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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美国CDC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Nancy Messonnier前天说，武汉病毒在亚太以外的国家散播，加重了美国疾控的忧虑。现在已经不是爆发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多少美国人会染病。她提醒公众，要做好日常生活受影响的准备，比如学校停课，不能去公司上班等等。三藩市宣布了地区性的紧急状态，应对新病毒的扩散。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对疫情的反应无乃过份紧张，制造社会恐慌。毕竟美国只有57确诊病例，而且有43例是美国从武汉及钻石公主号邮轮撤回的美国人，美国境内确诊只14人。
但作为一个宪法严格规定由民意授权的国家，对这种关系到人民安全的事，一定是宁紧莫松，必须作最坏的准备，而不是极权国家掌权者的心存侥幸。因为除了三权相互制约之外，还有人民对三权的制约——可以直接表达意见的言论自由。
印度裔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曾经在他的研究中证明，在现代社会里，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他又指出，尽管人类还无法杜绝包括大型传染病在内的大灾难，但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会有利于全社会更早地警觉灾难，尽早地对大型灾难进行预防和救助，而不会为了一个政党统治的所谓“稳定”而贻误时机。民主机制一定能够减少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极权政治会使小范围的疫情酿成大灾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疫情的隐瞒。当权力越来越集中和绝对，对人民和媒体的管控也会越来越绝对。而管控人民最严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政府，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几乎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几天前，大陆网页有一帖文说：“如果武汉媒体是真正的媒体，报社的老总是真正有担当有良知的新闻人，武汉还会爆发疫情吗？”帖文回顾2003年沙士疫情，指出当时广州有几家媒体，尽管也是官媒，却冒着违抗上级意旨的风险，抢先报道了有关疫情。2月10日，广东省委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各级新闻单位一律不得采访报道非典，但是《羊城晚报》当天在头版率先刊发广东有非典肺炎的消息，其后广东各媒体也跟进。2月中旬，南方疫情已趋严重，但此时北方各大媒体依然保持沉默。《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直到3月底才有非典的报道。帖文说，沙士能够较快得到控制，不能不说同这几家媒体的勇于报道有关。
但这次武汉疫情失控，是因为武汉各报社老总没有“有担当有良知的新闻人”吗？2003年广东有几间媒体勇于报道，而到现在一间这样的媒体都没有，这说明基本上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是因为近年来，中共的统治权力已发展到一人专擅的独裁体制了。
2月22日，官媒新浪财经报道，指“最高层重磅定调：疫情得到初步遏制，拐点尚未到来。”初步遏制，不是专家的科学判断，而是“最高层重磅定调”，目的就是要各地除湖北外，强制复工。有什么效应呢？2月23日新浪财经客户端报道：“复工两周，深圳华润万家等多家企业爆确诊，超600人被隔离。”
从美国专家对疫情爆发如此紧张，就知道凭“最高层定调”的复工潮会多么危险。如果中国未来疫情没有新一波的爆发，那完全是因为幸运，而不是基于科学。上周，深圳公安局宣布推出疫情防控期间特别申请通道，让大陆居民赴港。这意味中国疫情若有新爆发，必再度祸及香港。林贱政权对韩国封关，对中国则仍然中门大开，那是怎样的坏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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