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3月，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高级国际研究学院(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演讲说，中国入世将把北京与西方经济连接起来，同时削弱中国政府控制该国庞大人口的能力。克林顿说，“中国入世，不仅是同意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更是同意进口民主社会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他还表示，“当个人有能力心怀梦想，更有能力实现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克林顿的这套理想主义说辞说服了华盛顿的大部分精英，但一位名叫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izer)的贸易律师却持怀疑态度。莱特希泽经常被斥为保护主义者；正如他几年前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警告的：如果获准加入WTO，重商主义的中国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者。他写道：“美国的制造业岗位几乎都会受到威胁。”
莱特希泽现在是美国的贸易代表(Trade Representative)——也就是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全球贸易问题上的首席谈判代表。本届美国政府认为，允许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美国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和累计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现在绕过WTO规则，威胁中国政府要对高达5,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试图推翻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政策，颠覆管理贸易活动的国际机构和协议，上述对中国的不利举措只是这些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到底是迫切需要的矫枉，还是一种灾难性逆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看待最初允许中国入世的决定。
鉴于中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巨大影响力，人们很难回忆起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有多落后。1994年中国通货膨胀率达到24 %。近6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街道上挤满了自行车，而不是汽车。
中国改革者认为，中国加入WTO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为了入世，中国必须降低极高的贸易壁垒，让外国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国有企业最终将面临竞争，而私营企业从此腾飞（他们是这么希望的）。中国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说：“WTO成员国身份就像个威力巨大的破坏球，能粉碎过去计划经济旧大厦里的所有残余。”
世贸组织是个成员众多的组织。中国入世必须与所有成员达成协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官员认为他们开出了很多苛刻的条件，包括中国政府必须削减关税，允许外资投资中国实业，给予外国银行更多开展业务的自由等。中国政府还接受了一项为期12年的条款：当中国出口的商品对美国的特定产业构成威胁时，美方可加以阻止（译者注：又称“特殊保障措施”）。
作为对中国让步的交换，美国放弃了一年一度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伙伴待遇的法律程序，确保中国充分进入美国市场。虽然之前中国凭借在美国国会的盟友帮忙，每年都能在这项程序中获得通过，但只要获准入世，针对中国的年度审查从此就可以结束了。
克林顿还将中国入世与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民主愿景联系起来，他说，威尔逊总统梦想着“一个满是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共同协作的自由人民的世界”。克林顿提出，互联网的发展尤其会破坏中国政府的控制，使中国更像美国。（他拒绝对本文置评。）
许多人赞同这种乐观看法，拿韩国和台湾做例子，这两个地区都是在经济变得繁荣后摆脱了独裁。里根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亨利·罗恩(Henry Rowen) 1999年预测道，中国将在2015年“接近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当时他预计中国人均GDP将达到7,000美元。事实证明，中国实现那一GDP目标的时间比他预计的早了两年，但即便到现在，还远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由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劳工团体支持的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得出了惊人的数字。2000年，他预测美国近100万个制造业岗位将被中国抢走。
特朗普没有参加这场辩论。2000年，他玩票性质地参与了总统竞选，写了一本名为《美国，值得我们拥有》(The America We Deserve)的书，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但他没有提到允许中国入世的决定。他倒是说了会任命自己当美国贸易代表，以为美国争取到更好的交易。
中国入世后，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增至十年后的1,240亿美元。随着中国应入世要求放松投资和进口限制，外加这里有着广袤的消费市场，跨国公司纷纷倾心，争相涌入中国。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飙升。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关于中国入世的广泛影响这个问题，究竟谁的预测最准确呢？在美国制造业岗位这点上，批评人士说对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和同事的一项研究计算得出，1999年至2011年间，来自中国的竞争使美国损失了约240万个工作岗位，重创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工业区。
这个结果让克林顿的中国高级谈判代表罗伯特·卡西迪(Robert B. Cassidy)至今感到困扰。他认为他的工作只帮到了美国的大企业，而不是那些普通工人。现年73岁的卡西迪说：“当你退休时，你会希望回想自己这一路取得了很多成就。而我没日没夜的工作又做了什么贡献？我失望极了。”
政治上，中国也没有像许多推动其入世的倡导者希望的那样变得更加开放。中国政府阉割了互联网，限制其在商业、科技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使用。为了防止政治结社，它不惜威胁、有时甚至是监禁那些在网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最近，中国政府还把互联网本身变成了国家的工具，用它来识别和跟踪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奥威尔主义，”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和中国问题专家杰罗姆·科恩(Jerome Cohen)说。
专注研究中国和世贸组织的哈佛大学(Harvard)法学院教授伍人英(Mark Wu)说，更快的经济增长让中国政治控制增强。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需要树立不容挑战的权威来推行经济改革。伍人英表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让市场更自由的目的是鼓励竞争，防止制度僵化，而不是支持个人权利。
