼是陽性？！”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如此崩潰的樣子。他雙手撐在桌面上，不停地說：“肯定不是你，肯定是錯了。我們四個是連在一起的，陽性的肯定是我們。”
前一秒他還在為自己的結果是陰性而興奮，現在卻說陽性的一定不是我，生病的一定是他們三個中的一個。
就好像，有一張死亡卡被我抽到了。他們說：“不行，這個不是你抽到的。”
每個人都希望死亡卡是自己抽到的。
第二通電話：第64 床病人 我知道核酸結果的當天就來“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了。
我外婆雖然檢測結果是陰性，但根據臨床診斷，判定為肺炎重症，被送往火神山醫院治療。
我父母也隔離在了不同的地方，一家人現在四散在各處。
方艙醫院裡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很近，真的是“同病相憐”。
病友A：你不要哭了，你屋裡頭什麼情況啊？我屋裡頭5 個，她（阿念）屋裡4 個人。
病友B：有個7 歲的小孩一個人在家，沒人照顧。
阿念：不要哭了，這是社區必須要管的，你打電話給社區投訴，或者打市長熱線，要不然我幫你打。
病友C：你趕緊在網上求助。
病友A：你要堅強一點，這個時候女人是一個很強的精神支柱，男人沒有女人堅強，他會很快崩潰的，女人越是這個時候，越是有韌性。我家裡現在就是我老婆一個人在主持大局。原來很多大事情都是我做的，但現在她才是我們家的主心骨，所以你也是一樣，你不能崩潰，你要堅強。
今天早上，隔壁64 號床的大姐姐病情好像惡化了，醫生說要讓她轉院。
她坐在床邊，我就這樣看著她，心情很複雜，彷彿看到了自己未來的命運。
她長了張圓圓的臉和眼睛，栗色捲髮，很清秀，但是臉上蓋不住有歲月滄桑的感覺。
突然，她慘笑了一下，對我說：“他們說我要轉院，肯定不是好的結果吧？應該是病情嚴重了吧？”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然後她就和我講起她自己的故事了。
姐姐的老公得了腦動脈血管瘤，前陣子動了手術，大姐因為一直在醫院照顧他，感染了肺炎病毒。
她還有一個16 歲的兒子，老公現在無人照顧，三個人就這樣困在了不同的地方。
讓我很揪心的一點是，姐姐現在都還沒有把真實情況告訴自己的母親，每天還要裝作一切都很好的樣子和母親報平安。
“如果告訴老人的話，她還有活路嗎？”
我也沒有繼續追問。她自己又說：“先不告訴她，萬一我能活呢？”
如果你看過一個人特別絶望的眼神，你是不會忘記的。
姐姐收拾完東西后，在床上躺著，眼睛一直盯著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過了一會兒，她把發的軍大衣蓋在了臉上，偷偷哭了一會兒。
我在旁邊目睹了她跌宕的心情，什麼也做不了。
我今天覺得特別累，後來就睡著了，等我一睜眼，那邊已經是一張空床了。
床頭貼著的，關於她的名字、醫生、病情，所有的東西通通都消失了。
我曾經害怕我認識的人會成為統計數字裡的一個數字，結果我自己成了確診，變成了某個名單上的一個數字。
這個姐姐也許將成為另一項什麼數字，但我永遠不會知道了。
我只知道她是64 號。
第三通電話 ：一夜長大 今天終於看到廣場舞了！
中午的時候，方艙醫院最中間的大喇叭開始放音樂，我們都圍了過去。一開始跳的呼吸操，非常簡單的動作，沒做幾下我就累了。
後來她們真的跳起廣場舞的時候，我看得眼淚都掉了下來，真的太燃了。
特別是今天舞群中的C 位大媽，穿著粉色珊瑚絨的睡衣，特別自信地教大家怎麼跳。
然後有人問她，這首歌的舞你會跳嗎？她特別自信地一甩頭。
“我跳舞從來不挑音樂，什麼音樂我都會跳。”
我當時就被打動了。隔著口罩，我能看到她的微笑，雖然整個經歷也許是痛苦的，但此時此刻，她是無比快樂的。
說實話，我在這裡每天聽到的都是哭聲，真的好慘。
我找護士申請完了以後，我爸來找我了。
他們早就知道外婆的狀況，但是一直沒告訴我。他們覺得我知道了一定會去。
但是火神山比方艙危險多了，我爸說：“你不能用你20 歲的生命換你外婆90 歲的生命。”
說實話，我以前也很功利地認為，一個年輕人去救一個老人，好不划算，特別是如果這個年輕人是高材生的話，那就更不值得了。
