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现在的媒体上是一片欢呼或者哀鸣：中美贸易战再一次升级，中国用货币贬值来对抗贸易战的老套子，被人家提高税率给破解了。这对老百姓来说是个好消息：恶性通货膨胀有可能不会发生。虽然已经贬值了不少，但在美国压力下也可能停止滥发货币，让老百姓可以稍稍松一口气。
川普在坚决提高税率对抗习近平的花招的同时，也抛出了橄榄枝。据媒体报道，私下里的谈判并没有停止。而且川普还释放出了善意，停止执行对中兴公司的禁售令。释放的信号就是一切都可以谈判，但耍赖是不行的。过去那种边谈边违反的耍赖政策，现在不灵了。
中兴公司的模式很清楚：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执行承诺，美国不会接受只说不做的模式。以中国现在全社会丧失道德的状况，以中国现在灵活执法的状况，任何承诺和条约都没有保障。
美国的目标当然是解决巨额贸易逆差。但是现在大多数美国人终于认清了现实：那就是中国是个没有法制也没有道德的社会。仅仅承诺解决逆差没有任何意义，今天刚解决明天就可以再产生，就像多年来不断发生的那样。
等美国通过繁琐的程序质疑的时候，可以再承诺一次，周而复始不断耍赖。这就是中国玩了几十年的老花招。没有道德只有金钱，只要赚到了钱就是成功人士。邓小平早就说了：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中国政府的承诺从来就没有信用。
这一次美国人终于明白了：接受中国人的承诺必须附带惩罚措施，否则没有意义。所以这次贸易战的目标，就是改革中国的司法体系，使得经济附带上法律保障，才是可以接受的市场经济，也才可能是公平的贸易。没有法律保障的贸易不是公平贸易，只能是掠夺。说他们是重商主义太客气了，名不符实。
而习近平和他的官僚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不愿意相信美国的目标是要公平的贸易。因为这样就失去了他们赚大钱的机会，他们不习惯也不愿意相信现实。美国的资本家也有相同的心态，他们习惯利用不公平的法律体系，在中国使用质优价廉的劳动力。共同的利益是他们帮助共产党给美国施加压力的动机。
由于美国民主体制的缺陷，大资产阶级的能量不可小觑。这段时间他们给国会施加的压力正在逐渐增长，美国国会正在酝酿抵消川普税收法的法案。这是习近平信心的来源。虽然国内也有头脑清醒的官员，虽然国内的大部分人都看到了贸易战没有胜算，但是代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共产党不愿接受这个现实，贸易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等到什么时候这帮顽固的官僚才会接受现实呢？那就是经济不仅停滞，而且陷于崩溃；官僚资产阶级也没有钱可赚，甚至濒临破产的时候，他们才会逐渐醒悟过来。
但是人民现在就已经因为贸易战蒙受了损失：小资产阶级降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降入到了贫穷阶级，穷人的日子到了过不下去的状况。如果经济衰退继续下去，有多少人还有耐心，等着大资产阶级们醒悟过来，等着小习改弦易辙呢？
所以官方内部没有力量改变现行的政策和法律体系，结果就只能是暴力革命来改变了。社会的大动荡也就难以避免了。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有血债的各级官僚们，难免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8/%E9%AD%8F%E4%BA%AC%E7%94%9F%EF%BC%9A%E8%B4%B8%E6%98%93%E6%88%98%E5%8D%87%E7%BA%A7%E7%9A%84%E5%90%8E%E6%9E%9C.html
Friday, 31 August 2018
特朗普警告WTO：不改革好就退出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世界贸易组织（WTO）不好好改革，美国就会退出这一组织。
他星期四（2018年8月30日）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作出了以上表述。据信，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会比正在恶化的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力更大。
这是特朗普对世贸组织多次强烈批评的最新举动。他上个月说，美国许多年来在世贸组织中受到了“很坏的待遇”，这个机构需要改变做法。
特朗普政府曾表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破裂，不能公平公正处理贸易争端。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1994年在日内瓦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为解决贸易争端建立了一个平台和处理机制。2001年，该组织接受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入会。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说，世贸组织无能力应对象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世贸组织允许中国入会是一大错误。
上个月，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在世贸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指责中国没有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并损害了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他呼吁世贸组织更新涉及工业政策、政府补贴和国营企业有关的规则，更有效地处理世贸组织成员国对中国工业政策的不满。
跟美国一样，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也一直批评北京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原则，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政府的补贴制度表示不满。
欧盟正在带头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期望化解争端。上星期，欧盟和日本官员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讨论了改革世贸组织的潜在方案，以及如何在世贸组织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贸易问题。
中国被认为是在世贸组织现有规则下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中国商务部称世贸组织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而且要“反映大多数成员的诉求”。北京还强调，改革要“确保世贸组织基本宗旨不变，基本原则不受挑战”，并“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808/%E7%89%B9%E6%9C%97%E6%99%AE%E8%AD%A6%E5%91%8Awto%EF%BC%9A%E4%B8%8D%E6%94%B9%E9%9D%A9%E5%A5%BD%E5%B0%B1%E9%80%80%E5%87%BA.html
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世界贸易组织（WTO）不好好改革，美国就会退出这一组织。
他星期四（2018年8月30日）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作出了以上表述。据信，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会比正在恶化的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力更大。
这是特朗普对世贸组织多次强烈批评的最新举动。他上个月说，美国许多年来在世贸组织中受到了“很坏的待遇”，这个机构需要改变做法。
