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瘟疫是文明的副产品。但是中共制度，对细菌、腐败、权力都没有免疫力，九十年代居然拿血液当商品买卖，在河南引起艾滋病爆发，这段历史大家都忘了，所以sars和"武汉肺炎"，会接踵而来，这个制度第一反应就是说谎，贻害全球，不改制度，我们最终会"亡国灭种"。】
「免疫力」的中國式隱喻
文◎ 蘇曉康
● 中共政權受腐敗細菌病毒侵蝕，得了無藥可治的髒病，服用權力抗生素也無非是政治安樂死。
「亡國滅種」乃是一個虛言嗎？晚清士大夫誤讀西典而迷信「天演」觀與弱肉強食，也是過度緊張？恐怕當年嚴復他們並不確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細節呢，新大陸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於瘟疫，乃是現代生物學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現，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論構架遲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備。
叢林深處的印第安「幽閉部落」
愛達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遠的叢林處女地，是未被掠奪過的，不像亞馬遜盆地上的許多便易接近之處，其黃金、石油、橡膠、木材、奴隸及其靈魂，撩撥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毀，巴西上百萬的印第安人口銳減至三十五萬，叢林深處就藏著一些幽閉（uncontacted）部落。當時的土著死於暴力衝突者並不多，大多數死於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們對此沒有生物機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陸」環境相對隔絕，不似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頻繁的貿易、交通以及連帶的細菌病毒交換，西班牙殖民者（對舊大陸已經具有免疫力）把劇烈的新病毒傳播到新大陸，沒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抵達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帶時，那裡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計也超過十萬人，但到一五二○年，那裡只剩下一千個印第安人，和單一的一個世代，在這個島上輝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體和靈魂，統統被摧毀。
沒有免疫力，一個凄涼的隱喻：無論是生物機能上的，還是文化制度上的。曾廢除私有制度和市場半個世紀的「新中國」，很像當年環境相對隔絕的美洲「新大陸」，馬克思把金錢視為「罪惡」的觀念，恰好造就了對商品制度的「細菌」沒有防禦機制的一個社會，河南等地一旦將血液當作商品來買賣，對艾滋病毒沒有免疫力的系統，首先不是人體而是制度，而所謂「科學」若不是隨同整個西方系統來引進，則「賽先生」是引不進來的｜｜形同虛設，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話。
駭人聽聞的河南「血漿經濟」
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醫生，在她新近出爐的自傳《後記》的末尾，發出《離騷》似的浩歎：「我已經年逾八十，自知來日無多。這場慘烈的『血漿災難』我怕是看不到盡頭了……我敢斷言：用不了五十年人們就會看到，愛滋病帶來的災難恐怕比人口災難要更加慘烈，後果更加嚴重！……請記住我這個老人的呼喊吧！」
中國現有一百萬人ＨＩＶ顯示陽性，聯合國估計很容易在十年後增至一千萬，並且不難超過非洲（有三千萬艾滋感染者）。艾滋病在中國的迅速擴散借助了政府的力量｜｜萬延海介紹河南省九十年代興隆的血液買賣市場，驚心動魄：「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了第三產業。一九九二年他們提出，河南有將近一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賣血，他們一年就可以有幾億元的利潤。事實上，河南賣血的規模大概不止一百萬人，整個九十年代參與過賣血的可能有將近一千萬人。政府辦血站、政府的各個醫院辦血站。有的縣，光政府辦的血站就有四、五家，就是一個簡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機，人就躺在血站裡，變成了一台台造血機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樣。對，他們把這些賣血的人就叫『管子』」。
駐馬店悲歌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河南一個「艾滋村」的七名村民在北京舉行記者會揭露慘烈真相。這個村子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流行賣血賺錢，做法簡陋，「血頭」把幾個人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分離取走其中的血漿，然後把剩下的紅細胞分成幾份再輸回賣血者體內，以減少賣血者的失血量，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機會，只要一人帶菌，就會迅速蔓延。駐馬店地區的新蔡，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採寫《洪荒啟示錄》的地方，當時雖也耳聞賣血這檔子事，尚屬極個別，未及深問，後來竟弄到人人賣血的境地，乃我想像力不逮之處。有個東湖村，四千五百人，超過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艾滋病帶菌者，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愛滋感染者，十四、五歲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至少賣過一次血，紐約時報稱該村的發病率乃世界之最。駐馬店位處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是個自古洪水氾濫、逃荒要飯的地界，三四十年代有所謂「水旱黃（皇軍）湯（恩伯）」；五九／六○年之交更遭遇「新社會」的大饑荒，因人口銳減，北部十個縣從信陽地區劃出，另立一個專署，叫駐馬店，再後來的「改革開放」，竟又給這個窮窩帶來「血禍」「艾魔」。
