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本名施朝暉，1918─2019）於10月13日的大遊行與追思會後正式與台灣社會告別。他的離世不僅代表少數僅存的台灣文化抗日運動見證者的持續凋零、上個世紀一度張揚的革命時代幾近告終以外，更意味著他所擁有的「解放區」經驗，可能也就隨之消散、為後人所淡忘。即使對於當前廣泛受到「紅色滲透」的台灣來說，史明的生命故事既是提醒、也是警鐘，是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探索與辯證的歷史啟示。
近年廣受青年大眾推崇的史明，過去其實長時間都不在台灣獨立運動的主流系譜。不管是1967年在日本成立獨立台灣會，乃至於1980年代持續到美國各大學夏令營、學生會演講，甚至在1993年潛伏偷渡回到台灣以降，史明雖然一直為人所周知，卻也因為他的「紅色」、「共產黨」、「左翼」、「地下工作」、「單線領導」等標籤，而被人抹上謎樣、不容易親近的色彩。
也就是說，即使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於1980年代問世之後，便在台灣的社會運動現場、異議份子之間廣為流傳；或者在他生涯的最後幾年伴隨著街頭的再次狂飆、本土政權再次執政而屢屢受到關注，乍看似乎處於鎂光燈的焦點。我們還是得說：不管是過去或者最近、海外還是島內，史明其實始終處在一個極為特殊、貌似高居神壇，其實更靠近邊緣的位置。
從邊緣凝視帝國
史明在台獨運動的邊緣位置，固然與運動團體之間的排擠、互斥有關，卻也與他的「中國」經驗有很大的關聯。他在最早一本紀錄個人往事的著作《穿越紅色浪潮》中，詳細描寫了1942年他在早稻田大學畢業以後，前往中國加入中共的地下情報組織，甚至還在戰後與日籍女友平賀協子一同深入華北解放區的過程。
誇張一點來說的話，對於當時身份是殖民地「第三國人」的史明來說：表面在汪精衛政府中任職，實際上卻協助中共套取軍事情報，無疑是一個叛離帝國的決定。然而，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義無反顧地在戰後投身解放區，以為可以見證社會主義理想實現的期待——居然只是目睹另一個「帝國主義」的崛起。
即使，只是她最最一開始的雛形。
對於戰後身陷中共解放區的史明，土地改革與人民裁判的慘況，無疑給了他最大的刺激。不管是目睹被迫投井自殺的年輕人，或者是佃農們被共產黨幹部強迫手刃地主，人性的扭曲與階級清洗的歪斜，讓他意識到中共未來朝向「極權」發展的可能性，更看穿了隱藏在進步論述當中、「毀滅人性」的潛台詞。
於是，當史明決定且終於在1949年回到台灣以後，他就宛如打了一支預防針一樣，對於「中國」乃至於「中共」保持著相當的警覺，不被所謂「血濃於水」之類的民族主義話語迷惑，甚至展開了一場「自己究竟是誰」的終生求索。
中國經驗的「預防針」
1949年才回到台灣的史明，錯過的是戰後台灣社會蓬勃發展的「再中國化」熱潮。另一方面，他也錯過了台灣人民由歡欣鼓舞到失望憤慨，終至挺身反抗的228事件，以及後來的屠殺與清鄉。換言之，好不容易才返回台灣的他，其實是與島嶼近況脫節的邊緣者。
然而與台灣倖存的青年志士不同的是，史明原先就對蔣介石與中國國民黨不抱任何期待。再加上才剛剛經歷解放區的挫敗經驗，更讓他對「紅色中國」毫無期待與幻想。換言之，在當時倖存的台灣青年紛紛投身省工委組織，期盼有一天能夠「解放」台灣、迎來新中國的時候。史明仍然是一個少數的邊緣者。
即使他開始產生書寫台灣歷史的念頭，即使他開始籌備刺殺蔣介石的行動，即使他已經油然而生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最終還是在一次倉皇出走的情況下回到日本，繼續他少數、異類與邊緣的角色。
右獨之外，一個特殊的位置
因為228事件而迅速萌發的台獨意識，因為暴力統治而不得不離鄉背景的台灣人，使日本成為了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萌發地。包括最早的廖文毅，又或者史明、王育德，以及後來的許世楷、黃昭堂等人，他們的組織、機關誌（《台灣青年》、《獨立台灣》）以及公開與非公開的行動，在在都讓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在1970年代以前一直是台獨運動的核心組織。
史明曾經也是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成員，卻在1967年遭到聯盟「開除」，其中的原因至今猶待理解（不過可能也沒那個必要），是否與他當時積極與島內人士聯繫、採取武裝革命路線有關也不得而知。然而，作為日本台獨運動中的邊緣人物，史明卻也因此開闢了一條、甚至可能也是同輩間唯一的運動路線——「左獨」。
受限於意識形態與政治訴求，在日台灣人大多與日本右翼較為親近，而與左翼人士較為疏遠。史明雖然是獨派，卻擁有中共解放區的真實生命經驗，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信仰。相較於其他台獨運動者來說，反而在邊緣的位置當中，找到與日本左翼「連結」與「對話」的可能性。
1974年4月，《話の特集》刊登了一篇標題「獨立と革命」，以解放台灣與沖繩為議題的文章，邀請了日本左翼運動者太田竜、琉球解放的指標性人物新里金福與史明對談。相當有趣的是，史明在訪問的最一開始便說：「我先說結論，我個人的終極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台灣』。」然後他便在有限的篇幅當中，濃縮闡述《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核心思想。更為有趣的是，史明在主張「社會主義」同時，也提到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其實延續的是封建、傳統的「超大國主義」，並不符合世界革命的立場。
這或許也是因為史明有過曾經在華北解放區的生命經驗，又處在一個右獨以外的特殊位置，才有機會與日本左翼進行對話與交流吧！而這上個世紀世界革命的串連熱潮，恐怕猶待學者專家未來進一步探索，才能呈現出當時暗潮洶湧的時代面貌。
邊緣凝視的啟示
史明生前常常重複的幾句話，一句是「看整體、看全面、看發展」，另外則是「理念、立場、戰略、戰術、紀律」。有趣的是，他對中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差別非常清楚，但對於中共的戒心卻從未鬆懈。
可能是因為過去擔任中共地下情報人員的經驗，讓史明對於「統一戰線」、「滲透」、「買辦」抱持著相當的敏感度。當我們回顧2006年他策劃阻擋連戰前往中國訪問的行動，對比這十多年來台灣社會與特定政黨迅速遭到中共滲透、吸收，甚至成為中國侵略的傳聲筒與灘頭堡之際，史明當時的遠見著實令人佩服。
於是，當我們想起史明在高齡八十多歲時仍然挺身而出，在高速公路上飛車追逐，在機場上與地痞流氓對峙。不僅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從邊緣凝視帝國以後給予我們的見證與啟示，更提醒了我們：團結與行動，才是抵擋中國侵略與滲透的唯一方法。
作者為獨立研究者、《史明口述史》企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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