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訪問李怡，83歲的他，由衷欽佩今日的年輕人有智慧及敢於行動。他說，他那個年代的人對香港前途悲觀，卻沒有行動。那時倪匡跟他說，如果香港有一百萬人聽他們說，出來遊行示威，英國都不敢馬上將香港交給中國，但當時聽的人不夠多。當時整個社會不夠成熟。
無獨有偶，碰巧我這陣子因事翻看當年面對「九七大限」的香港各界評論，有本1984年5月出版，鄭宇碩編的《香港未來之發展》，他的文章摘錄了兩個民意調查，其一是當時尚屬年輕、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組成的香港觀察社1982年5、6月舉行。調查問卷其中一項要求被訪者就列出的五個解決香港前途的方法表示意見：（1）香港歸還中國；（2）香港成為經濟特區；（3）維持現狀；（4）獨立；（5）中國擁有主權，但由英國代為管理。
結果是：95%願意接受維持現狀；64%接受（5）；42%接受（2）；37%接受（4）；26%接受（1）。
再問哪個方法「最理想／唔理想」，以及哪個方法「最有可能發生」。結果最多人（69%）認為「維持現狀」最理想也是（38%）最可能發生，而最多人（55%）認為「歸還中國」最唔理想，但只有7%認為最有可能發生。
其時戴卓爾夫人尚未訪華。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中國表明會收回主權之後，1983年4月，由大專同學社會研究小組舉行的民意調查結果就大大不同了：76%認為中國收回主權是最可能發生，同時認為「維持現狀」「最理想」的跌至42%。
一年前認為「最唔理想」的方法，如今「最可能發生」，香港人並沒有行動，只是調整理想，不再那麼視「維持現狀」為最理想。這當然反映了香港人的現實心態，也用數字印證了倪匡的看法。
但今日回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香港獨立」當時在市民大眾心目中並不是什麼危險標籤，1982年的調查，有37%願意接受為解決香港前途的方法──遠比「歸還中國」（26%）高，到了1983年調查，仍有較多人（7.4%）認為比「回歸中國」、「由中國直接管理」較為理想。只有在香港中國人文化圈子裏，「香港獨立」才是大不韙。（我無緣屬這個圈子，所以就肆無忌憚了。）即使李怡、倪匡，也同樣對香港主權屬於中國深信不疑，相信割讓港島九龍、租讓新界的三個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是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他們的立場是出於對「民族的尊嚴」的認同。李怡引述倪匡所說的，只是出於實際考慮，針對時間：希望令英國不敢「馬上」將香港交還中國。
當時洞悉英國外交、精通中共思想的評論家之中，沒有任何一個預料到中國收回主權二十二年後，會有二百萬香港人遊行示威，捍衛香港的身分和自由。但其實基本原理是一樣的：「不平等條約」的欺凌鑄造了上兩代人不可磨滅的「民族尊嚴」，中共收回主權後對港人自由自治的侵蝕欺凌，如今已鑄造成不分世代、不問和勇，甘為之犧牲的「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及尊嚴。
回顧戴卓爾夫人82年九月訪華，堅持「條約有效」是談判的起點，當時中外朝野都認為過分強硬不利談判，她不管，加重語氣再說一篇：「If a country will not stand by one treaty, it will not stand by another treaty。」38年後，夫人死而有知，必曰：「I told you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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