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民族自決」等概念於本港脈絡下被提出，立即被官員打成「違法違憲」，類比成恐怖主義、納粹主義，遑論提出主張，彷彿連學術討論的空間也不存在。
正當建制派和民主派就「『香港民族』，能不能講」的問題吵得臉紅耳熱時，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政治學者杜方思（Jean-François Dupré）在他最新的研究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香港民族主義、甚至獨立訴求，是如何跑出來的？
杜方思在魁北克土生土長，親歷當地民族運動的火紅年代，2008 年初來港於港大攻讀博士，其後更取得香港身分證。他形容來港之初，港人對身份問題漠不關心：「我當時以為主權移交後，港人會向中國要求更大自治權，甚至要求獨立；或者剛好相反，要求加快去殖，大肆宣傳愛國主義，爭取盡快中港融合，」杜方思笑道：「但竟然是什麼也沒有！」直至 2012 年反國教運動爆發，香港愈來愈多人思考身分問題，近年甚至開始有獨立訴求。
杜方思在與指導教授 André Lecours 合著的最新一份研究〈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claims in Hong Kong and Catalonia: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比較香港及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近年的自決及獨立運動。他們希望能夠解答，為何香港和加泰 — 這兩個在歷史、文化、政制上均大相徑庭的地方，政治運動不約而同地在短短幾年間激進化，爆發自決甚至分離的呼聲。
研究發現，加泰和香港的情況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其中央政府在處理境內較溫和的自治訴求時，採取過分強硬的態度，令民眾感覺對話之路已走盡，轉向更加激烈的訴求。對香港而言，這政治訴求激進化的時間點，毫無疑問就是 2014 年人大「831」落閘，否定民間提出包括公民提名程序的普選特首訴求。
如果將研究結論簡化為一句日常用語：港獨是中央政府自招的。
但儘管如此，杜方思也認為，港人繼續在「香港能不能當一個民族」的問題上與中國拉鋸，只會等於繼續往死胡同裡去鑽，非但不聰明，更有可能招惹中央更加強力地打壓香港自由。
杜方思自知這種說法兩邊不討好：他大談獨立、民族主義，在建制派眼中是「離經叛道」、「搞事」；支持香港民族主義的卻可能批評他「離地」、「偽中立」，甚至認為他是在為北京說項。
且先聽他在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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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方思認為，所有民族主義的出現，某程度上都是反作用式的，「當中央政府作出了不同回應，或情勢不同了，民族主義訴求就會有相應的變化。」
杜方思在研究中點出，如果說香港和加泰原本較溫和的自治訴求，過去數年分別因為遭到中央政府打壓，而激進化成為自決及分離主張，這轉向在兩地出現的關鍵時間點，分別是香港的 2014 年，和加泰的 2010 年。
儘管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比香港的來早了差不多 200 年，相比起「自治」，整個 20 世紀，「獨立」都不是加泰的主流政治訴求。直至 2006 年，加泰及西班牙國會就加泰的自治法（Statute of Autonomy）達成改革協議，並以 74% 的票數通過加泰公投，擴大加泰自治權。但自治法改革多條條文的合憲性，卻在後來遭到當時在野的保守派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PP）入禀西班牙憲法法院挑戰。隨著西班牙憲法法院在 2010 年宣布自治法改革違憲，以及人民黨在 2011 年執政等，自治訴求終於激化成分離主義，成為加泰政治訴求中的主流聲音。
至於香港，杜方思認為，自本土運動在 2011 年冒起，以及 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香港人對自身身份，以及中港關係的重新想像已慢慢開始成形。但香港身份正式變成一種政治訴求，卻明顯是在 2014 年，中央政府提出「take it or leave it （要就要，不要就拉倒）」的特首選舉方案，強硬態度激起民眾不滿。
「這時人們開始發覺，香港的政制發展似乎真的已走進了掘頭巷。」部分不滿政府方案的民眾，寧願「leave it」— 是「leave」 China 的那個 leave。
2017年10月下旬的加泰隆尼亞區遊行 l Assemblea.cat, Jordi Ventura [email protected]—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2.0 Generic (CC BY-NC 2.0)
所謂「哪裡有壓逼，哪裡就有反抗」，但經驗同樣證明了「哪裡有反抗，哪裡就有壓逼」。