特朗普政府曾表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破裂，不能公平公正处理贸易争端。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1994年在日内瓦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为解决贸易争端建立了一个平台和处理机制。2001年，该组织接受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入会。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说，世贸组织无能力应对象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世贸组织允许中国入会是一大错误。
上个月，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在世贸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指责中国没有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并损害了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利益。他呼吁世贸组织更新涉及工业政策、政府补贴和国营企业有关的规则，更有效地处理世贸组织成员国对中国工业政策的不满。
跟美国一样，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也一直批评北京未能接受以市场为基础的原则，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政府的补贴制度表示不满。
欧盟正在带头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期望化解争端。上星期，欧盟和日本官员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讨论了改革世贸组织的潜在方案，以及如何在世贸组织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贸易问题。
中国被认为是在世贸组织现有规则下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中国商务部称世贸组织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而且要“反映大多数成员的诉求”。北京还强调，改革要“确保世贸组织基本宗旨不变，基本原则不受挑战”，并“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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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次冷战和中美关系的未来
【作者按】本研究成果是应美国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简介附文后)共同所长刘亚伟先生之约，对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简介附文后)最近有关中美关系演讲的系统回应，全面阐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总体特征和趋势以及中美问题的性质与走向。全文和蓝普顿先生的演讲稿一起刊登于该所《研究报告》创刊号。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在约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了稳定。美国作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塑造者，也是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保证。但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它们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质疑和挑战单极国际关系体制，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再稳若泰山。
世界权力重心在向亚太转移。中国晋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平价计算，中国GDP已超过了美国。经济力量壮大的中国开始不满足于现状，历史记忆驱动下的民族主义高涨，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和非对称军事优势，外交、安全和军事战略更富于雄心，在东海、南海等周边争议海域，勇于展示军事实力，大规模填海造岛，修建军事设施，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将西方定义的国际规则弃置一边。中国要干什么?新兴大国和现有的国际霸权是否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朝野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
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蓝普顿有关中美关系的演说，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在5月6日美国亚特兰大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卡特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他对中美关系作出悲观预期，认为"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两国关系。
不过，事实可能是，中美关系已经跨过了"临界点"，进入一个危险的状态。两国关系的某些部分可能将继续得到维系并加强，但矛盾和冲突也将扩大和激化，甚至无法克服，导致彼此以遏制和敌对而非友好与合作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复杂问题，以维护各自至关重要的利益，寻求安全感。这将给两国整体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一、蓝普顿的忧虑和中美关系之"质变"
蓝普顿是诸多对中美关系感到焦虑的学者之一，他们对中美关系现状和走向的分析与研判，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改变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1、中美关系的各种观点及其缺陷
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蓝普顿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说，"希望"和"担忧"所维持的积极平衡使两国关系保持了克制和耐心，但不幸自2010年以来两国关系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彼此的"担忧"将多于"希望"。
蓝普顿呼吁，美国必须重新思考称霸目标，中国也必须考量自身实力，衡量自身行为，在处理两国关系中注重"调节"和"妥协"，在系统强化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必须建立安全和经济的连带机制，使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中美需要像"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提出这样的愿景，即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中美共同的目标，而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两国要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并建立基辛格所谓的"太平洋共同体"。
