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2周年之际，“反送中”抗议者计划在周一再次举行抗议活动，香港警方表示正在采取措施以防升旗仪式被打断。 (AP: Kin Cheung)
一九九七年，距离六四天安门屠杀八年后，香港人夹道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一国两制”首度登上历史舞台，在香港实行，香港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边适应身份认同上的转变，一边探寻新的民主之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22年后，这条道路仍然遍布荆棘。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眼下“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活动，香港人对民主的追寻不断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其中一位年轻的参与者是Jared Fu，一名在悉尼大学读书的香港留学生。
今年6月，20岁的Jared组织了近3,000多名民众走上悉尼街头，声援香港人在立法会门前举行的大规模“反送中”抗议游行。此后，他联合澳大利亚港人社区成员，将收集了12,000个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至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办公室，要求澳大利亚对香港《逃犯条例》修法一事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Jared Fu（右四）联合多位在澳港人收集了逾12,000个签名，呼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重视香港“反送中”示威及《逃犯条例》对澳人的影响。 (Supplied: Jared Fu)
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时，Jared只有15岁。他和朋友会在周末前往中环的集会地点，声援在前线抗争的年轻人。他把雨伞运动形容为自己的“政治觉醒”的开始，并让他以观察者的视角去审视香港的过去和现在。
“原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一国两制’应该保障香港人可以享有全面民主，最起码在立法方面。但这至今仍未实现，”Jared告诉ABC中文。
一百多年来，香港人似乎从未对这座城市的政治未来有过真正的发言权。而普选权，则是港人追寻民主化路途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追溯到1997年以前的港英政府时期，香港人也没有真正享受过民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院黄宇和院士告诉ABC中文，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没有未来”。
“无论中国或[当时的]英国，它们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的香港”，黄宇和院士告诉ABC中文。
他表示，和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相比，唯一的差别是中港矛盾更加激化，如今的中国比当年更加强大。
“利益考量都不是为了香港”
香港“占中”运动中悬挂的“勿忘初衷”。 (Supplied)
其实，香港人早在港英政府时期就已经在争取真普选，而不是主权移交中国后才开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吴木銮（Alfred Wu）副教授告诉ABC中文，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人争取“真普选”本身并不是针对中国。
“七十年代前后，英国在香港采取善治，发展了公屋、医疗系统以及廉政公署等，随后，整个民主化运动从80年代开始有这个诉求，“吴木銮副教授告诉ABC中文。
1984年，中国和港英政府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奠定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基础。此后，香港政府发布《代议政制绿皮书》，建议尽快开始香港立法局的选举，随即出现民主派人士要求居民直接选举的运动。直到1990年《基本法》公布，香港人才真正在法律条款中找到了能进行直选的依据。
《基本法》确立了香港最早可在2017年实施行政长官普选，随后亦可实施立法会普选，但却没有明文规定普选的定义，并由人大常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然而直到近年来，香港人才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争取的普选和人大常委理解的“普选”一样吗？
200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推翻了香港人的理解。
“是否需要进行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确定，”人大常委会在释法中表示。
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人们继续在香港抗议《逃犯条例》并高喊林郑月娥下台。 (AP: Kin Cheung)
自此，香港的选举程序发生了几乎根本性的变化：行政长官选举程序的启动和最后批准权都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更颠覆香港人理解的是在立法会选举方面，人大常委会从原来没有否决权，变成尚未开始就可以决定终止。
于是，从行政长官到一些主要官员，本质上都由中央任命，而不再是民主选举。
“他们觉得你是北京任命的官员，你的利益考量都不是为了香港，基本上你的考量都是为了你的老板，”吴木銮副教授说。
直到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港英政府才开始真正推动香港本地的民主化进程。殖民地早期的立法局完全由港英政府官方主导，直到1985年，才有直选产生的议员成为立法局少数的反对声音。
“对港英政府来说，重点是主权移交，只要能确保英国的利益得到保证，”吴木銮说。
“英国在香港有多少居民到现在都没有统计数据，重要的是它的民众，[再加上]香港的银行机构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国希望在政治上保留亲英人士，”他补充道。
中国内地人的“恩主心态”
香港“反送中”集会现场警察向抗议人士使用高压水枪 (AFP：Anthony Wallace)
从当前的中港矛盾上看，吴木銮对香港未来的民主化进程并不乐观，因为他眼中的香港人无法挑战北京引导的大环境，他们改变不了中央政府的决定。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之一，香港和韩国、台湾、新加坡一起被视为20世纪“亚洲四小龙”。这座城市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小化的政府市场干预、最低税收和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为其稳定增长带来保障，同时吸引许多公司在港设立亚太总部。
“但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是北京给的，而是国际社会给的地位，”吴木銮说道。
他解释道，由于官方媒体的误导，许多中国民众对香港的繁荣抱有一种“恩主心态”，即“中国人给你们带来那么多好处，你应该回报我”。这种心态也反映在韩国、日本和台湾方面。
“其实这些只是一个市场行为而已，但对大陆人来说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只能说他们没有什么错误，问题主要是政府在误导，”他说。
2019年6月17日，星期一，抗议者在香港立法会附近休息，抗议原本将于上周举行二次辩论的《逃犯条例》。 (AP: Kin Cheung)
吴木銮认为香港年轻人在努力地追求他们的政治理想，并且知道如何聪明地采取行动让香港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一角度看，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是乐观的。
