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hn Pomfret
日期： 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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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世紀後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人都對把中國變成太平洋彼端另一個信仰基督教、實行資本主義的美國這個想法神魂顛倒。
由那個時代起，美國就中國發表的聲明中一而再的出現塑膠這個詞。在“強壯而有方法的西方人”手中，中國是塊“塑膠”，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在1914年這樣宣佈。 洛克菲勒基金會一名副總裁 Selskar M. Gunn在1933年5月聲言，“經過幾百年嚴格的傳統主義洗禮之後，中國變成了塑膠”。
但是打從一開始，美國人也害怕中國—或者說中國人—會改變他們。在1870年，內戰結朿之後，國會把歸化權對象限定為白人和黑人。後來，美國為了不受中國影響而禁止許多中國人踏足美國海岸。以1882年的 排除中國人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為開端，美國國會通過一系列種族主義色彩的入境法例，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成為美國對日作戰的盟友，那些法例才得到重大修訂。中國人在美國人指揮下死在亞洲戰場的同時，被剝奪了到美國旅行的權利，這對美國而言並不光彩。
然後，冷戰來了，改變中國的想法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國人把中國隔離的嘗試。韓戰之後，有好幾年時間，美國境內對中國的畏懼情緒到了瘋狂的程度，美國的電影、雜誌、書籍等把中國人刻劃成擁有能把一般美國人洗腦的魔法。比起對蘇聯的制裁，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和外交制裁力度要大得多。一段時日之後，這種孤立手段不可能奏效的現實變得明顯不過。連 Frank Sinatra 也在1963年接受花花公子採訪時對此發表議論，他呼籲給予“紅色中國”一 個聯合國席位。 “我不認為你可以把8億中國人掃到地氈下面，並假裝他們不存在。”
在1970年代，美國恢復與中國往來的時候，鐘擺來到另一邊。美國人打開了工具箱，然後，意外吧，他們翻出了曾經用過的工具：美國開展了以自身為藍本改造中國的第二次運動。1980年1月24日，國會給予共產中國貿易最惠國地位，把中國貨的關稅降至和美國盟友一樣。此前，最惠國地位只限於擁有自由市場經濟和基本政治及公民權利—包括移居他國—的國家。在1980 年，中國達不到以上任何一個指標。
雖然，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做法可以用一個有力的地緣政治理據來解釋，卡特政府卻訴諸美國對中國的更高目標。中國應該享有最惠國地位，因為，他們告訴美國人，中國在以無人可阻的步伐邁向擁有自由公平選舉的市場經濟。正於卡特的支持者，代表阿肯色州的議員Bill Alexander在最惠國地位通過當日對眾議院說，“民主的種子正在中國成長”。
“我們可以改變中國”這一施惠者態度的二度成形延續了大約40年。意義重大的是，這個想法的邪惡面—對中國改變我們的畏懼—變得不那麼受注意。美國人對於影響力只會是單向的信心可見於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的聲明。而無論當家的政黨是紅是藍，也不管政府有沒有換屆，國務院的聲明都一樣充斥著 “塑造”、“駕馭”中國興起等的表達。這份自信在2001年是否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辯論時發揮了影響力。克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羅伯特. 魯賓(Robert Rubin) 向國會說，接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會“為中國的12億公民撒下自由的種子”。
我在中國的幾十年間，從美國外交人員那裡無間斷的聽到幾句使我耳朵長繭的老話：中國要變成正常國家啦！中國想要的和我們一樣呀！我們在改變中國啦！他們堅信能夠使中國變成一個更自由的國家，對中國可能改變美國的憂慮嗤之以鼻。
於是，我們眼看著休斯敦火箭總經理莫雷在10月4日所發的聲援香港民主抗議運動推文觸發騷動。在一個休斯敦人的一個觀點所引發的風暴底下，是憂慮美國一直以來視為歷史任務—把自由化市場帶到中國，會使中國人更自由的舉措已告失敗。但還不只是這樣。
制定政策的人訝異於中國政府對西方價值觀免疫的同時，還看到中國開始扭轉局面，正在向世界各地輸出自己的價值觀。簡言之，中國開始塑造和駕馭我們了，而不是我們在塑造和駕馭他們。
