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外遊與移民增多，中國人種種低劣品德與醜態也就聞名世界。許多網文慨嘆中國人質素低。但如果看中國官方對遊瑞典的三寶和在倫敦鬧場的孔某的支持，就知道這種質素是官民一致的。
1905年，晚清西學先驅嚴復說「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1937年，大學問家陳寅恪談中日戰局，指「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1921年魯迅寫《阿Q正傳》以永遠滿足於精神勝利來形容中國民族性。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盡數中國人的髒、亂、窩裏鬥的本性難移。於是有人將中國人的劣根性歸咎於專制文化遺傳的DNA，也有人講中國不能實行民主體制，是因為「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
我覺得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沒錯，中國漫長的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傳統，確實是進入現代法治社會的窒礙。但以我在中共建政前大陸的生活經驗，又認識到民國時期湧現許多學問與人格都超卓的大師，甚至從中共建政之初良好的社會面貌來看，中國人的品德未見太差。現在中國社會的道德淪落，人民普遍對他人的冷漠，以至成為互害的社會，完全是中共的超級極權統治造成的。
極權，已經是「極」了，何以還有「超級極」呢？因為中共的統治是比人類歷史上的極權還要「極」。過去的專制統治，並沒有把權力黑手全面伸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城市有自營的店家和商販，農村也有地主和富農。但在中共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之下，黨操控一切，老百姓長時期連一點點自主空間都沒有，衣食住行全部仰賴黨的權力作分配。打江山的政黨奪取人民所有，當餓死4,000萬人、多數人連糊口都匱乏的時候，政策急轉彎來個救命的「三自一包」，於是億萬農民對執政黨感恩戴德。文革使全國經濟陷崩潰邊緣，這時鄧小平復出，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於是黨又變得偉大光榮正確了。這種拿了你所有，又給你小小活命的好處，是最有效的洗腦。
大陸網上有一篇文章〈我們這個民族被人深深地種上了病毒〉，作者說他回老家，與高中同學談到對時局看法，同學質問他：靠着黨發了財，還反黨，你究竟拿了外國人多少錢？他看到農村仍舊貧窮，鄰居肝癌病重，他隨手送了幾百元，但牆上卻高掛偉大領袖的夫妻像。於是，他感到：「我們的人民大多數人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都是心理變態者，正常的人不多」。
中國政治環境創設了讓人心理變態的條件：一、讓你感到恐懼，時刻感到生命受威脅；二、有時給你一點小恩小惠，讓你感激黨；三、封鎖消息，讓你除了黨給你的消息，你沒有任何消息。讓你變成黨要你喜歡的你就喜歡，黨要你仇恨的你就恨；四、使你絕望，感到只有黨才能讓你活命，違背黨你就死路一條。於是人人都跪着歌功頌德。
恐怖主義不僅指一般意義的恐襲，也應指國家的恐怖統治。當千萬中國人對鄧小平說的「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額手稱善的時候，他們是否知道：對共產黨來說，百姓永遠只是老鼠？
號稱「所有動物都平等」的一黨專政社會，到頭來不只是「有些動物更平等」，而且是貓和老鼠的「平等」。
林鄭把一向稱呼「主席」改為稱呼「總書記」，如果我們對此無感的話，我們也變成老鼠了。
（平等芻議之五）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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