蓝普顿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危，回想一下冷战的代价，并且警告，不管是世界还是中美两国，都承受不起互相为敌所要付出的代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出席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中美"两国利益的融合程度已经超过许多人的想象，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不合作或者对抗的代价。"
对华政策的另一派，正如蓝普顿所言，他们认为，与中国近几十年的接触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持这种观点者对中国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白邦瑞在其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中写道，中国"几乎让我们所有美好的期待都落空了"。
强硬派指出，与中国接触就是在加强竞争对手的实力。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小布什政府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什利·特利斯在近来一篇智库报告中提出，是时候提出一项新战略：减少接触，增加"平衡"以确保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目标"。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第一战略竞争对手，并认为中美最终可能走上战争之路。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崔立如看来，奥巴马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对地区、国际和中美双边带来的潜在挑战。但美国作为世界主要稳定性力量已达数十年之久，现在已无法单独维持，而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迈克尔·D·斯温跟蓝普顿则主张美国应该放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将东亚变为一个由达到平衡的众多力量(包括日本)管理的缓冲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是中美关系的乐观派。他说，众所周知，中美关系一直在矛盾中上升发展。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不会是因为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会是因为现实利益的交锋，而是互相的猜疑、误判，由于误判、猜疑产生的对彼此的恐惧，这是很危险的。普林斯顿大学长期研究国际秩序问题的约翰·艾肯贝里教授在概括总结眼下美国正在参与中美关系讨论中的乐观派时指出，他们认为，"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就必须进行一些基础的建设，创建更多的法治。中国就这样发生改变。"
事实上，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都是这种观点的拥趸者。尼克松期待与中国的交往可以促成中国的自由化，而克林顿在1990年代力主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通过将中国引入国际体系，从而促成中国的变革，使中国逐步摆脱一党专制独裁，变成一个更为正常的国家。
也许人们都还记得，几年前"中美共治论"曾经也很流行，但由于在目前语境下颇显荒诞不经，因此不值一提。
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观点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对中美关系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其中，布莱克威尔、特利斯、米尔斯海默等人主张对中国进行冷战式全面遏制，或者为战争做准备;蓝普顿、布朗、斯温、崔立如等人则认为冷战式对抗不是出路，双方都承受不起敌对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或者认为必须从实力出发，相互妥协，中美都不追求国际事务主导权，在系统强化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建立包容性的安全和经济机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或者认为，美国已无力单独维持霸权，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一类对中美关系总体乐观。他们中有的继续期待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倒逼中国改革，从而促使中国成为西方式的国家;有的则认为，中美矛盾不是主要方面，两国利益广泛交融，只要克服相互误判和猜疑，就能继续保持中美关系上升势头。
这些观点的提出者，都是国际关系或中国问题的资深观察者、研究者，对中美关系都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成一家之言，有的还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共鸣。但仔细分析后，它们仍然分别存在一些缺陷，无助于客观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无助于提出解决中美问题的方案，甚至会误导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因此有必要一一加以辨析。蓝普顿教授被中国有关机构评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功力深厚自不待说，洋洋数千言的演讲也充满真知灼见，但有几点需要商榷：第一，他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评估可能趋于保守，中美关系不是越来越接近临界点，而是已经跨越了临界点(后文将详论);第二，他过于强调实力和基于实力的国家选择，对中美关系解决方案的设计过于理想化，他说中美都需考量自身实力进行妥协，放弃追求主导权，根据新的权力分布重构"包容性"的全球和区域经济与安全机制，甚至要建立类似于"太平洋共同体"这样一种体制，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对于鼓吹对中国进行冷战式的全面遏制或者战争的人来说，又忽略了中美经济高度依存性、两国人民密切交往以及两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存在合作的现实，以不切实际的绝对思维来考虑中美关系，却没顾及到它的后果，无疑也失之于片面，没有准确反映中美关系现实。那种以美国霸权为前提，主张美中合作，增加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分量的观点，显然是"马后炮"式思维。他们没有看到，在美国拒绝中国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增加自身表决权的建议后，中国领导人已从自行其是中尝到了甜头，诱发了其勃勃雄心，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因此也难以实现。更无须说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依然认为倒逼改革可以促使中国自然生变的认知早已落伍，即令是误判论、猜疑论者，也低估了中美矛盾的深刻性，在评估中美关系时舍本逐末。
2、评估国家间关系发展的要素