但在親情上沒有衡量，沒有值不值得。
我媽非常痛苦，一邊是她母親，一邊是她的女兒，她都想救，可是她握不住。
突然接到我媽的電話，她說：“你問一下可不可以轉院去火神山，你外婆現在不是很有求生欲，她很痛苦，不想活了。”
我媽希望我能過去照顧外婆。
“也許她跨不過去了，至少你能見她最後一面。讓她走得安心。”
聽到自己的媽媽說這樣的話，我真的心如刀割，我想現在就去火神山。
但轉院的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不僅需要方艙這裡放人，火神山空出床位，還要有關部門批准。
我把東西打包好，坐在床上，等他們喊我轉院，但是一直沒有等到。
我爸媽找我視頻，對我說：“你年紀太小了，症狀太輕，不被批准過去。”
我下意識是懷疑的。我很生氣：“你們是不是騙我，不想讓我去？”
我爸黯然地說：“你別多想，火神山床位這麼緊缺，那一張空床有別的重症病患需要，不能讓兩張床只救你外婆一個人吧。”
我覺得他說得對。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對的，可為什麼就這麼讓人難受呢？
我們有太多自私和無私之間的衡量。我明明知道什麼是應該做的，可我還是會有自私的想法。
那個時候我腦海裡想的是：我幫外婆蓋衣服的那個畫面，會不會成為我們的最後一面？
今天在申請轉院的時候，我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旁邊有個女人問我怎麼了，我簡單和她說了下情況。
她說：“這有什麼，我媽昨天剛去世。我們都這樣。”
我當然不接受這種說法，痛苦是不可以被衡量和比較的。
但是你能感受到，在這裡，所有的情緒就像波浪，有高有低。一浪打過來，讓人痛不欲生，下一個瞬間，也許她就站在廣場舞的隊伍里，奮力地舞動著。
他們的悲痛，你看不見。
我現在恨不得立刻就去火神山，但我不想再打擾醫生護士，也不想讓我爸崩潰。每一個選擇都好難好難。
在我爸媽眼裡，我還是個被捧在手心的孩子，特別幼稚。
可我卻用一種極其疼痛的方式長大了，它不是循序漸進的，是時代的大手拔苗助長，硬生生把我從土裡拔了出來，拉扯著我全部的情感。
好像一切都不一樣了。我爸這種說話特別不好聽的人，最近每天都給我們在微信裡發紅包，紅包上都會寫上一句暖心的提示：“我愛你們，盼早日歸。”
V
2 月19 日，阿念獲准轉移到火神山醫院。轉院的這一天，她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寫了四個字：義無反顧。故事FM的編輯說：“阿念，希望你能平安健康地回來，我們在北京等你。”可是，從此之後，再也沒有阿念的消息，仿佛火神山醫院就是奥斯维辛集中營。人們馴服而安靜地坐上運輸工具，馴服而安靜地，在集中營的焚化爐裡消失。那是在1940年代。2020年的火神山醫院，人們只是在2月16日的一夜暴雨過後，看到一條從工人的手機視頻上流出的畫面：雨水嘩嘩，從天花板流下，工人在匆匆補漏。
1月23日凌晨2時，官方宣佈預警，武漢將在本日封城，所有交通工具全部停止運營。1100萬人口的城市像是突然進入了戰爭狀態。這給人們帶來了莫名的恐慌。擁有私家車的人連夜出逃。網名“于辰辰Barbie”的人在新浪微博發文，說他與一位發燒的朋友吃了退燒藥降下體溫，躲過高鐵站入口的測溫安檢，逃到上海迪斯尼遊玩。一個名叫顏紫珣的女子搭乘飛機前即已出現發燒和咳嗽症狀，她卻吃下退燒藥，混過機場安檢，成功進入法國後在微信朋友圈發訊息炫耀，致使法國衛生部長阿格里斯布辛（Agnes Buzyn）不得不在1月24日證實：該名女子已被找到並在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異見作家黎學文本來訂好了23日中午12時的機票，準備飛往廣州。獲悉封城的消息，黎學文連夜改簽機票。凌晨2時許，黎學文去接老人。攔住一輛出租車，一家人趕赴機場。若是再晚半個小時，高速高路就會封閉。黎學文自行在廣州居家隔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他說：“短期內不會有騷亂……但是時間一長就難說了。武漢市一直沒有給予公眾足夠的知情權，沒有真實數據，大家內心都很惶恐。”作家野渡說：“現在所謂封城是官方的一種恐慌式的應急反應。後勤安排和人力支援全部沒有做，這可能導致人道災難，甚至可能比疫症所造成的危害和帶來的災害更大。民眾在生存的前提下當然可以選擇離開。”