當莫雷發出包含一幅寫有 “爭取自由，撐香港” 圖片的推文後，中國政府對NBA開戰。國有電視台和中國互聯網巨頭中止了NBA季前預賽的直播。一些中國公司宣佈暫停贊助NBA。中國中央電視台發出了要求大幅度限制言論自由的聲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則暗示，他預期NBA會依照其他公司的劇本，叩頭妥協。 “NBA和中國合作好多年了”，他在簡報會上說道，“該說什麼，該做什麼，它心裡清楚明白。”
NBA的劇本和其他與北京有齟齬的組織沒有兩樣。一開始它唱了高調，NBA總裁蕭華發表了支持莫雷言論自由的聲明，可是NBA的中文聲明表達的歉意遠比英文版明白。這是個屢試不𡙁的做法。中文是第一層的加密。只要你的英文版本顯得有立場，誰會管你的中文版沒了腰骨？更糟的是，NBA其他重要人物試圖使蕭華的話變成含糊。NBA教練波波維奇 (Gregg Popovich) 和科爾 (Steve Kerr)迴避了有關此事的提問。通過代言產品的銷售在中國賺得盤滿鉢滿的火箭隊球星 James Harden 和 Russell Westbrook在推特上說： “我們道歉。我們愛中國。”星期日，詹姆斯說，他認為莫雷不清楚狀況。
但是，NBA半心半意的挺西方價值觀言論已經比大部份國際公司走得遠。說到和中國打交道，NBA的特例反證了人們對於中國能夠對發達國家做出發達國家未能對中國做到的事感到擔心並非沒有理據。
NBA之所以不一樣，原因之一當然就是它不同於一般有競爭者的公司，沒有對手可以挑戰NBA。替代品—即CBA—就更不行。即使做了大量投資，並且由前火箭球星姚明領軍，CBA只是個笑話，在沒有火花的競技場上打差勁的籃球。由CBA球星組成的中國籃球國家隊，甚至可能會因為夏季時在FIBA世界杯的差勁表演而無緣出𧶼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
想更清楚理解中國能夠施加的影響力，只要看看和NBA亂局同時發生的風波就夠了。一名「爐石戰記」職業玩家吳偉聰在大師職業賽勝出後接受訪問時說出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之後，電子競技公司動視暴雪禁止他參與職業聯賽一年，並迫使他放棄10,000美元的奬金。吳偉聰 (“Blitzchung”) 在被趕離場之前還戴上了成為抗議標誌的面罩。(暴雪後來表示會將禁賽一年的處罰減輕為禁賽6個月，並且會恢復吳偉聰的獎金。)
使人震驚或者感到可悲的是，動視暴雪是自行—而不是聽北京的指令—以破壞公司形象為理由做出的這個決定，這顯示動視暴雪和許多其他公司一樣，把中國的價值觀內化了。動視暴雪在一整代年輕男性都把電玩視為消閒活動的中國獲利豐厚。暴雪和中國科技公司網易有伙伴關係，而騰訊則擁有其母公司5%的股權。
動視暴雪只是近年順從中國要求的眾多公司之一。諸如微軟、國泰、無印、范思哲、杜嘉班納、聯合航空、施華洛世奇、奔馳、Gap、蘋果、谷歌和徠卡等都曾經因為辱華而被中國政府或者中國網民盯上。說是羞辱也還真那麼回事。上星期，蒂芙尼公司把一個廣告下架了。在那個廣告裡面，模特兒孫菲菲戴著蒂芙尼指環的右手遮掩著右眼，中國網民聲稱，那個廣告可以解讀為聲援香港的抗議者，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戴著面罩蒙住自己的臉。自己去腦補吧。
跨國公司對中國怒火的回應曾經對無辜的工人造成切實的影響。在2018年3月，國際萬豪酒店開除一名低層社交媒體職員，原因是他對一則和西藏有關、使中國政府感到被冒犯的推文按讚。在今年9月，國泰的總裁何杲 (Rupert Hogg) 請辭了，原因是中國不認同國泰處理參加示威員工的方式。
好萊塢—中國成功駕馭發達國家的原點—自1997年之後就不曾發行過一套有中國壞人的大片。在電影《赤色黎明》，剪接人員在後製作時直接把中國壞人換成北韓人了。
儘管臉書在中國仍然被封鎖，其創辦人扎克伯格不斷努力希望中國共產黨回心轉意。比如，扎克伯格曾經在毒霾籠罩的天安門廣場緩步跑。他又學了點中文。在2015年的白宮脕宴上，他甚至打趣的請求習近平為他未出生的孩子起一個中文名字。習近平拒絕了。留在中國市場的唯一一家大型美國公司是領英，代價是極力審查用戶的言論。
至於谷歌：它在許多年間致力使其中國的業務得以發展。但是一連串以使用gmail 的政治異見者為黑客攻擊目標的事情之後，它在2010年退出中國。可是，中國市場的吸引力確實很難抗拒，以至於谷歌的管理層在暗中專門為中國開發一個有審查的搜尋器，也就是蜻蜓項目。谷歌只是因為遭到抗議才把項目擱置。谷歌的格言難道不是“不為惡”(don’t be evil) 嗎？
1868年4月，一個中國官員代表團訪問美國。中國官員當中有一位名為志剛的滿族大人。他是其中一個最先撰寫中國人遊歷西方時所見聞的人。他大量描寫了美國的造船業、鋼鐵廠、顯微鏡和印刷出版業，志剛也對美國價值觀的靭性發表了意見，他寫道，在美國 ，“和對上帝的敬愛相比，對利潤的追求要更真切，” 又或者用 Jason Whitlock 在霍士體育台的節目 Speak for Yourself 中說的話來講， “別裝了，當中國叫你關上你的鷄巴嘴，所有人就都關上了雞巴嘴。牽涉到錢的時候，所有人都沒了勇氣。”
John Pomfret 在1997年至2003年期間，出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著有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