那么，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框架和标准来分析、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并据此预测其未来?决定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外交政策和对外交往方式的要素有四个，即实力、责任、抱负和时机，四者缺一不可。
实力是基础，是条件，但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因素。比如，朝鲜的经济实力很薄弱，但却实行先军政治，对外奉行强硬政策，它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军备和人的数量及某些非对称杀伤力上。这是因为，维护政权稳定和领土完整，被朝鲜政权视为最重要的"责任"。放在中美之间也是这样，虽然在中国实力上升的情况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按照实力主义的原则，美国似乎就应该处处让着中国，对其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侵犯人权等问题视而不见。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它不吝于发挥领导力，在南海维护航道安全，并通过各种方式批评中国人权问题，这就是责任感在起作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和普世价值的代表，负有这样的国际责任。按照实力主义原则，二战时期的日本就不应该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重建亚洲秩序，更不应该自不量力，侵犯美国，攻击珍珠港，但盲目自信的国际抱负决定了彼时日本的战略选择。时机因素，在吴越争霸中体现无遗，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抓住时机，消灭了当时比越国强大得多的吴国。分析和研判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交往方式，只有同时从这四个因素出发，才能看得透，说得通，揭示本质。
3、从防范到遏制：中美临界点的跨越
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形下，中美就已经跨越了蓝普顿所说的临界点，超过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限度。
中共建政后，中美一度在朝鲜战场上发生一场面对面的"热战"，对两国关系影响深远：它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迄至今日仍是全球仅存的冷战残余，并成为中美冲突的潜在焦点之一;通过战争，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资格向其挑战的国家，是一个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残酷的战争后，两国再也不轻易言战，并回避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意味深长。
在冷战的前二十来年，中美关系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全面对抗。但很快出于共同对抗苏联的需要，中美走近，两国关系"解冻"，在后者的默许下，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从西方进口57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成为此后改革开放的先声。由此开启的中美蜜月期为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条件。在冷战的后二十年时间里，不是同盟实则超过同盟，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两国是心照不宣的同盟"，维持了世界的均势，也加速了冷战的终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变得声名狼藉，美国领导的西方赢得了冷战的全面胜利。中美之间也因为失去苏联这个共同敌人而结束蜜月期，在共产主义全球萎缩的背景下，中国既无实力也无雄心挑战美国，不足以成为美国的对手。除了发生极少数可控的危机外，美方也无意将中国视为敌人或潜在敌人，而是继续推行和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克林顿政府甚至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国积极将中国纳入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中，寄希望于通过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从内部自主实现民主化。
但从2010年前后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事态，对亚洲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首先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是东亚岛屿和海洋主权争议表面化、冲突化，第三是日本在被中国赶超了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后，在心理不适应的同时，从各方面积极与中国展开竞争，第四是中国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变得强硬。亚洲诸强并立且纷扰不休，原有的秩序受到挑战，有陷入动荡的危险，同时，美国认识到世界权力正在向亚洲转移，先后公开提出"重返亚太"、"亚洲再平衡"战略。
实际情况是，美国不仅是全球霸权，而且一直是东亚秩序的主导者，它从未离开过亚洲。美国所谓的"重返"、"再平衡"是要将权力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以符合全球权力格局改变的客观现实，并协调陷入失序的亚洲各国的关系，避免激烈冲突乃至武力对抗，维护区域及世界的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大局。由于美国在全球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尤其是中东问题突出，反恐也在持续，因此它起初对"重返"和"再平衡"，并不积极，言多于行，为了安抚亚洲恐惧不安的盟友和伙伴，才逐步加大了重返的力度。这个时期，美国"重返亚太"、"亚洲再平衡"对中国来说的性质是防范，没有遏制意味。用中国的话说，美国仍把中国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
一些材料可以对此予以佐证。2009年下半年，奥巴马罕见地在就任总统的头一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在中国期间说，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一个国家的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我们欢迎中国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强大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世界上除非美中两国一致，不然能够解决全球的挑战是极少的。"他在澳洲访问时也说，美国致力于奉行与中国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不论从国家规模还是令人赞叹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来看，中国都将无可避免地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在他的两个任期的大多数时间，它们都是他和他的重要阁员们希拉里、克里等对华政策和态度的主要基调。
