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祖邦／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無大台的香港社會運動
在民間人權陣線（Civil Human Rights Front）的號召下，香港在 6 月 9 日與 16
日接連兩週分別出現了超過百萬人以上的反送中遊行活動，人數眾多但有序的抗議畫面震撼人心。其後由於特區政府無法作出有效且具體的回應，導致出現了更多形形色色的抗議活動乃至暴力衝突，包括了佔領街道、佔領立法會、全港各分區的集會遊行、各界別與專業團體的集會、機場集會、罷工罷市罷課、包圍警署、圍堵稅務局大樓、各地連儂牆、短期眾籌的國際文宣以及許許多多的不合作運動，可以說這是一場全城動員、全民上陣的反送中運動。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這是一場沒有大台
[1]、沒有特定領袖、去中心化的社會抗爭運動，完全經由網路的媒介（香港連登、telegram）讓這些自發性的直接行動持續不斷在全香港開展出來，多元抗爭策略的靈活與創意令人感到驚艷。不過，這不禁也讓我們想問，為什麼會採取這種無大台的運動狀態呢？筆者認為這與香港存在著分歧的抗爭模式以及 2014 年雨傘運動過後香港陷入的反對運動困境有所關聯，抗爭者正是以「無大台」來作為一種團結與整合香港民主運動的方式。
一、從雨傘運動的「拆大台」到反送中的「無大台」
「和理非非」
長期以來香港人一直以「和理非非」作為最重要的爭取民主的抗爭模式，也就是強調抗爭者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來爭取市民的認同、達成運動的目標。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每年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和泛民政黨 [2] 所舉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和七一大遊行，維園晚會從 1990 年之後開始舉辦，七一遊行則始於 1997 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後，藉由這些活動來表達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對民主政治的追求（政改）[3]。
筆者認為 2003 年以反對基本法 23
條為訴求的七一大遊行，造成五十萬香港市民上街，最終讓特區政府擱置相關法案，這可以說是和理非非抗爭模式的一個發展高峰。然而，隨著政改（特首和立法會全面直選）的受挫、港中矛盾的加劇（反雙非、反陸客自由行、反新移民），使得新興出現的本土派開始對和理非抗爭模式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與挑戰。
「中港區隔論」的出現
在 2011
年，時任香港嶺南大學教授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提出「中港區隔」（人口、族群、地理界線上的區隔），並且在抗爭上採取所謂的「勇武抗爭」（例如：對中國水貨客的驅趕）的手段，以此批判泛民「和理非非」的民主運動傳統。本土派認為泛民和理非的抗爭模式只是一種「維穩社運」、「永續社運」，行禮如儀的集會和遊行只是在幫助政府疏導不滿的民怨，在關鍵的時候只會要求群眾和平解散（散水），行動永遠不會升級難以真正達成抗爭的訴求。儘管論述上引發不少爭議，但是還是得到了不少年輕世代的認同，與上一代帶有大中華情懷的民主回歸論形成了對立，香港反對運動開始出現了明顯的矛盾和分歧，本土派的勇武抗爭也開始改變了香港民主運動既有的地景。
公民抗命與拆大台
這種「泛民 vs. 本土」、「和理非 vs.
勇武」在路線上與抗爭模式上的矛盾到了雨傘運動時就充分暴露了出來，歷經79天的雨傘運動最終無法取得具體的運動成果，泛民和本土派之間的分歧造成的運動內耗可以說是原因之一。我們可以從多重抗爭模式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雨傘運動的性質，雨傘運動事實上是在同一把傘下而進行的複數政治動員，在同一場運動中存在著不同的抗爭模式，有著不同的支持群體。此一運動緣起於佔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朱曜明）為了爭取真普選而提出「用愛與和平來佔領中環」的活動，這可以解讀為試圖將和理非的抗爭模式「升級」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非暴力但支持有限度的肢體碰撞），不過，最終佔領中環並沒有發生，真正主導傘運並將公民抗命予以實踐的是在金鐘建立「命運自主」大台的雙學 [4]（學聯、學民思潮）成員，在這場運動中佔中三子的角色實際上是被邊緣化的。
