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
11月28日午间，消失多日的贺建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按照计划出席了香港的基因编辑大会，发表讲演。在提问环节，他回应了对于试验的多项质疑。他留给现场的最后一个回答是，如果换作是他自己的孩子，他也愿意参与试验。
然而，现实不是假设。
中国，这个诞生了全球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地方，向来盛产”科学狂人“，除了试图“定制人类”的贺建奎，还有痴迷于“换头术”的教授任晓平，以及电击治疗孩子的网瘾，发了100多篇论文的主任医生杨永信。 从医学伦理出发，贺建奎和他身后的这片土壤，值得认真审视。
两个让全人类措手不及的女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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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让全人类都毫无准备的双胞胎女婴露露和娜娜出生了，她们的基因是被修改过的，暂时还不知道她们的父母是谁。
基因编辑的操刀者、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在体外受精阶段，就直接修改了胚胎的基因——让两个女婴出生后就天然拥有抵御艾滋病毒的能力。
乍听起来似乎是一件科技造福人类的大美之事，但几乎所有相关的从业者都将其视为对整个基因工程领域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和威胁。
在一份122名中国科学家的联署声明里， 将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称之为“潘多拉的魔盒”，并呼吁 “还有一线机会在不可挽回前，关上它”。
诞生于2012年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可以熟练地将它运用在食品、药品、猴子胚胎、甚至14天以内的人类胚胎上。
通过这项技术，人类可以通过对特定的DNA片段进行“敲除”或者“插入”，对目标基因进行编辑，用于预防或者治疗某种疾病，更远一点，可以更强壮，更美丽，更聪明。
不加约束的话，理论上，人类可以定制人类。
不过，此前从来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 突破14天早期人类胚胎这个伦理和法律的禁区，更不用说，直接利用这个被修改过基因的胚胎生出两个几乎让全人类措手不及的婴儿。
技术本身不是难题，真正的难题在于基因编辑技术脱靶的不确定性， 所谓脱靶，指的是，错误地编辑了基因，出现了不可预知的改变。
如果利用被修改的人类胚胎生下孩子，这些可预知的、不可预知的改变都将永久写入人类基因，并且按照遗传学的规律世代相传。
在2015年，人类第一次跨越红线，将基因编辑技术运用在早期人类胚胎上 ，就有三分之一的胚胎出现了脱靶突变。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的研究团队也来自中国——中山大学黄军就领导的实验室。
如果用在植物、甚至是动物身上，基因编辑发生了不可预知的错误，植物可以直接销毁，动物执行安乐死也并非完全无法接受。
但是这种不可预知的错误出现在活人身上，我们能怎么办？
122位科学家的联合声明提到， “这些不确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没有人能预知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正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如果将露露和娜娜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微不足道的收益对比，你也会发现这次所进行的基因编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露露和娜娜的父亲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母亲不是。
根据研究者贺建奎的说法，修改过基因后，露露和娜娜生来就拥有抵御艾滋病的能力。
但问题在于，对艾滋病毒，我们有非常成熟的阻断技术。哪怕母亲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大概率不会被感染，如果只是父亲是感染者，阻断的成功率只会更高。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哪怕生活在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家庭，通过正常的防护措施，感染的几率也不高。
露露和娜娜能从这项技术里，得到的非常之少。她们将要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除了不可预知的遗传类疾病，考虑到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态度，露露和娜娜在成长的过程中，要面对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在社交媒体上，甚至有对这两个婴儿“人道毁灭”、“限制生育” 这样毛骨悚然的言论，你就不难理解科学家的巨大恐慌，以及为什么说，这是两个让人类措手不及的孩子。
冒险者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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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从来都不缺少“疯狂的科学家”。
这个诞生了全球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地方，盛产”科学狂人“，除了试图“定制人类”的贺建奎，还有痴迷于“换头术”的哈医大教授任晓平，以及用电击治疗孩子的网瘾，还发了近100篇论文的的精神科医生杨永信。
中国是第一个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临床试验的国家。
2015年，中山大学的黄军就团队，利用废弃的 86 份人类胚胎做实验， 试图修正一个常见的血液病基因。虽然这批胚胎在实验结束后，被及时销毁了，但这项“大胆”的实验引起了广泛的忧虑。
《自然》、《科学》和《细胞》等这个领域的顶尖杂志拒绝发表这项论文，它们认为这项实验违反了安全与伦理标准。研究最终发表在一份影响力不大的在线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上，主编是中国人。
此后的三年里，中国的基因编辑技术遍地开花，除了小心翼翼地游走在胚胎实验的红线边缘，基因编辑技术更多的是用来治疗现有的疾病。
2016年，在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医生们抽取肺癌患者的一些血液，尝试用这项技术来改造血液中的T细胞，使之获得攻击肿瘤细胞的能力，然后再进行回输。
在之后的两年中，很多大医院开始上马了类似的试验，根据《华尔街时报》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报道，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数据库中就记录了中国的九次基因编辑试验。
一位美国的基因编辑研究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提到：在将CRISPR等西方国家开创的基因编辑技术加以应用的方面，中国可能超过了美国。而这也许正是中国的官方希望见到的。
在中国，基因编辑是一个正在受到国家意志推动的研究领域。基因编辑被列入中国在2016年制定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基于基因编辑研究的临床转化和产业发展。