直到201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前夕，他在华盛顿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中，仍然强调美中两个世界最大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至关重要，双方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根本的基石"。他重申，美国"亚洲再平衡"目标不是策略性影响或排挤某些国家，称加强美中关系是这一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他强调很久以来，中国就不是美国的对手而只是一个竞争伙伴，并祝贺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但在此同时，美国在某些领域立场趋于强硬。他说，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一定不会置之不理;对网络安全，美国也不能坐视不管;对东海和南海的领土纠纷，美国"深切"关注。
实质性的改变发生在2015年后，有几件事触动了美国。第一件事是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吸引了包括西方主要国家在内的57个涵盖亚非欧大洋洲的国家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可见的未来也将顺利运营。美国和日本是坚定的反对者，无意加入其中，竭力规劝盟友同它们保持一致步调，并对此抱有信心，因此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及亚投行不以为意。但英、德、法等盟友的"背叛"和冷战后首次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多边经济组织在中国主导下快速进入操作进程，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战略意义的变化。这是中国试图主导国际规则制订和秩序安排的明显征兆。第二件事是中国快马加鞭地在南海敏感海域"填海造岛"，面积在短短的时间里由500英亩扩大到2000英亩，并积极修筑军事设施，较大地改变了南海"现状"。这也超过了美国的预料。第三件事是，在美国、西方和乌克兰集体抵制俄罗斯卫国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时候，中国最高领导人决然参加。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全面接班后的首访国家也是俄罗斯。不仅如此，中国对西方对俄制裁也视若无睹，反其道而行之，给予俄罗斯经济上的坚定支持，这同样令美国吃惊。相当多的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借助其庞大的经济力量和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似乎是在多方面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国分庭抗礼，试图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
从美国方面看，近年来它致力于推动同样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意在掌握亚太经济主导权，虽然美国国会曾否决相关议案，但在中国强势创建包括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多个多边金融组织的刺激下，最终为它开了绿灯，从而扫清了奥巴马政府同中国开展经济主导权竞争的关键障碍。美国的另外一个举措就是全方位强化与日本的军政同盟，深化与其亚太盟友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军事联系，加强与其亲密伙伴印度、蒙古、新加坡等区域重要国家的军事合作，并积极拓展与越南、缅甸等和中国具有特殊渊源国家的关系，在拉美，它缓和了与独裁政体古巴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正在极力应对中国，逐步从防范转向遏制。美国的第三个举措是，通过鲜明地表明态度，以及具体的军事活动，强烈暗示美国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盟友利益不惜一战的决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谴责"中国在南中国的举措，使它同奠定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国际规范，以及通过非胁迫性方式应对这个争端及其他长期纠纷的区域共识格格不入。"他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并誓言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海域和空域执行任务。他强调，"未来数十年，我们将继续是亚太区域的主要安全力量。"在他的下令下，美军反潜侦察机无视中国军队前往中国填海造岛区域进行空中侦察。
令中国感到恐惧的除了美国的这些遏制迹象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被中国政府看作攸关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攸关执政党的核心利益的重要事态。那就是在亚非欧的边缘地带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风潮，得到了美国及西方的鼓励。中国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新的重要手段。正是这个关键因素，使得中国选择与同期深受颜色革命困扰的俄罗斯建立紧密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以合作遏制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政治上颠覆本国政权的图谋。
美日和中俄两大对立阵营的逐步形成，美国和中国的遏制和反遏制的逐步强化，都在改变中美关系的性质。克里在新近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时隔几年呼应前国务卿希拉里对美国在南海利益的定位，明确指出南海航行自由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在南海从安抚盟友进展到捍卫自身国家利益，将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采取措施从防范向遏制转变。但就如同多年来美国政要的老生常谈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经济合作十分密切、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多、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虽然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处理彼此关系，竭力避免冲突，但仍无可避免地走上这个轨道。尽管诸多因素限制了新的对抗的层级和范围，然而确定无误的是，中美遏制和反遏制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中美关系的这一新状态，我们将它命名为"次冷战"。
二、次冷战：两个阵营的形成和国际关系总趋势
近70年前，英国卸任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铁幕演说"。他的演说据认为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冷战宣言"。这次演说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强硬回击，由此成为长达44年冷战的前奏曲。
