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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8 December 2018

【立場新聞】盧斯達:瓦解「中國是中共扎根之後才變壞」的神話

歷史教科書、老師、老一輩學者的口中,中國作為一套文化,不只是曾經光輝一時 (漢唐盛世之類),而且還溫柔恭儉讓,中國以前沒有帝國主義的,是很多人的共識。今日的大彊土,好像是自然形成,由古聖王感化蠻族而漸次團結而成。中國又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當然受害者,所有關於我們自己的歷史故事,都是從19世紀開始講起,船堅炮利的西方人強攻進來,然後中國就喪權辱國直至20世紀後半葉。
王道就是帝國主義本身
文化上我們接受了很多年由滯港新儒家所建構的「文化中國愛國教育」,我們都記得在高中時期,自己讀過「中國文化」這一科,我們的讀本是幾個新儒家學者對文化中國的歌頌,由於這些材料都沒有觸及現實政治,而是講理想的中國,所以又更容易入口,當年的英國政府也容得下。那幾篇長文之中的中國,可不得了,一切詩禮仁義的君子之道,都刻劃得一片丹心,兼且光華流溢。
當然所有東西研究進去,就會發現是另一個故事。但大部份人是留在門外的,這種文化就形成了他們的文化和歷史認識不可移除的古層。中國人「本來」是溫柔恭儉讓的,這個國家也是和平主義的、尚靜、尚和的。正如孫文在人生中最後一次於神戶做的演講,題為「大亞洲主義」,也是二分的,西方是「霸道文化」,而亞洲是「王道文化」,講求「以德懷人」。那想像可理想化了。
因此即使今日的「現實中國」紅黑斑駁,但香港人還是上承清末和民國傳統,得以神游「南來文人」(包括通俗世界的一級文化中國傳教士金庸) 築構的「文化中國」,而安心將心性和認同寄托在想像多於現實的古中國之中。
其實以上是一種對中國文化的偏差認識。那是19世紀以來抗西和抗日政治強烈影響下的產品。例如關於「中華民族」的存在、關於中國的民族成份是「多元」又「一體」、關於各種征服王朝都是中國「朝代」系譜的一部份,而茲後相傳承之類。還有儒家文化和現化性可以相容、可以開出自由主義甚至民主共和之類,都是「主張」,是一種意識形態和論斷,而我們在幾十年的教育之中,已經習以為常。
事實上南來文人主導的文化中國論述,其實和羅湖橋以北的黨國教育,沒有誰比誰更高尚,只是一方是為現實中國辯護,一方是為文化中國辯護,共同點是,那中國終究是一個的。
中華因為普世而帝國主義
古中國文化,是文化學者口中那麼溫柔恭儉讓嗎?其實中國文化的先進之處,在於它早就是一種帝國主義。「中華」本身就是帝國主義。首先世界是一個的「天下」,由核心擴張出去。孟子說孔子提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詩》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的王化所及處,自是天子領土,但未及的,也是等待移風易俗之地。異族是天子的準臣民、其領土是天子的準領土。
中華文明是沒有疆域的,也是不斷向外擴散的,以求「易風易俗」。中華文明從有這些話語之時,就已是其區域世界的「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的背面其實也是帝國主義,因為極早地假定了自己的文明最高,也是治世的唯一普遍道路。例如「王化」,即天子的統治,但它也被視為最普遍的秩序。「人倫之本,王化之先」(韓愈),講人際關係和政治秩序是同一件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漢書),這裡是講整個世界的風俗和統治都一統起來。
中原那一套,在當時的歷史脈絡,就是麥當勞,四處都有分號;等於英美式政治體制在今日的地位。中原政權憑經濟力量,或以貿易條件為外交條件、或以軍事力量介入其他地區,或建立代理人政權,跟近代的美帝國主義其實是一個模子,而兩者都是以傳播高等價值為旗幟,更是帝國和普世主義的標誌。
今日的「民主自由人權」,在舊日是聖人皇帝信仰、大一統、中央集權、文官統治。歷世以來,中華文人都提出了很多例如「道一以貫之」和「理一」之類充滿「普世性」的帝國主義世界觀。有很久一段長時間,中華那一套是唯一的發展道路,基本上周邊國家民族都只能模仿,以及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如同今日美國與世界的關係。
