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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30 October 2018

金庸:跨越地域和時代的華語武俠文學泰斗

如果說在華人世界只有為數不多的名字能夠在文學、影視、媒體、政商等多個領域擁有不分地域、貫穿時代的影響力,金庸算是其中一個。

他是華語世界獨步天下的文化現象,他一個人就幾乎代表了一個文學類別,從香港報刊讀者到中國大陸電視觀眾,從平民百姓到國家領導人,從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商人到新世紀的歐美學者,任何一個會說中文的人都有可能受過他的影響。

2018年10月30日晚間,本名查良鏞的武俠小說宗師、政論家、企業家、資深傳媒人,在香港養和醫院病逝,終年94歲。

他更為人所熟悉的名字是金庸。從1955年的《書劍恩仇錄》開始,一直到1972年封筆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作品《鹿鼎記》,他以這個筆名創作的15部小說將超現實的魔幻武術、現實的政治歷史寓言、人間的愛恨情仇結合起來,從報紙風靡一時的連載逐漸變成載入博物館的當代文學珍寶。

他的武俠小說最初於上世紀50年代在香港《新晚報》和《香港商報》連載,之後又刊載於他自己創辦的《明報》,60年代還出現在新加坡的《南洋商報》,以及他創辦於1967年的《新明日報》。之後多年,他的作品通過書籍、廣播連載、電視劇、電影乃至電子遊戲等介質在亞洲各地廣為傳播,並被翻譯成日文、英文、越南文等多國語言版本。

據估計,金庸的小說在全球共賣出近三億本——而這還是正版書籍的銷量。

一句出處不詳的話時常被引用:「凡有華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出身望族,醉心文字

1924年3月10日,查良鏞出生於浙江海寧。據載,查家是書香世家,在康熙年間曾創造過「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科舉神話;至近代,海寧查氏的一個分支在中國北方的後代當中出了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奉為「現代詩歌第一人」的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而海寧另一望族後代徐志摩,據稱是查良鏞的表哥。

查家家學淵博,藏書豐富,查良鏞在憶及童年時曾說:「我幼時雖看不懂,但找書卻方便。」據說他所讀到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是八歲時讀的《荒江女俠》,之後就成為武俠小說迷。

他在15歲時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是指導學生考試的工具書《給投考初中者》。40年代,他先是因為發文諷刺學校領導而被中學開除,後來又因為指責校方而被大學開除。之後在兼職大學教授的堂兄幫助下,他插班入讀東吳大學國際法專業,於1948年畢業。

也是在完成學業的這段時間,查良鏞開始當記者,曾在上海《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編輯。1948年3月,24歲的他被派往香港,在複刊的《大公報》香港版先後擔任記者、翻譯和編輯。

1952年,曾經短暫希望去做外交官的查良鏞轉入《新晚報》做副刊編輯,並開始大量撰寫副刊文章,也對電影、戲劇、歌詞等文學載體廣為涉獵。兩年後,兩名拳師在澳門的比武吸引香港數萬人過海觀戰,《新晚報》借此風潮請編輯創作武俠小說連載——這時候被約請創作這一體裁的兩名副刊編輯,便是筆名「梁羽生」的陳文統和筆名「金庸」的查良鏞。

武俠連載

作為一種文學題材,一般認為中國的武俠小說是起源於唐代,但是武俠文化的文學源頭,卻可以追溯到漢代司馬遷《史記》當中的章節《遊俠列傳》。

1954年的那場比武熱潮之下,《新晚報》的連載令這種古典的中國文學類別重新煥發生命。梁羽生的《龍虎斗京華》和一年後金庸發表的《書劍恩仇錄》令《新晚報》銷量大熱。

之後,查良鏞又先後在《商報》連載《碧血劍》和《射雕英雄傳》,「金庸」這個名字逐漸成為現代武俠小說的一個座標。

憑借著在武俠小說領域建立的聲望與影響力,查良鏞在1959年創辦《明報》,他希望用趣味話題配上自己的武俠小說,建立一份別樹一幟的小報。

《明報》見證了金庸武俠的一段全盛時期。《神雕俠侶》扭轉報紙初期的虧損狀態,之後《明報》又連載了1961年的《倚天屠龍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1963年的《天龍八部》等作品。一直到1972年完成《鹿鼎記》之後,金庸宣佈封筆。香港一家媒體稱,金庸「在退出俠壇時仍稱霸武林」。

