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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我在上篇专栏谈到中国经济奇迹与“低人权优势”时，说“低工资、低福利、工作环境恶劣，强行征地拆迁、禁止独立工会、禁止游行示威和罢工，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等等，都大大压低了中国商品的成本，从而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限于篇幅，无法详谈。有人质疑到，“官商勾结、司法腐败”显然是增加成本的因素，怎么会是减少成本呢？
这要看是谁的成本。
从经营者的角度
在企业审批和运行时，因为腐败的广泛存在，本来可以依法获得的许可，需要靠行贿等手段才能获得；本来可以赢的官司，需要买通法院才能赢，这都加大了成本。但是一旦形成官商勾结关系之后，或者对于本来就有党政背景的商人来说，则是大大降低了成本：本来无法得到的许可、批文、贷款能够轻易得到；本来应该输掉的官司，可以不输反赢；偷税漏税、走私诈骗、内幕交易、强买强卖等等违法犯罪可以逍遥法外。这都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行的成本。
从劳工的角度
在专制和腐败体制下，劳工处于极度的劣势，工资被拖欠，工伤得不到补偿，失业得不到救济，无法建立独立工会，无法组织集体谈判和罢工，无法诉诸独立的媒体，无法找民意代表来过问，和老板打官司很难胜诉，上访还要被遣送、被抓、被打。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富士康员工系列跳楼事件、孙志刚被收容遣送站打死事件、佳士工人维权遭镇压事件、12.3劳工NGO事件，只是中国劳工悲惨境况的冰山一角。腐败制度大大地降低了中国劳工的成本，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使商品价格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大量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劳力也是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全社会的角度
专制和腐败体制给资本家和企业节省的成本，除了造成劳工的痛苦之外，代价也由全社会来承担。银行呆账坏账、国有资产流失、税收的流失、狂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失衡，垄断造成的高电价、高油价、高网费、高学费，都得由全社会来承担代价；官商勾结、司法不公严重恶化了社会道德和风气；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怨恨；尤其是环境和生态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腐败可以使污染企业降低或完全不顾环保标准，资源过度开发、森林乱砍、黑烟乱冒、废料乱堆、污水废水注入江河地下，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党政官员有了GDP，但雾霾、河流污染、沙漠化、环境生态灾害等代价，却不得不由全民及子孙后代来承担。
有人说专制比民主效率高。在专制体制下，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化工厂，说建就建了，领导一拍脑袋的事。政策配合、征地强拆，财政拨款，驱逐低端人口，镇压抗议，“集中力量办大事”，GDP可以猛增。南韩、台湾、苏联等很多国家都曾在专制下获得经济高速发展。民主体制下，要选举投票，要司法独立，要程序正义，要信息公开，要媒体监督，要保护私有产权，要保障劳工权利，要保护环境，要社会福利，出了问题还要问责政府，实在太费劲。著名的“成田机场钉子户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
但专制的代价呢？中国有多少空楼和“鬼城”？多少豆腐渣工程？多少黑砖窑和血汗工厂、“断指工厂”？多少被掩盖的矿难？多少干枯的河流和有毒的空气？官员的特供、超豪华办公楼、保卫、公费旅游、公款吃喝、贪污、洗钱造成多少浪费？多少倾家荡产的P2P受害者？多少基金黑幕、股市黑幕、医疗黑幕和彩票黑幕？多少得不到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广东的罗定机场成为放牛场，耗资超千亿的珠港澳大桥通车之后车辆寥寥，专制和腐败造成的决策失误谁来买单？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经济危机谁来承受后果？
专制造成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的代价，又远远高于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中国有多少颠倒黑白的冤案错案？多少洗脑的教育和虚假的宣传？多少禁书和因言获罪的记者作家？多少被拆毁的文物古迹？多少毒奶粉、毒疫苗和地沟油？多少上访村、艾滋村和癌症村？多少自焚的藏人和被关在集中营的穆斯林？多少人死于酷刑、劳改、计划生育和城管的暴力？多少李思怡、孙志刚和杨改兰？多少刘晓波、曹顺利和王炳章？多少人因争取人权和民主而血洒街头和身陷囹圄？当作恶者有权有势，善良人受苦受难，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贬低，信仰被消灭，正义遭践踏，所谓的经济奇迹还值得骄傲吗？纳粹政府也曾创造了经济飞跃，难道我们要歌颂和效仿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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