2月1日，一位網名叫“六月”的女人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寫下這樣一段話，用來描述武漢封城後的情狀——大家好，我是武漢人。
每一天的清晨和深夜，我的丈夫都撫摸著我的淚水，一次次低聲說，什麼也不要說，什麼也不要發。
從1月21日到今天，我經歷了疑惑、緊張、失望，傷懷，憤怒，痛恨，悲慟，此刻，我要說的這些，堅定而安靜。
我在旋風激流的中央，我很清楚，我要說的每一句話，都要鎮靜而幹凈。
我不需要你們問候我的安好，我很好，我在武漢的家裏，沒有出門，衣食不缺，但我不能無視這座城市的哀嚎。
電視機裏歌舞昇平，這座城市已經休克，空無一人的街道，此起迴蕩的只剩下，救護車的呼響。我曾幻想過無數的末日情景，卻未見一個來得如此靜謐。
哦，忘了告訴你，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路口、和每一個方向，全是紅燈，無車通行，無論等多久，也不會出現別的顏色。
一開始，街上突然有人走著走著倒下去，市民們瘋轉著各類倒地的視頻，我也覺得玄幻不信。後來，看見醫院的視頻裏，有倒下的人，我們將信將疑。
直到昨夜，一名律師的鏡頭下，醫院的大廳裏，有一個坐著死去的人，我無法告訴你們，我怎樣看到了他。他坐在那裏，已經死了，連數字都不是。旁邊全是密密麻麻的人，等待著命運給一個獲得盒子的機會。
律師還說，有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舉著吊瓶坐在醫院外的寒風中，支個桿子輸液，他哭著說曾經和家人吃過飯，和朋友打過牌，如果自己中了，那他們該怎麼辦。
我家人認識的一位順豐快遞員，他感染了，導致全家感染，沒有醫院收治，他的妻子還懷著孕，我聽到的時候，裝作沒有表情的樣子背過身去。
我愛這個國家的人們，撿廢品也要捐錢的老頭，上前線不眠不休的護士，自發接送醫生的司機，民間的義工，熱血的建築工人，捐錢捐物的海外學子，我越愛你們這些人，我就越難抑哭泣。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這個國度便會太平盛世，我們會聽到齊聲的吶喊，會自豪於富裕和強大，我們會不斷歌頌今日之英勇，但目睹過故事的我，拒絕在未來看見那些掌聲與表彰。
我只希望你們記住，這座城市經歷過的嗚咽與哀嚎，那是幾萬個家庭，若真要問數字，我告訴你們：每一盞熄滅的燈，都承載著五公升的眼淚，那些痛，不該被原諒。
母親們懷胎十月，孩子牙牙學語，十年寒窗苦讀，一生勤勉奮鬥，六個錢包 買房，只等平安度日，一切，終於絕望，埋葬於無聲。
誰，來還這些人的一世辛苦。
我不談政治，不關心權力，我自知無能，不議朝堂。
但我不想你們在每天無數混亂的聲音中，看不見飽受苦難的我的人們。
我們自幼聽話，真的很聽話，可以排隊十小時，等一個門診的號碼，我們願意封城，願意封家，甚至低調沈默。
我們讓渡了所有的權利，求一個庇護。
可是危機來臨的每一天，我才痛徹心扉地明白，烏穹之下，沒有倖存者。
謝謝看到這裏的你，我不需要安慰，我只希望你們記住這座已
經無力哀嚎的城市，它不曾被洪水衝垮，卻溺於愛它的人民的眼淚。
那些在公寓住宅裡被強制隔離的人，半個月之後，出現了精神癲狂。住在27層公寓樓的一個人一把一把撒下人民幣，像秋葉一般。
沒有人救治的肺炎感染者卻四處流浪。一個穿好藍色花紋壽衣的老者哭喊著給家人打電話：“我不想活了。如果我明天好不了，你們就關上門，不要再等我。我不知道怨這個世界怨政府還是怨自己，我不知道怨誰呀。我就要爆炸了。我真的受不了啦，老天爺……我真的想殺人了，讓民警開槍一槍把我打死算了。我精神崩潰已經……”然後，他一頭栽倒，死了。
一位名叫肖紅兵的五十歲的卡車司機，在1月7日拉著一車貨從湖北荊州出發，1月25日知道疫情嚴重，身在四川的他想要回家，卻發現到處都是交通管制，而他的湖北車牌號像個罪犯的標記，服務區不讓進，高速路口不讓下。他開著卡車遊走在高速公路上，整整七天，當一陣陣睡意襲來，他就猛摑自己的臉。