過去的「中華」在東亞世界,與今日美國的地位是一樣的。日本學者與那霸潤甚至說,在一千年前,東亞世界已經出現了「歷史的終結」,也就是「宋型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包括中央集權、經濟放任、科舉取士、身分自由等等。而現代的「歷史終結論」,是指美國為首的民主自由制最終會獲勝,成為人類社會演進結尾的最終型。
擴張即是統一 統一即是擴張
真實的中國文明,與上一代人的教誨不一樣,它從本質而言是一個帝國主義和侵略性的文明。「九州一貫」的理想,在現實上是秦始皇南攻百越的哥倫布式種族屠殺,或漢武帝入侵夜郎、南越國、殺入韓半島等等。在之後崛起的「五胡」,以及中世前後的蒙古和女真人,都採用了中華思想,即帝國主義,來作為自己建造帝國的思想資源。
這些戰爭行為被文人譴責,大多是因勞民傷財、埋下中央政權中衰的遠因之類,而受時代所限,「攻打外國」本身不是問題,因為中華本沒有內外之分,天下是一個,戰爭是為了「統一」,故在本質上是東方版本的just war。中華文化本身就有一大堆資源,去為擴張領土正名。甚至那些古紙堆中的話語,也許只是侵略發生之後,為了自圓其說而後補的理論。
中國並沒有是否帝國主義化的問題,它本身就是帝國主義的。分別只是強盛,或衰弱而無法作惡的帝國。所以中國到19世紀不是純良小白兔被大灰狼欺負,而是向來欺負人的慣犯踢到鐵板。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殺戮除了同仇敵愾,還有「小日本」顛倒了中華倫理的反感。向來只有中國欺負人,現在竟被下位者欺負,於是心理上留下了極大的屈辱感。
他們不是理念上反對侵略外國這件事,而是哀嘆為何弱肉強食的故事中,為甚麼自己曾經成為弱肉。而當你跟不同階層的中國人談到這些,你都會驚訝他們對森林信條的一致信仰,強國欺負弱國,跟大一統之正當,同是「天下之常經」。近代歐洲人有一種對主權界限的文化堅持,畢竟西發里亞體制近三百年,已是三四代人,已成為一種深層文化和體制。但中國從來不是這一套。
戀上文化中國慘過熱捧喜茶
愛國不愛黨派、文化中國派會說,中國以前不是這樣的、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的、或者中國共產黨不等於中國,這些對於「民主人士」天經地義的話語,其實都是接受了另一套愛國教育而有了認識偏差。這愛國教育不是教人愛黨,但也是將東亞歷史上的各民族、各文化、各政權暴力駁在一起,成了一條鏈的朝代、成了一個中國,成了一個相續流傳的「正統」。
在主權國家觀念出現之前,這「正統」觀念已經是中華世界裡面的獨一主權,一個至高無上而無形的東西。而當我們習染這一套看似無害而非政治化的東西 (可能是歷史故事、詩詞歌賦),最後的馴化紅利也是由現實中國所接收。畢竟「朝代鏈」、「一個中國」、正統之辨,最後都是指向現實,也就是「文化中國人」最終都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可以繼承體統的政權。沒有它,我們就甚麼都沒有。
所以很多學者、現代的儒者,都只能成為政權的媳婦,只能勸他改,他不改,你就只能等。因為沒有黨國,你的鏈就斷了。即使是暴政,但也是繼承了。況且對傳統文化中國人的標準來說,疆土夠大、中央夠集權、讀書人得到政治機會,這就是盛世。
對香港人來說,中國何嘗不是盛世?至於裡面的那些人權問題、社會問題,乃至香港自身遭其剝削和滅絕,都只是雜音。在龐大的「文化中國」面前,「文化中國人」是抵擋不了的,因為中國只有一個,沒有選擇的,不承認它、沒了它,就失去了精神家園。
文化中國人是愛國的,毒性更強;排喜茶的年輕人只是趕潮流、消費主義,但沒有對任何虛幻的東西有至死不喻的愛。但文化中國人是口裡說不,但身體可以接受為了中國的崛起,香港值得被犧牲。典型的文化中國信仰者,便是司徒華了,他支持「民主回歸」的心跡如下,收錄在《大江東去》:
「百餘年來,香港是殖民地,因而遠離很多源自中國的災難;然而,我未能與祖國同胞一起經歷,心中有愧。現在回歸到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使我和國內同胞有機會共同爭取一個民主的中國,與他們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歸。」
我沒有一齊受害的不幸,所以心存歉疚,要找緊機會和「同胞」一齊受苦贖罪還債。非常變態,不是嗎?