在演说中，丘吉尔警告，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许多国家由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民众强加控制，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达到了压倒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他说，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他提出，在这多难的岁月……我们绝不能放弃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兄弟般的联合……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共同研究潜在的危险……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
在那次演说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冷战开启到结束，从美国获得单极霸权到新兴国家崛起，从多极化全球症候的勃兴到国际秩序的重组，与其相向而行的是，一些地区的不平衡、不稳定有增无已。在冷战前夕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场意味深长的演说。跟当年英国的国际地位一样，日本在实力、地位上是当今仅次于美国的民主国家。而且，如同丘吉尔是在杜鲁门的秘密"授意"下发表演说，安倍晋三的演说也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安倍晋三的演说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浓厚，他含蓄地指出，中国在亚洲相关海域的领土主权声索违反国际法，违反航行自由原则，采取武力胁迫或其他强迫手段方式推动自身要求;中国纵容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和在知识产权方面搭便车;他隐晦地批评中国存在的自由和人权问题。他强调，必须在TPP框架下发挥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作用，建立一个公正、有活力、可持续的、不受任何国家专断意图影响的市场;让从太平洋至印度洋广泛的海域成为自由和自由之海，所有国家都遵守法治原则;在世界各地传播共同的价值观，即法治、民主和自由，让它们生根发芽。
为此，必须强化美日同盟，"为地区和平提供可信威慑"。他指出，美日同盟"由自由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日本组成"，是"希望的联盟"。日本与美国结盟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日本认同TPP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战略价值，并强调在美日共同领导下推动TPP;日本始终支持美国的"再平衡"，以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鉴于关岛基地的战略重要性在未来更加突出，日本也将提供专款帮助改善美国驻关岛基地。安倍晋三尤其指出，美日同盟是亚太和平与稳定的中心支柱。日本同时深化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和韩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安倍第三度担任首相伊始就公开对外宣称，要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深化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并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实力渐强的中国抗衡。由此可见，日本的外交态势沿着安倍的外交战略初具雏形，而美国对日本的这一战略不仅高度认同，也在行动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继4月访问日韩后，又在6月初先后在出席香格里拉安全会议期间与日澳国防部长(防卫大臣)举行三方会谈，共同讨论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导致区域局势紧张的"挑衅"行为，随后又接踵访问了越南、印度，所经之地和安倍所主张的"民主安全菱形"和新外交战略重点完全重合。安倍晋三访美不同寻常的深厚背景，正是中国对海洋维权、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安全规则和秩序变得雄心勃勃，并与正与西方对抗的俄罗斯加深战略关系。
与这次访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倍晋三在2013年再度担任首相后主动要求将美国作为首访国家，但美国政府以奥巴马太忙为由予以婉拒。在接下来的访问中，奥巴马为安倍提供的也仅是工作访问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美关系、美日关系都在正常轨道内运行，对日同盟关系虽然更亲密，但对华建设性接触关系也没那么坏，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自然不必"破格"接待安倍晋三。正因如此，美国政府还公开在东亚三国斡旋，敦促日本改善与中国和韩国的双边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彼时美国平衡中日的战略考量。不过短短两年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倍2015年展开了对美国令人目眩的访问：国事访问、国宴招待的规格，多个城市的巡访，签署具有历史性的安保新协议，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说。它们凸显了日本对美国重要性的战略性转变，凸显了美日同盟的战略价值，凸显了中国作为美日安保体制的主要针对对象分量的加重。
安倍晋三并不孤立。早在2010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以冷战口吻指责中国干涉互联网自由，称"一个屏蔽信息的大幕正在徐徐落下"。这无疑暗示出，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对中国进行冷战式遏制始终都是一个潜在的话题和选项，当所有条件都具备时，它就会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历史或将追忆，安倍晋三发表的这场演说隐喻的特殊含义，贯穿其通篇的灵魂，就像近七十年前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安倍晋三将美日同盟以及与西方特别是亚太盟友形成的命运共同体视为当代世界自由、稳定与繁荣的"和平砥柱"。尽管双方对抗的纲领、举措还没有全部呈现，但人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寒意袭身。在安倍晋三访美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日及西方惊异的目光中，和被孤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并肩站在一起，检阅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的中俄军队，强调中国要与俄罗斯一起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并与俄罗斯签署了高达250亿美元的巨额经贸合同，抗衡西方对俄制裁。此后不久，中俄海军又共同在被看作美国势力范围的地中海举行联合战略军事演习。和中俄彼此惺惺相惜一样醒目的是，经多年努力、急欲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日本，却在最后时刻选择站在美国一边抵制俄罗斯。它们极具象征意涵：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和美日公开强化的同盟为着完全不同的目标，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色彩愈见分明的阵营，在亚洲和欧洲拉开两个战线，将国际局势推向了一个和冷战类似的方向。这就是"次冷战"。
1、什么是次冷战
冷战一般是指1947年至1991年间，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争、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因此称之为"冷战"。