穿著白色防護服的武漢警察衝進公寓，抓走哭喊的一家人去強制隔離，或者從公路邊抓起一對戀人塞進密閉的鐵箱，鐵箱裡傳出女人驚恐的吼叫。鄉村幹部和公寓小區的保安戴上紅袖箍，這些平時遭人忽视幾乎不存在的卑微的人突然之間像是找到了主子的打手，對著沒戴口罩的人就是一頓響亮的耳光。
絕望的人開始跳樓，或者上吊。滯留在雲南因為交通管制而不能轉場的養蜂人劉德成眼看著一箱箱的蜜蜂在死亡遭遇破產的他最後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樹上。
VI
一切都變得魔幻起來，超出了卡雷爾・恰佩克的文學想象。只有卡夫卡的小說《城堡》才能比擬武漢封城後的荒誕。每個人都變成了土地測量員K，在接到聘用通知函以後前往城堡應職的路上，陷入迷宮般的人際糾纏。正如紀錄片導演熊文傑所說：“武漢肺炎病人只有確診才能住院，而確診需要核酸試劑盒檢測，檢測又需要先到網格式管理的居民社區提交肺部CT結果和血常規報告，然後在居民社區排隊，由社區管理處報到街道辦事處，再根據輕重緩急對接醫院的新開牀位，發放住院申請單。可是，測試盒永遠排不上號，沒有測試，就無法確診，不能確證，就無法上報，申請住院。無數的病人就這樣陷入死循環，在等待中，病死於家中。這些至死也未能確診的人，不會被計入‘確診死亡’病例的數字裡。這場瘟疫不知讓多少個武漢人倒下，又不知有多少位患者體溫燒到如同這座火爐城市的盛夏，多少個家庭紛紛崩塌。他們從一個活生生的肉體擺成了尸體袋上的編碼。”
但是，卡雷爾・恰佩克的戲劇中最讓人期待的想象——瘟疫也讓該國的獨裁者一命嗚呼——卻沒有在中國變為現實。中國的獨裁者遙遙躲避在幽深的中南海，從未探訪武漢。只有一個坐了多年冷板凳的鬱鬱不得志的中央常委李克強（國務院總理）在2月27日匆匆走訪了武漢。又是一場官方媒體製造的無聊的政治秀。當李克強問：“有沒有困難？”一群醫護人員高喊著：“沒有”。可是，2月24日，從廣東第一批趕赴武漢身處抗擊疫情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在《柳葉刀》雜誌在線發表一篇通訊：《世界，我們需要幫助》——除了身體上的疲憊之外，我們還在遭受內心的痛苦……武漢目前醫務人員極度短缺，我們需要更多的幫助。我們在此向全球的醫務工作者請求支援，請你們來到中國，幫助我們抗擊疫情。」
2020 年 1 月 24 日，我們作為中國廣東第一批援鄂醫療隊隊員來到中國武漢，支援當地醫務人員共同抗擊 COVID-19。
我們的日常工作內容主要集中在供氧、心電圖監測、管道護理、氣道管理、呼吸機調試、中央靜脈置管、血液透析護理以及一些基礎的護理工作（如醫療廢棄物處理和消毒工作）。
武漢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此前想像中更加困難和極端。這裡的防護物資，如 N95 醫用口罩、面罩、護目鏡、防護服、手套等都嚴重短缺。
由於我們的護目鏡是塑料材質的，需要反覆進行清洗、消毒，現在它們已經越來越模糊，讓我們的視野有點看不清了。我們需要經常洗手，許多同事的手上都長了皮疹，看著非常疼。由於需要長時間佩戴 N95 口罩和穿戴多層防護設備，一些護士的耳朵和額頭上都長了壓瘡。
另外，由於戴著口罩的緣故，當我們與患者溝通時，必須得扯著嗓子喊對方才能聽清。佩戴四層防護手套讓我們的操作變得十分笨拙，甚至不聽使喚，連醫療設備的包裝袋都打不開，更不用說給患者打針這種巨大的挑戰了。
為了節省自己的體能，節約穿脫防護服需要的時間，我們在進入隔離病房前 2 小時就會儘量避免進食和飲水。一些護士的嘴唇上起了水泡，還有的護士因為低血糖和缺氧而暈倒。
除了身體上的疲憊之外，我們還在遭受內心的痛苦。
雖然我們是專業醫務人員，但我們也是人啊。我們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會感到無助、焦慮和恐懼。經驗豐富的護士們有時候會抽空安慰年輕的同事們、嘗試緩解 TA 們心中的焦慮。但即使是經驗再豐富的護士，也還是會哭泣。
我們之所以哭泣，可能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要在這裡待多久，而且我們都知道，自己身為醫務人員，是 COVID-19 感染風險最高的人群。
到目前為止，已有 1716 名中國醫務人員感染 COVID-19，其中9 人不幸犧牲。
由於武漢當地醫務人員極度短缺，來自中國各地的 14000 名醫務人員已經自願來到武漢進行支援。
