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不过是今年夏天欧亚大陆上非洲猪瘟爆发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已深陷其中。尽管人类并不在该病传染范围内，但这种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猪传染病，对养殖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2018年，罗马尼亚政府已将肉类进口数额提高了14%，波兰媒体则报道称，因疫情影响，预计波兰国内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将高达80%。后续的检验表明，出现在中国境内的非洲猪瘟病毒与东欧正属同一生物学种系。
如果将东欧这些疫情爆发的国家连起来，会在地图上得到一条近似半圆的弧线，弧线的中央则是俄罗斯——事实上，它几乎就是俄罗斯联邦的西侧国境线。
除了业内专业人士，此前很少有人注意到非洲猪瘟已在俄罗斯持续蔓延了11年之久。2007年底，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车臣共和国发现了野猪死亡病例，当时与车臣毗邻的格鲁吉亚正在经历非洲猪瘟的疫情爆发期——格鲁吉亚也是时隔十余年后，非洲猪瘟再次登陆欧洲的第一站。
由于非洲猪瘟没有可行的治疗措施，对于发现疫情的地区只能采取全部扑杀方式。截至今年8月27日，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非洲猪瘟确诊病例已达1364个，因此被扑杀的生猪数量超过了100万头，经济损失近千亿卢布，而各地新发、复发疫情的消息迄今未断。
相对而言，在2007-2008年间与俄罗斯同期遭到感染的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疫源地格鲁吉亚，这些地方至2008年5月以后已经没有新发疫情。但在俄罗斯，真正的爆发高潮却出现在了2016年。
2013年，俄罗斯联邦动植物检疫监督局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写道：非洲猪瘟——这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防疫机构自己的问题！
自2008年至今，俄罗斯政府出台了无数条用以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的养殖业新规，内容覆盖了从家猪配种、繁殖、饲养到屠宰以及售卖的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也基本照搬了国际防疫组织对于防治非洲猪瘟病毒的建议。然而事实上，不断筑高的养殖业门槛，只使得俄罗斯的家庭养猪产业变得越来越非法和“地下化”，对于疫情的控制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按照目前俄罗斯政府的规定，普通农户既不能让母猪在自家分娩，也不能自行屠宰；要建起能够满足母猪分娩卫生条件的养殖场，至少需要几百万卢布。而在不少农村地区，最近的有资质的屠宰场也远在百里之外。
如果问题进一步细化到笼舍条件，则几乎所有农户在新规面前都处于极为脆弱的地位。在出台新规后，俄罗斯政府并没有试图对无力应对新标准、高要求的小规模农场主提供任何帮助。反之，迫使没有能力遵守规定的农户放弃养猪，恰恰是大部分新规的目标——2017年在疫情集中爆发的鄂木斯克地区，当地政府的文件正是这样建议的。
此外，流行于俄罗斯舆论场的“非洲猪瘟阴谋论”，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俄罗斯政府与农户之间的裂痕：部分政府官员倾向将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定性为“境外势力恶意破坏”，俄罗斯农业部长特卡乔夫甚至曾称之为“生物恐怖主义行为”。
在俄罗斯，至少有一部分官方媒体试图引导民众相信，非洲猪瘟在俄罗斯的蔓延，与俄罗斯和周边国家的地缘斗争有关。由于病毒传入俄罗斯时，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关系相当紧张，不到一年后，双方就在2008年夏天爆发了著名的五日战争。当时的格鲁吉亚亲西方派总统萨卡什维利，也因此成了俄罗斯媒体在非洲猪瘟一事上的怪罪对象。
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后，仍在俄罗斯境内盘桓不去的非洲猪瘟病毒，很快又成了俄罗斯媒体和政客口中，最新一轮“美国阴谋”的证据。
2016年，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的自然管理与生态委员会专家尼库林提出，同样的病毒“曾被美国用于攻击古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在引述他的发言之余，又在节目中补充道：“尽管俄罗斯境内的病毒来源仍不确定，但众所周知，最近的美国生物实验室正位于格鲁吉亚紧邻俄罗斯边境的一侧。”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出台的“试图对隐瞒疫情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法规，尽管最终执行力度有限，但依然加剧了民间的瞒报行为。由于向上报告疫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使全村村民的猪只都受到波及，因此在俄罗斯农村地区，瞒报疫情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
而在农户眼里，在进行许多“就地扑杀”的处置时，当局也并未向养殖户出示什么可信的兽医诊断证明，而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抢夺我的财产”的一场人祸。在一部分极端案例中，防疫执行人员甚至会将棚屋与生猪一起烧掉。
在农民不相信防疫手段的迫切性、甚至不相信疫情严重性的情况下，许多人仍按照已不合规的旧方法养猪，即便出现任何意外，也都倾向于自己处理。2016年的一篇业内报告曾经指出，造成俄罗斯境内疫情不断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被农户私自掩埋在荒郊野外的死猪，充当了非洲猪瘟病毒的“温床”。没有人能精准知道类似事件究竟发生了多少起。
即使俄罗斯政客对非洲猪瘟和所谓“境外敌人”的关系含沙射影，但俄罗斯民间─特别是已因疫情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农民并不这么想。
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疫情，更像是国家权力与境外资本勾结后，试图排挤小生产者市场份额的借口，是“根据大型养猪寡头集团的指示在清理市场”。这种养殖户版本的“阴谋论”最早传自刚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随后便在全俄各个疫区的农民间广为流传。
2012年，非洲猪瘟病毒从俄罗斯流入乌克兰，2013年，白俄罗斯也出现病例，2014年，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遭到感染，2015年疫情蔓延到了爱沙尼亚，2018年，匈牙利、捷克等中欧国家也出现了疫情。而在俄罗斯国内，疫情则在逐渐东进，从其西部边境地区向中部腹地扩散。2017年3月，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突然出现感染案例，事发农场40头猪全部死亡，将疫情正式带入亚洲。
与欧洲各国苦于无法控制野猪迁徙不同的是，俄罗斯境内内陆地区的新发案例，几乎全部为家猪感染，且不少是远程突然爆发。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就连“严控已知病猪流向、避免家猪饲料遭受病毒污染”这一堪称最基本的措施，事实上也未能真正落实。
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的大部分俄罗斯农民来说，他们对疫情的关注点早已超出了病毒本身，而扩及到生计、生活方式甚至财产所有权之上。2013年，俄罗斯特维尔州一场捍卫“养猪权”的集会吸引了超过一千人参加，组织者同时还收集到了支持该行动的2万多个的签名。这场集会的参与者相信，俄罗斯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产业。
在俄罗斯，政界中保守派人士的确将个人农户养猪视为眼中钉。他们相信，这种难以监控且条件极为落后的养殖方式，要为疫情蔓延负上直接责任。这些政坛保守派人士藉题发挥地指控：正是经济改革派推出的鼓励个人农户以及畜牧领域小企业发展的改革，给失控的疫情开了绿灯。保守派人士主张，为了实现对病毒传播的全面管控，唯一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禁止私人养猪。
在谈到替代方案时，苏联时代的防疫经验被反复提及——1979年，乌克兰东部敖德萨等地也曾短暂爆发过非洲猪瘟疫情，但局势很快得到控制。俄政坛保守派人士认为，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甚至计划经济就是主要的成功秘诀，如今需要的只是照方抓药。
过去11年里，不断筑高门槛的养猪规范为个体农户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养猪产业以一种渐进的过程指向集中管理，甚至是国有化。问题在于，还没有人知道苏联式的管理模式，能否真的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再一次奏效。过去11年里的种种尝试，并未阻止如今俄罗斯境内猪瘟疫情近乎失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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