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台湾关系法》奠定了美台关系发展的基础
《惊涛拍岸40年》（中）延续上集“台湾会生存下去”，揭开美台断交的幕后秘辛，回首美台关系风雨飘摇的来时路，并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带您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美台双方多达20个回合、繁琐有如离婚协议的“调整关系”谈判，邓小平访美旋风和《台湾关系法》石破天惊的立法过程。
美国之音传来“坏消息”
“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我们将告诉您真实的情况。”这句话是1942年美国之音老牌广播员威廉·哈兰·海尔用德语对听众说的一段话。
而1978年12月16日，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传到台湾民众耳里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坏消息”！
卡特总统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卡特当时还解释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政府，只不过是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由于卡特政府对美中建交一事极度保密，导致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半夜两点才得知消息，因此有许多台湾民众是当天早上听到了美国之音的广播，才接获这个晴天霹雳。
当时担任外交部次长的钱复亲口证实了这段历史：“我们的媒体因为截稿的时间普通是晚上11点、12点，他们（美方）挑半夜两点来告诉我们，已经过了媒体的截稿时间。当时台湾民众听美国之音的很多，尤其是想学英文的，很多人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所以美国之音播了他们就知道了。”
当时担任蒋经国秘书的宋楚瑜也告诉美国之音：“我必须要这样讲，如果当美军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广播报道了卡特总统宣布要跟我们断交的那一刻，台湾民众都还不知道政府要如何回应，台湾真的会乱！尤其是那时候还在选举。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做法，让我们的民众认为政府很软弱、很无能，讲的话都软趴趴的，做些事情没有章法，这个冲击可能比外患还要来得严重。”
美国代表团抵台遇袭
1978年12月27日，钱复在机场发表一份强硬声明。
卡特总统指派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前往台北说明与谈判断交事宜，克里斯托弗与钱复原是旧识，两人一年多不见，但钱复接机时面色严肃、对着老朋友什么话也不能讲，只说了一句：“飞行都还顺利吧？”然后就照着手上的稿子面对媒体念出台北方面的强硬声明：“副国务卿先生，做为多次与贵国并肩作战的长期盟友——中华民国的官员，此时此地和您见面，心情非常沉痛。保障自由人权，素为美国传统立国精神，卡特总统曾经强调，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政府却决定与中共建交，承认全世界最残暴的政权。”
尽管坐在身旁的是多年老友，克里斯托弗仍板起脸孔，对着大批媒体发表美方的一份简短声明：“卡特总统要我来这里，和贵方总统与其他高级官员展开磋商。在这些磋商中，我的目标是与贵方官员一同构建关于我们未来双方关系的总体框架。我们也将讨论使双方人民得以在非官方的基础上继续维持文化、商务和其他关系的相关安排。”
前美国总统卡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当时我的副国务卿到中国去，哦，我是说到台湾去，结果在大街上受到愤怒的台湾人的袭击。”
钱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那篇机场声明大约1500字，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的声明只有150字，念完了就上车，我的车先走，我就看到群众跟来的时候不一样，来得时候都是学生，这时却来了一些像是暴徒的人，拿了棍子和其他东西。”
钱复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他说：“我的司机吓死了，鸡蛋、番茄，我请司机赶快把四个窗子都打开，外面的学生看到我，喊钱次长加油，但暴徒却叫，管他是谁，拉出来打死再说，（记者：所以当时的确是有暴徒（rioters）？）的确是暴徒，面目狰狞，我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早上，蒋经国先生要我把警总总司令、宪兵司令、警政署长全都叫去，我就问当时有没有照相？我说你们一定要查，学生我知道一定是由党部发动的，但插进来的暴徒是怎么回事？那些人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告诉我，那天下午从中坜有十多辆计程车，带了番茄、鸡蛋、竹棍，到台北去，克里斯多福受到惊吓，（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坐在左边，受了伤，眼睛旁边被擦伤，克里斯多福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个，吓得马上要回去，不要再继续谈判，安克志安抚他留下来。后来28日早上，先见了经国先生，保证他的安全，才坐下来谈判。”
宋楚瑜告诉美国之音说，当晚他再次接获美国大使安克志的来电，希望蒋经国总统提供美方代表团人身安全的保证。宋楚瑜说：“美国大使在电话里面非常歇斯底里地说，James，——他对我客气的时候叫我James，那些暴民，——他用的词是rioters，拿着竹竿把玻璃敲破，我看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有血丝（blood in their eyes），向他们袭击。我说大使先生你必须要了解，美国无预警地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你现在晓得，你现在被这些人（demonstrators）抗议包围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就像台湾整体被美国无预警断交的时候，台湾的安全不是一样也受到了安全的威胁？他们也是感到frightened（害怕），觉得非常地不安吗？他们绝对不是对着你们这些代表团的人，而是觉得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总统表示抗议。”
民怨沸腾，选举暂停
除了美国大使馆门外大批群众的抗议之外，当时甚至还有一名姓乔的计程车司机在外交部的门外引火自焚。
而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后来当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那时正在哈佛攻读法学博士。
马英九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当时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重大事项，我们就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去等，果然美国宣布跟中华民国要断交、撤军、废约，——废《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不知道我们在美国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侨胞推着婴儿车来抗议，我们一边抗议，一边流泪。”
