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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出生于海宁大族查氏，明清两代科甲鼎盛。他后来将先辈卷入《明史》案的经历，以《联共（布）党史》塑造正面人物的方式，写进了《鹿鼎记》。光绪十七年（1891），他祖父查文清因袒护哄抢教堂的暴民而罢官。这是吴越士大夫借无产阶级之手，消灭潜在竞争者的典型手段。教唆者藏身幕后，声称一切都是革命群众自发。如果万事大吉，教唆者就会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保障革命小将宋要武和潘汉年的安全，让受害者明白法律（条约）不是挡箭牌。如果风向不利，革命小将就要落到王洪文的下场。教唆者会跟受害者一起深刻反思无产者的愚昧，或者国民性的弱点。后来，国民党用同样的剧本对付日本商人。再后来，共产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地主资本家。再再后来，毛泽东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老干部。金庸的祖父在第一幕射出的子弹，在第三幕击中了金庸的父亲。金庸本人对历史的判决心服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他观众大概会觉得上帝不仅公正，而且颇有幽默感。
查家在失败的痛苦刺激下，抛弃了缺乏战斗力的吴越士大夫文化，投入中华民族的发明当中，但他们仍然不太成功，未能收获大批群众，只能拿自己的子孙做实验品。试验参数的设定，跟明治维新恰好相反。日本民族的发明，以拖后腿的恶邻（黑暗的东亚大陆）为他者，以脱亚入欧为愿景，不需要系统地颠倒歧视链。中华民族的发明，以破门而入的帝国主义（海洋新秩序输出者）为他者，以脱欧返亚为愿景，只能建立在逆转歧视链的基础上。歧视链构成人格的基石，成功的逆转者在日常事务当中作伪证，就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血战养老院一样，不费吹灰之力。所以金庸后来说：祖父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从偶像身上学到两个道理：第一是人要多读书，第二是洋人欺侮中国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读书明理和颠倒黑白是同一客体的两种修辞形式，类似革命和叛乱、解放和侵略的关系。无产阶级如果得不到知识分子的鼓励，一般缺乏保障颠倒黑白成功的必要自信心，难以牢固树立枉法最光荣，受害者欺侮了抢劫者的坚定信念。这些逆转技术构成中国人认同的基础和前提，中国人却说这是红卫兵独有的特征。
公立学校和强制教育是中华民族发明的主要基地，以国语教育和国耻教育为核心。金庸虽然出身旧家，却从来没有受过私塾和旧学的教育。查家的政治态度按照民初标准，可谓非常决绝。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是金庸幼年的日常读物。邹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时评家，共产国际文化统战的要角，受潘汉年的直接领导。龙山小学堂的教育从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的罪恶开始，辅以痛哭流涕的国耻秀，对于完全依靠贸易维持生活水准和特殊地位的吴越子弟而言，相当于荷兰小学生为英军打败路易十四而愤怒，不要说拿破仑了，就是希特勒也做不到。问题在于国语的塑料假花性质无法掩饰，只能胜任公文写作和革命宣传。这两种用途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跟周恩来和邹韬奋的关系一样。生活和休闲的真正语言，仍然只能是诸夏民族语言和粗俗文言文的混合体。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代表了这些克里奥尔文学的伪装形式，在文化沙皇的镰刀下茁壮生长。金庸在反日之余，抗拒不了荒江女侠和红玫瑰的魅力。1980年代的吴越小学生在集体学习《火烧圆明园》之余，也抗拒不了金庸和琼瑶。
金庸在嘉兴中学还没有毕业，缝线未干的弗兰肯斯坦就披挂上阵了。吴越自开港以来积累的财富，在这场战争中一扫而空。吴越中层和上层阶级不得不仓促站队，即使近邻和至亲也不免因此反目。土豪性较强的吴越人大体都留下来跟日本人合作，正如他们的先辈跟满洲人合作。其中包括了联省共和国时期的大部分菁英，以及绝大部分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阶级地位相当于胡兰成家族的吴越人和相当于江泽民家族的江淮人，都把投奔国共两党的亲戚子弟称为“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今天的伊斯兰教长老对待投奔拉卡的年轻人，也是这个看法。他们预演了越战时期的西贡经济奇迹，鼓励恐怖分子从游击区赶进长江三角洲的吴越同胞，发挥其勤勉、顺从和心灵手巧的特长，使治安区的城市建设和民营企业突飞猛进，跟重庆经济管制当局赏给平价米阶级的“雅舍”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像所有公家征用的廉租房一样，永远得不到修缮。