中共就是中國 因為它繼承了中華的侵略核心
而愛國是否可以不愛黨呢?這是不可能的。愛國就是愛黨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在現實上是中國文明強行進入現代世界的版本。它們彼此是相容的。國家學者強世功鼓吹天下帝國的復興 (主要收錄在其名作《中國香港 — 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進路就是封建和郡縣的互相轉化。中國會對外部地區實行看似「多元」和充滿「差異」的封建統治,一開始容許自治,但一切只是為直接控制鋪路。
強世功把「一國兩制」比喻為周天子時期的封建國,一開始是疏離、充滿異質性的,但隨著中原政權加強力量,封建國就會開始「郡縣化」,慢慢走向直接管治。他說:
「體現在國家政制結構上,基本上形成對中心內陸實現郡縣制的直接控制,對四海邊疆採取封建制的間接控制的思路。正是這兩種治理思路的有效組合,隨著中心的文化和力量的不斷強盛,就會形成對邊疆地區緩慢的中心化或郡縣化過程……」
最後這句更加意味深長:「這治理模式在清代發展到了極致。」
清帝國時期發生了甚麼事?也就是「改土歸流」。西南地帶的「異族」本來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慢慢被侵吞。土司失勢,由中央派官員統治。強世功十分老實,不用在乎香港的文化政治騙局 (例如守住議會、守住兩制),於是在我們而言,反而講出了中國文明的實質,也就是一個不斷向外擴張,令「天下」的內容不斷擴大的侵略性文明,而不是我們在教科書中看到的崇尚和平、詩禮仁義的君子之國。即使是高等教育程度的士人、皇帝、也全部都是帝國主義者。而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文明這個侵略性核心的繼承者。
理念上,中華向外擴張方法,是輸出「禮」,一開始是講特定的人倫、禮儀、價值信仰。反過來看,這便是現代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主張介入異質異族國,輸出「民主自由理念」。這是一模一樣的發展,因為這兩個都是活的帝國。
據說鄧小平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但其實從來沒有變色的問題,深古的中國文明,本來就是帝國主義的頭幾個發明者,現在的中國只是回復本色,而不是變色。
出遊的時候在飛機上看了林超賢執導軍武大片《紅海行動》,這部人物營造蒼白、但爆炸和動作場面達到荷里活水準的「中國大片」,十分準確地表達了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簡單來說,便是一個中國海軍在中東戰亂國家營救僑民,順便解決國際危機的簡單故事。多看美國電影的朋友,都會一眼就看出,只是美軍電影格局,但換了解放軍和中國人做主角。
裡面的中東人全部是恐怖份子,還有可憐的難民、白人,全都要靠中國人來救,中國人取代了美國人成為電影世界的執法者、秩序和正義之化身。正如《天煞地球反擊戰》(Independence Day)的末段,是美國人發現打倒外星人的辦法,並且分享給其他國家照板煮碗,也是十足自信的大美國主義。
《紅海行動》其實也是通過臨御於中東人之上,確立了中國人「新時代」的華夷之辨,而重新得回上國地位。戰爭和苦難不再發生於中國內部,而是到了外面,中國變成跟美國一樣的介入者。
這裡側影出來的,是中國本部已經沒有問題,所以才有餘力去干涉外部世界。而中國鬧了美帝國主義那麼多年,並不是因為他們真心認為干預他國有信條上的問題,而是苦惱為何帝國不是我。一有機會,即使只是電影世界中,中國人也很享受做美國的角色。《紅海行動》的製作和票房,便是表達一種回到帝國的集體慾望。
所謂中國夢,是甚麼夢呢?就是中國回到「天下帝國」的夢,天下帝國版本的中國,不會是今日那個表面上服從二戰共識和聯合國體制的民族型國家,而是希望超越這套界線的東西。帝國是要輸出秩序的,所以現在中國在其他國家講「中國標準」、「北京共識」,這些都是重建帝國的預備式。強世功又說過:
「只有理解中國共產黨理論與傳統儒家理論在最深層次上的一致性,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即它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例外,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的一個例外……」
不管他這類說法是準確理解實情,還是希望預言自我實現,但近年中國的確走向這種方向。這不難發現,而比較少人發現的是,中國的帝國再造,間接令「中共不是中國」的海外華人式幻想崩潰。
民族國 vs 帝國
從一個在日本讀研究院的朋友口中聽說了一件事,作為中國式帝國思維的對照,十分有趣。在某個話題上,有學生表示日本2020年就要辦奧運會,為了令世界各地的人更了解日本文化,他們應該更詳細地介紹例如魚生菜單上的各種魚。聽簡報的日本人教授皺眉,評論道:「慢著……首先我們為甚麼要向外國人介紹那些魚?為甚麼一定得外國人理解我們?況且少點人來吃魚生,我們的魚生價格會更加便宜……」
這對於華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之下的人,也許便是一種culture shock。日本人不急於推廣自己認為好的東西,他們更呈現一種閉關自守,設置屏障藩籬,令外人進入的時候非常不方便,也不對「征服世界」抱有幻想,即使只是理念上的征服。基督教世界講究傳福音「到普天下去」,中國也講很多「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移風易俗」、「世界大同」之類。相比之下,中國文化真的並不是我們一向理解的被動自守,而是藏著非常「進取」的古層。
當代中國教育體系之中,有政治課、內裡有各種黨組織、又有仇日仇美的愛國教育。於是香港、台灣或其他周邊地區的人,自然就會覺得自己接受的教育比較真確。我們認為中國那一套是黨國教育,而不免有點自命清高,認為自己愛的是「文化中國」,而不是實際的黨國;我們又認為,自己的文史教育、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比鄰國要真實,這只是自大。
如果我們不逃避世事總有點相對主義之處,我們會看到自己接受的文化和教育,也沒那麼不偏頗,它只是偏頗在別的地方,偏頗在我們不易感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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