哪怕是从韩春雨的事件也能看出，中国的公众和官方都十分期待本土科学家能够在基因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基因研究上，科学已经扛起为民族、国家争夺荣耀的大旗。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只要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位本土科学家往往可以得到让他自己都乍舌的收益，资源和荣誉。
在这些科学大冒险中，违规者很少得到惩戒 ，而“成功者”报偿丰厚。
比如，比编辑人类更天方夜谭的“异体头身重建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头部移植”或者“换头术”，同样在发生在这片冒险者的热土上。
异体头身重建术爱好者任晓平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从国外引进回来的。
虽然几乎他的所有国际国内同行对此嗤之以鼻，被国际主流医学界所抛弃，任的一位国内同行甚至不愿自己的名字和任出现在同一篇文章内。
但任晓平所任职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显然对于他所带来的“声誉”很满意：
时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校长将任晓平视作是创新的典范，在一次公开的座谈会上，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夸奖任晓平“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年轻医生应该向他们学习。”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提到，任晓平的意大利合作者卡纳维罗非常羡慕任晓平的工作环境，“中国能给任晓平想要的一切，荣誉、人手、各种资源。
因为换头术带来的巨大争议，卡纳维罗和他所供职22年的都灵大学医学院解约。此后哈尔滨医科大学给予了他荣誉教授的名头。
2017年，任晓平和卡纳维罗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完成两具遗体的头部移植后，全球最大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当即发表申明：
“对病人没有任何好处，只为了吸引媒体眼球的行为，在伦理学上不可接受，在科学方面也毫无意义。”
这项手术也招致了中国的前任卫生部副部长、器官移植领域的专家黄洁夫的公开批评，但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医大二附院骨科副主任任晓平仍然在这个三甲医院的一栋大楼里拥有三间宽敞明亮的实验室。
据《人物》杂志报道，任晓平每年都悉心准备材料，申报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试图为他的手术争取国家经费支持。
根据任晓平估计，做这台手术需要花费4亿。他觉得4亿并不多，对于这样一个对人类有重大突破的课题，「40亿也应该把它解决下来。」
中国式伦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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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娜娜的消息发布后的当天晚上，122名科学家发布了联合声明，认为：“这项所谓的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
在通过艾滋公益组织“白桦林”进行的参与者招募中，贺建奎声称自己需要招募有关“防护艾滋病和帮助生育”计划的志愿者，并可以为因国内的医学伦理规定而不能使用试管婴儿技术的HIV感染者夫妇免费做试管婴儿。
招募信息发出后，对研究感兴趣的夫妻远超了白桦的预期，几乎有200对夫妻报名，初筛后剩下50个，进入研究组的则有20对。
贺建奎利用“类似艾滋疫苗”的方式向这些夫妻解释了他的“CCR5基因编辑”项目，并告知他们，这项技术“从未在人体上使用过，有一定风险”，获得了参与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他认为，参与者能充分理解项目的风险。
身处病痛中的人，因为疾痛或是信息不对称，往往不能理性地权衡一项疗法的风险与收益，这便是一个专业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团队存在的初衷之一。
在创造历史的昨天，与露露娜娜的故事同时公布的还有一份“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里面有7个人的签名，签名者中有一名牙医和一名麻醉师。
根据2016年12月实施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人数不应少于7个。也许，还有法律和医学伦理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也是《审查办法》的硬性规定。
“我们认为这是符合伦理规范的”，林志通告诉来访的美联社记者。林是福建莆田人，接受采访时，记者给林的头衔是和美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
2015年，林志通在深圳和美妇儿医院的官网上的头衔是CEO。
这也是中国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困局。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中一篇对于天津市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调研中提到：绝大部分委员会主席是医院院长或党委书记，“因行政公务过于繁忙，可能不能发挥委员会主任的灵魂核心作用，且有不利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独立性运作要求”。
在那份调查中，几乎所有综合型伦理审查委员会都隶属于党办，伦理审查型的则有一些直接运作于临床基地或生殖中心。
在对浙江省20多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50位委员的调研中则发现，55%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运作经费来源于其所在机构和审查收费，30%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运作经费全部来源于其所在机构，其余15%的委员会则完全依靠审查收费。
我们电话了一位在数家医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任职的社科专家，对方提到，伦理审查不能通过的项目确实不多，且否定的大部分原因是知情同意做得不到位，或是国际合作涉及样本外流。
而另一位医学人文学者则向我们评论道：国内大多数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审核知情同意书，他认为，这跟形同虚设差不多，“略好一点吧”。
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年1月的报道， 杭州的一家医院在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癌症时， 所在医院的审核委员会，只用了一下午就签字同意他进行试验，无需经过国家级监管机构的批准，不良反应报告方面要求也较少。
这项试验的领导者，杭州市肿瘤医院院长吴式琇表示，本不该由中国第一个去做这件事，但这里的限制比较少。
而吴的美国同行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解决联邦机构等部门的要求，其中包括尽可能减小患者风险的种种安全审查，最终，他们仍然未能获得批准。
而对中国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不足，多项研究曾提到，委员会成员缺乏对自身的教育和培训，生命伦理学水平不高。
