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从去年年底瘟疫在武汉扩散，经历了重灾区的浩劫，最近多个省市开始复工。这意味着“人定胜天”，还是意味着“中共败给了病毒”？如果从中共集权体制的运转特性来看，这个集权体制既是这次瘟疫蔓延危机的原因，也是现在复工过程里种种问题的由来，还可能正造就着疫情再度扩大的温床。
一、集权体制优越性？
2月17日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题为《2019年冠状病毒病挑战》的社论说，“中国能够在几天内为受影响的病人建造一所医院。没有其他国家能以这样的速度调动资源和人力。”中共一向认为，集权国家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柳叶刀》的社论似乎在为中共维护这个体制背书。《柳叶刀》是医学刊物，编辑们懂医学，但不懂政治学，更不懂共产党国家政治学。其实，中共的集权体制恰恰是造成这次瘟疫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只“办”它自认的“大事”，才会隐瞒疫情，最后从一城之疫变成世界之灾；“集中力量”的集权体制还可能把坏事当“大事”来办，办得越起劲，祸害越严重。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鼓吹“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后全国饿死三千多万农民，就是最惨痛的灾难。
即就传染病防控而言，隐瞒疫情是这次瘟疫蔓延的主要原因，而隐瞒疫情是中共一向的传统，从1988年的上海甲型肝炎，到十几年前的萨斯，再到这次瘟疫，一以贯之，从来如此（请参见我最近刊登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的《“保密”之祸》一文）。为什么改不了？因为这种规则是集权体制内含的基本要素，中共不会引咎自责，更不会幡然悔悟。
最近为了“办”企业“复工”这件“大事”，当局又开始营造疫情收敛、新增病例数字每日下降的舆论，于是隐瞒疫情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各国媒体也开始质疑这些官发数据。最近钟南山表示，目前对新冠肺炎患者及其他可能的被感染者使用的核酸检测方法，准确率只有30%到50%，漏网可能性很大，但各省市仍然相信这种方法的可靠性。有一些病例证明，肺部透视影像显示已经出现重症症状，但患者多次检测仍为阴性（无感染）。这些医案说明，现在各地对潜在的“无病传染者”可能造成的疫情扩散并无充分的警惕；或者说，上面“要求”他们不要因担心疫情而阻挠复工。
二、病毒打烂了“全国一盘棋”
这次瘟疫大蔓延一下子把集权体制的脆弱彻底暴露出来了。集权体制的最大特点是，用人行政，令自上出，令行禁止，看起来既高效又统一；但是，集权体制运转的前提是“全国一盘棋”，指挥才灵动。问题是，平时正常情况下可以这样，全国型灾情来临时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虽然“党领导一切”，但病毒不归党领导，疫情不可能全国整齐划一地步调一致、同步展开；相反，病例发生的多少，必然是一地一情，异地不同。面对病毒的挑战，中南海就手忙脚乱了。
事实上，前一阶段全国各地似乎疫情的蔓延有所收敛，主要是各地封城、封省，严格实行居住小区封闭式管理的结果。这种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人口传染本地居民的可能性，也降低了本地居民相互感染的机会。然而，这些做法并非高层下令、地方统一执行中央的政策；而是各地自行其是，“城自为战”、“省自为战”的创新。各地采用的这些有效防疫措施强调的是防疫优先，要阻断交通、切断各地的劳动力流动和货物运输，而且各地互相防范，客观上把经济活动的“全国一盘棋”打得稀烂。与此同时，也让中央的统一号令陷入困境。
疫情高压下，集权体制难以应对。各地疫情不同，只有地方当局才掌握真实情况，中央无法下令所有省市实行统一的防疫措施。如果用甲省的经验套到乙省，不但药不对路，而且可能开错药；如果给每个省、甚至每个市不同的号令，中央既无能力掌握一省一市具体而又千变万化的疫情波动，又无法分别设计出适用于每个城市的具体规定，于是只能听任地方各级政府应急应变。结果，在各地封城、封省的两个星期当中，实际上中央集权体制失灵了，现实变成了中央被地方牵着走，北京的指示不是马后炮，就是多余的。这是中南海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只有经济活动全面恢复，才能有效恢复集权体制，恢复中央权力的有效行使。但是，复工号令不但遇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软性抵制，也和各地不断发现的新疫情发生冲突，中南海的威权被肆虐的病毒屡屡挫折。
三、中央“英明”？
集权体制要求全国上下相信，中央的决策永远是正确的，这是中央权威的基础。这次疫情爆发，显然从中南海到地方政府都有大量决策错误；而中南海则始终强调，错自下出。然而，由于集权体制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错机制，各级的决策错误是这种体制的必然产物。