“卡特总统做宣布的时候，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承认中国只不过是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啊，”40年后的马英九说。
马英九在哈佛法学院的老师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不久就曾随团访问过北京。他虽然预知华盛顿和北京迟早将会建交，但也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孔杰荣对美国之音回忆说：“我记得我在香港对美国商会做演讲，还有很多中国官员在场，应该是1978年12月11日左右。人们在问，什么时候会关系正常化？因为我们知道就要正常化了。我很谨慎，我说我不认为会在2月之前发生。令我吃惊的是，12月15日，当我在马来西亚准备去新加坡的时候，公报出来了，宣布我们将在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公报。”
对这位美国学者来说，那曾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然而他来自台湾的学生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和马英九一样就读于哈佛法学院、同样也是受孔杰荣教授指导的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在华盛顿和台北断交前就回到台湾从事反对运动。
吕秀莲告诉美国之音：“断交前我在哈佛大学作研究工作，我的指导教授是孔杰荣，他当时是亚洲顾问，出了很多paper（文章），我读了很多他的paper，还有看到美国当时的新闻报道，越来越觉得不妙，因为当时美国国务卿、白宫国安顾问都纷纷到中国访问，整个气氛好像是他们要舍弃台湾的样子。我跟指导教授说，我想放弃你给我继续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想回台湾。不过回去之后我可能会坐牢，他就回应说那我会去声援你，I will wave flags for you in Taipei，我们当时有这段师生的对话，不幸后来真的就是这样的发展。”
吕秀莲说：“12月16日对当时我们正在参选增额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的人来说是很关键的，蒋经国宣布采取三项紧急处分：1.停止选举；2.军事全面戒备；3.稳住民生经济，接下来就是半戒严的状态。后来克里斯多福正式来谈判，被一群愤怒的群众包围，后来知道都是从桃园来的，这些人断交前一天晚上都还在听我的演讲，没想到断交果然发生，他们都非常地愤怒。”
美台“调整关系”谈判
就在海内外的抗议声中和动荡的局势之下，艰苦的外交谈判在台北与华盛顿两地展开。
钱复说：“我是念外交的，我只相信谈判，不相信示威抗议，或是People Power（人民力量），这些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钱复回忆当时的谈判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台湾的安全：“当时在谈判桌上，我头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安全怎么办？我们过去是在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之下，以后还有没有？过去我们有军售，让台湾有防卫性的武器，而且过去我们和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人家来打我们，美国会来帮忙，以后还有没有？”
钱复说：“他（克里斯托弗）说这些我们现在都不能答复，美国政府怎么会这样子，卡特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整个谈判不是谈判，都是我一个人在独白，在发问，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美方都答不出来。”
程建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以“离婚协议”来形容当时双方谈判痛苦的过程：“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政治组一等秘书，所有正式的在国务院谈判总共有17次。两方面关系的性质，成立代表处或办事处的名称、数字、待遇等等，双方针对这些问题谈了很久。光是名字这个问题，将来代表机构的名字就拖了好久，我们提的名称美方都说不行！一改再改，换了，还是跟我们说不行。”
“谈判的时候，虽然坐在对面的是我自己多年的老友，但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都是站在自己国家政府的立场，想办法争取维护，”他说。
台北与华盛顿加起来超过20个回合的外交谈判后，美台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程建人回忆那年冬天，真可说是华盛顿最冷的一个冬天，“正好碰到冬天，又碰到这样一个状态，即便气温不是最冷，但大家的心情都降到了谷底。”
邓小平访美旋风
而更令让台湾雪上加霜的是，1979年1月29日，掌握中国实权的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选在农历大年初一访美，除了出席公开活动之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并且谈到台湾问题。
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媒体联访时回答了公共电视网记者有关美国对台军售与是否承诺不对台湾动武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使台湾归还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问题。如果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就等于把中国自己的手捆起来。这个结果就会助长、促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和平统一的问题。相反，这倒反而要导致结果最终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回顾40年前的邓小平访美，94岁高龄的卡特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民众之所以能够迅速接受这种新的中美关系，秘密完全归功于邓小平的个人魅力。卡特说：“邓小平的个性、幽默，个性脚踏实地，他在华盛顿特区的访问经由媒体报道，在全美与世界各地立刻掀起旋风。他在德克萨斯州头戴牛仔帽，又应我的邀请到亚特兰大参观。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看到了他的善意、脚踏实地和诚实的个性，所以美国民众想，‘OK，中国应该还行，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邪恶。’”
但当时也有美国民众加入抗议的行列，提醒各界看清卡特口中一个“简单的事实”与“邓小平旋风”背后的“红色中国”。