所以，進一步來看，雨傘運動打破了香港長期由泛民主導的抗爭傳統（七一遊行、六四晚會），公民抗命成為了主導的抗爭模式。此外，更值得注意之處就是雨傘運動抗爭者佔領了不同的城市空間，特別是金鐘和旺角這兩個區域。在金鐘佔領區由雙學領導著公民抗命，本土派則在旺角佔領區上演勇武抗爭的劇碼。除了對北京和特區政府進行抗爭之外，在運動過程中，公民抗命非暴力的有限度衝突引起了本土派的不滿，指責大台遲遲不讓抗議行動升級讓運動散水，因而有所謂「拆大台」的衝突發生。為了抗爭行動的升級與否，本土派跟傳統泛民早已存在那一個裂痕
[5]，在雨傘運動中爆發出來，在同一場抗爭運動中，反而更為確認了彼此之間的分歧與差異，乃至於在運動過程中累積了許多對彼此的叫囂與不滿，一場無法取得明確成果的運動帶給公民社會許多的無奈與創傷，對於運動「失敗」的檢討讓雙方在傘運之後更行更遠。
二、傘後香港反對運動的困境
被扼殺的民主機會
在雨傘運動過後，除了真普選的落空，香港更是面臨了一連串民主化持續倒退的情形，特別是參選人和議員當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和剝奪議員資格（Disqualification，簡稱 DQ），以及香港政府透過政治檢控，讓許多社會運動的發起者或參與者紛紛被司法起訴乃至於鋃鐺入獄。
香港第一次出現 DQ 的現象是在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時，在選前持港獨立場的新興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Hong Kong Indigenous，簡稱「本民前」）的梁天琦打算挾年初補選的氣勢再度投入新界東的選舉，不過，最終仍被選舉主任「認定」不可能真正改變過去的主張及支持港獨的立場，因此被裁定提名無效、「入閘」失敗 [6]。
在選後多位非傳統泛民的候選人當選，然而，青年新政的兩位當選人梁頌恆在誓詞中加入「支那」的字眼（被指辱華），以及游蕙禎身披 “Hong Kong is not China”
標題的布條被認為宣誓沒有效力被判定失去議員資格。儘管當時梁游兩人的行動策略有所爭議，但是泛民的割蓆仍讓本土派感到氣憤。其後未直接主張港獨，但在選舉期間主張「民主自決」的三位議員當選人羅冠聰（香港眾志）、劉小麗（小麗民主教室）、姚松炎以及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的梁國雄（外號「長毛」）也都因為若干宣誓瑕疵，被梁振英政府提出無效之訴最終仍被認定宣示無效先後喪失議員資格。香港政府透過此種選舉程序的操控、言論自由的誅殺，讓雨傘運動開展出來的政治機會（無論是主張民主自決或香港獨立）完全喪失殆盡，2016 年立法會所開展的政治新局幾近瓦解。
司法對社會運動者的箝制
除了參選權和參政權的剝奪，香港政府在近年更開始針對過往的社會抗爭活動進行一系列的法律控訴，眾多知名的社會運動者和不知名的參與者紛紛被起訴或入獄成為「政治犯」。其中較受矚目的事件如下：雨傘運動期間非法集會案、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案、旺角暴動案、佔中九子案。在 2017 年 8 月，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被控在雨傘運動期間發起衝擊公民廣場，被法官裁定非法集結及煽惑他人非法集結等罪，黃之鋒判刑入獄 6 個月、羅冠聰入獄 8 個月、周永康入獄 7 個月。反觀台灣太陽花佔領立院被起訴的 22 位被告，在一審時即被法官引用「公民不服從」的理論判決無罪，至高等法院仍以言論自由維持一審的判決。在這些案件中，刑期最久的就是本民前梁天琦等 5 人因 2016 年旺角事件被控暴動及煽惑暴動等重罪，當旺角事件（本土派稱「旺角起義」）一開始被政府界定為暴動事件，許多泛民主派就與這些涉案者割蓆，後經司法訴訟，梁天琦去年已因一項暴動罪成立判刑 6 年、襲警罪成立判刑 12 個月，入監服刑中，時年26歲。
抑鬱、絕望的政治氛圍
從筆者的角度來看，香港的反對運動似乎進入了一種民主困境。在「選舉－議會」的路線上，香港政府透過 DQ
的手段對選舉過程或結果進行主觀且任意的操控。在「街頭－群眾運動」的路線上，由政府不斷發動的政治檢控與司法審判對社運領導者和參與者造成箝制與打壓的效果。此外，在雨傘運動的挫敗之後，香港反對運動陣營所出現理念與路線上的分歧，似乎進一步造成支持者政治參與熱情的下降以及政治動員的困境，這就是在反送中前香港極為抑鬱甚至絕望的政治氣氛。
三、從「反送中」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人人是大台的社會運動
面對香港反送中此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各種即時的評論文章如雪花般出現，其中在許多的討論中有一種被經常採納的說法，「和平的遊行升級（激進化）成武力抗爭」，這樣的描述讓兩種抗爭模式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因果關係，亦即，由於政府沒有有效回應抗爭者的訴求所以才讓抗爭者從和理非升級為勇武抗爭。
