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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斗争是中共的行动哲学。新冠病毒疫情自武汉大爆发后，虽然外界并不清楚它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怎样的权力斗争，但权斗一定是存在的。因为根据经验，只要重大事变，都会在统治集团内部相应体现出来，历来如此。就此次疫情而言，正如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日前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场非常战“疫”，病毒来势之凶，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之大，堪称前所未有，既这样，它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的权力变化，也该显著。
事实上，高层权力斗争的任何可疑迹象，都很难逃过敏感和老道的中国人的眼睛。对他们来说，当局的人事变化，政策转场，领导人行踪，官员的表态，官媒报道乃至各种传言，都是很好的观察工具，从中大致能够猜测和感知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程度。
在这场新冠病毒疫情中，最早撕开高层权力斗争一幕的是武汉市长周先旺，他1月2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不知是无意说出还是已抱牺牲决心有意透露“上面不批准公开疫情”；在这期间，媒体合力挖出8个被武汉警方训诫的“造谣者”实则是医生的事情，引发全国人民愤怒，特别在8个“造谣者”之一李文亮医生之死中民怨达到顶点，并直接演化成针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强烈不满，以“二许”（中国学人许志永、许章润——编注）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发文呼吁让习下台。
民间舆论虽然不能即刻改变当局的游戏规则和权力格局，但它代表的是民心的变化，是一种重要变量，在当下的特殊时机，一定会促使精英阶层的某种集体转变，并被党内和社会上的反习者利用，用来作为向他施压的工具。
所以外界看到，在疫情大肆传染的关键阶段，有几天习在官媒版面上消失，传言他生病了。综合各种信息判断，习在疫情防控的前中期，处境应该很被动，因为社会的矛头都对准他，要他为疫情的惨重后果负责，即使此时党内高层无人出来挑战其权力，其形象和个人权威事实已经严重受损，官员很多都处于观望状态，看他能否挺过这次危机，随时准备反水。这可以理解他为自救，不得不成立调查组，调查李文亮被训诫一事，同时仓促作出武汉封城决定。后者即便从事后看来是必要的，但它显然是危机时刻的过度反应，是习近平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最大一次政治赌注。因为封城之前没有任何预案和准备，对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封城将给民众的生活、工作、防疫以及整个社会情绪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民众会有何种反应，都是未知数。实际来看，封城造成城市节奏被扰乱，社会陷于严重混乱，恐慌情绪从武汉蔓延全国。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冒险，反映了在疫情应对的前中期，面对社会和党内压力的慌乱和进退失据。事后复盘，如果再给他选择，应该不会走这步险棋，就当时情形而言，弄不好这会是他的一次政治自杀。
在渡过此最艰难时刻后，疫情带给习近平的政治压力随着抗疫的展开和推进得已缓解，使他能够腾出手收拾“乱局”，作出一系列巩固权力的部署，至少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前后，他重新掌控了大局，在这波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中赢得了主动和主导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这一点：
一是湖北和武汉两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以及港澳办主任换上了习氏政法人马。党内高层权力斗争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事控制权。谁掌握了人事大权，也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导权。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的换马虽然在舆论的预期之中，但谁接任在目前这个时候则有较大不确定性，上海市长应勇和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两位出身政法系统的官员分别上马，前者为习的浙江旧部，后者虽然不是出自之江新军，但政法背景也使他受习器重，再加上同一时刻任命原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出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反映了习近平的权力并未因新冠疫情危机而削弱，依然牢牢掌控人事大权。
二是习通过密集的常委、小组和政治局等会议及一系列指示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边缘化，凸显其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及对大局的统筹。既然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赋予它领导和统筹疫情防控的权力，按理习就不应再召开过多的常委会议和小组会议部署抗疫事务，以免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干扰小组决策，让下面不知听谁的好。但他在这期间召开会议的频率之高罕见，此外还频频就疫情发出指示。习这么做，一方面是担心外界指责他不关心和重视疫情，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一种姿态，他才是中国的老大，是那个说话算数的人。
三是官方舆论对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大肆宣扬。媒体和舆论是检验中共领导人有无权力和权威及其大小的指标。习自成为唯一权威后，垄断了官方舆论。但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的前期，官媒报道突破了当局的某些宣传纪律，对习的报道有所弱化。然而在2月3日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后，官媒重新加强了对习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的宣传和造势。当局会议和大小官员也是言必赞习，本文开头引述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大谈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抗击疫情的重要，在最新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李克强表示，习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使用的话语完全是习氏的，应勇在履新湖北的会议上甚至用“教诲”一词来表达他对习的尊敬。
四是全国两会的推迟召开也是习重掌主导权的信号。两会延迟对习而言当然影响不好，但在疫情还在扩散蔓延的时刻，若两会如期召开，习很可能要被问责。当年毛泽东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面对来自党内压力，本想通过召开七千人大会摆脱被动局面，结果由于没有控制好会议反被刘少奇利用，引发干部对他更大不满，不得不在会上被迫检讨道歉。习如此时开两会也将面临这种追责状况。两会近5000代表委员参加，在这个场合，要做到统一声音非常困难，假如会上有“别有用心”者提出疫情责任问题，是否会引发与会者共鸣，将火引向习近平，很难讲。而在小范围控制不满则相对容易得多。推迟会议，等疫情被控制住后再召开，对习显而是有利的。
五是疫情电话外交，各国首脑纷同习通话，表明习的地位稳固，有助其地位强化。2月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纷纷给习近平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电话外交本身就在强化习的领导地位。在这些电话外交中，一些国家的总理虽然是该国的实际领导人，但名义上处于总统之下，按照国家之间的外交礼仪对等原则，应该是总理对总理，以前也是这样安排，可这次基本由习近平包揽通话，只有两个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打给了李克强，说明习主导了电话外交。
尽管新冠病毒疫情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遇到的最严峻危机，但疫情未能击倒习，只能说党内无男儿，社会精英阶层也普遍堕落。本来，疫情引发的群情激愤对习具有足够杀伤力，如果此时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响应，是有可能促成变局产生。可除了几个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几声公开呐喊外，社会基本以无声来抗议，它虽然对习的权力和地位也构成冲击，但力度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党内高层特别是习的反对者不敢和不能有效利用社会不满，呼应反习声音，向习发难，可谓党内无一人是男儿。很多官员也许在默默做着沉船弃逃的准备，但都不愿做第一个公开的反对者，都想搭便车。这就是目前状况。
当然，习在此番权力斗争中能够重占主动和主导，也跟他直接掌握国家强力部门特别是警察和军队有关。在中国，军队是维护政权稳定和权力稳固的真正基石，如果强力部门和军队不背叛，高层要反水很困难。然而话也说过来，军方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也要看社会和党内的反对程度，如果最高领导人臭名昭著，人心尽失，社会和党内的不满和反抗已经公开表达，军方将领也会明白事理，顺应时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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