但現在，我們需要更多的幫助。
我們在此向全球的醫務工作者請求醫療支援，請你們來到中國，幫助我們抗擊疫情。
我們希望 COVID-19 能夠儘快結束，我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保持健康。
世界並未沉默，也沒有冷漠以對，除了北韓和俄羅斯，這兩個中國自以為是的盟友。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DC）國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麥斯尼耶（Nancy Messonnier）早在2月13日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作為正常程序的一部分，世界衛生組織組建了一個專家團隊，隨時待命；美國的專家也做好趕赴武漢的準備，只等中國發出邀請。美國一直沒有接到邀請。接受邀請無關乎中共當局的“面子”，而是關乎人命，不僅關乎中國人的人命，也關乎世界各國人的人命。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所屬國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室主任安東尼・弗契（Anthony Fauci）在最近一個研討會上表示：美國需要了解疫情的實際情況，包括疫情的範圍、嚴重程度、無癥感染以及病毒傳播的情況，因為這對美國的政策決定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去了中國，上了CCTV，像個小丑，陪著大象般的習近平表演了一場蹩腳的“探戈”。有人諷刺說：中國人苦苦等待了一百年，沒有等來“德先生”（Democracy），也沒有等來“賽先生”(Science)，最後卻等來了第三世界的黑人“譚德賽先生”(Tedros)。世衛組織聯合考察專家隊像一個資產階級老年旅遊團，走進了瘟疫流行時的中國，就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走進1930年代革命時期的延安，看到的只能是中共導演的“社會劇場”。紅太陽怎樣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和殘酷的權力鬥爭，遭到秘密處決的作家王實味以及其他一萬名知識分子被迫害的真相，都不會被埃德加・斯諾看到。他只被允許看到毛澤東這一閃閃的紅星即將照耀中國。在一個遍佈著秘密警察和告密組織的社會，在一個專制權力壟斷了一切的社會，獲得真相極其艱難。我在中國的十年記者生涯，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只有秘密的暗訪，才能獲得真相，一旦有官員陪同，除非你意志堅強、品性高潔，否則，難以避免被“藍金黃”（酒肉盛宴、金錢賄賂和美色誘惑）。這是中共慣用的遊戲規則，擊中的是人性最柔弱也最骯髒的部分。
惟獨美國的專家團隊數次發出信息，卻一直沒有接到邀請。這將導致人們不得不猜測，在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大瘟疫的背後，是否藏有驚天的秘密和可怕的陰謀。
VII
一種或許是自然的傳染病卻因政治的獨裁導致一場瘟疫和種種人道的災難，並不能僅僅歸結於集權政治的弊端，就像作家許知遠在感歎了“這該是一個多麼失敗的社會，它是不可能應對複雜挑戰的”之後所說的那樣：“集權堵塞了社會的毛細血管，摧毀了獨立思想與情感的豐富性，而當災難到來時，人們孤立無援、缺乏智識和情感支持，因而更加渴望一個強有力的權力。這惡性循環是悲劇的真正根源。”所有的問題，應該追究於人的主體性的喪失。與工業資本主義早期工人變為機器零件的那種主體性的喪失不同，東方專制+共產帝國的極權主義国家机器上的人們一度曾被政治修辭學美化為“革命的螺絲釘”，實際情況卻是以燃料般的悲慘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當農民的土地被竊取，工人的勞動力被竊取，知識分子的靈魂被竊取，這個國家就只能盛產空心人。空心人被抽象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觀念所填充，被大國崛起的迷夢所填充，被官方製造的政治修辭學裝扮得花枝招展。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偽神學魅影的後面，收割財富和靈魂的“紅衣主教”早已與撒旦結盟。發現這一秘密並向世人勇敢宣告的真正的英雄要麼在流放，要麼在監禁，要麼，就被殺害。