决策信息扭曲是集权体制决策系统的常态。这种体制要求所有信息由官方系统掌控，由下上报，再由上下送。然而，另一方面，集权体制维持中央权威的政治前提是官自上出，地方官的地位和权力与民意关系不大，下官揣摩上意，是官场上的铁律。而这种揣摩就必然造成“上折只奏好事”的官场传统。所谓“好事”，一方面是只拣好听的说；另一方面，可能有损上面形象的，或者可能造成全国“大好”形势受冲击的，压下不报，或者尽量“大事化小”。这种情形在全国各地天天有，处处有；没引爆重大危机，上下皆视若罔闻；一旦危机发生，立刻就造成上下互误。
这次瘟疫初起，武汉市及湖北省“顾全大局”，“努力维持春节的祥和气氛”，忽视疫情，自行设置确诊医检的过苛标准，瞒报病例，最后错过了防疫的黄金时段，待疫情已向全国蔓延才封城，祸已酿成，再难挽回；等到武汉当地的疫情严重超过医疗设施能力，最后因不能收治所有需医疗隔离的病患，而不得不让他们居家隔离，又造成许多人在住室里感染家人，进一步产生不断增加的患者数量。武汉的特大疫情就是这样造成的。地方政府上送不完整信息或错误信息，这种情况一向如此，但从来没有这次疫情蔓延所造成的后果如此可怕。
这种决策信息传送机制和官场行为模式决定了，中央决策时，要么说空话套话，和没说差不多；要么说旧话，情况已经变了，决策明显过时，地方还假装认真贯彻；要么说错话，明明不了解地方真实情况，却要求地方勉为其难地落实上面的意图。
四、复工号令的尴尬
集权体制要求全党服从中央，地方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但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是可能对立和冲突的，各省市之间利益也可能相互对立或部分对立。当中央的决策明显冲击地方利益时，地方政府完全可能悄悄地阳奉阴违，或者公然对着干。这次复工问题就是一场正在上演的戏码。
虽然每个省、每个市都有恢复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区分用工地区（东部和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出工地区（中部省市劳动力返乡过年后大量回流），会发现两者利益完全不一致。用工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员工回来上班，经济就继续瘫痪，来自高层的压力非常大；而出工地区的人员流出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很小，但瓦解当地疫情防控的可能性很大，大量人口以出去工作为由开始出村、出县、出市，当地的疫情隔离防控措施就形同虚设了。所以，出工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开放劳动力流出这种于本地有害无益的事心怀疑虑，毫不奇怪。
而用工地区的地方政府其实也面临着疫情再度攀升的风险；城市里若解除小区隔离以方便复工，并不是有益无害的。这次瘟疫的特征是存在大量“无病传染者”，不发病的人照样是传染源，可以接力传染。原来很多省市只排查追踪从武汉流出的人口，把他们作为潜在传染者来防范，这在疫情的第一阶段确实有效；现在湖北的疫情大体上与其他省市的疫情扩散隔断了，其他省市监测重点疫区外流人口的做法也过时了，唯有减少人群的聚集场所和聚众活动，才能降低民众相互接触传染的可能，防止接力传染链的无限延长。而复工号令一下，数千万员工由西向东，由北往南，开始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然后进入各市居民区和各种工作场所，这就为“无病传染者”的传染进程开放了通道。
对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来说，现在关键是“无病传染者”能传染多少人？如果人传人没有极限，一个人可以传N个人，比如，日本横滨港外停泊的那艘“钻石公主号”游轮上一个香港游客直接、间接传染了400多各国游客，这样的传染链几乎成了“无限传染链”，它意味着接力传染可能会不断延续下去。即便用工地区把外地来人隔离两周，所谓的“两周”潜伏期之后，他们仍然可能带病毒，一旦发生接力传染，就成了无法追踪、又不断产生新疫情的源泉，疫情扩散可能进入第二阶段，即无源蔓延阶段。在东部和南部城市里，前一阶段封城或居住小区隔离有助于减轻疫情蔓延；但复工后万一发生无源蔓延，然后出现一轮新疫情，复工地区就不得不停工，隔离发病单位和该单位的所有员工，而且，因为复工人员在城市里出于生活需要的外出活动以及他们居住分散的特点，事实上很难按居住小区再度实行小区隔离。所以，一切都只能“寄望于天”了，集权体制在这方面再度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
集权体制可以下令全面复工，但它掌控不了复工地区病毒的生存和传播。所以，复工不是疫情解除的信号，相反却可能是疫情再度扩散的温床。现在各地未敢让学校全面复校，就证明了地方政府的重重担心。从现在开始，两周内的新增确诊数据未必能反映复工后是否出现无源蔓延；而从两周后开始，疫情动态才是真正的风向标，而东部、南部各省市两周后的疫情动向是今后疫情动态的重点观察地区。虽然谁都希望复工后不要再发生疫情，但疫情是否在复工地区爆发的可能性大概是一半对一半。在这点上，下令复工的中南海其实是在拿其威权根基赌一把。结果可能如何？既然人难胜天，那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原载大纪元，2020年02月22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2/22/n11887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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