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BBC
1989年5月19日凌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用手提喇叭对绝食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这是中共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赵的最后一搏。
在中共高层的权利斗争中，主张以协商对话手段解决问题的温和派彻底失势。
当晚，时任总理李鹏在特别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声称，“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中国的“前途和民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李鹏宣布，首都北京从1989年5月20日起实施戒严。在李鹏大会发言的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的野战军正在向北京开进，准备执行戒严。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通过高音喇叭听到李鹏讲话的时候，解放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满载荷枪实弹的士兵的军车已经兵临城下。
反对戒严
戒严和派军队进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大学生的对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
市民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向下令戒严的邓小平和李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小-平-你-好！
你-好-糊-涂！”
“反对暴力！打倒李鹏！”
“大兵进城，先抓李鹏！”
历史回闪
1984年10月1日，也是在天安门广场，也是举行大游行。
庆祝建国35周年首都群众游行检阅时，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在行进到天安门城楼下时，突然展开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城楼上的邓小平看到了，露出微笑。摄像机扑捉到的这个画面，成为老百姓拥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历史定格。
时隔仅五年，广场上的学生再次高喊“小平你好——你好糊涂”，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中共从建军第一天起，就着力塑造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的形象。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一直被比喻为“鱼水情”。
上一次北京的老百姓看到军队荷枪实弹的开进城门，是在1949年。
70年前进城，军队遇到的是北平（北京旧称）市民的夹道欢迎。这一次，他们又来了，但在每一个进京的路口，迎接他们的却是社会各界民众的拦截和苦口婆心的劝说。
“你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小撮人的军队！”
“人民解放军，站到人民一边来！”
坦克、军车被阻挡的人潮困住，动弹不得。车上年轻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他们在城外集结待命时，被告知城里有坏人歹徒企图谋反，他们是来“保卫中央，保卫北京”的。
年轻的士兵进城后看到的，是上至八旬老人，下至八岁小孩的劝阻。有人泪流满面的拉着士兵的手，有人把解暑的冰棍儿和鲜花玫瑰塞到士兵手里。
中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戒严部队的一位指挥官面对电视摄像镜头和团团围住他的市民这样表示：
“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团体，作为军人来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们是不会向人民开枪的。”
全民动员
戒严令，也把一场学生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民全社会。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政府宣布戒严后成立。工自联还组织了“纠察队”，发动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军车。
民众连续几天的昼夜围堵似乎见了成效。被堵截的军车没有强行冲破封锁的动作。
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甚至也敢如实报道：
“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由于受到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拦阻，几天来一直没有进入城区。”
戒严的军队被堵在了城外，城里则到处是游行的人流。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
一向令百姓畏惧的政府似乎不存在了，街上游行的群众高呼的口号是“召开人大，罢免李鹏”。
中央高层领导没有人出来讲话，没有人理会广场上的学生，也不再有军警阻拦游行，甚至连交警都不见了。维持长安街上交通秩序的责任由学生和市民承担了起来。
广场上流传的一个黑色幽默是，连小偷们都被学生感动而罢偷了，社会治安出奇的好。
风暴之眼
这是一个奇特的僵持阶段。混乱中似乎又井然有序，喧嚣中透出平静，一种诡异的平静，北京处在暴风眼中。
BBC英国广播公司当时的驻北京记者麦杰斯分析说，中共高层当时正在统一思想，以便动手结束这一难堪的局面：
“宣布戒严之后政府有一段时间确实瘫痪了。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很明显，最后的行动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行动要有军队各部分的参与。因此，获得各军区首脑和各高层政治领导人的认可是关键的一步。这个‘统一思想’的过程用了很长的时间，但在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政府在做下手前的准备，学生也在争论下一步的策略。部分学生领袖和参与运动的知识精英感到，在广场上这样继续僵持下去已没有什么意义，应改变则略，回校进行基础民主建设。
王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主持了广场上一次各界联席会议后，向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宣布了会议决议：
“为主动创造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局面，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情愿行动，在5月30日，戒严令颁布第10天，暂告一段落。”
欲罢不能
但是，王丹宣读的决议，没有得到广场上另一些学生领袖和大多数学生的认同。执行戒严的军队仍然兵临城下，政府强硬的态度使得学生领袖中的温和派没有市场。
当年任香港《经济日报》政治版记者的罗一萍，从学运开始就一直在跟踪报道。罗一萍说，她当时就感到，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很容易让激进的学生领袖占优势。
“众多的媒体，包括非常著名的国际媒体，像CNN，BBC等，都派了很重的兵在广场上。广场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舞台，站在这个舞台上，许多学生领袖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表演’。那么，把自己的定位越激进，在观众中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喊‘撤退’，没人理你。如果喊‘我要自焚’，记者马上拥上来。”
振作精神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300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到了5月下旬，气温日渐升高，没有一丝阴凉的水泥地被晒的滚烫，广场上的状况越来越混乱。学生能否坚持下去已经成为问题。
当时身为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为广场上学生的处境和这场运动的前景感到忧虑：
“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市的许多学生已经逐渐离开广场，广场上主要是外地进京的学生。但到五月底，外地学生也很难坚持了，因为广场上很热，又不能很好的休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大批海外援助的到来，给坚守广场的学生的士气打了一计强心针。
5月27日，香港举办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为大陆的学生运动筹集了上千万港元的款项。很快，更多的捐款和帐篷、通讯设备等物资就送到了广场上。
广场上，香港运来的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一排排搭起来了，学生们的情绪也再一次高涨。
四君绝食
就在这时，“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做出决定：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学生绝食。
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王丹解释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100个知识分子，四个人、四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六四镇压后多次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2017年7月在监狱医院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1989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召集了高新、周舵，还有当时红遍中国大江南北、人正在北京的台湾歌星侯德建，即后来被称作的“四君子”，6月2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
侯德建这样回忆当时他们的绝食行动：
“戒严的军队可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这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我们想要阻止这个暴力行为，也同时希望情绪非常激动的同学和市民们，能够冷静一点，才能够理性、理智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
正如侯德建所说，四君子绝食的本意，是想让温和力量在广场上占上风、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
但是，一旦置身广场，便被学生的激情所感染。四君子的行动与初衷相反，他们加入绝食激发了学生和民众更大的热情，本已疲惫的广场再次人潮涌动。
而这时，政府也下了最后决心，不惜用机枪和坦克开道，把学生赶出天安门广场。
政府终于要动手了。
附：六四人物
严家其：19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并曾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做智囊。曾出版多部研究政治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八九民运中因积极支持学生，被指为“黑手”遭政府通缉后流亡美国。现定居纽约。
“绝食四君子”：1989年6月2日，四位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和高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以及来自台湾的著名词曲作家兼歌手侯德建。“四君子”加入绝食的本意是想“火上浇水”，让温和力量主导广场、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但实际效果被认为是“火上浇油”，更加激励了学生。六四镇压后，刘晓波多次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7月在监狱医院病逝。高薪流亡美国，成为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周舵仍居北京，专注自由民主理论的研究，2017年刘晓波去世后公开发表长文悼念。侯德健返回台湾后淡出政治，后移民新西兰，潜心研究《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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