在邁入經濟繁榮時代的香港,金庸與小說家倪匡、文化人蔡瀾及詞曲作家黃霑並稱香港「四大才子」。

金庸的武俠小說成為一個文化標記,他筆下的武俠故事承載著他對自己已經離開的祖國大陸深邃的歷史、文化和哲學的依戀,也滲透了他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歷著陣痛的憂心。也正在此時,他經歷了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以其筆鋒盡情施展他對華語世界的洞察。在他最多產的《明報》時期,他被認為幾乎是一手寫武俠,一手寫時評。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1960年代也正是中國政治激烈動蕩的時代,在此階段香港同樣左派思潮盛行。對於「大躍進」和毛澤東領導下的文革這兩段歷史,《大公報》、《文匯報》對許多敏感事件都未予報道,而查良鏞的《明報》卻表現出以批判態度報道內地「難民潮」和文革的編輯取向。這種取向甚至體現在了他的武俠作品當中——金庸自己曾承認,《笑傲江湖》是一部諷刺文化大革命的武俠小說。

也是在這段時期,《明報》從一份以文學、趣聞和馬經為主的小報升格為一份被知識分子接受的報刊,建立了「言論獨立」的形像。文革時期開闢的「北望神州」版塊,也為當時對中國大陸了解不深的香港人打開了信息窗口。

香港的左派分子一度將查良鏞列入「暗殺名單」。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時期,查良鏞也短暫遷移至新加坡。

金庸的武俠小說上世紀80年以前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而毛澤東去世後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不一定是中國內地最早讀過金庸小說的人,卻可能是對內地金庸書迷而言影響最大的讀者。有傳聞指,鄧小平在文革被流放的歲月結束後,曾請人幫他從境外購買一套金庸作品。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港澳及海外的一些知名人士獲邀訪問中國大陸,曾經撰文讚揚鄧小平的金庸,也在1981年作為《明報》社長受到邀請。

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獲得了鄧小平的接見,並且據稱是鄧小平走上最高領導崗位之後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在會面時,鄧小平對查良鏞說:「歡迎查先生回來走走!你的小說我讀過,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也是在這一年,英女皇授予查良鏞OBE勳銜。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戴卓爾夫人)首度訪華時也單獨會見了金庸。

這一時期的金鏞已經成為香港政壇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他曾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改制小組召集人,並曾三次北上,會見過鄧小平、胡耀邦和江澤民等中國最高層領導人。

1984年,中國對金庸作品解禁,令億萬中國大陸讀者得以趕上其他華語地區,光明正大地成為金庸武俠書迷。曾經被輿論批評為鼓吹年輕人早戀、斗毆的金庸武俠作品,進入中國大陸主流文壇,並在21世紀初被部分選入中學語文教材。

金庸的武俠作品在陸港兩地均受到廣泛讚譽,而在特定的時代,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也令他在台灣、大陸、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勢力的博奕當中最大限度的獲得認可。

世間情
查良鏞一生經歷過三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杜冶芬是演員杜冶秋的姐姐,與他在1948年於上海結婚,之後和他一起移居香港,後在1950年代離婚。

第二任妻子是記者朱玫。他們1956年在香港結婚,之後育有二子二女。70年代,二人婚姻出現問題,查良鏞的長子查傳俠在1976年自殺,年僅19歲。查良鏞後來曾回憶說:「我記得接到大兒子在美國過世的消息後,好灰心,好難過;但那天還要繼續在報館寫社評,一面寫就一面流淚,一直都很傷心,還是要寫。」

據《大公報》報道,在第二次婚姻臨近尾聲時,查良鏞結識了當時年僅16歲的侍應林樂怡,後來二人在70年代完婚,直至終老。

1972年之後,金庸沒有再發表任何一部小說。1989年的時候,查良鏞曾向《紐約時報》表示:「我老了,我的想像力不如年輕的時候了……我不能把我的人生都獻給我的書迷們,36卷夠他們讀的了。」

不過在之後數十年中,他兩度再版自己的武俠系列作品,直至2006年的再版《鹿鼎記》。2018年2月,他的《射雕英雄傳》首次推出英譯版,是金庸作品較近期的一次發行。

他的《神雕俠侶》中,人物李莫愁時常引用中國古代文學家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中的一句「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而金庸在創作中也寄托了很多自己的情感。

金庸在世紀初的一次訪問中曾說:「我正在寫的時候,以後重讀自己作品的時候,常常為書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淚。」

「我寫楊過等不到小龍女而太陽下山時,哭出聲來,寫蕭峰因誤會而打死心愛的阿朱時哭得更傷心;我寫佛山鎮上窮人鐘阿四全家給惡霸鳳天南殺死時熱血沸騰,拍案而起,把手掌也打痛了。」

談到自己作品的最大價值時,他說:「我的小說價值在於強調是非觀念,做人強調要有俠義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來,同情弱者,見義勇為,不該做的事情不做。」

金庸的情與真,為他贏得了億萬讀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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