「血漿經濟」的這些細節，具有從政治學到社會衛生學的豐富解讀含義：從共產制度脫胎而來的這個政權，其市場概念之懵懂（「摸著石頭過河」），與文盲佔有率極高的農民階層衛生概念之欠缺，正好匹配；社會整體的「艾滋」盲，與體制關於發展的迷狂錯亂、不擇手段（「黑貓白貓」），又兩相呼應；農民赤貧到了除去自己體內血液便再無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與政府貪婪到了猶如巨獸吞食生靈從肉體、血液到靈魂之全部，恰成正比……概言之，這個社會不止是無知，更無人性。鄧小平「六四」殺了學生娃娃之後說：只要共產黨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就會忘掉過去｜｜此後二十年的這場「經濟改革」，就是被他「設計」在這樣一個冷血、功利的前提下，從一開始就剔除了公義、惻隱、善良等有關人性的一切。所以認為經濟搞上去中國就會進步，基本上是一種弱智。
「二茬罪」、髒病、權力強暴
中原的農民，曾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拿糧食跟蘇聯交換核技術，而餓死了數百萬人，這個慘痛代價，他們被告知是為了「提前進入共產主義」而付出的；後來共產主義進不去，又要他們「反修防修」，以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農民們覺得無非還是餓肚子吧？卻做夢也想不到｜｜暴戾貧窮的共產極權社會，不會具有關於資本主義的想像力｜｜這「二茬罪」竟跟饑餓無關，而是要你染上那只有在萬惡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才有的「髒病」，那比餓死還要慘！
愛滋病在赤貧的農村蔓延，伴隨著深重的倫理折磨，一個權力強暴的淺顯直白的隱喻｜｜「髒病」跟性亂相關，乃是下賤行為，人們莫名罹難，到死都背著一個「醜病」的惡名，此一層冤屈；農民以「血漿」澆灌的經濟繁榮，供養了官員幹部們的熾熱淫風，卻叫老百姓因染「髒病」而擔著這亂性的名聲，此另一層冤屈，都是「跳進黃河洗不清」；更甚者，政府文件和媒體大肆宣傳「愛滋病流傳的主要管道是吸毒與性」，將責任全部推到民間，用農民的話來說，這叫著「吃雞連骨頭都不吐」。這就是「資本主義」？以農民的政治常識｜｜不會比其衛生常識更高，他們便覺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頂帽子，當初毛主席並沒有搞錯呀，搞「開放」放出來個艾滋病，還不資本主義嗎？連封建社會那麼「漫長」，也沒叫莊稼人受過這種罪！
此江山怎一個髒字了得
「髒」的含義，只跟資本主義粘連，原是一個陳舊觀念，卻因為「血漿經濟」和艾滋病，再加上諸如批條、吃喝、二奶等等，而注入了新義，攪動著左右思潮。鄧小平拍板：「姓社姓資不爭論」，那意思其實是說：「髒就髒唄，你能拿我怎樣？」江澤民的秘笈功夫，就是面對國內國際指責中共之「髒」，充耳不聞，巋然不動；輪到胡錦濤便有些微妙，他似乎怕「髒」，總想去舀一勺延河水來當洗潔精，大概他的「清潔觀」還維持在一九四二年老毛界定的那個「延安定義」，即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比工人農民髒，可胡錦濤能還給「工人農民」那份所謂的「乾淨」嗎？而他使喚的一夥知識份子便真有老毛說的那個「髒」，他卻一點也不嫌棄，純屬「瞎折騰」；他坐的這座江山，無論在什麼含義上，政治的、道德的、環境的、美學的，都沒有絲毫乾淨可言，能說的只有「怎一個髒字了得」！
細菌／病毒／腐敗的猖狂進攻，使「免疫系統」（immune system）成為極活躍的話語，從醫學滲透到政治學、甚至中共的官方理論體系。有一篇黨校教材作如下闡述：「『免疫』本來是一個醫學用語，指的是由於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種傳染病。免疫力有天然免疫力（或稱為先天性免疫）與獲得性免疫力兩種。對腐敗這種具有很強傳染性、危害性的『細菌』和『病毒』來說，每一位黨員幹部都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而只能具有獲得性免疫力。」
中共的理論家們，從生物學獲得了極大的靈感。本來嘛，人類飼養禽畜而獲得免疫力，是發展出了農業的地域種族才有的一種倖免，富饒的美洲和乾旱的澳洲，就馴養不了大型哺乳動物，按理說是更乾淨的地方，卻敵不過骯髒大陸。歐亞大陸的免疫力，幾千年裡大概也是靠瘟疫一場場地爆發、人畜相廝培養起來的，但是只有這種骯髒大陸才到近代發現細菌，研製出疫苗，有醫學手段應對瘟疫。所以，「黨員幹部」們怎可能「先天廉潔」呢？自然是要靠吃喝嫖賭「廝混」一陣子，一次次地「腐敗」下去，才錘煉得出「防腐」免疫力，這就是科學，大概馬克思對生物學不熟，當年並沒發現它。
貪婪人性無疫苗可防
是的，人類雖然乾淨起來，禽畜們卻依然骯髒，滋生新的病毒。歐美鬧牛瘟、豬瘟，偏偏只有亞洲才鬧雞瘟，瘟出被稱為Ｈ５Ｎ１的禽流感病毒。人類已經先進到試管嬰兒、幹細胞研究，卻還是對農耕社會的瘟疫沒轍，大概也永無止境。在人性這一端，則是根本談不上「免疫」二字的，用生物學定理解釋社會、人性，便無疑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性利字當先、貪得無厭、欲壑難填、權力即春藥等等，是不會有疫苗的，若退而求抗生素的話，唯有制衡權力一途。但是，對獨霸江山的一個利益集團來說，「權力抗生素」無疑就是安樂死，因為其制度安排乃是細菌源／病毒源，抗生素便要滅殺它，只在這一點上，政治學跟生物學是相通的。最後，我們自然是在面對一個「亡黨亡國」的前景，不要說對這個奇異連體嬰兒的分離手術尚未發明，得以誘使它服用的抗生素也沒找到呢。於是走筆至此，思路又咬回文首：「亡國滅種」乃是一個虛言嗎？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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