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饥荒的特点表现为一部分人没有获得足够的粮食，然而却没有迹象表明，是粮食的短缺引致。饥荒并不是因为粮食短缺而爆发，问题更多的是分配不均引起的。
只有建立起平等，富有政治责任感的社会氛围，饥荒才能得到避免。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 论权力与剥夺》
遵义事件：
受过教育的都知道“遵义会议”，那是我孩提就知道的历史。这段历史我孩子也知道，而且如果我有孙辈，不出意外他们还会知道。因为“红色基因”库的需要，你必须要知道。同样在遵义，历史上曾经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遵义事件”，又叫“五九事件”，即便你在今天的遵义最繁华丁字口街头随机问年轻人，如果百人有一个能说清楚“遵义事件”，我都觉得多少有些对得起这场“事件”无辜死去的60万人（据当年在贵州省遵义专员公署计委工作，后来的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录生统计）。
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贵州非正常死亡人数全国排名第三，死亡人数174.6万人，占人口总数10.23%。是遵义，在1959年这一年，以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占人口总数的17%而具备了传播学的“轰动”效应。以湄潭为例，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5个月内全县共饿死者超过12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参看参与《湄潭县志》编纂的刘兴盛的《贵州湄潭事件》一文）。遵义县南白区和平乡南衙村杨捷生产队有人口180人，饿死64人，占三分之一之多······
一个地区，有如此“傲人”的战绩，“轰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数字总是抽象的、枯燥的。我的第一篇文章说到了81个县长被枪毙，光是一个遵义山盆区一年就镇压了103个地主的数字，就有人在后面留言：你知道地主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吗？
数字不仅抽象枯燥，而且没卵用。人心，在这种反诘里寒光如剑。
看了相关资料后，我对详细解释“遵义事件”失去了勇气。如果想说清楚，必须要有数字支撑，而数字又是如此地冷漠。当我们说饿死一人时，就是一个“1”，当我们说非正常死亡三千万时，也就是稍微有些零的“30000000”而已。我只能开几本书单和几篇文章，有能力有兴趣的自己找来看。1，《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作者金辉，该文发表在一本“短命”的杂志《方法》，我忘了是哪一期。他还有一篇长文《“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个杂志连载两期。之所以能记得这么清，是因为我是1961年生人。我对自己“活着”一直很好奇。2，杨继绳的《墓碑》。3，《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这是本内部发行“小书”。作者是那三年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的王民三。说这是20世纪中国饥荒史最具价值的书没有任何恭维。
无论我费多少笔墨来铺开“遵义事件”的前因后果，不外乎就是一种证实“现代社会的大饥荒无例外地是政府滥用权力，采用错误的措施所造成，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的过程。如果人们无法理解现代学者对“大饥荒”的这种定论，我说什么都是“肌无力”。
因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的“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一句话，贵州就可以无视已经饿殍满道的处境而紧急调粮一亿斤，北京人是人，贵州人就不是人？
五八年大跃进种一亩小麦要下五六十斤种子，农民骂娘：老子种了一辈子的地，没见过这样的瞎胡闹。为了防止饥饿的农民偷吃种子，干部们把种子拌上桐油和大粪埋进土里，即便这样，饿极了的不要命的人还会在半夜刨出种子······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粮食厅厅长（1959年4月）会议上，王民三大胆提出压缩酿酒用粮时，余杰部长马上插话：茅台酒用粮不能压啊（在大饥荒三年，茅台酒厂用于酿酒的粮食和贵州饿死人数字之对比参看贵州人帅好耐人寻味的文章《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你能相信吗？“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共680万吨粮食。680万吨粮食，等于136亿斤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标准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用得恰当的话，这136亿斤粮食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摘自谢天奇一文）
中国人在三年中饿死了三千万人，喂饱的是谁呢？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以及一大堆非洲国家。
贵州当然也是有出口任务的。贵州人的命没有北京人值钱，也更不会比非洲人命值钱。王民三的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近几天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左右，忙于奔波粮食出口，分别跑交通厅、经委，给各专区的专员打电话等。陈副省长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说过，在当前粮食紧张之际，得下毒手，挖库存一定有人骂，不怕！为了完成出口任务我是不顾一切的。”
“遵义事件”的见证人之一王运才老人在他《“遵义事件”的前前后后》的“结束语”里写道：
“遵义事件”的核心问题是粮食，“遵义事件”前各种失误的后果还是粮食，“遵义事件”后干部和群众所付出的努力为的也是粮食。笔者感叹：粮食呀，粮食！你不是良药胜于良药，你不是仙丹胜于仙丹！没有你，人们就不能活命！但愿不要再发生第二个“遵义事件”，要提醒执政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扶持粮食生产，千万不要忘记居安思危储备一定的粮食，千万不要忘记爱护种植粮食的农民，千万不要忘记珍惜生产粮食的土地！
老人家，从您的惊叹号和四个“千万不要忘记”中，我真的能理解您的痛心疾首，但“遵义事件”的核心还真的不是粮食问题。举一个例子：1980年，时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池必卿，就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勇气，推行包产到户。而中央在1982年起草下发的第一个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包产到户”的提法，就来自贵州的创造与实践。1982年，贵州遭遇百年不遇大旱灾，尽管粮食减产80万吨，但其他作物牲畜都是增长，农业总产值增长6.9%（参看许明《我过我独木桥》一文，贵州人民出版社《怀念池必卿》）。
在《黔北记忆》里，卢元富老人说了一个叫黄光秀孤儿的故事：黄光秀一家六口人，父母、哥、第、妹五人饿死在家中，没人知道。才几岁的黄光秀也饿趴了，门坎都翻不过，她就把饿死的妹妹拖到门坎下做垫子，然后踩着妹妹的尸体才翻出门，被好心人看见，把她送到了孤儿院。
前几年黄光秀和朋友一同到北京旅游，大家都去了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只有她死活不去，无论大家怎么死拉硬拽······
这个极有可能读书不多的妇女的认知远在当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上。她让我想起了《大逃港》里费力游到香港的另一个妇女，她爬上岸，然后对着她的来处深圳发誓：即使我死了，烧成了灰，我都不会让我的骨灰飘到那里！
我还想起了董乐山······
卢元富，一个八十多岁的极普通的贵州老人，为了山盆山区在“遵义事件”中八千多个亡灵，他亲自下乡一户一村作详细调查。其间有人以：“我怕以后政界人找你算账，以后我们不好说”为由回避；更有人以：“你想反攻倒算？”威胁。老人说：“有史以来，就有‘人是宝中宝’、‘人命关天’的说法。······然而山盆八千多同胞的血肉生命和全国3600万父老乡亲的生命一样，他们都是毛**的驯服工具，死得无辜的无辜，他们究竟是为谁而死呢？他们的死，究竟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至今没有表态，只有墓碑遗传后人，千秋功过让后人评说吧！”
在书店，有人会让我推荐贵州作家的书，我通常以“没有读过，不好推荐”谢绝。如果以后还有人让我推荐，我会说：“我读过一个普通的赤脚医生叫卢元富的文章，他不是什么作家、知识分子。他个人没有出书，但在我心中，他是当代贵州最伟大的作家。”
结语：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说，民主和饥荒是互不相容的，民主政治能够让信息不受障碍地传播，能够整治腐败，避免政府的权威被滥用。或者说，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更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很难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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