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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跟周恩来总理“跨越最辽阔海洋”的握手，再到1978年末建交公报的发表以及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中关系正常化走过了八年风云变幻之路。在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专访美中关系正常化之路上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搜集了他们对于那个大时代的独家记忆。
秘密握手
1971年7月9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秘密来到中国，在他身边跟着一位30来岁的年轻助理，他就是后来曾在80年代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
洛德大使当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他谈到了自己在那段历史中所担任的重要任务。
他说：“我想提到一个名叫何志立（John Holdridge）的人，他已经去世了。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亚洲问题专家，他的角色也非常重要。但当时是我负责，在何志立的大力帮助下，从其它机构搜集信息，不过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秘密访问做准备，以为这只是为基辛格的简报提供背景信息。我整合了这些信息，参加了每一场会议，不仅仅是秘密访问中的会议，而是之后的会议、每一场跟中国领导人的会议。我在出访前帮助基辛格写备忘录给总统，包括那次秘密访问，写我们希望能达成什么，中国人会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说。当时我在那些会议中负责做笔记和提供咨询，帮助写会议记录，会后写报告给总统。所以我觉得可以公平地说，我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我对此非常感恩。”
基辛格秘密访华成为了美中关系自1949年以来的破冰之旅。洛德大使在访谈中回顾了这趟行程中最令他难忘的时刻。
他说：“我想基辛格博士也会同意我要说的话，那就是我比他先到中国。很多人认为第一个到中国的美国官员是尼克松总统，大多数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会说不是的，是基辛格，因为他在71年7月秘密访问了中国，自从我们在1949年断交之后，没有美国官员去过中国。但是我号称第一个到中国的是我。我们秘密地从巴基斯坦坐着巴基斯坦总统的飞机前往中国，飞机前端都是巴基斯坦人。我当时跟基辛格和一些中国人坐在飞机后面，当飞机接近中国空界的时候，我走到了飞机的前端，把基辛格留在了后面，所以我比基辛格博士先到中国。这是一件往事。当然还有很多更严肃的难忘时刻。首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黎明破晓的时刻，在清晨，我们正要经过世界第二高的山峰K2，在这次激动人心的旅程中经过这座高峰。而且我的妻子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当时我们知道这趟行程将带来很多地缘政治的影响，同时带着对将要见到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兴奋，还有这趟行程像詹姆斯▪邦德那样的神秘性，这些放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时刻。当然还有其它重大时刻：在机场受到叶剑英元帅的迎接，他参加过长征，跟周恩来关系很近、我们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晤。我们还有一些非常紧张的谈判，即便那是一次秘密行程。”
紧张时刻出现在谈判的尾声，当时美中双方已经就尼克松访华达成共识，但一边是把“打倒美帝国主义”作为宣传标语的毛泽东，一边是以坚决反共出名的尼克松，该如何将这两人即将见面的消息告知天下呢？谈判双方在措辞的问题上有了争议。
洛德回忆说：“周恩来和基辛格相处得很好，他们讨论了尼克松总统、毛主席和周有可能谈到的广泛议题，他们必须要达成共识，而且达成了，那就是总统应该访华，因为他们认识到有很多要谈的。但是发表公报宣布这次秘密行程以及总统即将访问中国就很微妙了，因为中国人希望显得好像是尼克松总统急着要来中国，中国是在帮他一个忙。而尼克松总统希望显得好像是中国人非常渴望他来访问。因此我们需要斟酌措辞，寻找平衡。所以，虽然我们在中国待了48小时，大约跟周恩来谈了20个小时，但直到最后一晚才出现了一些很紧张的情况，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份公报的措辞要怎么写。现在回头来看，当时一定会达成协议的，因为这件事对双方来说都太重要了，可当时气氛还是很紧张的。”
洛德还趁机做了一点小动作。
他说：“另一件对我来说很激动的事是，我的妻子出生在上海，而这次访问意义重大，所以我偷偷挖了一点钓鱼台宾馆附近的土，把这些中国土带回家给我的妻子。”
上海公报
基辛格的秘密之行促成了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尼克松在中国先后访问了北京、杭州和上海，期间他同毛泽东举行了会晤，并在行程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洛德大使也是尼克松历史性的中国之行的随行人员之一。他在访谈中回忆了那趟行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片段。