正在进行中的当代国际关系及其演变，具备了冷战的一般性特征，但在双方实力，联盟的性质、稳定性，斗争的范围、层级和限度，以及持续的时间及结果等方面，都不能和冷战相提并论。
次冷战首先和冷战一样，也是两大阵营(美日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和中俄为核心的东方阵营)之间进行的政治、军事斗争，在此过程中，双方虽然彼此存在分歧和冲突，但都尽力避免世界性战争，避免在中、美、俄这一层级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甚至战争，其对抗主要是相互进行科技和军备竞赛、经济竞争、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太空竞争、网络竞争、外交和地缘政治竞争，以及非核局部战争等"冷"方式进行，它们在这些领域相互遏制，但不诉诸全面和不可控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最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研讨会上将中国和俄罗斯相提并论，指出乌克兰东部和中国南海都发生了单边、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并首次同时提出要在南海维护航海自由、和平稳定和国际法三大目标。美国对中俄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南海行为的定性，说明其已将中俄的作为同历史上苏联在战后试图改变世界现状、奉行扩张主义进行类比。
次冷战的"次"，主要体现在：
实力。中俄现在的实力如同冷战初期的苏联一样，和美国的实力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尽管中国的GDP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俄罗斯在能源经济带动下走出了经济危机，但从诸多指标看中俄还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有人从名义GDP、人均GDP、卫生和环境、教育、社会保险、投资、科技实力、美元优势、军事实力、外交等十个角度对中美差距进行了分析。概括来说，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总量和质量、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均不如美国。托尼·布林肯在同一个研讨会上也说，虽然中美两国都已经非常富有，但衡量国家财力的真正尺度是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民的创新、思考、交流与批评的能力，这方面我们还没看到他们(中国)的潜力。中国的实力很难在中短期内得到实质改变，大多数差距将是长期的，不过中美次冷战的时间却不一定会那么久，因此可以说，中美的"次冷战"将会始终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
联盟的性质和稳定性。次冷战和冷战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利益冲突的双料产物。但同中有异，美国领衔的一方联盟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它们基于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其成员，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以美国在亚太的盟国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为重要战略支点，以其亚太伙伴印度、新加坡、印尼、越南、蒙古等为支撑，以欧洲的盟友为侧翼，强强联手，形成了一个当今世界最有力量、最稳固的联盟体系。这一联盟体系的核心成员，不仅理念、价值观、社会制度相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诉求方面也是高度一致。其他一些关键成员的态度具有某种二元性，它们和美国价值观、社会制度一样，但在地缘利益方面的诉求不像美日那么强烈，在经济领域也渴望与中俄合作，甚至认为中俄在战略上牵制美国对己有利，这些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跨大西洋盟友。对印度、新加坡、蒙古、越南等国来说，他们主要是在地缘利益上与美国具有相同目标。其中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国家渴望和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在这个联盟体系里，其主要成员同声共气，绝大多数国家在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倾向于和美国保持同一步调，就像它们在对俄制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
相比较而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虽然在两国政府换届后进行了战略升级，升级版的中俄关系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但跟基辛格所说的中美"不是同盟胜似同盟"还是有所不同。中俄两国都具有威权主义特征，前者除了威权主义色彩浓厚外，继续奉行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后者因普京执政而显得突出，但它在本质上还是民主国家，一旦领导者发生变化，其威权主义特征也会随之变淡甚至消失，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基础将会削弱。中俄关系是互有需求、高度互利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两国保持"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的前提是，普京及其中意的接班人继续掌权，而中共继续执政，使其威权主义路线得到延续;他们面对共同的对手美国。一旦失去了这些前提条件，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就会解体——就像中美关系曾走过的路一样。这和冷战时期的华约集团不可同日而语。
斗争的范围、层级和限度。在次冷战状态下，两大阵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竞争和遏制并存，具有冷战缓和时期的某些特点。
次冷战双方的斗争不是那么全面，在竞争和遏制大行其道的同时，相互依存性、合作性也很强。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发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而获得发展，凡是闭关锁国者莫不是经济和民生陷入困顿，比如朝鲜。中国得益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对外经贸几乎遍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和所有大国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比如，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551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且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就双边投资协定举行实质性谈判，此举将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美国虽然目前仍是无可取代的超级大国，但它在处理国际问题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的支持、配合和参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中国就无法达到目标。比如朝核、伊核、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等重要区域和全球性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一起携手解决。