一切有必要對人和事件進行定義和闡釋的權力全從民間予以無限期的沒收，通過專家/網絡警察/新聞媒體/敏感詞自動檢測軟件，這是因為人民讓渡了自己神賦的權力，忘記了律法與救贖的真理。
與1960年代那場餓死2-3千萬農民的大饑荒不同，與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解放軍的衝鋒槍對著和平示威的大學生展開的大屠殺不同，也與2003年SARS肆虐時同樣被遮蔽的場景不同，智能手機和自媒體以樸素目擊者的本能反應捕捉和傳播的那些極其豐富的場景和資訊，微信朋友圈的語音和截圖、錄像直播、新浪微博的留言，在被刪除之前翻過網絡防火墻流傳到境外，反而代替了記者的採訪和可能含有某種意識形態目的的對於事件的扭曲。通過這些不經修飾和改裝的資訊，我們往往能夠比對出一個更加真實的現場。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聞的性質由此發生了改變。但是，觀察和分析的方式需要更有智性的思維和更具世界性的眼光。
我知道自己不是在記錄一場末日般的災難，而是在觀察一種奇詭的戰爭。沒錯，這是一場戰爭。就像自我隔離在家十四天的北京詩人兼獨立電影導演叢峰在批判瘟疫流行時突然出現的暗指美國可能製造了秘密生化攻擊的陰謀論時所說：“某種陰謀論是一切事物的好萊塢大片化。在這種陰謀論中，A和B是兩個對立的國家，仿佛來自兩個星球一樣毫無關係。對B來說，A是邪惡的，“我們”——B——是正義的，而A的一切行為都是針對B這個純潔的國家；在B看來，A也一定如此看待自己。A和B是對立的，但奇怪的是，對立的邏輯是相同的。在這種陰謀論中，產生了出租車司機聊政治的那種快意的效果，也充分地調動了吃飯的人們的想象力。但實際上，如果武漢-湖北發生的是一場陣地戰和保衛戰，那麼敵人，以及‘陰謀’，並不是來自那個外部的假想敵，而是來自一場‘內戰’——發生在內部的戰爭，其中的敵人是內敵，the enemy within。”
叢峰可能擔心會被“炸號”，所以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寫下這段話時，美國和中國分別用A和B來代替。在瘟疫流行時的中國，任何獨立思考的公共發言，都不得不採用密碼和暗語的方式，就像在戰爭時期。
把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擴撒的起源推諉給美國CIA的特務活動，這種陰謀論在瘟疫流行時的中國民間甚囂塵上，甚至武警部隊的宣傳科發給戰士的微信訊息這樣寫道：“經研究，我們發現製造和向武漢投放病毒的是美國，殘害我們生命健康的始作俑者也是美國，當真相進一步大白於天下時，美國居然害死了NBA籃球名將科比，以轉移人們的視線。然而，這矇騙不了中國人！美國的做法天理難容，我們應該謹慎考慮與其的關係，堅決拿起手中的槍。”
這種極權主義國家為了掩飾自己的陰謀和無能而轉嫁美國的做法，早在1980年代艾滋病成為全球瘟疫同時也讓非洲那些極權主義政府陷入沼澤般的災難時，就曾出現過。起先，西方科學家和新聞記者出於合理的懷疑，開始追蹤艾滋病在那片“黑暗大陸”的可能起源時，那片“黑暗大陸”的人們因為長期的自卑而養成的種族式的傲慢很快就被邪惡的極權主義政府激發而起。在艾滋病奪去上萬人生命的扎伊爾及其他中非國家，發動了針對西方的反擊。那裡的醫生、學者、記者、政府官員以及受過教育的普通人，這些無能之輩，共同製造謠言式的輿論，指責美國人因為一次細菌戰（為降低非洲人口）的失控，把艾滋病毒帶到了非洲。冷戰鐵幕另一端的蘇聯官方喉舌《文學報》迅速捕捉到這一謠言，於1985年10月刊登文章說：艾滋病毒係由美國政府在馬里蘭州德里克堡的生物戰實驗研究期間一手策劃的，後來被作為實驗品的那些美國士兵帶到了非洲。經由莫斯科英語電台的再次播送，這則消息又被世界各地的報紙和雜誌採納，除了美國的新聞媒體。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證了新聞自由。而憲法保證的新聞自由為尋找事實真相鋪平了道路。很少有什麼陰謀或謠言能夠躲在新聞的聚光燈下僥倖存活。