马英九回忆说：“邓小平访美的时候，我们在华府举行了非常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时候抗议的人来自全美各地。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在纽约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再赶到华盛顿，车程差不多大约有八个小时。八个小时还不算长的呢，我刚才讲，有从芝加哥来的，甚至有从威斯康辛来的，他们包游览车，一开就是20几个小时，大家都义无反顾，牺牲睡眠、牺牲工作，就是要表达一个抗议的声音。”
程建人说：“邓小平来访美，邓小平是个聪明人，他的谈话他的举止他的表演，影响很多美国人对他的看法，甚至改变美国对大陆的观感，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啊、很有趣啊，讲的话也很幽默，举例来说，他见了美国官方，美国官方就说，你们应该移民、应该开放、应该自由，他说可以啊，你要多少？一千万、两千万人，我们都可以送过来，一传出来，没有表达出严肃性，反而把幽默感反映出来，他参观肯尼迪中心的表演、戴牛仔帽，他的个子又特别小，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算是一个成功的访问，但对我们（台湾）来说却等于是在伤口上再加了一点盐。”
美国继续对台军售
邓小平1月30日并以整天的时间走访国会山庄，与85名参议员和40名众议员餐叙，希望就美国对台军售一事进行游说。
当时担任美国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沃尔夫（伍尔夫，Lester Wolff）是在国会接待邓小平的议员之一。这位百岁老人在他的纽约寓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描述了他当天与邓小平在国会的谈话重点。他说：“我当时是国会的招待人之一，我们与他（邓小平）会谈，他想在我们今后怎么做的问题上拥有更多决定权，我纳入辩论的一个话题是我们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做这样的决定时没有任何中国参与的份，他们强烈反对任何这类想法，他们觉得在军售问题上，他们要参与决定什么是所谓‘防御性武器’，但是我们说不，决定由我们来做，由国会和总统来做！”
前总统卡特在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后，继续与台湾保持商业关系，我们作出的另一个承诺是，我们不向台湾出售进攻性的武器，让台湾有可能攻击中国，我完全遵守了这项承诺，但我的一些继任者出现了偏离，是哪些人我就不点名了。”
《台湾关系法》听证会
邓小平访美结束后，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就卡特政府提交的《台湾综合法案》（Taiwan Omnibus Bill S.245）举行听证会，一出讲情、讲理、讲法的大戏，在国会上演。美国三大电视台均大幅报道，公共电视网更是全程实况转播。
现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郦英杰（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卡特行政当局向国会提交行政当局版本的《台湾授权法》，立即遭到国会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此法完全不足以解决美国在台湾的利益问题。”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因为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选在国会休会的时候，所以把国会激怒了。国会议员看到他送来的法案，叫做《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内容空洞，对台湾的保障非常的不够，所以把它改头换面，在参议院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辩论。”
克里斯托弗副国务卿与安克志大使都出席了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当时负责质询的参议员包括了保守派的高华德（Barry Goldwater）、自由派的泰德·肯尼迪（爱德华·“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与中间派的鲍勃·多尔（杜尔，Bob Dole），高华德议员甚至到最高法院状告卡特总统单方面宣布一年后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是违宪的行为。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
钱复说：“美国国务院首席法律顾问韩塞尔（Herb Hansell），——等于助理国务卿一样，他到国会去做证，被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理查德·斯通（史东，Richard Stone）质询，简直像猫逗老鼠一样，老鼠被搞得一点办法都没有。”
宋楚瑜：“参议员史东是《台湾关系法》很大的支持者。他之前到台湾访问，住在圆山饭店，他有个习惯是晨跑，早上他要出来运动、跑步。他一早从圆山饭店出来，身上穿的衣服上面挂了一面美国国旗，他跑步的时候，看到街上很多人都对他在摇手，他后来就拿这个故事来证明，我们的乡亲是对卡特政府的决定不满，而不是在跟美国人吵架，证明这当中之间是有差距的。证明我们之间还是愿意持续发展关系的。”
断交后不到一周，沃尔夫众议员率团访问台湾。他回忆说：“我随后去了台湾和其它我们关心的地区。卡特跟（时任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发电报给我，说我不应该去，他们想要阻止我访问台湾，如果当时我没有违背卡特的意愿访台，美台关系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我们让他们（台湾民众）感到放心，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觉得没有被美国抛弃。我后来撰写《台湾关系法》立法史，并将此书献给我的太太，我们多次访问台湾，台湾是朋友。我太太问，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良善的台湾人民？他们是美国长期的盟友！这也成为我后来参与制定《台湾关系法》的灵感。”
国会与卡特“斗法”
马英九说：“《台湾关系法》主要的功能，一方面在法律上恢复中华民国因为美国转移承认而失去的法律保障，它大胆地认定中华民国，——当时它叫我们台湾了，在美国法律上或美国法院中，都具有外国或外国政府的地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条文。按理说，如果我们是被撤回承认的话，我们根本不能构成一个‘国际法人’了，可是这个等于说是恢复了。”
沃尔夫说：“重点是，他们称其为非官方关系，但《台湾关系法》是国家的法律，是独一无二的立法，由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所以，作为国家的法律，其效力超越《上海公报》和其它文件。”
马英九：“还有在政治上，认为中共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这对美国构成一个严重的关切，美国会表达严重的关切（grave concern），所以美国会持续的提供台湾当局‘防卫性的武器’。”