游士性较强的吴越人乘此机会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以蒋介石的“抗战建国”和“建设新中国”为借口，全面展开针对上江各民族的殖民和侵略。金庸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子弟，自然走上了后一条道路。公立学校的学生以准公务员身份，随国府和国军西迁，依靠准公务员的津贴生活，在湖湘尼亚、大不列滇和巴蜀利亚民族面前自称中国人。中国人这个词用在这里，就是殖民主义者的委婉修辞法。他们相信蒋介石虽然不是日本人及其泛亚盟友的对手，自己也不具备古今陆海任何殖民主义者的政治素质和技术优势，但在苏联保护人和国际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的支持下，仍然足以绑架和吞并幼弱的诸夏各民族。
金庸跟大多数背叛祖国的吴越人一样，乐于为中国帝国主义者慷慨奉献别人的鲜血和自己的墨水，但如果不知趣的领导非要索取他自己的鲜血不可，他也会变成民主派。民主派的意思，就是拒绝承担帝国负担的帝国主义者。学生时代的金庸，阶级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小粉红（小粉蓝）。他们领取盒饭的代价之一，就是要日常发帖（印传单），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基石历史发明学搬砖。金庸积极参加了731部队在吴越展开细菌战的口述历史和血泪控诉，为联合国军在满洲搞细菌战的发明做好了实验准备。两个剧本的唯一差别，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由李约瑟换成了池田大作。编剧如果能够想到，吴越不是满洲国的辖区，日军在吴越的防疫部队，编号应该是四位数，效果本来会更好，但是毕竟一分价格一分货，如果盒饭发明家都有这样的水平，党史研究室的高级匪谍还能靠什么混饭吃呢？（《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盒饭族虽然卑微，却普遍以为自己属于统治阶级，出钱的义务理应留给巴蜀利亚土豪，流血的义务理应交给巴蜀利亚农民。金庸中学毕业后，为了继续领取党国并不丰厚的津贴，放弃了他本来能够考取的普通大学，选择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年轻人总是经验不足，即使自幼立志投机的年轻人也不例外。蒋介石不负责任地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还要中央政治学院的候补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无异于撕毁了国民党和小粉蓝的不成文契约。“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第30-31页）年轻的金庸心中，顿时燃起了热爱民主的熊熊烈焰。他突然想起民主主义者不应该向蒋校长（这是蒋介石兼任的众多组长之一）的画像致敬，就在收拾行李以前骂了训导主任一顿，为退学事件赢得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体系。“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时代周报》，2009年1月）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独裁的反动政策，就是这样丧失进步青年拥护的！
民主青年的归宿，无非就是进步媒体。金庸失去报效党国的机会以后，一度企图自己办报，以翻译美国报章杂志为主要内容，很快就无人问津了，但他因此积累了新闻翻译的经验。他接下来就投入《东南日本》，主要任务也是翻译改编英语新闻。这时二战已经结束，金庸的查良鉴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教授。金庸得到他的帮助，到东吴大学插班。1947年夏天，《大公报》招收英语新闻兼职翻译。金庸考中了，由此结识了粉红色媒体的大佬胡政之。这时，国民党的中国梦已经膨胀到苏联保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斯大林感到有必要让蒋介石明白，中国这个白手套的用处，仅限于破坏日本建设泛亚国际体系的野心，绝没有允许中国人取代撤退的日本人，继承满洲蒙古朝鲜势力范围的意思。蒋介石像恩维尔帕夏一样不知进退，被自己发明的意识形态捆住了手脚，下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舞台，只能跟着这个纸糊的布景一起塌下来。随着林彪和科瓦廖夫在满洲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在粉红色媒体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从中国各派进步势力的共同领袖，沦为帝国主义的最后一颗大狗牙。蒋介石意识到自己拿苏联及其代理人没办法，但并非不能报复他们在吴越的地下组织。胡政之也意识到蒋介石会想到什么，决定先在香港开一个分店，继续发扬共产国际吃饭砸锅的优良传统，利用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消灭资产阶级。胡政之相信美国的霸权维持不了五十年（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追随胜利者绝不会错，问金庸想不想去，金庸接受了。他的人生轨迹，由此永远改变。
