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岩
BBC中文記者
「歷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把我們帶到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說這句話的人在2019年初變得異常忙碌，中美貿易衝突與談判，不斷放緩的中國經濟，讓中國副總理劉鶴的角色既重要又困難。
劉鶴是在2018年1月達沃斯論壇上說出這番話的。彼時，中美貿易戰還未露端倪，中國經濟剛剛完成一份超預期的成績單——2017年GDP首次突破80萬億，增長6.9%，那是自2011年來中國經濟增速首次扭轉下行局面，企穩回升。
但僅僅幾個月後，畫風突變，隨著幾千億美元商品被加徵關稅，中興和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在歐美遭遇滑鐵盧，無論內外，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展望，陰霾密布。
看來歷史還是「把我們帶到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
10年前，當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之時，中國經濟也在經歷一個高光時刻——2007年中國經濟增速超過10%，甚至財政收入比預算多收了7000多億元，時任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初還說，「中國要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
同樣是在幾個月後，當金融海嘯的餘波跨過太平洋衝上中國的海岸，溫家寶的判斷變成「這場金融危機是歷史上罕見的」，以及「要千方百計防止金融危機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幾天后，中國宣佈「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揭示出一個四萬億元級的經濟刺激計劃，當時低迷的全球經濟都為之一振，但很快，它被視為「飲鴆止渴」的計劃，推高了債務風險，吹起了地產泡沫。
當前的中國經濟，似乎正在重覆歷史，2019年「兩會」上現任中國總理李克強宣佈，減稅2萬億元，鐵路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運投資1.8萬億元等等。外界不乏有觀點認為，這是新「四萬億」計劃來襲，潛台詞是中國將在未來多年消化新惡果；也有聲音判斷，中國吸取了教訓，試圖通過一個「去糟粕取精華」後的刺激計劃來幫助放緩的經濟渡過2019年的險灘。
「飲鴆止渴」的四萬億計劃
2008年的「四萬億」計劃似乎來得非常及時，計劃公布後不久，中國官方披露，11月中國進出口數據突然跳崖，出口增速從上月的19.2%下降到-2.2%，進口增速從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2019年2月，數據再次出現跳崖，2月出口同比下滑20.7%，創2016年2月以來最大。
寬鬆的貨幣政策也相似地如約而至。2008年，從9月16日到12月23日，央行連續五次降息。而在2018年4月17日到2019年1月2日，央行連續四次降低存款凖備金率。
大量的錢注入經濟，基建狂潮成為托底經濟的主力。2008年底開始，中國發改委突然放鬆審批條件，密集批複同意了28個城市的地鐵規劃，投資超過1萬億元。事實上，「四萬億」中45%投向了公路、鐵路、機場和城鄉電網。
2019年初，李克強在兩會上宣佈，鐵路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運投資1.8萬億元，這一規模幾乎與十年前相差無幾。瑞銀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計，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將反彈至10%以上。
對基建的大量投入，讓水泥行業突然紅火，部分地區現貨價格幾乎翻番。而不久前，水泥行業還因為「供給側改革」而關停並轉，困頓不堪。
對於十年前的那一輪刺激，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稱，「這是飲鴆止渴的辦法，它不但沒有降低槓桿，相反進一步槓桿化了」，而一旦有風吹草動，「局部的資金鏈斷裂傳導到金融市場的其他部分，引發系統性危機」。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也使用了相同的表述。他表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是市場飽和與產能過剩，「四萬億」投下去，又投到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增添了新的過剩產能，供需失衡進一步加劇，「這是十足的飲鴆止渴」。
因而，此後多年中國不得不承受「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帶來的痛感。