曾任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的海军中将施奈德（Edwin Snyder）也在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相当于十艘航空母舰！
沃尔夫说：“我所有这些努力的目标是保护台湾人民的自由和避免战争。”
《台湾关系法》关键条文与特点
程建人说：“《台湾关系法》18条，其实对台湾来讲，最重要就是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条是安全问题、里面谈得很详细，第三条就是军售的问题、第四条谈的就是未来台湾法律的地位，我们的不动产、动产，甚至我们参加国际组织，这些都在第四条里面。”
沃尔夫说：“整部《台湾关系法》和整个台湾问题，我跟泰德·肯尼迪（参议员）都认为，这是人权问题，而不止是政治问题。”
美台关系的“如意金箍棒”
程建人说：“《台湾关系法》有四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uniqueness（独特性），史无前例，very unique（非常独特），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法律，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第二是它非常务实（practical），因为美中建交时其实有很多问题，但一方面匆忙，一方面也是当初很多事情没有想到，《台湾关系法》当中作了很多规范，把这些没有想到的地方填补起来。第三是有弹性（flexible），我研究《台湾关系法》，最少有20个地方，美国行政机关可以做解释，做不同的解释。从军售到特权。到很多地方，弹性很大，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台湾关系法放到他手里，就像一个如意金箍棒，可以作各种不同或轻或重的解释，他愿意加速跟台湾改善关系，只要台湾关系法就够了，他要约束跟台湾的关系，也只要台湾关系法就够了。最后第四点，就是持久（durability），很耐久，台湾关系法到现在已经40年，一个字都没有动，还能继续存在，大家还在引用，甚至还很多人赞美，当时的国会参众议员有宏观、有远见！”
沃尔夫说：“要说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模糊，事实上，不管你在什么时期检验它，它都是适宜的。换句话说，40年后的今天与40年前立法时同样适用，我建议过不要改动《台湾关系法》，否则就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卡特在40年后评价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成功地保障了台湾的利益，也保障了美国的利益。”
马英九说：“4月10号卡特总统把它签署成了法案，《台湾关系法》可以说比先前的《台湾授权法》周到太多了。也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关系，不但台美关系可以稳定的发展，同时也多多少少牵制着中共。”
根据美国国务院2013年解密的档案，邓小平曾向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孟岱尔，Walter Mondale）抱怨，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蒋经国会翘尾巴，这成为美中建交后第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北京并就《台湾关系法》向卡特政府提出三点正式抗议。除了认为此法“干涉内政”之外，其中最令北京无法接受的，就是有关处理台湾不动产的条款。
双橡园条款
马英九说：“所以后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一条双橡园条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美国所取得的财产，如果是在1949年以后的话，就归中华民国所有。那个双橡园，本来是1949年以前取得的，按照国务院的标准可能要交给中共了，但是当时美国国会觉得这样对台湾保护不足，所以就订立一个条款很清楚的，就认为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所有权不受影响。”
1980年代担任驻美代表时花了很多精力整修双橡园的钱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顾了当年在断交后极力争取保存双橡园的这段历史。他说：“双橡园是一个在华府是最大的独家居住的房屋，有18多英亩，从1930年代就是我们驻美公使、大使的住宅，我们非常在意，从宣布断交一直到1月1号之前这一段，我们就把双橡园以20块美金的代价卖给周以德（Walter Judd）议员，做‘自由中国之友协会’（Friends of Free China Association）的共同主席。但是呢，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务院如果说要让中共取得所有的财产，那还是要交出去的，所以我们在国会的朋友，就想尽办法在《台湾关系法》把这一个东西写进去。这处财产虽然价值不高，但对台湾老百姓来讲，精神的意义、心理的意义非常重要。”
《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军售以及法律地位的规范，不但让台湾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情势下稳住了阵脚，也奠定美台双方接下来以非官方性质发展关系的基础，其法律效力追溯回1979年1月1日，而就在美台两地降旗之后，双方正式的外交关系画上句点。
黯然降旗
美国驻台北大使馆1978年12月31日下午五点举行降旗仪式，只有少数外籍记者获准进入采访，降旗仪式由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执行。大使馆外面没有群众围观，场面冷落。
当美国国旗缓缓下降的时候，在场美军官兵情绪激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降旗仪式由美军最后一任协防司令、海军少将林德（James Linder）亲自主持，林德少将降旗时神色凝重地对部属说：“在台美军虽因断交而被迫撤离，但他们对自由中国的政府和台湾人民的友谊，将永远难以忘怀。”
1978年12月31日，台湾使团在双橡园举行了最后一次降旗典礼。程建人难以忘怀当时的凄凉情景。他说：“那天双橡园降旗的时间是定在下午四点钟，那时已经是冬天了，双橡园所有的树，叶子都掉的差不多了，剩下来一些黄的叶子在树上，地上都是落叶，一片凄风苦雨。”
程建人特别提到了40年后仍然历历在目的一段往事。已故外交官费浩伟（Harvey Feldman）当时成了美国国务院中华民国事务科最后一任主管官员，他在断交当天违反外交惯例前往双橡园参加降旗典礼。程建人说：“就在降旗前一天，费浩伟他前一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C.J.建人，我知道你们明天要在双橡园降旗，我可不可以来？因为根据外交先例，降旗的时候，驻在国的主管官员很少会跑来参加降旗典礼的，因为很尴尬。我说我也提醒你，你要问问看你的长官同不同意？他过了一会儿打电话来说，没问题，我们上面同意了，那我说你可以来。他后来来了双橡园之后，就有人看到他很不以为然，就指着他讲，你还有脸来我们这儿吗？所以搞得费浩伟很尴尬，后来我看情况不对，我就过去说，Harvey，come over，我就把他带到我旁边站，当杨西昆大使讲话、唱国歌的时候，降旗的时候，费浩伟就抓着我的手，哭了。”