蒋介石和新中国暴露了假民族及其英雄的真相，像泡沫一样迅速破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虽然盗用了“新中国”的符号资产，以免其他人占用和利用，但并不因此喜欢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无论大中国还是大亚细亚、吴越还是湖湘，为了防微杜渐起见，同时也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中国人的拥护多么一文不值，坚决而彻底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所有潜在载体和资产阶级共同体的所有潜在凝结核，包括金庸的父亲。这并没有妨碍金庸敏锐的判断，国民党的倒台重新打开了他的仕途。他首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向白区党毛遂自荐，敦促他们不要让阶级敌人的小姨子带着钱跑了，白白损失贫下中农的胜利果实；然后以这篇文章做推荐信，到北京找乔冠华求官，以为将来的白区工作，少不了他这样的人才，结果却吃了闭门羹，理由是他没有跟反动阶级和国民党学校划清界线。其实照他祖父和任何儒家社会的标准，他这种行为已经够得上“枭獍”，构成皇帝都无权赦免的极少数极恶大罪，在法律和生物学意义上，都已经非但不属于人类，而且为绝大多数比较体面的禽兽所不齿。然而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枭獍”的进步水准还有待于提高。落后并不仅仅是个人和偶发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固有的非科学性。你至少要像赵紫阳一样领导工作组，发动革命群众斗死亲爹，或者像牛荫冠一样走在革命群众前面，牵着亲爹的牛鼻子游街示众，才能证明你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主观性，水平高到足以理性客观地分析社会的境界了。
金庸灰溜溜地逃回香港，承认自己的投机技术委实不够高明，鸡肉没有吃到，米已经蚀光了。这样一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他拉黑了。他除了香港以外，再也没有地方可去。《大公报》的白区党组织决定秘密监控他，把他打发到更加“灰色”的白手套《新晚报》打杂。他不再有专业性较强的英语新闻或国际分析文章可写，只能像临时工一样有什么活干什么活，从影评到舞蹈，从舞蹈到京剧，从京剧到围棋，从围棋到武侠。他父亲枪毙的消息传到香港，他都只敢偷偷哭泣，因为即使在布满欧洲人、南亚人和全世界各种社会团体的香港，他仍然没有任何谋生能力，只能仰仗迫害者的施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像水面的油膜一样既薄又脆，却是他唯一的家园。这是他们家族积极投入中华民族发明的自然结果，为人造的大一统牺牲天然的共同体，本来就是要切断野草的草根和男人的命根，由此换得了太监和花瓶的资格，以后无论宫廷或自己成功还是失败，都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野草和乡民才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太监和花瓶只能依靠投人所好求生。最高明的投机者也少不了菜鸟和学徒的阶段，因为把握分寸的技巧和体会风向的感觉都需要私人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在三十年代的表现不够毛泽东，金庸在五十年代的表现也不够金庸。
《新晚报》的设计目标是要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冲淡政治宣传给读者带来的疲劳感和厌倦感。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金尧如觉得，武侠小说其实挺符合这个目的。新华社从创始到现在，都是情报部门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法律的漏洞，冒充资产阶级新闻企业的同类而已。金尧如在匪谍阶级体系当中的地位，比《大公报》的地下党高得多。唐人的《金陵春梦》和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都是他搞地下活动的产物。金庸作为组织“控制使用”的对象，自然不够资格了解这些内幕。梁羽生有一次交稿延误。金庸就以下等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好脾气，多打了一次杂。结果读者反应甚好，纷纷要求他写下去。他最初只是顺水推舟，走一步看一步，最后发现市场意外地好，足以支撑另起炉灶的需要。武侠小说不是《明报》成功的唯一原因，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搭车效应可能更加重要，但若没有武侠小说的成功做底气，金庸未必能有创业的勇气。四小龙起飞是冷战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饥饿的北方对照物为金庸的创业团体提供了有力的刺激。老板和老板娘对自己刻薄，对员工也吝啬。经济宽裕以后，人性的弱点自然暴露，以致家庭反目，故旧失和。
