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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占中九子在上周三（4月24日）被判刑，其中戴耀廷、陈建民被判16个月，朱耀明判16个月缓刑、邵家臻判8个月。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戴入狱后第二天，已经去信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表示戴让港大“声誉受损”，要求港大将戴开除。
占中九子被判刑，引起国际高度关注，不少论者认为这次判刑，标志着香港已失去1997年前的集会游行自由，香港的政治环境，将加速与中国大陆同一化。
这次被判刑的占中运动领袖，在酝酿占中时，并不打算长期占领，只打算做短暂的象征性占领街道后，即被动接受拘捕。2014年的占领能延续超过两个月，完全不是占中发起人的原意。如果当日不是有群众自发占领旺角，而旺角的群众又没有那么坚持，在警察和黑道连番进攻后仍死守阵地，那么金钟一带的占领，一早就散了。现在将整个持久占领的责任归于占中发起人，客观上无疑是在警告以后的社会运动发起人，一旦你发起了行动，你将要为你无法控制的状况和群众自发行动负责。
平心而论，这次判刑最高16个月，相对于台湾、韩国在争取民主化过程中反对派领袖与参与者遇到的镇压，还不算重。2016年初旺角因为警察强行清理街头小贩引爆本土派青年与警方暴力冲突，梁天琦作为保护小贩行动发起人被判刑六年，比这个更重。这次占中九子判刑的最震撼之处，在于英治时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安全和平、不用考虑要付出大代价的主流反对运动范式，已经走到尽头。
殖民时代后期，港英吸取了1967年暴动教训，也要与中共竞争民意，所以不得不进行各种改革。仍未收回香港的中共，也要装出一个开明的形象，反民主也不敢太过分。在这特殊时空下，进入建制或以建制认可的和平方式推动反对运动的年轻人，很多都可以同时成为受压迫市民的喉舌和被建制赏识的青年才俊，左右逢源，两面通吃，不用像同期韩国台湾的民主运动先锋一样，须要担心牢狱之苦与生命安全。
1997年后，反对运动参加者面对的，已经不是港英的开明吸纳政治，而是亲疏有别、敌我分明的中共斗争思维。在此格局下，不论你要求港独、香港前途自决，抑或只是要求真普选、平反六四，都一律被视为与共产党对着干，北京都一视同仁，都要一一消灭，只有收拾先后次序的分别。
1997年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动用修得越来越严苛的公安条例检控参加示威游行期间作公民抗命的示威者，并时有成功入罪。当时特区政府针对的，都是反对运动的激进派，如“长毛”梁国雄和专上学生联会的学生等，入罪后的惩罚，也多是罚款、服务令，或监禁缓刑。主流民主派，对于1997年后的政治收紧，有的对于被镇压者给予缓手，但更多的只作口头谴责，甚或划清界线，以为被镇压的只会是激进派，与自己无关。
但发展到今天，温和主流如爱与和平占中发起人，都要被收监，各门各派的民主运动参加者，都不能再无视政治空间急速收缩和中共以敌我矛盾看待所有反对派的事实。这乃是任何思考香港反对运动何去何从、应该如何再上路的必要认识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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