程建人说：“那个场景，不在现场的人是无法感受的，不光是生理上、也是心理的、感官的、情绪的、形而上的东西。现场很多人都掉下眼泪。杨西崑大使讲话说，今天虽然我们跟美国断交，我们希望有一天回来。他引用麦克阿瑟将军的那句名言说：‘We shall return！（我们会回来的！）’”
《惊涛拍岸40年》（中）延续上集“台湾会生存下去”，揭开美台断交的幕后秘辛，回首美台关系风雨飘摇的来时路，并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带您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美台双方多达20个回合、繁琐有如离婚协议的“调整关系”谈判，邓小平访美旋风和《台湾关系法》石破天惊的立法过程。
美国之音传来“坏消息”
“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我们将告诉您真实的情况。”这句话是1942年美国之音老牌广播员威廉·哈兰·海尔用德语对听众说的一段话。
而1978年12月16日，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传到台湾民众耳里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坏消息”！
卡特总统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卡特当时还解释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政府，只不过是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由于卡特政府对美中建交一事极度保密，导致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半夜两点才得知消息，因此有许多台湾民众是当天早上听到了美国之音的广播，才接获这个晴天霹雳。
当时担任外交部次长的钱复亲口证实了这段历史：“我们的媒体因为截稿的时间普通是晚上11点、12点，他们（美方）挑半夜两点来告诉我们，已经过了媒体的截稿时间。当时台湾民众听美国之音的很多，尤其是想学英文的，很多人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所以美国之音播了他们就知道了。”
当时担任蒋经国秘书的宋楚瑜也告诉美国之音：“我必须要这样讲，如果当美军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广播报道了卡特总统宣布要跟我们断交的那一刻，台湾民众都还不知道政府要如何回应，台湾真的会乱！尤其是那时候还在选举。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做法，让我们的民众认为政府很软弱、很无能，讲的话都软趴趴的，做些事情没有章法，这个冲击可能比外患还要来得严重。”
美国代表团抵台遇袭
1978年12月27日，钱复在机场发表一份强硬声明。
卡特总统指派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前往台北说明与谈判断交事宜，克里斯托弗与钱复原是旧识，两人一年多不见，但钱复接机时面色严肃、对着老朋友什么话也不能讲，只说了一句：“飞行都还顺利吧？”然后就照着手上的稿子面对媒体念出台北方面的强硬声明：“副国务卿先生，做为多次与贵国并肩作战的长期盟友——中华民国的官员，此时此地和您见面，心情非常沉痛。保障自由人权，素为美国传统立国精神，卡特总统曾经强调，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政府却决定与中共建交，承认全世界最残暴的政权。”
尽管坐在身旁的是多年老友，克里斯托弗仍板起脸孔，对着大批媒体发表美方的一份简短声明：“卡特总统要我来这里，和贵方总统与其他高级官员展开磋商。在这些磋商中，我的目标是与贵方官员一同构建关于我们未来双方关系的总体框架。我们也将讨论使双方人民得以在非官方的基础上继续维持文化、商务和其他关系的相关安排。”
前美国总统卡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当时我的副国务卿到中国去，哦，我是说到台湾去，结果在大街上受到愤怒的台湾人的袭击。”
钱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那篇机场声明大约1500字，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的声明只有150字，念完了就上车，我的车先走，我就看到群众跟来的时候不一样，来得时候都是学生，这时却来了一些像是暴徒的人，拿了棍子和其他东西。”
钱复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他说：“我的司机吓死了，鸡蛋、番茄，我请司机赶快把四个窗子都打开，外面的学生看到我，喊钱次长加油，但暴徒却叫，管他是谁，拉出来打死再说，（记者：所以当时的确是有暴徒（rioters）？）的确是暴徒，面目狰狞，我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早上，蒋经国先生要我把警总总司令、宪兵司令、警政署长全都叫去，我就问当时有没有照相？我说你们一定要查，学生我知道一定是由党部发动的，但插进来的暴徒是怎么回事？那些人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告诉我，那天下午从中坜有十多辆计程车，带了番茄、鸡蛋、竹棍，到台北去，克里斯多福受到惊吓，（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坐在左边，受了伤，眼睛旁边被擦伤，克里斯多福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个，吓得马上要回去，不要再继续谈判，安克志安抚他留下来。后来28日早上，先见了经国先生，保证他的安全，才坐下来谈判。”
宋楚瑜告诉美国之音说，当晚他再次接获美国大使安克志的来电，希望蒋经国总统提供美方代表团人身安全的保证。宋楚瑜说：“美国大使在电话里面非常歇斯底里地说，James，——他对我客气的时候叫我James，那些暴民，——他用的词是rioters，拿着竹竿把玻璃敲破，我看他们的眼睛里面都有血丝（blood in their eyes），向他们袭击。我说大使先生你必须要了解，美国无预警地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你现在晓得，你现在被这些人（demonstrators）抗议包围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就像台湾整体被美国无预警断交的时候，台湾的安全不是一样也受到了安全的威胁？他们也是感到frightened（害怕），觉得非常地不安吗？他们绝对不是对着你们这些代表团的人，而是觉得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总统表示抗议。”
民怨沸腾，选举暂停
除了美国大使馆门外大批群众的抗议之外，当时甚至还有一名姓乔的计程车司机在外交部的门外引火自焚。
而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后来当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那时正在哈佛攻读法学博士。
马英九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当时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重大事项，我们就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去等，果然美国宣布跟中华民国要断交、撤军、废约，——废《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不知道我们在美国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有侨胞推着婴儿车来抗议，我们一边抗议，一边流泪。”