Jared对吴木銮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觉得香港迎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觉醒”的契机，这种觉醒就代表了希望，正如当年他在雨伞运动中受到的启发。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Jared说。
今年6月，20岁的Jared组织了近3,000多名民众走上悉尼街头，声援香港人在立法会门前举行的大规模“反送中”抗议游行。此后，他联合澳大利亚港人社区成员，将收集了12,000个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至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办公室，要求澳大利亚对香港《逃犯条例》修法一事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Jared Fu（右四）联合多位在澳港人收集了逾12,000个签名，呼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重视香港“反送中”示威及《逃犯条例》对澳人的影响。 (Supplied: Jared Fu)
2014年雨伞运动发生时，Jared只有15岁。他和朋友会在周末前往中环的集会地点，声援在前线抗争的年轻人。他把雨伞运动形容为自己的“政治觉醒”的开始，并让他以观察者的视角去审视香港的过去和现在。
“原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一国两制’应该保障香港人可以享有全面民主，最起码在立法方面。但这至今仍未实现，”Jared告诉ABC中文。
一百多年来，香港人似乎从未对这座城市的政治未来有过真正的发言权。而普选权，则是港人追寻民主化路途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追溯到1997年以前的港英政府时期，香港人也没有真正享受过民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院黄宇和院士告诉ABC中文，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没有未来”。
“无论中国或[当时的]英国，它们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的香港”，黄宇和院士告诉ABC中文。
他表示，和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相比，唯一的差别是中港矛盾更加激化，如今的中国比当年更加强大。
“利益考量都不是为了香港”
香港“占中”运动中悬挂的“勿忘初衷”。 (Supplied)
其实，香港人早在港英政府时期就已经在争取真普选，而不是主权移交中国后才开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吴木銮（Alfred Wu）副教授告诉ABC中文，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人争取“真普选”本身并不是针对中国。
“七十年代前后，英国在香港采取善治，发展了公屋、医疗系统以及廉政公署等，随后，整个民主化运动从80年代开始有这个诉求，“吴木銮副教授告诉ABC中文。
1984年，中国和港英政府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奠定了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基础。此后，香港政府发布《代议政制绿皮书》，建议尽快开始香港立法局的选举，随即出现民主派人士要求居民直接选举的运动。直到1990年《基本法》公布，香港人才真正在法律条款中找到了能进行直选的依据。
《基本法》确立了香港最早可在2017年实施行政长官普选，随后亦可实施立法会普选，但却没有明文规定普选的定义，并由人大常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然而直到近年来，香港人才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争取的普选和人大常委理解的“普选”一样吗？
200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推翻了香港人的理解。
“是否需要进行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确定，”人大常委会在释法中表示。
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人们继续在香港抗议《逃犯条例》并高喊林郑月娥下台。 (AP: Kin Cheung)
自此，香港的选举程序发生了几乎根本性的变化：行政长官选举程序的启动和最后批准权都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更颠覆香港人理解的是在立法会选举方面，人大常委会从原来没有否决权，变成尚未开始就可以决定终止。
于是，从行政长官到一些主要官员，本质上都由中央任命，而不再是民主选举。
“他们觉得你是北京任命的官员，你的利益考量都不是为了香港，基本上你的考量都是为了你的老板，”吴木銮副教授说。
直到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港英政府才开始真正推动香港本地的民主化进程。殖民地早期的立法局完全由港英政府官方主导，直到1985年，才有直选产生的议员成为立法局少数的反对声音。
“对港英政府来说，重点是主权移交，只要能确保英国的利益得到保证，”吴木銮说。
“英国在香港有多少居民到现在都没有统计数据，重要的是它的民众，[再加上]香港的银行机构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英国希望在政治上保留亲英人士，”他补充道。
中国内地人的“恩主心态”
香港“反送中”集会现场警察向抗议人士使用高压水枪 (AFP：Anthony Wallace)
从当前的中港矛盾上看，吴木銮对香港未来的民主化进程并不乐观，因为他眼中的香港人无法挑战北京引导的大环境，他们改变不了中央政府的决定。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之一，香港和韩国、台湾、新加坡一起被视为20世纪“亚洲四小龙”。这座城市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小化的政府市场干预、最低税收和成熟的国际金融市场为其稳定增长带来保障，同时吸引许多公司在港设立亚太总部。
“但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是北京给的，而是国际社会给的地位，”吴木銮说道。
他解释道，由于官方媒体的误导，许多中国民众对香港的繁荣抱有一种“恩主心态”，即“中国人给你们带来那么多好处，你应该回报我”。这种心态也反映在韩国、日本和台湾方面。
“其实这些只是一个市场行为而已，但对大陆人来说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只能说他们没有什么错误，问题主要是政府在误导，”他说。
2019年6月17日，星期一，抗议者在香港立法会附近休息，抗议原本将于上周举行二次辩论的《逃犯条例》。 (AP: Kin Cheung)
吴木銮认为香港年轻人在努力地追求他们的政治理想，并且知道如何聪明地采取行动让香港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一角度看，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是乐观的。
Jared对吴木銮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觉得香港迎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觉醒”的契机，这种觉醒就代表了希望，正如当年他在雨伞运动中受到的启发。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Jared说。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6/abc-%e4%b8%bb%e6%9d%83%e7%a7%bb%e4%ba%a422%e5%91%a8%e5%b9%b4%ef%bc%9a%e8%bf%98%e5%8e%9f%e4%b8%80%e4%b8%aa%e4%bb%8e%e6%9c%aa%e5%ae%9e%e7%8e%b0%e8%bf%87%e6%b0%91%e4%b8%bb%e7%9a%84%e9%a6%99%e6%b8%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