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于
8月29日发表《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或成中国的新贸易武器》，称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外国企业担心，中国政府将利用其正在发展建设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作为打击跨国公司的武器。这就带出一个中国人无法不关注的话题：中国声称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学习西方经验，中国的国家信用与商业信用一向不受好评，而中国要学习西方这方面的经验时，为何引起西方社会深刻担忧？
中国信用体系呈崩坏状态
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中国的信用体系之崩坏，在《中国：溃而不崩》一书的第五章对此有全面论述。要点如下：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由个人信用、厂商信用、制度信用与国家信用等四个层次构成，中国这四个层面都处于崩坏状态，其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破产，标志是“杀熟”现象的普遍出现，农村地区以邻为壑的现象蔚然成风；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链条断裂，标志是有毒食品难以禁绝；制度信用是指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信用关系，中国民众对政府高度不信任，由国有银行背书的P2P信贷平台大量爆雷；国与国之间的国家信用不佳，中国以不遵守国际规则著称，最能表明中国的国家诚信受到深度怀疑的事例，是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怀疑，以及中美贸易战中被作为主要目标的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盗窃问题。正因为中国的国家信用不佳，北京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曾聘请伟达（Hill+Knowlton）、凯旋（Ketchum）、奥美（Ogilvy
Public Relations）、福莱（Fleishman
Hillard）、爱德曼（Edelman）等五家国际知名公关公司，“帮助中国更好的与西方沟通，传播中国好声音”。
在胡温时期，中国就提出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官方称这是中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明确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重点领域和关键举措，称纲要“是一张指导社会信用往哪儿干，干哪些事，怎么干的最高级别说明书”。
如今，距2020年只有几个月，国际社会纷纷表达对中国的信用建设体系的恐惧感，他们在担心什么？
中国信用评级体系极富政治特色
中国官方不断丰富社会信用体系的内涵外延，从金融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又扩充到社会管理范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指出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包括商业行为、社会行为与网路言论等三类，依据犯罪案底、金融资讯、网路言论、社交情况等对社会成员评分，低分者将受罚。这一制度已在部分区域与企业测试，截至今年3月已累计900多万人将被限制购买机票、300多万人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6000多家企业将被限制融资。
上述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美国没太大差别。美国的个人信用主要包括信贷（金融机构纪录）与犯罪纪录（警察与司法部门纪录），企业则包含金融信贷、产品质量、消费者评价等。从有社交媒体以来，求职者也必须填写自己的Twitter、Facebook帐号填写，以备录用机构考核，为什么只有中国推行让人感到恐惧？
原因源于两点：
一、 西方的信用评级制度主要是私人与企业的财务资料，由私人企业完成，中国则由政府掌控。
西方信用机构（金融评级机构、指数编制公司）掌握全球资产的定价权，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在1996年出版的《无疆界市场》中，认为这些评级机构比国家机构的权力还大，
“谁掌控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全球资金的流向，就掌控了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就掌控了主权国家兴衰成败的命脉。”多年以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如此描绘这些机构：“以我之见，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穆迪评级。美利坚合众国用炸弹摧毁你，穆迪通过降低你的债券评级毁灭你。而且，相信我吧，有时，谁也说不准这两者谁更厉害。”
西方的信用评级公司掌握资本的定价权，银行也会根据个人信用决定是否发放借贷，但政府却无法据此剥夺公民权利，决定公民的信用等级。中国不一样，由政府制定标准，搜集资料，掌控个人、企业等自然人与法人的信用评级，仍然是集规则制定者、裁判者、执行者三者于一体。
二、中国社会信用评级有政治标准，凡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列入信用差的等级。
中国有些地方从几年前开始实施社会信用分级制度。江苏省某县自2010年开始实施这一制度，基本分为1000分，“国家级表彰”加100分，“见义勇为”加10分，“不奉养老人”减50分，“受到党严重警告”减30分。每年结算分数，划分ABCD四级，A级者在入学就业、社会救助等可获优惠，D级者会被否决考察与某些证照资格，丧失社会救助权利——其中国家级表彰与党内警告等算是政治表现，由此可见中国信用评级很有中国特色。
上述标准虽然没将网络言论列入计分系统，但面对一个积极审查网络言论，为网络空间的未来投下不祥阴影的国家，担心网络言论列入计分系统，并非杞人忧天。
外国在华企业担心什么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势必会增加企业在中国经商的复杂性。该文援引专注于中国的咨询公司Sinolytics的首席执行长兼联合创始人
Conrad的话，认为最近发布的一份严重违法失信主体黑名单规定草案中使用的一些措辞，呼应了中国政府关于计划推出不可靠外国实体黑名单的警告，表明这两项举措相互交织。上述严重失信主体黑名单是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则认为，1、一家公司的社会信用可能影响该公司关键人员的个人信用评分，反之亦然。这是企业高管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2、一家公司的社会信用也可能受到其供应商行为的影响；3、一旦上了黑名单，从黑名单中移除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总部位于北京的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近日发布一份关于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报告表示，该体系将为政府提供大量系统化数据，并警告称，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技术来强化政治正统。对外国公司而言，新规或意味着合规成本上升，不确定性增大。
普遍担忧：中国社会信用评价系统是政治监控系统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教授Björn
Alpermann对中国社会信用做过专门研究，认为中国社会信用评估系统有两大缺陷，一是以什么作为评估指标非常不透明。中国政府计划的是建立一个社会责任和信用体系，搜集的信息远远超过了财务信息范围，深度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比如批评政府的言论或个人其它不受欢迎的举动都可能进入评估系统中。二是这种社会信用评价系统对世界将起到不良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已经将互联网监控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也将会向其它威权政府出口社会信用体系这一项目的技术。
现代科技除了促进人类进步之外，还成为政府干预私人生活的强有力的工具，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成为现实。英国黑色讽刺喜剧《黑镜》系列，其主题就是突出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黑科技”的应用对人类自由的严重伤害。中国是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在互联网技术中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干预、监控技术，全世界担心中国社会信用评价系统会成为政治监控系统，是基于对中国政府的认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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