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胡榮進一步分析，這一輪的投資和信貸大多給了國有企業，銀行也更傾向於借貸給國企，而非民營企業，後者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銀行，這種「擠出效應」進一步加大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而經濟刺激的另一個後遺症是，地方政府短時間承擔債務過高，之後則要把更多的財政收入用於償還債務和利息，影響地方長遠發展，這就是危機之後的「宿醉效應」。
甚至溫家寶也委婉地承認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應，他在2009年底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如果我們信貸保持更平衡一些，結構更合理一些，規模不要過大，那就更好。」
「夜壺」與減稅
貨幣、信貸和基建，中國政府扭開了一樣的水龍頭，似乎正在重蹈十年前的覆轍，因而也引發「飲鴆止渴」的擔憂。
但胡榮觀察，時隔十年的兩輪刺激，至少有兩點不同：房地產和減稅。
最明顯的不同是房地產。為了刺激房地產提振經濟，十年前（2008年10月），財政部宣佈個人首次購買住房的契稅稅率下調到1%，並對個人買賣商品房暫免印花稅和土地增值稅。中國央行宣佈，首次置業和普通改善型置業貸款利率下限為基凖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調整為20%。
這兩劑猛藥，再加上棚改貨幣化，寬鬆的信貸措施，像是備齊了柴火，點著了火苗，再澆上一盆油——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的火勢「騰」的一下竄了起來。
任何刺激政策都沒有房地產的拉動耀眼。2009年剛過完一季度，30個重點城市中有24個城市的住宅成交面積環比上升，有10個城市環比增幅甚至超過50%。這輪房價上漲之快，將恆大地產的許家印推上了當年中國首富的寶座。
彼時，大量信貸湧向房地產，而不是像決策者設想的那樣注入實體經濟。由此，房地產庫存高企，中國湧現出一座座無人居住的「鬼城」，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鄂爾多斯。中國國家電網還曾向《北京晨報》證實，中國在2010年連續6個月沒有用電的住房數量達6450萬套。
相比之下，當前的刺激過程中，房地產行業一片死寂。
2018年7月，中國官方「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的表述被中國媒體反覆解讀，因為通常官方對房價的表述是「遏制過快上漲」，這次不僅去掉「過快」，還加上「堅決」。潛台詞大概是，動用必要行政手段，不許房價上漲。
這時正是貿易戰硝煙彌漫之時，中國的決策者似乎看到自己的前車之鑒——日本。
1980年代，美國和日本間也打起了貿易戰，最終，日本自願限制出口，並簽訂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日元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廣場協議後，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壓力，日本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造成瘋狂的地產泡沫。
胡榮分析，紅火的地產，使居民儲蓄減少，背負巨額債務，一旦泡沫破裂，人們的消費力大打折扣，經濟陷入停滯，也就是發生在日本的「失落的20年」。
這樣的歷史情節過於相似，使中國不得不在本輪刺激經濟的過程中狠壓住房地產市場。
而中國知名的地產商任志強對此有一個頗為流行的比喻——房地產就像「夜壺」，宏觀經濟不行了，就拿出來用一下，刺激刺激，用完了再踢回牀底下。
另一個真正被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都樂見的是李克強宣佈的兩萬億減稅計劃，以及增加30%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胡榮稱，相比於之前的「大水漫灌」，減稅相當於返還利潤給民營企業，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尤其是中小企業將成為最直接的受益者，比如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徵點從月銷售額三萬元提高到10萬元，如果能夠落實，那對於經濟將是良性循環，遠不同於以前簡單地降息和寬信貸等措施。
如果說中國對重蹈覆轍的行為完全沒有知覺，很難說得過去。當前，作為主導中國經濟的主要官員和中美談判代表的劉鶴，在推出「四萬億」計劃時就是中財辦副主任，不過在2012年的一次講話中，他道出了苦衷，也意識到問題——「在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當全球經濟處於自由落體狀態的時候，我們中央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直接干預，取得了很大成績，也確實還有一些問題。」
在2019年的當下，中國面臨比十年前更複雜的經濟風險，不知是「苦衷」佔了上風，還是「問題」佔了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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