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美貿易談判、香港「一國兩制」、台灣總統大選，連輸三大戰役之後，中國武漢肺炎失控，全民呼號恐慌，豬鼠之交，瘟去疫來，幾成內崩外潰之局，國際觸目。
眾人皆知這是中國長期拒絕政治改革，一個痼疾深重的制度失敗，適逢腦筋繼續僵化、意識形態回歸馬克思毛澤東，尤其所謂「對敵鬥爭思維」高度亢奮造成的又一次惡果。
中國不重解決問題，只重掩蓋問題。掩蓋的方式，在於堵塞輿論、控制思想；對於言論思想的控制，對內除了刑罰和監獄，對外還有柔軟的一套統戰技術，一向標榜「團結大多數」。
然而因為近年盛行「亮劍」思想，「改革」失敗，在中國眼中無黑即白、非友即敵（其實沒幾個朋友）、非此即彼，造成了今日運作空間愈來愈狹窄的局面。
如此空前敗局，最古老的源頭，是中國人將世界分成陰和陽。這是一種典型「一分為二」思維。
陰陽二字，英文中作 Yin and Yang，可見此一中國二元思維文化之根深蒂固。
「立天之道」，確若陰與陽，中國農業社會，遠古時看見日出而耕作，日落而月升，認為這個世界白天與黑夜分割，於是人生意義，就只有此兩色。
雖然孔子提出中庸之道，但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訴求。中國的皇帝與農民人口，皆以黑白二分的思維做人。中國兒童看電影，第一個問題向母親問：這個人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此即為一分為二之考慮問題，是幼兒時期的必然狀態。
若一個母親此時向小兒解釋：這個人既是好人、又是壞人，兒童則無法接受，不能理解。
中國人思想行為的某種幼稚程度，是這種銀幕戲劇性格的「好人還是壞人」的黑白二分判斷，一直延伸至成人世界。
於是在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或為了生計，或因為出於人性的仇恨與嫉妒，兩元化的思想行為造成中國人內鬥特別的尖銳與殘酷。
西方的民主社會，對於階級財富利益的分配，早就認識到有貧富的兩極，但也冒起了重要的「中產階級」。
西方的 Middle Class 為「中庸」的概念提供了財富以外更深入的詮釋：唯有中產階級最有機會避開極端，在最合符人性的幅度中思考，為人類社會謀利益。英國 19 世紀就有了中產階級的自由黨，在地主與貧民之間提供了理性的思考和選擇。
中國人的黑白二元觀，發展到極致，即是毛澤東的暴虐。60 年代大陸的哲學界，還有民國時代留下的知識分子，展開過一場「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討論。當時黨校校長楊憲真提出在「一分為二」之外，是否還有「合二為一」的狀態。
這只是一個學術問題，牽涉哲學與數學，但在 60 年代，卻成為非常嚴重的政治事件。楊獻珍及其同伙，被中國標籤上「投降」、「變節」、反共等一連串罪名，大批判持續數年，直到文化大革命。
「一分為二」鼓勵對立，對立而產生鬥爭，鬥爭而導致「消滅」。因此中國對台灣，以「一分為二」的鬥爭思維，對香港「一國兩制」認識有缺陷的是中國，而不是香港人與國際社會：一國兩制中「兩制」，就是一個哲學問題，但對於「兩制」，中國視之為黑夜與白日，其中並無黎明與黃昏的中間階段。
於是其小腦條件反射，最終必定出現「大制消滅小制」的生物慾望。中國人文化基因的缺陷，加上對一黨專政的迷信，形成非常重大的思想堵塞。但由於人口市場 GDP 之龐大，過去二十年西方認為這民族市場提供足夠的廉價勞工和巨大的利潤。中國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在中國的慣性思想驅使之下，逐漸不可調和，終於要美中之間一場兵禍來解決。
武肺危機，令箝制言論多元的中國，自食其果。中國容不下新疆的伊斯蘭信仰、容不下西藏的佛教文化、容不下蒙古人的傳統、容不下台灣的民主、也容不下香港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言論自由，一切異見，俱打成所謂「五獨俱全」。終於，「五毒」俱成虛幻，武漢「毒大」，方成真實的威脅，這是歷史發展之必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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