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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2 August 2019

張潔平:粵港澳如何變成大灣區?大灣區因何升級為國家戰略?

因為一些機緣,去年我曾與一位常年跟進大灣區戰略規劃的香港官方智囊詳談。我向他詢問的問題,是十多年來一直感到好奇的:廣東每換一任領導,都會嘗試在珠三角、粵港澳的區域經濟上做些文章。於是有了2003年張德江任職廣東時提出的「泛珠三角計劃」,一個「泛」字,除了狹義的珠三角9座廣東城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門、肇慶),還把幾乎小半個中國包括了進去,如圖:
如此一「泛」,幾乎沒了可行性,沸沸揚揚炒了幾年,雷聲大雨點小,「泛珠三角」隨著張德江離開廣東,也就漸漸不再有人提了。下一任省委書記汪洋到任後,強推廣東產業升級,勞動密集型、高污染的製造業「騰籠換鳥」,並由此提出「綠色大珠三角」,希望結合港澳力量一起迫使廣東的「落後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計劃提出當年便遇上金融危機,外需大幅下滑直接帶來了災難式的企業倒閉潮、工人返鄉潮,四五年過去,為了產業轉移修建的34個產業轉移園區,一半以上還空置。廣東騰龍換鳥的陣痛至今未過,而當時的「綠色大珠三角」概念,也是轉瞬即逝,後續便無人再提。
如此一「泛」,幾乎沒了可行性,沸沸揚揚炒了幾年,雷聲大雨點小,「泛珠三角」隨著張德江離開廣東,也就漸漸不再有人提了。下一任省委書記汪洋到任後,強推廣東產業升級,勞動密集型、高污染的製造業「騰籠換鳥」,並由此提出「綠色大珠三角」,希望結合港澳力量一起迫使廣東的「落後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計劃提出當年便遇上金融危機,外需大幅下滑直接帶來了災難式的企業倒閉潮、工人返鄉潮,四五年過去,為了產業轉移修建的34個產業轉移園區,一半以上還空置。廣東騰龍換鳥的陣痛至今未過,而當時的「綠色大珠三角」概念,也是轉瞬即逝,後續便無人再提。
這樣十幾年,到了「大灣區」概念,慣於批判的香港媒體就已經沒了感覺……「又是上面造概念」「當年泛珠三角也是空造概念,雷聲大雨點小」這樣的批評不絕於耳,更多人,只是把它當成中央要吸納香港的一個政治手段。
真是如此嗎?珠三角概念一個接一個,大灣區有什麼不同?項莊舞劍,意真的在政治?我問這位低調的智囊人員。
是,也不是。他回答我。
他提供了自己知道的一重敘事。我簡述在下,供大家參考:
今時的廣東,非往日的粵地,十年過去,「北上廣」變成「北上廣深」,一直活躍吸引各地人才的深圳已經成了互聯網創新最前沿,也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的一線城市。GDP一路攀升,未來發展也被看好。這種動能並非侷限於一座城市,整個區域都在互聯網經濟的熱潮中受益,在這種局面下,對區域經濟更強連結的需求,是自下而上自然發生的。深圳有人才和資本聚集,孵化出一個又一個新創公司,但深圳沒有歷史積澱,文化根基單薄,沒有可以長久孕育創新的好大學。因此,廣東腹地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最強的製造業基地之一,可以滿足新創產品快速成型的實驗需求;香港作為司法、金融體系最健全的市場環境,有亞洲一流的大學和師資、實驗室聚集;深圳作為創新企業的孵化基地——這樣一幅區域聯動、產業鏈打通的圖景,逐漸成了從企業、產業端生長出的自然需求。
近幾年,出於自身需要,深圳一直是這種聯動的最積極倡導者。2013年深圳政府就提出「深港灣區」的概念,後來被廣東省政府納入省級戰略,並形成一個「粵港灣區」的雛形提案,強調灣區之內人流、金流、物流的通暢和彼此促進(意味著要跨過一國兩制的政策壁壘)。據說,這一戰略,地方政府一直在向北京提案,但北京遲遲不置可否。
北京態度的轉變,發生在2015年,2014年香港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後,也是本土化思潮前所未有地興起之後。這位朋友清清楚楚地告訴,正是香港的政局令北京開始不安、並覺得有必要採取行動之後,大灣區規劃,被提上了從省戰略升級為國家戰略的議事日程。
但這背後的政策邏輯,又不只是簡單的「溝淡」香港。在北京和建制陣營的研究者的視角,一向以來,都傾向於把香港問題的核心闡釋為經濟/民生而不是政治。在他們看來,年輕人為什麼上街?因為找不到好工作社會沒有向上流動的空間。基層為什麼遊行?因為貧富懸殊過大老無所依。民主法治在他們看來不是真訴求,經濟富足向上流動社會保障才是。這也是中國政府一向的管治思路。在這個思路下,雨傘運動這樣的民情大爆發,北京除了在政治上對本土思潮展開毫不留情的壓制,反而覺得是要國家出手解套香港經濟深層次矛盾了。
這裡的解套,不外乎「讓香港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讓祖國幫香港解決養老難題」——要留意的是,這種管治心態與幾十年前已經大不相同,在香港市民視大灣區為「廣東蹭香港好處」的時候,北京政府現如今的心態是「讓廣東拉動香港經濟,解套香港政治難題」。
於是在主政者講來,故事變成了:大灣區促進人才流動,香港年輕人可以去深港灣區甚至東莞佛山工作,尋找新創產業的紅利上升機會(但香港年輕人對此的反應是「這些地方誰要去啊」);大灣區重新分配社會福利,香港的養老難題可以紓解到珠海、惠州等地解決(香港輿情的反應多是你看新移民掏空香港的福利現在還要賺香港長者的錢);大灣區基建佈局(高鐵、大橋)將香港納入區域經濟圈(香港民眾更擔心的是邊境消亡、制度保障不在,以及對自由淪喪的恐懼與不滿)。
就在這樣極為撕裂的兩極心態之間,「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戰略,交由騰訊這樣的科技巨頭在全國兩會提出,橫跨過一國兩制的敏感而痛苦的磨合帶,隆隆上馬了。它有民間經濟發展的真實而強烈的驅動力,它也有極為鮮明的政治意圖。它不同於世界上任何一個灣區——橫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這激發出想像,但當彼此信任稀薄,這也構成了最難以逾越的障礙。這版圖中間,香港不是經濟的焦點、卻是政治的焦點;香港是不可缺少的一環,但也是一個未被馴服、可能也永遠無法馴服的player。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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