很多人覺得，中共近年對港政策越收越緊，違背「50 年不變」承諾，杜方思認為這只說對了一半。
「情況是有變的，我們可以從政府的論述和態度上看到，香港某程度上已變得比從前威權。但其實這也是來自政府對社會情形作出的反應。」
「他們現在開始禁止港獨組織運作，大家都覺得這反映政府在退步，壓逼越來越大，但為何他們十年前不這樣做呢？是因為當時根本未有任何港獨組織。」杜方思說：「你很難單方面說這變化是由中央或特區政府造成的。」
杜方思以社會科學的「歷史制度論」框架貫穿論文，旨在點出：一個社會的制度，在特定的歷史過程當中，會如何形塑政治利益、訴求、行動、手段。
杜方思認為，在建構香港社會秩序的最重要制度 — 即《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之下，「50 年不變」最主要維護的，是本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換言之是經濟精英的既得利益。
「這制度最關鍵的地方，是中國可以透過它來吸納精英階層。」杜方思說：「這是中國政府非常理性的決定。」
杜方思舉例，像是保留功能組別、「循序漸進」的民主化、以及「先普選特首，再普選立法會」等安排，都是為了確保精英階層能夠掌握香港的政治實權。
「（中國政府）要確保香港不會選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來執政，然後徵收 50% 的稅項來進行再分配。」
杜方思不認為中方對港的所謂「民主承諾」，有什麼時刻「真」過，那自然也不存在什麼「淪為空談」。
「中國之所以不會讓香港有民主，就是因為她看著台灣，擔心香港會選出一個支持獨立的特首。但香港卻是因為沒有民主，才會衍生出獨立訴求。」杜方思續說，「這正是最弔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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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方思來自魁北克。魁北克是加拿大的自治省份，其主要的法國裔人口，與加拿大其他身份的英國裔人口，在語言、文化上均有明顯分別，因此境內亦一直不乏要求獨立的聲音。主張獨立的魁北克人黨（Parti Québécois）上世紀 70 年代中後期執政期間，促成了 1980 年首次獨立公投，獨立議案當時以 4 成對 6 成的票數遭否決。而 1995 年舉行的第二次獨立公投，支持及反對獨立議案的距離大幅收窄，最後僅以 5 萬票之差（50.58% vs 49.42%）被否決。自此之後，魁北克人黨鮮再取得執政權，2014 年更於選舉中大敗，只取得 125 個議席中的 30 席，獨立議題亦隨之淡化。
杜方思在魁北克土生土長，親歷當地民族運動的火紅年代，一直覺得地區政府向中央爭取更大自治權，甚至爭取獨立，是正常不過的事。到他 2008 年初來港，於港大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時，看到港人對身份問題漠不關心，反覺得非常奇怪。
杜方思笑言，來港前他本以為可找到很多身份政治的素材，怎料一無所獲。
「我當時以為主權移交後，港人會向中國要求更大自治權，甚至要求獨立；或者剛好相反，要求加快去殖，大肆宣傳愛國主義，爭取盡快中港融合，」杜方思笑道：「但竟然是什麼也沒有！」
「我記得自己當時曾和一些學者談過，說我是研究民族主義的。然後他們告訴我：『我們香港人啊，不像你們魁北克，我們不關心身份，我們關心的是務實的事情，你知道嗎？就像經濟啊、民生啊 .... 』」
不少有關港人回歸初期的身份認同研究亦指出，因香港在英殖時期缺乏愛國教育，香港學生一般缺乏「歸屬民族」的情緒。但在 2008 年後，各個民調結果均發現，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有逐年下降趨勢，認同自己為「香港人」的比率卻日漸增加，而此趨勢在年輕人群組中，尤其顯著。
「我在 2010 年前教書，當時年輕人不太關心中國，但反正也不憎恨中國。之後我到台灣做研究，突然從新聞看到香港爆發『反國教』，我才驚覺：『天哪！這終於在香港發生了！』」
杜方思說，扣動「反中」板機的，正是政府在 2012 年強推國民教育的舉動。港人驚覺，原來中方不會任由他們不歸屬中華民族。
「如果你問我，我認為中方是挺不理性的，為何你要令一個原本對身份問題冷感的社會，變成會要求獨立？」
陳浩天，圖片來源：香港外國記者會
訪問中杜方思多次表明，他認為港人以「民族主義」與中央硬碰，是不智的。他指出，相較他研究過的其他地區，包括台灣、魁北克、加泰隆尼亞和蘇格蘭，香港要在中國的陰霾下堅持民族主義道路，過程將相當艱鉅。
「現狀的確令人非常洩氣，但如果一個方案不可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不可行的方案，整件事根本就行不通。」
正如歷史制度主義的主張，杜方思認為，民族主義運動之所以在香港，而非中國其他城市出現，很大程度上是「一國兩制」的制度使然；而中共以保護國家主權為由，強力打壓港獨主張，且將會在以後的博弈中繼續佔盡上風，亦是香港憲制秩序下必然結果。
「我認為再提倡香港民族主義，只是在鑽入一個死胡同。」
杜方思認為，目前狀況已說明，民族主義並不會為港人帶來民主，相反只會加劇香港赤化的速度。「它（民族主義）並沒有什麼真正的目標，除了惹惱中國，以及為中國提供更多口實去剝奪港人的權利。」
