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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7月15日爆发的长春长生公司生产假疫苗之事，在中国的网路上掀起被称为“疫苗之乱”的舆论风潮。这次事件随着当事人被捕，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也许会逐渐风平浪静，但是借用一句中共常常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事情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假酒到毒奶粉，从毒胶囊到这次的毒疫苗，越来越多的国人想必会慢慢开始觉醒，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这表面看起来是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里明显有腐败因素。众所周知，疫苗招标和采购环节有广阔的“寻租空间”。2016年就曾经曝光的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中，就有多达64名国家公职人员因为受贿和吃回扣而被判刑。而这一次，长生公司案件中，也已经被揭露出其销售员从2010年起，就开始向地方医院以及疾病防疫部门负责人行贿。毫无疑问，在疫苗生产和销售领域，早就形成了资本和权力勾兑的机制，双方相互掩护，形成庞大的利润集团。这样的腐败链条能够长期运作，没有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作依托，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这里还有司法体系的问题。8年前曾经曝光出来的“山西毒疫苗案”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在广大的受害者群体中，只有少数家庭提起诉讼后获得法院的立案处理，而就是这少数诉讼案中，最终获得赔偿的也是屈指可数。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处理结果是，有的受害人还被刑事拘留，律师被轰走，举报者受到恐吓。难怪这次事件的主角，长生公司的负责人曾经大言不惭地对受害者说：“我们每年收入好几个亿，还摆不平你们？！”中国的司法体系不仅不能独立运作，为民作主，反而成为为利益集团保驾护航的专政机构。这不是政治问题是什么？
当然还有舆论监督的问题。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言论自由平时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一旦自己成为受害人，他们就会体验到缺乏言论自由的实质性后果。这次疫苗之乱与前几次影响力波及全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样，离不开媒体记者和网民的报导与追踪。但是当局只要祭出全面删除相关评论的手段，舆论声浪就会下降；而这阵舆论风头过去之后，那些造假者自然会找到办法慢慢脱身而不为人所知。要想让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舆论监督必不可少。但是在当今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高压之下，言论自由根本就被视为当局的眼中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舆论监督变成了“事后监督”，这样的监督再怎么严厉，受害人的损失也已经造成，根本就是于事无补。
从另一个角度说，从毒奶粉事件到疫苗之乱，等于证实了食品安全这样的关系到人民生命的事情，根本没有任何法治层面和舆论层面的制度保证。这当然是身为中国人连公共安全问题都得不到保障的悲哀，但是如果我们也要发挥一些“正能量”来看待疫苗之乱的话，那么也许这件事，可以看成是国人对中共当局的信任危机的进一步积累。
这些年来，中共在各种专制之乱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一定的稳定，很大程度是是因为人民在无可奈何之下，多少还对当局给予一定的信任，这样的盲目信任是不能靠讲道理去打破的。而疫苗之乱这样的关乎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实，让那些盲目信任者哑口无言。这样的信任危机，会在心理层面上加剧中共的统治危机。这也是我们说疫苗之乱是政治问题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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