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名单、知情同意书和章程，并没有硬性规定是否需要公开，有研究还提到，某些地方还存在“认为伦理委员会是保密机构的错误认识”。
在这种中国式伦理审查下，露露和娜娜出生了，杨永信发表了近百篇核心论文，其中包括三篇英文SCI论文，这些论文大多都按照要求附了伦理合规声明：该研究方案已经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所有实验参与者和他们的监护人都已按照规范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见推送 杨永信靠电人，发了SCI和近百篇核心期刊）。
想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的遗体头部移植也通过了伦理审查会的批准。
在最新的信息更新中，有媒体爆出了另一个贺建奎试验室正在进行的试验。在这项试验中，研究者计划对400个人类胚胎进行操作，“写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遗传突变，调节致病基因表达，根治相关疾病”。
这项研究由某大学附属三甲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并盖章“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无违反伦理。同意其申报。”
一日之间，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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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由某大学附属三甲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并盖章“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无违反伦理。同意其申报。”
就在贺的研究公布前两周，中山大学发布了《中国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其中，72.97%的人赞成基因编辑技术用于“预防HIV感染”，更有20%以上的人赞成利用基因编辑进行增强运动能力（22.45%），提高智商（23.9%），甚至，军事应用（23.95%）。
这是个对科技和未来充满乐观的国度。这里的人们对科技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与崇敬，而所有被这里的人们热爱的科技中，顶受欢迎的，毫无疑问是那些弥漫着高精尖气息的基因的研究。
三年前，在距离贺建奎试验室所在的深圳1小时车程的广州，中山大学的基因科学家黄军利用同样的技术丢改了被废弃的人类胚胎中一个可能导致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实验用了86个胚胎，修改成功的有28个。
六个月前，跟贺建奎的实验室同在深圳的基因测序公司华大基因的董事长在自己的演讲中提到员工中不允许有出生缺陷，不允许患心脑血管疾病，还要求员工活到100岁。这家公司因19年前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声名鹊起，之后陆续破译了从水稻、家蚕到SARS病毒在内的各种基因序列，并正在参与一个目标为破译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因组的“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
这也就不难理解，11月26日上午，当人民网的报道“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发布时，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不是一项常规的，由同行评议的杂志发表的科技成果，然而，它却是中国主流报纸的科技报道喜欢的那种，“世界首例”、“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和“冲击诺奖”，最劲爆的元素一个不少。
然后，就像这世上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在高潮点上，不和谐的声音开始出现——“其他人之所以不做是被伦理所约束着”，“这不是高端科学的突破，而是伦理底线的突破”，甚至，“这不是创新，这是用全体中国科学家的美誉度，去换你和你团队的知名度”。
媒体开始援引美联社的一篇报道中外国专家的批评，譬如：被修改的那个基因虽然可以使人不易感染艾滋，却可能会令人更易死于流感。更有媒体贴出了与这项研究相关的一份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
这一次，反对者们赢了。下午，坏消息接踵而来。
出现在美联社报道中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声明：自己没做过此项目；深圳市卫计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声明：试验未经医学伦理报备，正开会研究；而那份伦理审查文件也变成了一个罗生门，签字者们纷纷表示，自己不知情，未参会，“没签字”。
到了下午5点多，122名中国科学家联合声明，“对此项研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除了表达了对这项研究为两位婴儿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的担忧，那份声明的末尾说：“确实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来的孩子一段时间内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晚上，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发表声明，该副教授已于今年的2月在学校办理了停薪留职，其研究工作为校外开展，学校并不知情，并表示：“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合学术规范”。
这类的声明日渐扩大，相关的部门都忙不迭站出来撇清。到第二日凌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在微博上发表了声明：“我委从未立项资助‘CCR5基因编辑’等自由探索项目”，否认了自己对贺建奎研究的资助。
第二天是周二，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在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召开。那场大会上，基因编辑婴儿的新闻成了热门。对这项研究，第一位主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资深学者邱仁宗表示：“贺博士做的是生殖细胞基因组强化，这个操作是伦理上最难以接受的一种。”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人Jennifer Doudna之一表示，“希望这一新闻不要损害到目前使用CRISPR技术的重要临床试验。”
部分学者甚至联名要求禁止贺建奎参加这次峰会。
但大会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只是，对于那两个基因编辑的婴儿露露和娜娜来说，他们再也没有了选择的机会。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11/%e5%81%b6%e5%b0%94%e6%b2%bb%e6%84%88-%e7%ac%ac%e4%b8%80%e4%be%8b%e5%9f%ba%e5%9b%a0%e7%bc%96%e8%be%91%e5%a9%b4%e5%84%bf%e8%af%9e%e7%94%9f%e5%9c%a8%e4%b8%ad%e5%9b%bd%e5%8f%af%e8%83%bd%e6%98%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