他说：“发生在杭州的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北京已经完成了有关著名的《上海公报》的谈判，这份公报总结了尼克松访华的成果，毛主席、周恩来都批准了这份公报，政治局想必也批准了，总统也批准了。但是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参与这些谈判，尼克松总统把这份公报给他们看了，假如他们当时参与了，肯定会说这样那样会更好，这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不高兴了，所以他们提出了很多建议。如果国务院抱怨的话，正在回国的美国代表团看来有可能会起内讧。所以总统让基辛格回去跟中国人重启关于公报的谈判，就在杭州。这很尴尬，因为政治局和毛都已批准了。我们在跟周恩来谈的时候做出了一些细小的改动，他挺大度的，同意让我们重启谈判，不过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重大改动。所以杭州是那次访问的重要部分，不过这并不是秘密，当然那些会谈是秘密的。”
同样被作为秘密封存多年的，还有洛德作为一个30来岁的年轻助理也参与了尼克松和毛泽东那场重要会谈一事。
洛德说：“很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参加了尼克松和毛泽东的那场会谈，而我的在场是个秘密，因为尼克松总统没有让国务卿罗杰斯参加，而是邀请了基辛格，基辛格又邀请了我。但是到了会议的最后，总统跟周恩来说要把我排除在所有照片还有公报之外，因为国务卿不在场已经够丢脸了，再有一个30岁的年轻助手在场，这就更丢脸了。所以，我参加了那场会议这件事对除了我妻子之外的人保密了几十年。后来再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恩来拿给我看一张当时会议的照片，里面有我，这证明了我当时也秘密在场。”
毛周君臣
深入参与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洛德大使跟当时在中国主抓外交事务的周恩来有过不少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在访谈中谈到周恩来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说：“基辛格博士曾说，在他在国际舞台上见到过的所有人里——他在过去50年里基本上见过所有人——周恩来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我与领导人见面的阅历相形见绌，但是我也要说一样的话。周恩来极具魅力。他的思维非常具有战略性，但又把握所有细节，他从不用简报，在谈判中优雅但却坚定。他有一些温暖的举动让事情变得更加好办。当然我并没有幻觉，他必须残酷无情，不然无法跻身共产党高位。尽管他节制了毛的一些过激行动，包括发动文革，他自己肯定也做过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把他看成托马斯·杰弗逊那样的人物，他有他坏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他拯救了很多人和机构，帮助中国务实地对抗毛统治下发生的过激运动，他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他在跟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性格会有变化。当我们跟周恩来直接会面的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周恩来是强势的，他强而有力，富有技巧，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当他参加有毛在场的会议时，——我曾参加过五次同时有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场的会议，他不仅仅毕恭毕敬，几乎就是一副媚态。他一言不发，肢体语言显得他很崇拜伟大领袖。毋庸置疑，在毛的统治下你可能必须这样才能生存，但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非常温顺、恭敬的人，而不是其它场合下那个强势的人。这是很有趣的轶事。”
而对于毛泽东，洛德大使则表示他留给自己的印象就像一个紫禁城里的皇帝。
他说：“很明显他像个皇帝。包括他传唤人们来开会的场景，事先无预警，就像是来朝拜皇帝。当我们第一次跟着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第一天刚到宾馆不到一个小时，周恩来就来找我们说主席现在就想见尼克松总统。我们那时候很高兴，因为这是表明主席在访问开始前就予以认可，而不是像他曾经做的那样等到最后。毛是在向干部们、其他领导人还有中国民众释放一个信号，那就是，他在会谈开始之前就是支持这次会谈的。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也表现出会面何时何地进行要完全由他当场决定，所以你总能感觉到他的那一面。而且像周恩来这样的人在他身边表现得那样顺服，这当然也说明他有皇帝般的架势。事实上，他很明显地掌控着所有的事情，这让你感觉到这是一个中国传统的紫禁城里的皇帝。”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美中之间的交往与互访增多。当年6月，北京迎来了美国科学家联盟访问团，时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又译科恩）就是访问团的一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谈到了那次访问中他跟周恩来的一次晚宴。
他说：“那是我们第一次去中国。我跟周恩来、费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还有周恩来手下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吃了四个小时的晚餐，那是在1972年6月16日。这是在很早的时候了。周恩来很清楚我们对于关系正常化的兴趣。费正清教授是我在哈佛的资深同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劝说周恩来送中国学生到哈佛去深造，但是周恩来不希望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这么做，他觉得这太早了。不过周恩来很热情，很友好，有时候也挺幽默，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东道主，他对每个客人的情况都了解很多，知道你写过什么，知道你主张什么，他不喜欢浪费时间问‘你喜欢中国菜吗？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吗？’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礼貌性的交谈上，他做好了准备，要问严肃的问题。就像是打牌，他问一个问题，我们尽力回答，他接着又问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他每天都要跟外国人共进午餐和晚餐，他不想浪费他的时间，所以他把每一餐都当作一次机会，了解更多情况，说服更多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台湾问题
