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編按：每逢家國巨變，或天災人禍，或政權更迭，有人坐以觀望，有人逃竄四散，但總難免心蕩神搖，感慨無限。清末民初之際，一批忠於舊時代的南方士人，為避翻天覆地的改革，從此隱逸，不再望北。然而改朝換代之哀思，勾起清遺民對當年落難南方的宋帝的共鳴，因此互相酬唱之餘，又到香港宋王臺弔念，遂有遺民的詩集《宋臺秋唱》誕生，是流離者對所寄之處和家國興亡的真情紀錄。
丙辰年（一九一六）九月十七，陳伯陶（真逸）邀集旅港的廣東清朝遺民張學華（闇公）、賴際熙（煥文）、汪兆鏞（清溪漁隱）、蘇澤東（選樓）等十餘人，到九龍城宋王臺祀宋末遺民趙秋曉生辰。各人藉以詩詞紀念先賢，憑弔宋末史蹟，並懷緬清室，抒發黍離之悲；其後又邀約粵港兩地遺民互相唱和；得詩詞百多篇，由蘇澤東編輯曰《宋臺秋唱》。羅香林稱此為香港文學之第三期，視其為隱逸派人士之懷古作品，並指出此集使「香港中國文學之懷古詩篇，遂躋於高峰矣」。
陳伯陶（一八五五至一九三○），字子礪，晚號九龍真逸，廣東東莞人。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後官至江寧提學使並兩署江寧布政使，一九一一年移居香港。蘇澤東（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字選樓，廣東東莞人，清末諸生。兩人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不認同民國政府，仍忠於清室，遂與其他遺民，以香港為隱逸避地。蘇澤東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編成《宋臺秋唱》，此集有粵東編譯公司本及陳伯陶「聚德堂叢書本」。一九七九年，潘小磐等將「聚德堂叢書本」及陳步墀《繡詩樓叢書》第二十一種《宋臺集》複印合刊，本文將依此本為準。
陳伯陶：《宋臺秋唱》的中心
《宋臺秋唱》的作者群共計三十四人，除了小部分在作品註明籍貫、姓名及別署三項外，大多只有別署而無名字。潘小磐經過考證，查出了大部分作者的姓名及籍貫，但「永恆」及「遯谷」二人的姓名及籍貫仍然未明。陳伯陶是丙辰年秋天拜祭趙秋曉的召集人，也是此詩詞集的靈魂人物。全集上中下卷、序及附錄（不計趙秋曉作品）共有詩詞文一百一十篇（組），陳伯陶的作品在卷上佔三、卷中佔四、卷下佔十九、附錄佔一，合共二十七篇（組），為收錄作品最多者。其他作者詩文也大多為應和陳伯陶而作。本集的編者蘇澤東的作品有十五篇，僅次於陳伯陶，其作品不少是應陳伯陶而作，例如，卷上《九月十七，宋趙秋曉先生生日，九龍真逸集同人於宋王臺下設像拜之，賦此紀盛》，卷下《過九龍城訪真逸山居》、《寓公以滬上漫成見寄次和並呈真逸》、《次答》、《題真逸瓜廬次淵明移居韻》、《丁巳春陪闇公過真逸瓜廬作》等。從作者籍貫的角度來分析，大多來自珠江三角洲一帶。其中與陳伯陶一樣來自東莞的有十五人，佔了接近一半；其餘番禺八人、香山四人、南海二人、順德一人、增城一人、東安一人、末明二人。由此可見陳伯陶在此詩文集中的地位，也反映了他是香港清末遺民的領袖。
《宋臺秋唱》共上中下三卷。卷上共三十篇（組），主要收錄丙辰秋祭祀趙秋曉的有關詩詞；卷中共二十六篇（組），以陳伯陶所發掘的宋王臺、九龍城的宋末史蹟為主要題材，各人加以吟詠；卷下共五十篇（組），則為遺民們的生活交往之作。另外尚有附錄，載有陳伯陶的《與寓公書》、黃瀚華（薌池）的跋，還有摘自陳伯陶《宋東莞遺民錄》中有關趙秋曉的傳記、《生朝觴客即席用韻．原注九月十七》一詩和《及賀新郎．壽陳新綠》《又．生朝新綠用前韻見贈再依調答之》兩詞。