不過，如果從上述不同的抗爭模式來理解反送中運動的發展，我們會發現不同的抗爭模式一直有著各自平行的發展軌跡，未必存在一種因果關係或行動上的先後接續。在 6 月 9 日我們可以看到超過百萬人和理非的盛大遊行，其實政府尚未對此一遊行的訴求作出明確回應時，在 6 月 12 日立法會要持續進行逃犯條例二讀時，抗爭者就占領金鐘進行了流血的勇武抗爭，所以，我們應該說和理非和勇武派分別以自己的方式對政府強行修例作出行動上的回應。只是不同於雨傘運動時的「拆大台」，這次直接對應的是「無大台」。
如果仔細檢視「無大台」的內涵，並不是就意味著就完全沒有人或團體領導、絕對的去中心化，年輕世代仍是透過網路加密平台進行資訊傳遞、意見交換和策略擬定，在網路上「人人是大台」，任何人提出方案只要有人認同就可以形成集體行動。此外，「無大台」也是對雨傘運動的內耗和反對運動困境的反思而來。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勇武派的陣營希望和理非的陣營不要再對運動的方向、前線的抗爭者進行指導甚至阻撓，這也就是為什麼會出現「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這樣的主張。無大台也是因應香港反對運動困境的方式，特區政府的 DQ
阻絕了透過議會選舉來選出他們的代表人，年輕世代對議會政治徹底失望，他們只好自己代表自己，而透過加密的網路平台和行動時的口罩隱匿自己的身分讓香港政府無法在事後進行政治清算，從這個角度來說不可能也不必有大台。更有意思的是就目前運動的發展來看，和理非和勇武派雙方似乎發展出一種相互掩護的團結感，如同抗爭者不斷的去強調「不篤灰」（指證罪魁禍首）、「不指責」、「核爆也不割蓆」、大家要「be
water」、「齊上齊落」。似乎無大台反而創造了團結運動的能量，就社會運動而言的確是一個獨特的現象。
基本上，香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仍是以和理非居多，過激的抗爭行為往往不被接受，並且擔心容易模糊抗爭的目標、引發市民的反感，最終導致「民意的逆轉」。然而，過去幾年特區政府對於各種不同反對立場都進行了「無差別的打壓」，不僅壓制港獨也對持溫和立場的和理非陣營照樣進行
DQ
和政治檢控，這或許引發了和理非的自我反思溫和立場的有效性。在這次反送中運動中，以年輕世代為主的勇武派（黑衫軍）那種置生死於度外的精神獲得了和理非陣營較多的「寬容」甚至於「支持」（就算我不在前線我能在心裡支持你甚至行動上支援你），並且，特區政府的強硬態度與警察的暴力鎮壓，在在引發了一般市民的反彈，累積已久的不滿不斷宣洩出來，為勇武派的抗爭行動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正當性。正如同在
7 月 1 日晚上抗爭者衝入立法會，在議事廳裡高舉一個長條標語：「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這樣的標語一掃多年來本土勇武抗爭被不認同、被割蓆的遭遇而獲得正名。
勇武抗爭對運動的引導
無大台的本土勇武派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這次抗爭的走向，在 6 月 9
日的集會遊行時，民陣率先提出了「撤回惡法
林鄭下台」這樣的訴求，這也是反送中最初的訴求。如果延續傳統和理非的模式，在特首林鄭月娥宣示修正條例已「壽終正寢」，儘管抗爭者堅持要用「撤回」，但仍有可能在所謂目標達成下結束抗爭。然而，由於勇武派很快的就進行了行動升級，特區政府強硬「制暴」讓警民衝突的形勢迅速惡化，就讓運動的訴求漸漸脫離反逃犯條例的修訂。在
7 月 1
日晚上抗爭者成功佔領立法會後，在議事廳內宣讀〈香港人抗爭宣言〉，宣言中對特區政府提出五大訴求：「徹底撤回修例」（撤惡法）、「收回暴動定義」（非暴動）、「撤銷對今為所有反送中抗爭者控罪」（銷控罪）、「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查警暴）、「2020年落實雙普選」（真普選），這也形成了迄今為止無論泛民或本土派都能接受的「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個口號從 7 月開始也出現在許多遊行集會場合，被遊行者喊的震天價響，並且，在全港分區大遊行中也出現多場光復行動（光復上水、光復元朗、光復紅土）。「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是本民前的梁天琦在 2016 年新界東補選時提出來的競選口號，「光復香港」是因為本民前在 2015
年就在上水、屯門、沙田這些中國水貨客聚集之地進行光復行動（驅趕水貨客），到了競選時為了讓口號響亮就強調光復整個香港。梁天琦在當時造勢場合說明「時代革命」是指不分年齡，只要相信自由、擁抱自由，擺脫舊框架，就是新時代的人。在當時這組口號也的確表達了本民前的主張，光復香港就是強調中港區隔、香港優先，時代革命就是在面對中國對香港的殖民時要拋棄傳統和理非的抗爭模式，強調無底線的勇武抗爭。
新的「香港共同體」
