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说：“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而在历史学家马勇看来，100年前的近代史，到现在又轮回过来了。
那是清王朝崩溃、民国蹒跚起步的时代，中国有史以来之大变革。而近两年，“革命”“改良”“宪政”再次在思想界和舆论界回潮，马勇凭借对近代史的深厚研究，频繁著书，并不断有文章见诸于世，从马勇的历史世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对现实的关照。
他叙述历史，解释历史，却不参与历史。他极少卷入观点争辩中，而是尽量呈现事实。他在网络上给自己起名为“旁观者马勇”，警惕自己要保持一个历史学者的旁观立场。
但他并不是超然物外之人，他要让自己的研究能够表达和影响人，而不是“藏之深山”。他认为，历史的功能应该是在种族冲突、阶级冲突、社会冲突中提供一种和解的方式。和解和妥协，正是这位历史学家所认为的近代史的最重要启示。
因“批林批孔”走上历史研究之路
现年57岁的马勇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并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职务。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他的工作和生活几乎是一体的：读书，写书，讲课，或者开讲座。走进他家就犹如进入一座小型图书馆。
不过在投入书海之前，他的人生也经历了颇多“折腾”。
马勇在淮北平原的农村长大，高中毕业之后外出当兵才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前县城都没去过。他所在的部队是杭州警备学院，专门承担警卫杭州的任务，“工作就是在政府机关站岗放哨，好比现在的武警。”
马勇入伍不久就碰上了“批林批孔”运动。1973年7月，毛泽东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犯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而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革”。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影射史学”一时大盛。
对于自己的这段历史，马勇记忆犹新。“因为我们在农村里面书读得很少，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清楚孔丘孔老二，更不知道秦始皇。”但高中毕业的他在那时的部队里仍然属于“有文化的兵”，从而承担起宣传任务。
“让我们搞‘批林批孔’，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层层宣讲，和现在宣讲十八大精神是一样的，共产党几十年宣传路数都没变过。怎么宣讲？拿几篇报纸抄嘛，抄成自己的语言。到连部讲，到营部讲，到团部讲，甚至还经常被地方上的红小兵们请去宣讲。”
“批林批孔”成了马勇与历史最初的接触，频繁而又懵懂。这些“宣讲”经历并没有成为年轻的马勇炫耀自己的资本，反而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迷茫和无知。带着疑问，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马勇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当时“有前途”经济、法律等热门专业，在自己的三个志愿里都选择了历史。
但在1977年马勇退伍时，高考还没有恢复，他回到家乡，当了一年煤矿工人。回忆起那段岁月，马勇感慨良多。“存在决定意识，当时在煤矿工作并没有死亡的恐惧。一个工友，是我的高中同学，早晨下井，晚上就没了，他就跟我头连着头睡通铺啊。”
这之后，马勇在矿区的一所煤炭技术学校里偷偷复习，并从那里以十分惊险的成绩考入了安徽大学历史系。
年轻时的经历，让马勇对生命和成败有了自己的理解，他的治学因此始终和生命存在有关。学界前辈何兆武先生写过：“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于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于历史也会一无所知，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十年铸剑，厚积薄发
中国近代史是马勇的职业领域，但他的学术根基却是中国文化史。他之所以能够贯通古今，得益于坚实的基础和诚恳的治学态度。
“文革”时期大学停课，许多老师都被下放到中学，大学复建后，他们也带回了中学的教学方法：讲要点、归纳、记忆。“虽然没有给我们学术上的提示，但是训练了基础，我是感激不尽的。”马勇至今还记得自己本科借的第一套书——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作为启蒙书，他在本科期间认认真真地读了3遍。
1983年，马勇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硕士毕业的他却因为复旦本专业没有博士点，而他又不愿意“改换门庭”，最终放弃读博，来到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
进入近代史所后，马勇一下就从古代史跳到近代史，从1986年到1991年，他都没有提笔写东西，而是沉下心来阅读近代史的资料。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只有打通古今才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因为历史学‘说有容易说无难’，所以一定要在年轻时打下最广博的学问。”
马勇直到36岁才开始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而此时他已经过13年的学术沉淀。笔锋出鞘，马上取得了巨大影响。
首先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化诸问题》，马勇透露，这本书是用了一周时间口述出来的，可见其深厚的知识积累。在这部著作中，马勇对明末利玛窦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和中国文化发展进行了仔细研究，对这三百年文化发展重新评估，得出了与梁启超、钱穆等人很不一样的结论。
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超越革命与改良》，则是他对天X门事件的回应。“‘XX风波’对我们这代人震撼非常大，那之后我就在思考，中国还能够往哪儿走？”
而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马勇还曾在媒体发表《清政府对戊戌维新的检讨与反省》一文，借助历史来反思那场风波后的中国道路。
“清政府对戊戌维新实行了很严酷的政治镇压，六君子被杀，康梁流亡，但是清政府在1910年之后，重启改革。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南巡，全国全部笼罩在一个黑暗之中。江泽民和李鹏那是比着左啊，通过争左来争权。我要回应一个问题：中国还能够启动改革吗？果然，一年之后，邓小平南巡，中国的道路一下子方向又扭了回来。”
这篇文章的借古说今之意是任何眼明的读者都看得出来的，“当时有个邓力群身边工作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凭这篇文章就可以枪毙掉我。”
最想讲诉1949后的中国史
马勇的近代史叙述一方面常常颠覆传统，另一方面他又尽力保持温和。
他认为，从延安时期以来的革命叙事已经山穷水尽了。“历史学家应该有一个大的企图——重新解读历史，重新建构历史的表达。”这是一个巨大的野心，而马勇正在渐渐接近他的目标。
“关于历史的很多看法，我和传统的研究不一样，比如义和团问题、1900年中国的宣战问题、两宫离开北京原因等等。但我不会过分张扬，而是温和地表达，让读者慢慢接受。如果很激进地说出来，很可能引起反弹，要不官方屏蔽这种声音，要不大家不理解你，认为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马勇表达了他对这场革命的重新认识。“这场革命，是最低烈度的革命，它引起的变化很大，但表现出了各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妥协和相互尊重。辛亥革命之后，没有去清算满洲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阶级报复和屠杀……”他反复强调用温情和敬意评估辛亥革命。
因为这种温情和敬意，马勇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他虽同意这种观点，但他认为，“我们不能去赞扬革命，但也不能告别革命。当改革没有绝望的时候，绝对不要轻言放弃，但当革命来临时，也不能和革命反向而行，去当反革命。革命和改革之间应该保持着适当的张力，社会才能进步。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没有外部的压力，也就没有进步的动力。完全放弃革命，指望统治者带领改革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马勇的工作重心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重新认识近代中国。但事实上，他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有更浓厚的兴趣。
“没有一个历史学者不想做当代史。因为只有当代史，你才可以去塑形。当代史可以给未来历史一个规范，未来再讲绕不开你。孔子讲的‘传闻、见闻、亲历’这三种境界，当然我对亲历的历史最有兴趣。”
在马勇的知识和资料储备中，关于中共党史、共和国历史的已经非常丰富。“但是目前的环境并没有足够的发挥空间，我不会撞着枪口去写。“
——读者推荐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6/1949_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