“卡特总统做宣布的时候，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承认中国只不过是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啊，”40年后的马英九说。
马英九在哈佛法学院的老师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不久就曾随团访问过北京。他虽然预知华盛顿和北京迟早将会建交，但也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孔杰荣对美国之音回忆说：“我记得我在香港对美国商会做演讲，还有很多中国官员在场，应该是1978年12月11日左右。人们在问，什么时候会关系正常化？因为我们知道就要正常化了。我很谨慎，我说我不认为会在2月之前发生。令我吃惊的是，12月15日，当我在马来西亚准备去新加坡的时候，公报出来了，宣布我们将在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公报。”
对这位美国学者来说，那曾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然而他来自台湾的学生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和马英九一样就读于哈佛法学院、同样也是受孔杰荣教授指导的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在华盛顿和台北断交前就回到台湾从事反对运动。
吕秀莲告诉美国之音：“断交前我在哈佛大学作研究工作，我的指导教授是孔杰荣，他当时是亚洲顾问，出了很多paper（文章），我读了很多他的paper，还有看到美国当时的新闻报道，越来越觉得不妙，因为当时美国国务卿、白宫国安顾问都纷纷到中国访问，整个气氛好像是他们要舍弃台湾的样子。我跟指导教授说，我想放弃你给我继续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想回台湾。不过回去之后我可能会坐牢，他就回应说那我会去声援你，I will wave flags for you in Taipei，我们当时有这段师生的对话，不幸后来真的就是这样的发展。”
吕秀莲说：“12月16日对当时我们正在参选增额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的人来说是很关键的，蒋经国宣布采取三项紧急处分：1.停止选举；2.军事全面戒备；3.稳住民生经济，接下来就是半戒严的状态。后来克里斯多福正式来谈判，被一群愤怒的群众包围，后来知道都是从桃园来的，这些人断交前一天晚上都还在听我的演讲，没想到断交果然发生，他们都非常地愤怒。”
美台“调整关系”谈判
就在海内外的抗议声中和动荡的局势之下，艰苦的外交谈判在台北与华盛顿两地展开。
钱复说：“我是念外交的，我只相信谈判，不相信示威抗议，或是People Power（人民力量），这些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钱复回忆当时的谈判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台湾的安全：“当时在谈判桌上，我头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安全怎么办？我们过去是在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之下，以后还有没有？过去我们有军售，让台湾有防卫性的武器，而且过去我们和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人家来打我们，美国会来帮忙，以后还有没有？”
钱复说：“他（克里斯托弗）说这些我们现在都不能答复，美国政府怎么会这样子，卡特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整个谈判不是谈判，都是我一个人在独白，在发问，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美方都答不出来。”
程建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以“离婚协议”来形容当时双方谈判痛苦的过程：“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政治组一等秘书，所有正式的在国务院谈判总共有17次。两方面关系的性质，成立代表处或办事处的名称、数字、待遇等等，双方针对这些问题谈了很久。光是名字这个问题，将来代表机构的名字就拖了好久，我们提的名称美方都说不行！一改再改，换了，还是跟我们说不行。”
“谈判的时候，虽然坐在对面的是我自己多年的老友，但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都是站在自己国家政府的立场，想办法争取维护，”他说。
台北与华盛顿加起来超过20个回合的外交谈判后，美台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程建人回忆那年冬天，真可说是华盛顿最冷的一个冬天，“正好碰到冬天，又碰到这样一个状态，即便气温不是最冷，但大家的心情都降到了谷底。”
邓小平访美旋风
而更令让台湾雪上加霜的是，1979年1月29日，掌握中国实权的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选在农历大年初一访美，除了出席公开活动之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并且谈到台湾问题。
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媒体联访时回答了公共电视网记者有关美国对台军售与是否承诺不对台湾动武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使台湾归还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问题。如果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就等于把中国自己的手捆起来。这个结果就会助长、促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和平统一的问题。相反，这倒反而要导致结果最终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回顾40年前的邓小平访美，94岁高龄的卡特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民众之所以能够迅速接受这种新的中美关系，秘密完全归功于邓小平的个人魅力。卡特说：“邓小平的个性、幽默，个性脚踏实地，他在华盛顿特区的访问经由媒体报道，在全美与世界各地立刻掀起旋风。他在德克萨斯州头戴牛仔帽，又应我的邀请到亚特兰大参观。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看到了他的善意、脚踏实地和诚实的个性，所以美国民众想，‘OK，中国应该还行，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邪恶。’”
但当时也有美国民众加入抗议的行列，提醒各界看清卡特口中一个“简单的事实”与“邓小平旋风”背后的“红色中国”。