卷上：祭祀趙秋曉為主
卷上前十八首可分為詩、詞兩組，詩組次（編按：次即次韻，依原作韻腳的用字和次序唱和，是最嚴格的詩詞唱和方式）趙秋曉《生朝觴客》詩韻；詞組則次趙秋曉《賀新郎．壽陳新綠》詞韻。前詩句句押韻，韻腳為下平聲六麻韻：槎、遐、霞、茶、家、加、牙、花、瓜、車、華、賒。陳伯陶二首、吳道鎔（永晦）一首、張學華一首、汪兆鏞一首、何鼎元（玉銘）二首、凌鶴書（孟徵）一首、趙祉皆（吉菴）一首、趙九疇（叔範）一首、趙宗敏（勵吾）一首，三趙皆為趙秋曉後人。後詞押入聲韻，分別是一屋：菊、屋、腹、福、六、竹、谷；及二沃：玉、綠、局、曲、足。陳伯陶二首、吳道鎔一首、張學華一首、黃衍昌（椒升）二首、黃佛頤（慈博）一首。
陳伯陶在他的四首次韻詩詞後有一後記，交代了當時祭祀趙秋曉的因由：「丙辰秋，余輯《宋東莞遺民錄》成，萸節忽過，桂輪漸缺，同人乃於宋王臺下、官富場邊，爇棧香斟桂酒。蠔山馬柱，肆昌黎之筵；甘菊黃精，擷東坡之圃。相與拜秋曉先生生日，並祀諸隱君之靈。於時，園花綻金，山葉染赤，龍湫曉澈，鯉門不波。因和秋曉詩詞四章。按神絃肅靈鑒，雖續貂可笑，庶附驥益彰。」
卷上餘下十三篇（組）詩詞也環繞祭祀趙秋曉一事，但沒有次韻趙的詩詞。從詩題中也隱約可以推測他們有否出席該次雅集，例如蘇澤東題《九月十七，宋趙秋曉先生生日，九龍真逸集同人於宋王臺下，設像拜之，賦此紀盛》，可見他是其中一個出席者。其他有些應該沒有出席，而是事後應邀唱和，例如丁仁長（潛客）詩題《丙辰秋旅港，為真逸校東官（莞）宋遺民錄，既里旋，真逸以祀秋曉先生生日詩見示，索和，賦此卻寄》；又張其淦（寓公）兩詩題《九龍真逸寄示所著東莞遺民錄、勝朝粵東遺民錄，索序，又寄丙辰九月十七日祀趙秋曉先生生日，並祀偕隱諸公詩詞四篇屬和，因賦長歌奉寄》及《選樓成自輓詩索和，久未報命，今又示九月十七日偕九龍山人拜趙秋曉先生生日詩，作此卻寄》，可見皆是應陳伯陶及蘇澤東的邀請而應和，如果他們是其中出席者，自當直接賦詩，無待陳蘇二人寄來作品後才應和。
卷中：吟詠九龍城宋末史蹟
卷中篇首有陳伯陶《宋王臺懷古》的序，指出九龍古稱官富場，「其地東南有小山，瀕海上有巨石，刻曰『宋王臺』」。陳考證諸書：宋末景炎年間，元兵追捕帝昰、帝昺，二王曾駐蹕於此。他更清楚指出，「至元十五年四月，端宗（帝昰）崩於碙州（原註：即今大嶼山），帝昺立。六月遷厓山，不再至茲地」。即是說避地九龍時，在位的是帝昰，當帝昺即位後，已離開了官富場（九龍）。他引《一統志》稱「宋行宮三十餘所，可考者四，其一為官富場」。他又指出「宋王」是舊稱，應正名為「宋皇」。
陳伯陶在《宋行宮遺瓦歌並序》中稱宋王臺東面有「二王殿村」，是宋末景炎行宮舊址。農民在耕作時「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堅如石」。他指出宋軍「兵勢頗振」之時，曾「繕治宮室，為久駐計」。但後來兵敗，亡於厓山。他曾獲一瓦，故「歌以紀之」。
陳伯陶又考究，「宋王臺之北有楊太妃女晉國公主墓」，據「《新安縣志》稱，公主溺死鑄金身以葬，故俗呼金夫人墓」。他說：「十年前，碑址尚存，近因牧師築教堂於上，遺蹟堙滅矣。」
陳伯陶又在《楊侯王廟迎神送神曲》前交代了楊侯王的身世，稱其為帝昰母楊太妃之弟楊亮節。「亮節脫二王於險，又輔政，則生封侯，死封王」，故稱「侯王」。陳伯陶推斷，楊亮節至元十三年四月護宋主至官富場（九龍），「疑亮節道病卒，葬於斯土。土人哀之立廟以祀」。
經過陳伯陶在卷前的四篇序文，交代了宋王臺、宋行宮遺址、晉國公主墓及侯王廟的史蹟，皆與宋末昰昺二帝逃亡、忠臣義士救國的史蹟有關。眾遺老因藉這些史蹟各自吟詠，抒發亡國之悲。除陳伯陶吟詠各史蹟外，黃佛頤也分別吟詠了《宋王臺》、《景炎行宮》、《晉國公主墓》、《楊亮節廟》各一首；而吳道鎔的《癸丑秋日偕九龍真逸、張闇公，伍跫公、賴智公遊龍山，訪宋季遺蹟感賦》一組四首七絕詩，也吟詠了宋王臺、二王村、宋行宮瓦及金夫人墓。計全卷詠宋王臺者有十八首，是眾史蹟中最多；詠宋行宮有五首；詠侯王廟有四首；詠晉國公主墓也有四首。
