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会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前一天被指大权独揽、办事不力，今天又出了物资分配不公的消息。没有发热门诊的莆田系医院能分配到3万多口罩，而处在一线、物资紧缺的协和医院却只分到3000医用外科口罩。
我不想跟风指责红会尸位素餐，因为不管是湖北红会系统，还是慈善总会系统，一线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工作，有的负责人一天只睡4个小时，这样的指责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
但是，有的事情并不是只靠自己努力就能做好的，尤其是防疫救灾这样紧迫复杂的事情。红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只是红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治理机制的问题。
首先是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武汉封城一周了，民间救助渠道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所有捐赠必须通过红会或慈善总会，说是怕情况失控，被一些人钻空子。但红会此次分配不公的事件证明，不放开民间互助，才容易被一些人钻空子，这也会熄灭民众的捐赠热情。
救灾物资统一归口没有问题，但这不一定都要通过红会。在之前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雅安地震中，壹基金、扶贫、卓明等救灾类公益机构已经积累了充足的经验，也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在政府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之下，发挥自己更为专业、更为多元的作用，“帮忙不添乱”。
在一些地方的救灾指挥部中，政府还特意邀请公益机构代表参与每天的信息通报会，实现了所谓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下，朱健刚、郭虹等公益学者已经对汶川地震中NGO的作用做了充分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一宝贵的经验并没有传承下来。
武汉疫情来临之后，连民政部的公告都是强调依法有序参与救灾，根本没有提及如何让民间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好像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全当这么多年的民间公益建设不存在。大战来临，先绑住了自己的一个手臂。
完善的社会治理机制，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足鼎立的。但现在的防疫工作，只看到政府在唱独角戏，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社会的多元力量又不能充分调动。哪怕政府能力再强，也是独木难支啊。
有多名参与救灾的公益机构人员吐槽，所有权限都在防控指挥部，他们说不上话，也使不上力，就连运送医护物资进去，也需要开具各种证明，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其次，红会和慈善总会也有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并不是如何救灾，如何协调物资分配，而是能够和政府部门有效沟通。至少，他们有这个沟通渠道。
这个时候，红会和慈善总会一方面要和民间组织联合，搭建信息平台，让公益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共同参与起来，帮忙协调物资分配，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另一方面，要和政府领导沟通，推荐专业的公益人担任顾问，让民间公益机构也能有代表参与每天的救灾信息通报当中。
不然，就照目前的做法，红会和慈善总会就这几个工作人员，累死也做不好，关键还不落好。
最后，民间公益也有自己的问题。搞了这么多年公益生态建设，行业研究，人才培养，公益规模化，到头来，湖北全省连个枢纽型的公益机构都没有，湖北这么多大学，连个能为民间公益发声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更别说能有一批“上能通天、下能接地”的公益人了。
这些年来，受制于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可事实证明，面对一场大的灾难，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性、社区性公益机构作为连接，民众只能是原子化的个人，一盘散沙，除了恐惧和愤怒，没有任何的防御和自救能力。
疫情面前，希望各地政府能够早日放开民间互助的通道，鼓励更多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参与其中。因为只有相信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打赢这场硬仗。
而这场疫情，也给公益行业、公益人敲响了警钟，哪怕大环境再恶劣，公民社会的建设也不能停，也不能灰心丧气。这是我们的使命。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我们就别无选择。
韩青，公益人，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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