金庸后来诚实地说，他没有把自己的小说当回事，也并不觉得武侠小说能算文学经典，粉丝的评价只是初恋效应，与其说源于作品本身，不如说源于怀念青春的自然感情。其实文学体例本身不足以构成经典与否的标准，所有的严肃文学体例在其初始阶段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金庸固然没把武侠小说当回事，莎士比亚又何尝把戏剧当回事。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追求者，作品质量不一定高。金庸文学的问题在于过于平面化，女性人物的塑造尤其低能。她们仿佛出自手淫爱好者的白日梦，其想象者已经丧失了跟杂货店老板娘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但金庸自己显然不是这种人，所以他大概是为了节省成本，直接套用了《儿女英雄传》或诸如此类旧小说的模版，只要买主没有提出要求，何必增加设计成本。他小说最强的地方，虽然深刻程度远不能跟奥威尔相比，也具备昆德拉批评《1984》的所有弱点，从星宿老仙的歌德派，到洪教主的中央文革小组与红卫兵。他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作家，越到后期越能放开手脚，在韦小宝的时代，终于磨穿了节约使用多年的套路。韦小宝像桑丘一样，一开始就怀疑忠义无双的师父到底跟傻冒有什么区别，到最后却惊讶地发现，尽管现实证明了他原先的猜想，他对师父的爱却比自己想象的更多，足以为此抛弃自己行之有效的市井智慧。
金庸最初标榜《明报》没有政治立场，只想和气生财，但这种态度其实泄露了他没有靠山的秘密，反而更容易变成地下党打击的目标。政治经验丰富的反动派是统战对象，辛苦赚钱的土财主才是斗争对象。他之所以沦为“豺狼镛”，不过是因为说了几句大家都想过太平日子的废话，但太平日子其实需要很大的秩序成本，秩序消费者对此缺乏起码的常识。金庸即使在被迫民主派以后，思想仍然没有超出三四十年代粉红色小清新的水准。例如他曾经表示香港是一个很民主的地方，因为文人都能办得起杂志。美国就只有资本家才付得起成本，文人只能打工。社会主义本来是很好的，只要多一点民主就OK啦。他发财致富，全靠粤语小市民，但他从来都无视这些乡民，眼中只有越南议员和蒋经国。他没有落到父亲的下场，全靠英美冷战当局的坚定立场，但他对英国人毫无感激之意，反而继续背诵国民党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发明。即使在冷战已经结束，胡政之预言的五十年到期以后，他仍然觉得“胡先生这几句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他解决统战价值问题的方式，乃是创立《明报月刊》，满足流亡知识分子的预测癖和国师癖。他没有学术能力，但有经营平台的能力，又熟悉阶级兄弟的习惯，所以大获成功。他们出于共同的弱点，永远无法融入东道主的社会，对保护者的价值观缺乏起码的尊重，随时准备恩将仇报，只是因为自身的软弱，不足以构成任何人的威胁，才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但为了假装自己非常重要，无比热爱生活在别处的游戏。墙内的社会往往误以为，他们体现的价值观就代表了东道国的价值观。白区党往往误以为，他们对东道国的社会有一定影响力。无论如何，统战价值由此而生。金庸渐渐掌握了这场游戏，由土财主上升为统战对象。
文革结束后，香港地下党的工作方式同步调整。“豺狼镛”时代的老左派，像“三种人”一样损失惨重。他们为组织攻击的对象，现在变成了组织的统战对象。组织把一切责任都赖到他们头上，他们却连背叛的资本都没有。组织诚然出卖了他们，侮辱了他们，但除了组织以外，还有谁会要他们呢？平反爱好者有一句名言：“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遍地飞。”他们不仅是家鸡，而且是断腿的家鸡。金庸作为社会名流，终于混到了可以享受统战红利的一天。他早就想投靠共产党，是共产党不肯要他。现在共产党愿意统战他了，他自然求之不得。他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处处为邓小平说话。香港只是他避难的地方，他从来不是香港的一员。香港的未来和宪法形式，跟他没有关系。他只想借助香港，获得结识各方大人物的机会。安全和利益尽在其中，比辛辛苦苦经营企业强得多了。文人最在意的虚荣心，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除了1990年代以前的气功大师，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享受的崇拜能超过返乡的金庸。他付出的代价，不过是顺着共产党的口风说话而已。这些话离谱的程度连张五常都难以忍受，但他并不是需要爱惜羽毛的人。默契的投机对象，像肥沃的土地一样难得。他毕生的梦想，到暮年才终于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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