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9年最後一天。2019年，香港人經歷了太多波譎雲詭、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社會不穩，人心浮動，就會有人迷信陰謀論。有人提出，2018年12月25日，電視播出了「蘋果廣告製作公司」的片段，背面是煙花場面，配樂是《真我的風采》。結果今年很多場煙花取消了，改以警察最怕的雷射筆的加大版做「幻彩詠香江」，街頭上燒催淚彈打個開花。有人考究，對上一次有類似的廣告，要數2003年，晚晚播，沒多久沙士就來了。
沙士和2014年的雨傘運動都是香港的轉捩點，備受世界注意。尤其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以至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這個地圖上很小的一點，又再成為國際焦點，對上一次，已經是1997年。如今香港置於大國鬥爭的風眼，我們這些身在香港卑微如塵埃的肉身，不知有幸還是不幸，可能如上一代般，再次活在大時代裏。
歷史軌迹難料
歷史無人說得準。
法國大革命前，路易十六萬萬想不到暴力爆發使他丟掉王位與頭顱。當時他以為中產階級是他有力的支持，但中產階級其實是暴亂的骨幹。貴族和外人也嗅不到旁邊動亂發酵的味道。
1917年年頭，列寧跟一個瑞士聽眾說，自己應該活不到俄國「爆破」的一天。革命成功前幾個月，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沒有預備沙皇要倒台。就在王朝倒下前3天，英國大使報告外交大臣說「社會秩序有些紊亂，但無什麼大礙」。王朝倒下前兩天，俄國最後一位皇后亞歷山德拉說：「成班暴徒，青年周圍走話無飯開，啲工人又阻人返工。如果天氣凍啲，佢哋應該都會留喺屋企。單嘢會完，社會會回復平靜，唔該杜馬（議會）班友肯生生性性。」沙皇的想法一樣，到自己被推翻前一日，依然覺得運動太弱，不會成功。
伊朗革命也是類似。1977年9月，距離君主制終結只有16個月。美國情報局評估沙阿（Shah，君主的稱呼）穩如泰山。令君主倒台的示威已經開始，但CIA視之為「輕微干擾」，並認為沙阿的警察能搞定。即使是蘇聯、中國和英國等，亦一直支持沙阿，因為覺得他會捱得過。沙阿有他的收風人員，他認為抗爭者只是激進邊緣組織，伊朗主流的「沉默大多數」不會理。其實，高美尼（又譯霍梅尼）私底下跟同儕坦言，不覺得可以擊倒沙阿。最後，在經過革命及全民公投後，高美尼成為了國家最高領袖。
大時代抉擇影響三代
柏林圍牆倒下前，又有幾多人估到？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有異議者說反對派要準備1991年的國家大選，被人笑太烏托邦笑到面都黃。在柏林圍牆倒下後4個月，有個研究問，一年前預計到這麼和平的革命嗎？只有5%人答預計到，18%認為會，但不會那麼快，有76%人說完全預計不到。如果在圍牆倒下前問，無得馬後炮，相信結果更一面倒。
在東德將盡的最後日子，有數以千計在匈牙利度假的東德人，因為邊境限制在那段時間較寬鬆，逃亡去了西德。東德政府於是加強匈牙利的邊境管制，然後又有數以千計東德人現身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館。這樣一來，愈來愈多東德人逃亡，按也按不住，因為脫離東德機會難逢，恐怕蘇州過後無艇搭，但代價是走得太急，來不及執拾家當，留下財產。如果他們知道幾個月後牆就要倒，就不用走得那麼急。
上上一輩的人，不少也經歷過去留的抉擇。有些資本家來到香港，就不再回去，家人抱着嬰兒，帶點尿布，輕裝南下，廠房機器大宅，全部放棄，變賣也來不及。這些資本家，即使無帶太多財產，有知識和貿易能力，在香港就可以謀生了。留下來的，死的死，勞改的勞改，爺爺下的一個決定，改變了三代的命運。
1980年代及九七前移民的，際遇也許不同。主權移交之前，不少香港人舉家移民。九七以後，香港馬照跑舞照跳，身處異地的香港人，想念家鄉也好，找尋更好的工作機會也好，照顧家人也好，不少人回流。沙士時城市一片死寂，百業蕭條，當年買樓長揸的，現在生活應可無憂。
香港要思考自己的道路
香港人，又要面臨抉擇。不止是移民，就算不移民，留在香港，也須多重考慮，例如自己站哪邊，是否要表態，如何避免表態，還有資產配置、事業發展、留後路等問題。
獨裁政治本身不確定性較大，所有人落政治注的風險增加。想不落注碼，都有風險。全球化令每個人的機會和可能性更多，在大時代的洪流下更形迷惘。
在城市層面，香港位處大國邊陲，最近目睹英國脫歐、特朗普當上美國總統、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等大事，應該如何在國際定位、發展產業、保有優勢、迎拒移民、處理境外關係、建構社會價值，回應一代人的訴求同時力爭上游？
有人認為宏觀因素最重要，國際社會，政府的決策，小市民力量微小，難以左右，活在大時代只能旁觀和求生；有人相信群眾，認為應戮力一心，可改變社會；有人着重個人層面的決定，處理事業及去留問題。
不論着眼點為何，祝願2020年大家會過得更好，新年進步。
參考資料：
Timur Kuran, "Sparks and Prairie Fires: A Theory of Unanticipated Political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61, April 1989, pp. 41-74.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44, October 1991, pp. 7-48.
阮穎嫻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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