他也不相信被政府取締，是香港民族黨始料未及的事情。「我覺得本土派一直都在測試政府的底線。」
「我相信他們一早已知道這有可能發生，然後就可以以此為由，說『香港倒退了，我們的權利被剝奪了』。正如我已說了，是的，香港的確正在倒退，但某程度上是政府對本土派挑釁的一種回應。」
不過杜方思承認，「歷史制度論」其中一個理論弱點，是它傾向將大部分事情視為制度使然、某種接近預定、必然的結果，卻難以解釋現實生活裡，制度改變的原因。
杜方思指出，雖然制度會限制人的能動性，但它同樣會形塑策略。正因為香港的制度掣肘處處，港人更需要採取聰明的策略。
他批評，部分本土派將某些意識形態推展得太盡，有時甚至罔顧現實，亦非真的為香港民主運動帶來好處。正如過往數次選舉，部分本土派人士提倡實行「焦土」策略，意圖拉下泛民，將失效議會「推倒重來」，杜方思對此不敢苟同。
「不理性行事、純粹講意識形態，是很容易的，」他說，「我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仍有希望，但港人必須精明行事。」
𣁽北克的政治學者杜方思（Jean-François Dup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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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夜狂唸魔咒，重複再重複「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部分」、「大家都是中國人」，本土派聲嘶力竭反擊「香港不是中國」，但所有烽火雲煙，終究沒跳出民族主義的框架。
再者，「脫離中國」是否就是香港所有問題的終極答案？杜方思的答案是否定的。
杜方思批評，香港本土派在不少議題，例如性別、性小眾平權、經濟政策等上的立場，其實都非常保守，而在族群問題上，甚至有某種接近極右、種族主義的傾向。
「當你將身份問題放在所有事情之上，其他重要的社會議題，很可能會因此不被看見。」
「民族主義本身不是一個目標，它應指引我們向著一個更大的目標進發。」
杜方思研究台灣多年，他認為台灣政治在各方面，都有香港、甚至世界值得借鏡的地方。
「如果你看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其實真的很不可思議。」
台灣由解嚴結束白色恐怖，到躍身成為亞洲其中一個最民主的國家，中間不過是 30 年的時間。杜方思尤其欣賞的是，民進黨在上台後促成「四大族群」論述，推動將原住民語言列為國家語言的法案，期望透過承認而非抹殺族群差異性，凝聚以平等、多元為基礎的公民民族主義。
「我形容台灣這種是『以少數人為本』（minority-oriented）式的身份認同或民族主義。」杜方思認為，台灣的例子正好展現了真正的公民民族主義應有的形態 — 尊重不同人的身份認同，不同人的權益。
「雖然部分台灣的『深綠』分子還是會有某種以閩南人為中心的主張，但你可以看到台灣的民族主義在整體上，還是非常、非常的進步。」
杜方思認為，現在台灣的年輕一輩，以至於立法院第三大黨「時代力量」，眼見台灣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獨立，都更傾向先將統獨、民族議題放在一旁，聚焦處理更逼切、更「真實」的議題，如同性婚姻合法化。
「很多人開始覺得：我們就是台灣人，但與其為了一本護照、一個聯合國席位而去和中國打仗，倒不如做好真正使我們之為『台灣人』的事情，就是實踐民主化、社會多元化。這些都是台灣可以做，但不會挑動中國神經的事情。」
5月24日下午，台灣立法院外的支持同志平權團體舉行集會。（圖片來源：婚姻平權大平台-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再說香港，撇除「有雞先定有蛋先」的問題，不論「港獨」還是「自決」，都已被中共打成同一派，本土派領袖和支持者鋃鐺入獄，現在彷彿連高叫「結束一黨專政」也岌岌可危，很多人擔心，這會否標誌著香港的反對運動正邁向盡頭？
杜方思承認，他對香港社運現況悲觀，但他相信如果運動要走下去，重新壯大本土運動、民族主義運動不是唯一、更不是正確的方法。
「民族主義並不是回應香港問題的答案，」杜方思說，「香港人還有其他渠道去展現他們的身份認同，爭論民族黨能不能選立法會，不會是唯一拯救香港價值的方法。」
杜方思眼見，制度令港人分裂成兩派，你要不就支持、要不就反對中國，但他相信兩派看似勢不兩立的人，本來就有很多共同性。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建設一個更多元、更包容的社會，我們不一定是要族群、語言的框架裡組織運動，我們可以是在平等、民主、自由、進步的原則上爭取改變。」
「這同樣是展現香港人身份的方法。」
政治檢控已經發生，DQ 已經發生，民族黨即將被取締，立法限制談論港獨只是時間問題，杜方思的主張會否太天真？儘管不認同民族主義路線，杜方思還是要強調：「政權或許可以鎮壓社會運動，但他抹殺不掉香港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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