卷下：遺民們的生活與情懷
卷下共五十篇（組），收錄陳伯陶詩文最多。其他人的詩作，也大多是與陳的應和之作。主題大致抒發「辛亥國變」之後，遺民們的隱逸情懷、對時局的不滿、懷念清室、表達懷才不遇之感，也透露了遺民之間的生活和交往等。以下舉例作一些說明：
陳伯陶在《登九龍城放歌》一詩中，以鯉魚門與其所居地九龍城起興——「鯉魚風緊鮫人泣，鯉魚門開巨鯨入。飛雲蓋海駕轟濤，直拍九龍城下濕。九龍之山高插天，九龍城與山勾連。」再詠及九龍寨「清時置戍防海賊」，但是海賊未平，夷人患亟，邊臣視此地為「雞肋」，棄之而不感可惜！再北望神州，「墮地弓髯萬人哭，城邊野老長苦飢」，他也無奈地在港作「寓公」，那時局「內蛇外蛇鬭未已」，他只能感嘆：「橫流滄海吾安歸？」
又如《大風雨欲渡海訪智公不果》一詩，陳伯陶記一次未能過海探智公（賴際熙）的情景。當時賴居港島，與陳維港相隔，交通不便，唯一的渡輪一遇風雨便須停駛，兩岸隔絕。他「侵晨出門去」，當時「雨氣來濛濛，海鳥各奔避」，最後只能回家「抱膝坐」。形象地交代了當時在港遺民們的一些交往細節。
在這些詩作中，隱逸情懷與懷才不遇的心境是常見的。例如梁樹勳《讀過九龍山居諸作有感次韻寫懷寄呈》第二首中有句云：「霧氣沉沉白晝昏，三年久不出怡園（原註：家園名怡園，自辛亥東歸，家居三載）。四時常醉雞豚社，十畝閒居碌碡村。空有素心懷故國，愧無綿力致中原。愛尋勝境廬同結，車馬門稀合避喧。」交代了辛亥之後，三年賦閒在家，有志難伸，只能效法陶淵明過着隱逸的生活。又如黃瀚華《冬日過真逸瓜廬》，感嘆「中原干戈尚未歇，毒霧一窩鬱蛇蠍」。他只能無奈地「徘徊官富對夕陽，共訪遺民尋斷碣」。並且說服自己「世外滄桑何足論，此中便是神仙窟」。
至於蘇澤東的《過九龍城訪真逸山居》，詩前有一序交代陳伯陶的心境：「真逸於國變後隱居九龍山中，不聞世事。徵書屢下，出岫無心，饒有伯鸞高致。」詩中也歌頌陳不屑出仕民國的心態：「清流恥作出山泉。」另方面仍然表達對清室的哀思與懷念：「悵望故宮禾黍遍，青衫和淚灑蠻煙。」
塑造香港為中原道統繼承者
有關陳伯陶對於九龍城宋末史蹟的考證，學界每都質疑。最早將宋末史事與九龍城聯繫起來的，是德國人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於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歐洲在中國：從起初至一八八二年的香港歷史》一書。據鍾寶賢的考證，歐氏的依據是晚明筆記《崖山志》，而此書本為野史集成，可信成疑。陳伯陶在此基礎上加以發揮，考證中又每多臆測。但不論史蹟真實性如何，陳伯陶對宋史建構的意義實不在於古，而在於今。「辛亥國變」，清室傾覆，陳伯陶等遺民誓不仕民國而避地英殖民地的香港。在此遠離中原的邊陲之地，懷故國黍離之悲，需先接通華夏正統，把這邊陲荒外納入正史之中。所以宋史不宋史並非重點，重點在於建構遺民們的避地合理性。正如高嘉謙在《遺民、邊疆與現代性》一書中說：「九龍和宋王臺的歷史脈絡的重建，在《宋臺秋唱》找到抒情的氛圍和南宋想像。香港不再是傳統避地，而是延續中原政治道統的一個南方坐標。」這才是《宋臺秋唱》及陳伯陶建構九龍城宋末歷史的意義。
文//陳仁啟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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