马英九回忆说：“邓小平访美的时候，我们在华府举行了非常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时候抗议的人来自全美各地。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在纽约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再赶到华盛顿，车程差不多大约有八个小时。八个小时还不算长的呢，我刚才讲，有从芝加哥来的，甚至有从威斯康辛来的，他们包游览车，一开就是20几个小时，大家都义无反顾，牺牲睡眠、牺牲工作，就是要表达一个抗议的声音。”
程建人说：“邓小平来访美，邓小平是个聪明人，他的谈话他的举止他的表演，影响很多美国人对他的看法，甚至改变美国对大陆的观感，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啊、很有趣啊，讲的话也很幽默，举例来说，他见了美国官方，美国官方就说，你们应该移民、应该开放、应该自由，他说可以啊，你要多少？一千万、两千万人，我们都可以送过来，一传出来，没有表达出严肃性，反而把幽默感反映出来，他参观肯尼迪中心的表演、戴牛仔帽，他的个子又特别小，从他们的角度来说，算是一个成功的访问，但对我们（台湾）来说却等于是在伤口上再加了一点盐。”
美国继续对台军售
邓小平1月30日并以整天的时间走访国会山庄，与85名参议员和40名众议员餐叙，希望就美国对台军售一事进行游说。
当时担任美国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沃尔夫（伍尔夫，Lester Wolff）是在国会接待邓小平的议员之一。这位百岁老人在他的纽约寓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描述了他当天与邓小平在国会的谈话重点。他说：“我当时是国会的招待人之一，我们与他（邓小平）会谈，他想在我们今后怎么做的问题上拥有更多决定权，我纳入辩论的一个话题是我们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做这样的决定时没有任何中国参与的份，他们强烈反对任何这类想法，他们觉得在军售问题上，他们要参与决定什么是所谓‘防御性武器’，但是我们说不，决定由我们来做，由国会和总统来做！”
前总统卡特在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后，继续与台湾保持商业关系，我们作出的另一个承诺是，我们不向台湾出售进攻性的武器，让台湾有可能攻击中国，我完全遵守了这项承诺，但我的一些继任者出现了偏离，是哪些人我就不点名了。”
《台湾关系法》听证会
邓小平访美结束后，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就卡特政府提交的《台湾综合法案》（Taiwan Omnibus Bill S.245）举行听证会，一出讲情、讲理、讲法的大戏，在国会上演。美国三大电视台均大幅报道，公共电视网更是全程实况转播。
现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郦英杰（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卡特行政当局向国会提交行政当局版本的《台湾授权法》，立即遭到国会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此法完全不足以解决美国在台湾的利益问题。”
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因为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选在国会休会的时候，所以把国会激怒了。国会议员看到他送来的法案，叫做《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内容空洞，对台湾的保障非常的不够，所以把它改头换面，在参议院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辩论。”
克里斯托弗副国务卿与安克志大使都出席了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当时负责质询的参议员包括了保守派的高华德（Barry Goldwater）、自由派的泰德·肯尼迪（爱德华·“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与中间派的鲍勃·多尔（杜尔，Bob Dole），高华德议员甚至到最高法院状告卡特总统单方面宣布一年后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是违宪的行为。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
钱复说：“美国国务院首席法律顾问韩塞尔（Herb Hansell），——等于助理国务卿一样，他到国会去做证，被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理查德·斯通（史东，Richard Stone）质询，简直像猫逗老鼠一样，老鼠被搞得一点办法都没有。”
宋楚瑜：“参议员史东是《台湾关系法》很大的支持者。他之前到台湾访问，住在圆山饭店，他有个习惯是晨跑，早上他要出来运动、跑步。他一早从圆山饭店出来，身上穿的衣服上面挂了一面美国国旗，他跑步的时候，看到街上很多人都对他在摇手，他后来就拿这个故事来证明，我们的乡亲是对卡特政府的决定不满，而不是在跟美国人吵架，证明这当中之间是有差距的。证明我们之间还是愿意持续发展关系的。”
断交后不到一周，沃尔夫众议员率团访问台湾。他回忆说：“我随后去了台湾和其它我们关心的地区。卡特跟（时任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发电报给我，说我不应该去，他们想要阻止我访问台湾，如果当时我没有违背卡特的意愿访台，美台关系可能会有很大不同。我们让他们（台湾民众）感到放心，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觉得没有被美国抛弃。我后来撰写《台湾关系法》立法史，并将此书献给我的太太，我们多次访问台湾，台湾是朋友。我太太问，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良善的台湾人民？他们是美国长期的盟友！这也成为我后来参与制定《台湾关系法》的灵感。”
国会与卡特“斗法”
马英九说：“《台湾关系法》主要的功能，一方面在法律上恢复中华民国因为美国转移承认而失去的法律保障，它大胆地认定中华民国，——当时它叫我们台湾了，在美国法律上或美国法院中，都具有外国或外国政府的地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条文。按理说，如果我们是被撤回承认的话，我们根本不能构成一个‘国际法人’了，可是这个等于说是恢复了。”
沃尔夫说：“重点是，他们称其为非官方关系，但《台湾关系法》是国家的法律，是独一无二的立法，由两院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所以，作为国家的法律，其效力超越《上海公报》和其它文件。”
马英九：“还有在政治上，认为中共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这对美国构成一个严重的关切，美国会表达严重的关切（grave concern），所以美国会持续的提供台湾当局‘防卫性的武器’。”
曾任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的海军中将施奈德（Edwin Snyder）也在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相当于十艘航空母舰！
沃尔夫说：“我所有这些努力的目标是保护台湾人民的自由和避免战争。”