至于克林顿和他在中国入世辩论中的盟友，倒是可以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后创造的真正收益作为反驳。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从1999年以来，大约4亿中国人已经摆脱了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在2008和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中国有能力继续维持支出热潮，支撑了全球的需求。中国的建设项目大量吸纳铁矿石、煤炭、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推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今天，科技企业利用中国市场来提高利润，摊薄研究成本。去年，苹果公司(Apple Computer Inc.)2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2011年这个比例为12%。而且中国出口的商品价格低廉，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维持了美国的低通胀，再加上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这些都有助于压低美国利率，让美国人买衣服和电子产品都更便宜了，甚至购置住房和汽车也都轻松一些。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跌宕起伏。WTO协议本应限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势力，北京承诺这些企业只会遵循商业条款运作。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点做到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估计，国有企业现在只占到中国工业产值的20%，2001年的比例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但拉迪表示，过去几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他说，国有资本对经济的投资增速是私有资本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轴心。
北京指望国有企业成为半导体、电动汽车、机器人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军者，并通过补贴和国有银行融资等方式加以资助。这些举措引发了美国公司的抗议，他们没想到现在居然是中国政府在和自己竞争。比如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领域，中国国家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许多外国公司因此而倒闭。
在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方面，中国从未完全履行其入世承诺。它还承诺不强迫外国公司转让他们的技术，然而在上海的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公司——许多是航空航天和化学工业公司——表示他们为了在中国开展业务，不得不转让技术。
在本月的一次WTO会议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否认中国通过强迫手段获取技术。根据日内瓦一名贸易官员的说法，王受文在7月说，技术安排绝对是建立在自愿商业交易基础上的合同行为。
在WTO框架下，中国想方设法照顾自己的利益。有一次，中国禁止高技术产业所需的稀有原材料出口，对外国公司造成损害。当WTO就一系列限制措施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时，中国取消了禁令，但随后又禁止了另外一些原材料的出口。伍人英教授说，“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履行了这大量义务，而是是否遵守了协议的精神。”
在WTO框架外，中国也是以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贸易优势。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货币专家布拉德·塞瑟(Brad Setser)说，加入WTO后的几年里，北京一直将人民币的汇率压低了30%左右，这样中国出口的商品在海外市场会更便宜，以此促进中国的出口。美国前官员说，对于这类行为，中国和其他WTO成员国是不会达成专门的惩罚规定的。
查伦·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是克林顿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她说，她的继任者本可以通过WTO渠道起诉中国，要求中国履行协议义务。她特别提到一项条款，该条款能在中国对美出口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起到保护美国工业的作用。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否决了美国企业提出的所有关于中国出口产品激增的特殊保障措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只批准了一起特保案。两人自己都没有主动发起任何特保案。
布什政府的一名前高级官员说，“提高保护主义壁垒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位前官员说，进口增加并不代表中国有不当行为。奥巴马政府官员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莱特希泽现在正在帮助制定美国的贸易政策，他说，如果当年国会不批准中国加入WTO，“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贸易赤字可能会停止增长，说不定能挽救数百万制造业工作岗位。”
而其他反对中国入世的人认为，即便当年国会拒绝中国加入WTO，对美国也不会有多大不同。他们说，由于有着大量勤勉、低成本的劳动力，中国还是会作为出口大国崛起。事实上，中国入世前15年的对美出口增速比入世后15年要快（尽管基数低得多）。
诚然，如果当时WTO将中国拒之门外，中国出口的低价商品对美国群体的损害或许会推迟几年发生。但是，争取到的这点时间到底有没有用，其实也是不确定的。中国入世以来这17年里，美国对于工人再培训项目或针对下岗工人的其他社会保障网络项目的投资寥寥无几。美国投资了的项目结果也是良莠不齐。
领导国会反对克林顿WTO协议的民主党人、前众议院少数党党鞭大卫·博尼奥尔(David Bonior)说：“不知当年要是拒绝了中国入世，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
巴尔舍夫斯基仍坚持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多边行动。她提倡恢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美国和11个环太平洋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在上任首日就宣布退出了这一协定），然后将其扩大到其他欧亚国家。成员国可以谈判新的贸易规则，削减关税，讨论国有企业、进口激增、补贴及其他中国相关问题。“到时中国需要做出决定，”她说。“中国可以加入，也可以放弃全面进入全球60%的市场的机会。”
莱特希泽持不同观点。他说，美国应该单独行动，用高额关税威胁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WTO充当美国冤情裁决者的可能。
莱特希泽所在机构在201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有观点认为，美国与中国的问题通过在WTO提出更多诉讼就能解决。说得客气点，这种想法太天真了；严重一点，这样做会分散决策者面对严峻挑战的注意力。”这位美国贸易代表说，恰恰相反，美国必须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
莱特希泽说，说到底，这才是美国真正有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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