VIII
美國發出四級旅行警告。各個國家加快撤僑。世界國家對中國遊客實施入境管制。美國和澳大利亞甚至宣佈：禁止瘟疫期間曾赴中國的旅客入境。十萬準備前往澳大利亞的留學生滯留中國。澳大利亞教育部長緊急聯繫各大高校開會，討論出來的結果是：網絡授課。中國學生哭喪著臉說：“我們無法打開外國的網站，連Google都上不了。”與中國毗鄰的朝鮮、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蒙古國關閉了邊境通道。俄羅斯宣佈將驅逐兩名已經確診感染的中國病人。約有四十個國家出台措施，要求中國公民入境填寫並提交健康狀況申請表，或在入境口岸接受體溫檢測和疫情篩查，發現疑似病例即刻隔離觀察。全球四十六家航空公司停飛中國航班。
蒙在鼓裡的，仍然是瘟疫流行區處於軍事管制狀態下恐慌失措的“人民”。起源不明的病毒nCoV2019，彷如隱形的蛇蝎，密密麻麻地佔據了每一個角落的空氣。死神的魔影籠罩著整個中國大地。各個城市的醫療系統全面崩潰。醫院裡擠滿了需要診斷的病人。這造成更大面積的交叉感染。平時就人滿為患的醫院，在瘟疫爆發時，已經沒有能力確診誰是肺炎病毒感染者，連醫院的過道裡也躺滿了虛弱的病人。好幾具尸體停放在過道裡卻無人處理。在醫院的候診大廳，在城市的人行步道，在廣場的街角，在電車裡，在停車場，都有呼吸衰竭倒地而亡的人。自媒體時代的監控錄像和智能手機，猶如全景式攝影鏡頭，來自武漢、重慶、南寧、北京……紛紛把這些悲慘而絕望的死亡景象傳上網絡，給予人們足夠的理由去質疑中共當局對感染人數的政治統計學控制：2.1%的死亡率。
抗疫前線的醫生和護士已經精神崩潰。他們晝夜工作，竟連口罩和防護服都稀缺到不得不用手術床單、礦泉水桶和A4文件夾的塑料膜來自己製作。一個護士哭喊著：“我受不了啦……”一位醫生在電話裡對領導喊叫：“你們做了什麼？你們做了什麼？還他媽一天四個班。我們不想活？你自己看……你們到底想幹什麼？你們把躺在地上的病人都拿走……”他們用最粗劣的武器對抗著一種新型的生化病毒，結果連自己都不能保護。彷如一種自殺。
2月11日早上8時41分，一位網名叫“石頭的媽媽2020”的醫生在新浪微博上發文：“接到護士長的電話，說有床位了，讓我準備住院。辦理住院手續的時候，路過住院部的過道，剛好碰到了科室的一位同事，寒暄幾句後，她突然崩溃大哭起來，說她好累好怕，而且我們中心醫院已經有150名同事陸陸續續確診或者疑似感染，防護物資也快用完了，實在太心疼了……”
但是，中共的政治修辭學把這種醫護人員的悲慘境遇表述為英雄主義。全世界募捐的救援物資源源不斷地運來，卻被海關、郵局和中國紅十字會的官僚攔截後，露天堆放，或是送給了各個政府機關神秘的“領導同志”。被醫生鑒定為“疑似肺炎感染”的病人得到的建議是：回家自行隔離。擔心會傳染給家人的“疑似肺炎病人”張弛，沒有醫院收治，酒店又歇業，最後流落街頭，等待死亡。他曾是武漢足球球迷協會的會長，以一種愛國主義的執著常常為人品低劣、球技極差的國家足球隊助威。他一定感到自己被熱愛了半輩子的祖國拋棄了。
另一個夜晚的流浪者在微信朋友圈發文：“除了我，還有一位拾荒的老人，再也看不見第三個人行走。江邊的燈光閃爍，天空如同被蝙蝠的翅膀籠罩般，讓人喘不過氣。……就在剛才，17：30分，有一個人從司門口的橋上跳下來了。生前他一直站在橋上哭，哭的很憂傷，很絕望……在這條寂靜的街道上，他的哭聲和吶喊聲歇斯底里，每一聲都刺痛路人的心底。他哭訴的大意是：自己被感染了冠狀病毒，家裡不能呆，怕傳染給妻小，醫院也沒有床位了，在外面暫且租的房子，去看病卻沒有公交車，要走很遠很遠，人的體力跟不上，現在連吃的都沒有了，生不如死啊……那縱身一躍，了卻了世間所有恩怨，鮮血模糊了他的臉龐也打濕了我的雙眼……正準備報警，不遠處來了一輛警車，我向逝者三鞠躬……離開時，警察再三叮囑我：不要在網上發佈消息。我含著淚水笑了……”
人們以最後的勇氣抵抗著死亡，傳遞著真相。但是，眾多的實際死亡者一再突破可能虛假的官方統計數字——從1月30日到2月5日，每天的死亡率卻一直保持著詭異的2.1%——致使殯儀館的火葬場不得不二十四小時連續營業。