在這次運動中，「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已逐漸不被非本土派所排斥，只是還是有很多評論會強調這個口號「非關港獨」、「口號代表的是一種運動精神」，當然，抗爭者再回頭使用這樣的口號，其背後的意義可以脫離當時梁天琦和本民前的語境來進行自我詮釋，但是，對梁天琦背後所代表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所要打破的「舊框架」是什麼呢？這不僅是和理非或勇武抗爭模式或手段的爭辯，而是年輕世代意識到不可能在一國兩制下實現香港人所冀望民主和自由。他們真實經歷了雨傘運動的挫敗，831
的人大決定（否決香港直選）幾乎否定了過去整個民主派的長久努力。年輕世代意識到我們不可能在一國兩制下爭取香港的民主，更不可能去期待將香港的民主建基在中國的民主化希望之上。所以，這次前線的抗爭者所呼喊的已不再是「給我真普選」、「撤回條例」而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他們要爭取的已不僅是「反送中」而是「時代革命」，一種全面性的香港民主自由的確立。筆者認為，當每一次從小朋友、年輕人、年長者的口中喊出「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就步上了打造「想像共同體」的這條不歸路。香港大學《學苑》前主編和《香港民族論》的編者之一梁繼平在 8 月 17 日「英美港盟 主權在民」集會時做了一段錄影發言，或許可以代表了年輕本土世代的心聲：[7]
「香港人」這個集體身分，其實是活在我們的心內，以及在我們每次抗爭、每日實踐當中。即使與戴著口罩的抗爭者素未謀面，我們亦視之為手足；即使與被告席上的義士非親非故，我們亦稱之為家人。他們犧牲的血汗、自由與生命，都會化成養分，滋潤這個以苦難以建成的共同體。只要我們一日堅守著這份想像他人痛苦、甘願彼此分擔的心，「香港人」這個共同體就不受地域與歷史時間的束縛。
香港人的超越與考驗
在本文中，筆者嘗試用香港所存在的三種抗爭模式來作為觀察反送中運動的方式。它們分別是「和理非非」、「公民抗命」和「勇武抗爭」，或與我們可以把它們想像成是構成一個整體的三塊積木。不同的抗爭模式凝聚了不同的群眾、抗爭的手段、認知框架與論述內容，並且涉及到政治身分認同上的差異。在這次反送中運動中，無論何種抗爭模式都爆發了驚人的能量，不同陣營也放下分歧形塑了前所未有的團結一致感，香港的抗爭模式是否會有一種辯證性的超越達成整合？還是在複雜的地緣政治、北京的權力鬥爭，年底的選舉考量下再度暴露內部的分歧以致運動瓦解？這些都將是香港人在爭取民主自由之路上的考驗。
[1]「大台」指的是一場遊行運動中，由單一或數個主辦團體領軍，現場設有演講台藉以控制場面的角色。
[2] 以2016年香港立法會的選舉結果來看，所謂泛民政黨包括：民主黨（7席）、公民黨（6席）、社民連（1席）、工黨（1席）、人民力量（1席）、街工（1席）。
[3] 香港在移交前遺留下來兩個最重要的的政改議題就是：「特區行政長官直選」和「立法會的全面直選」，它們在《基本法》的附件中都有相關規定，這也形成了回歸後一直到雨傘運動前香港民主發展的主要課題，泛民政黨以「政改」為核心經營著他們選舉和議會協商為主的抗爭路線。
[4] 在香港所謂「雙學」是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反國教運動時中學生組織的「學民思潮」。學聯是由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所組成，在1958年成立，也是支聯會的創始會員。2014年由於雨傘運動的成果挫敗，雙學被認為領導運動不力，隔年多間大專院校醞釀退聯，經校園投票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相繼退出。
[5] 站在本土派的立場，雙學的公民抗命仍是屬於泛民和理非的一部分，所以，在本文目前討論的主題，筆者在陳述上會以「泛民vs.本土」、「和理非vs.勇武」這組區分為主。不過，三種抗爭模式「和理非非」、「公民抗命」、「勇武抗爭」之間的區別，仍是具有經驗分析的意義。
[6] 除梁天琦之外，當時還包括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支持港獨）、香港民主進步黨楊繼昌（支持港獨）、城邦派的中出羊子（支持港獨）、保守黨賴綺雯（要求香港回歸英國）、獨立參選人陳國強（支持港獨），總共六人皆被判定提名無效以資格不符為名被褫奪了參選資格（DQ）。
[7] 該晚會是由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和「我要攬超」團隊在中環遮打花園共同舉辦。梁繼平在7月1日佔領立法會的行動中他除去面罩發表公開談話，未免受到政府的政治檢控日前已先行離開香港。from 巷仔口社會學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9/08/27/chengtsu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