尽管1972年尼克松访华已经向世界释放出了美中关系有望正常化的强烈信号，但直到1978年底，两国才正式发表建交公报。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去世，中国的实际领导人变成了复出后的邓小平，而美国总统也已经换成了卡特。在美中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建交谈判里，如何处理建交后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棘手的议题。
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亲身参与了美中建交谈判的过程，对于当时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争执，他记忆犹新。
他对美国之音回顾说：“我们表示，我们已准备好切断与台北的关系，也同意终止防御条约，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终止防御条约。我们的立场是我们根据条约规定来结束它，这涉及到给中华民国政府一年的时间，告知他们我们打算退出共同防御条约。我们还表示，我们将撤走我们的军队。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军售。按照我们的解读，我们使用的措辞明确表示了我们打算继续出售武器。”
然而，美方最终说服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芮效俭说：“他（邓小平）很生气。这也正如我们所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后他愤怒地给出了各种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件事是中方无法接受的。他们看着伍德科克（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我们怎么办呢？伍德科克没有来自华盛顿的指示。但是他说，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是有外交关系总比没有外交关系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最终达成了共识，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建交公报，而美国的长期盟友台湾却是在12月16日凌晨才从美国驻台大使口中获知此事的。
芮效俭回忆说：“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通知台北我们打算切断与他们的关系。根据规定，我们需要提前三个星期通知他们。但这根本是不现实的，因为台北方面可以在三个星期内得到国会支持，停止推进美中建交。所以最终，我们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告诉对方我们要断绝关系。这引起国会勃然大怒。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提前通知他们，建交进程就无法完成。”
历史一刻
尽管美国国内存在政治压力，美中两国还是完成了建交进程，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撰文公开支持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学者，孔杰荣教授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建交消息传来的那一刻。
他说：“我记得我在香港对美国商会做演讲，还有很多中国官员在场，应该是1978年12月11日左右。人们在问，什么时候会关系正常化？因为我们知道就要正常化了。我很谨慎，我说我不认为会在2月之前发生。令我吃惊的是，12月15日，当我在马来西亚准备去新加坡的时候，公报出来了，宣布我们将在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公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时期，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没有人觉得中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中国会变成一个更有秩序的国家，更尊重法治，人权状况会在文革和之前反右运动所带来的可怕冲突以及破坏之后有所改善。那是一段充满希望的时间，它带来了1980年代十年的进步，直到80年代末、1989年6月4日。尽管有些不合与变化，中国的政策、中国的行为、中国的政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建交后的美中两国在随后的四十年间经历了更多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两国的关系已盘根错节，但同时又似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对此，这些美中建交的亲历者们恐怕有着比他人更百味陈杂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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