表面是行政封城而實際上是軍事管制的範圍逐漸擴大，從一千多萬人口的武漢，到五千多萬人口的整個湖北省，再到浙江省九百多萬人口的商人之城溫州，再到全國的各個城市和村鎮。14億人口的國家像是被上帝之手突然摁下了暫停鍵。自1月23日到2月5日，五十五座城市被封鎖。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實施形同封城的“社區封閉式管理”。村鎮之間的公路被挖斷，省市之間的高速公路被關閉。十三億人躲藏在家裡。封城和封省之前沒有回家的和逃亡而出的武漢人-湖北人突然成了祖國大地上的流亡者。沒有賓館收留他們。趕在春節前從武漢-湖北回到各地老家準備歡度春節的人們，派出所的警察和當地政府的公務員用鐵條和木板封死了他們的住所。一條橫幅標語上寫著：“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緊接著，“獵巫”式的大搜捕開始了。流落各地的武漢人-湖北人、疑似肺炎感染者，成了搜捕的對象。他們像犯人一樣被送進隔離點。
是隔離點，還是集中營？
一位名叫柳琳禕的女士在網絡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寫道：舅舅發燒第11天，雙肺感染，大片無肺紋理透明斑點，這幾天跑了幾家醫院都不能給予確診。今天下午，舅舅被突然接到隔離點，走的時候什麼都沒拿。我們以為是好消息。終於有人重視這些‘數字以外的人’了。然而，晚上舅舅說話十分困難地給我發來消息：隔離點沒有任何藥物，沒有人負責治療。他高燒38.5度，連基本的退燒藥都不提供。請問：這是把一群發著高燒的人關起來統一送死嗎？”隔離點是武漢市硚口區漢西三路維也納國際酒店。柳琳禕@了估計是她能想到的所有新聞媒體，並且說：“我對以上每個字負法律責任。
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會報道她提供的新聞線索，因為中宣部下了新聞禁令。一切消息均需中宣部統一口徑。全國的網絡警察進入24小時工作模式，刪帖，封殺網站，追蹤IP地址，警告或拘留消息發佈者。自詡為“公民記者”的陳秋實在武漢直播兩天後消失了。在醫院裡短短5分鐘時間就拍到8具尸體的方斌憤而喊出“打倒專制獨裁”後消失了，暗訪青山殯儀館天價搬尸工招聘內幕的前CCTV主持人李澤華消失了。中國警察網2月1日發表一篇煽情文章，通報了11天之間在“沒有硝煙的戰‘疫’中八名警察的非正常死亡，其中，網絡安全保衛隊偵查中隊指導員李弦“雙手仍在鍵盤上”卻“倒在辦公桌旁”。
逃亡開始了。武漢人在逃亡。湖北人在逃亡。一個黃岡人木桶當船橫渡九江想要逃往江西，遭到對岸江西人的阻擊。持有綠卡和自由往返簽證的有錢人紛紛逃亡海外。
一夜之間，人民變成了難民。
一夜之間，人民變成了敵人，既是國家的敵人，又是人民之間的敵人。
人民，常年以來，自無神論的中共以僭主身份掠夺了遠東大陸那片廣闊土地的統治權以來，就被賦予神聖的光環。但在神聖光環的下面，人民被竊取得一干二净。那個我少年時代崇拜過的偉大領袖，那個我模仿過的“二十八畫生”，竊取了農民的土地，變成集體所有，竊取了資本家的產業，變成國營企業，竊取了工人的勞動力，讓他們變得連馬克斯在《資本論》裡闡述過的剩余劳动力都不剩。最後，所有人的靈魂被竊取。唯物主義的官方神學只承認人之為人的物質屬性。人是社會生產力的機器。人是拉動內需創造GDP的毫無節制的消費者。人是武器，可以用來要挾、綁架西方的人權政治。人是數字，是數字之外必須迅速焚化的屍體。人是一具空殼，喪失了主體性，卻被填充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甚至黃漢種族主義的麻醉剂。人之為人的理性的判斷力喪失了，人之為人的神聖之愛的靈性感覺喪失了。人變成了簡單的情感動物，易怒，衝動，狂熱，濫情，暴戾。
失去了靈魂的戰爭，將會異常殘忍。
壘壘尸體和層層鮮血之上撒旦的探戈卻是燈紅酒綠夜未央。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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