《台湾关系法》关键条文与特点
程建人说：“《台湾关系法》18条，其实对台湾来讲，最重要就是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条是安全问题、里面谈得很详细，第三条就是军售的问题、第四条谈的就是未来台湾法律的地位，我们的不动产、动产，甚至我们参加国际组织，这些都在第四条里面。”
沃尔夫说：“整部《台湾关系法》和整个台湾问题，我跟泰德·肯尼迪（参议员）都认为，这是人权问题，而不止是政治问题。”
美台关系的“如意金箍棒”
程建人说：“《台湾关系法》有四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uniqueness（独特性），史无前例，very unique（非常独特），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法律，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第二是它非常务实（practical），因为美中建交时其实有很多问题，但一方面匆忙，一方面也是当初很多事情没有想到，《台湾关系法》当中作了很多规范，把这些没有想到的地方填补起来。第三是有弹性（flexible），我研究《台湾关系法》，最少有20个地方，美国行政机关可以做解释，做不同的解释。从军售到特权。到很多地方，弹性很大，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台湾关系法放到他手里，就像一个如意金箍棒，可以作各种不同或轻或重的解释，他愿意加速跟台湾改善关系，只要台湾关系法就够了，他要约束跟台湾的关系，也只要台湾关系法就够了。最后第四点，就是持久（durability），很耐久，台湾关系法到现在已经40年，一个字都没有动，还能继续存在，大家还在引用，甚至还很多人赞美，当时的国会参众议员有宏观、有远见！”
沃尔夫说：“要说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模糊，事实上，不管你在什么时期检验它，它都是适宜的。换句话说，40年后的今天与40年前立法时同样适用，我建议过不要改动《台湾关系法》，否则就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卡特在40年后评价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成功地保障了台湾的利益，也保障了美国的利益。”
马英九说：“4月10号卡特总统把它签署成了法案，《台湾关系法》可以说比先前的《台湾授权法》周到太多了。也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关系，不但台美关系可以稳定的发展，同时也多多少少牵制着中共。”
根据美国国务院2013年解密的档案，邓小平曾向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孟岱尔，Walter Mondale）抱怨，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蒋经国会翘尾巴，这成为美中建交后第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北京并就《台湾关系法》向卡特政府提出三点正式抗议。除了认为此法“干涉内政”之外，其中最令北京无法接受的，就是有关处理台湾不动产的条款。
双橡园条款
马英九说：“所以后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一条双橡园条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美国所取得的财产，如果是在1949年以后的话，就归中华民国所有。那个双橡园，本来是1949年以前取得的，按照国务院的标准可能要交给中共了，但是当时美国国会觉得这样对台湾保护不足，所以就订立一个条款很清楚的，就认为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所有权不受影响。”
1980年代担任驻美代表时花了很多精力整修双橡园的钱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顾了当年在断交后极力争取保存双橡园的这段历史。他说：“双橡园是一个在华府是最大的独家居住的房屋，有18多英亩，从1930年代就是我们驻美公使、大使的住宅，我们非常在意，从宣布断交一直到1月1号之前这一段，我们就把双橡园以20块美金的代价卖给周以德（Walter Judd）议员，做‘自由中国之友协会’（Friends of Free China Association）的共同主席。但是呢，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务院如果说要让中共取得所有的财产，那还是要交出去的，所以我们在国会的朋友，就想尽办法在《台湾关系法》把这一个东西写进去。这处财产虽然价值不高，但对台湾老百姓来讲，精神的意义、心理的意义非常重要。”
《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军售以及法律地位的规范，不但让台湾在极度动荡不安的情势下稳住了阵脚，也奠定美台双方接下来以非官方性质发展关系的基础，其法律效力追溯回1979年1月1日，而就在美台两地降旗之后，双方正式的外交关系画上句点。
黯然降旗
美国驻台北大使馆1978年12月31日下午五点举行降旗仪式，只有少数外籍记者获准进入采访，降旗仪式由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执行。大使馆外面没有群众围观，场面冷落。
当美国国旗缓缓下降的时候，在场美军官兵情绪激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降旗仪式由美军最后一任协防司令、海军少将林德（James Linder）亲自主持，林德少将降旗时神色凝重地对部属说：“在台美军虽因断交而被迫撤离，但他们对自由中国的政府和台湾人民的友谊，将永远难以忘怀。”
1978年12月31日，台湾使团在双橡园举行了最后一次降旗典礼。程建人难以忘怀当时的凄凉情景。他说：“那天双橡园降旗的时间是定在下午四点钟，那时已经是冬天了，双橡园所有的树，叶子都掉的差不多了，剩下来一些黄的叶子在树上，地上都是落叶，一片凄风苦雨。”
程建人特别提到了40年后仍然历历在目的一段往事。已故外交官费浩伟（Harvey Feldman）当时成了美国国务院中华民国事务科最后一任主管官员，他在断交当天违反外交惯例前往双橡园参加降旗典礼。程建人说：“就在降旗前一天，费浩伟他前一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C.J.建人，我知道你们明天要在双橡园降旗，我可不可以来？因为根据外交先例，降旗的时候，驻在国的主管官员很少会跑来参加降旗典礼的，因为很尴尬。我说我也提醒你，你要问问看你的长官同不同意？他过了一会儿打电话来说，没问题，我们上面同意了，那我说你可以来。他后来来了双橡园之后，就有人看到他很不以为然，就指着他讲，你还有脸来我们这儿吗？所以搞得费浩伟很尴尬，后来我看情况不对，我就过去说，Harvey，come over，我就把他带到我旁边站，当杨西昆大使讲话、唱国歌的时候，降旗的时候，费浩伟就抓着我的手，哭了。”
程建人说：“那个场景，不在现场的人是无法感受的，不光是生理上、也是心理的、感官的、情绪的、形而上的东西。现场很多人都掉下眼泪。杨西崑大使讲话说，今天虽然我们跟美国断交，我们希望有一天回来。他引用麦克阿瑟将军的那句名言说：‘We shall return！（我们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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