作为次冷战的重要特点之一，美国更多地扮演领导者、保护者角色，而不是事必躬亲。在欧洲，它依靠北约遏制俄罗斯，必要时举起制裁大棒;在亚太，它依靠联盟的核心日本和更广泛的联盟与伙伴体系制衡中国，不排除支持日本和中国打一场局部战争。这跟冷战有很大不同。冷战的情况是，两个强大的军政集团鲜明对立，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且各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分别在欧洲和亚太拥有自己的联盟体系，不过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军政集团，而是针对不同的斗争目标，"各自为战";中俄各有优势，几乎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拥有领导另一方的能力和需求，它们是平等的，且其主要关注的是分别在亚太和欧洲的地缘利益，和西方联盟体系相比，这一东方联盟组合相对弱势;东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不是绝对不同，中俄的契合点是两者都是高度的民族主义信奉者和威权主义施行者，它们都反对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除此之外，俄罗斯与西方的基本社会制度相同，在一定的条件下，仍会向西方政治模式转化。而在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放性水平也显著提高，尽管近期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趋势，但跟冷战时代的界限分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整个西方难以"抱团"共同应对中俄，欧盟出于自身利益，倾向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在不触犯美国的情况下，也更愿意与俄罗斯保持合作。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次冷战的层级将是冷战的"压缩版"，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发展走向也与此紧密相关。
鉴于当今世界大国相互保持核威慑，激烈冲突和战争的灾难性结果令所有国家都慎言战争，特别是有核国家一旦直接参与武力冲突，更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或者巨大的破坏性，因此，新的两大阵营都会掌握斗争的"火候"，将斗争限定在可控的限度内。在欧洲和亚太地缘博弈冲突激化的背景下，西方联盟扩大了在俄罗斯毗邻地区和环中国地带的军力部署，按照计划，美国将在2020年前，将海军的60%兵力转移到亚太，其主要所针对的就是中国周边地带。这说明，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加紧实施对中俄的军事防范措施。而遏制是相互的，中俄也在雄心勃勃地发展军事力量，提升外交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从各方面进行反遏制。但在现时代，即令形势恶化到必须兵刃相见的程度，一般也不会发展成为世界性战争，战争的主要形式将是局部无核战争，如何避免核武进入实战，将是有核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现实威胁和挑战。举例来说，在欧洲，如俄罗斯侵犯它的北约邻国，北约军队和北约支持下的俄邻国将会与俄罗斯对抗，但北约中的核大国直接以本国名义参与实际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而会选择提供后勤支援、武器供应以及情报分享等支持性措施;在亚太，美国会避免与中国直接进行战争，但可能会在必要情况下，支持区域无核国家与中国进行常规的局部的战争，这些国家可能是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中俄也会相向而行，控制战争的限度，但不排除在无力对抗或自身面临绝境时，祭起核威慑大棒。
次冷战既不同于美苏冷战，也不同于美日曾出现的经济竞争关系，潜在的战争是可控的。次冷战在其进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武力冲突直至局部战争，但不大可能会变成冷战或者世界大战。次冷战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是源于，在欧洲，俄罗斯的大国抱负日益显露，和北约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卫星国进行了日趋激烈的地缘竞争;在亚太，中国和周边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走向极端化，并演化为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大。但由于中俄实力远逊于美国在亚太和欧洲的同盟;全球化经济和开放性社会的发展，使得任何大国都无法闭关锁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复杂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彼此加强合作的意愿强烈，那种全面的、完全敌对的冷战不可能再次发生。
同时，民主国家阵营和威权国家阵营、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相对均势，特别是大国彼此拥有足够的核威慑能力，都将阻止任何一种武力冲突或局部战争发展成为世界性大战。次冷战跟美日经济竞争的区别在于，中(俄)美(欧)除了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或国际经济话语权外，双方在政治、外交、军事各领域都展开了竞争。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美日不可避免地在经济领域展开了竞争，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规定了两国遵行相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日本在军事和安全上接受美国保护，在政治和外交上受制于美国，因此直到条约终止，不可能在这些领域产生竞争或对抗关系。
2、世界进入次冷战的表现
冷战主要表现为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政集团的对峙和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各领域进行全面竞争与对抗。之所以说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次冷战，是因为它具有了跟历史上的冷战相似的某些具体表现，但对抗性在某些方面有所减弱，而合作性因素有所增强，人类社会彼此依存的强烈需求制约了次冷战的扩大化和破坏性，但仍不免对人类生存的世界以及相关各国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东方国家具摇摆性的民主化和西方世界成熟的民主体制的裂痕加深，并迎来终极较量，是次冷战的本质表现。以中俄威权主义体制的强化为例。俄罗斯在经历苏联解体初期的痛苦动荡期后，以普京的强人政治为显著特征，在向民主主义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威权主义过渡期。而中国则在多年改革开放、民主化要求伴随着经济繁荣越来越高涨之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采取了一系列明显收缩的举措，顺应中国转型自然而生的民主化进程受阻，威权主义体制全面加强。在整个东方，专制主义仍是基本的社会形态之一，民主主义的发展也不顺遂，不少国家的民主体制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以中俄为其代表性国家。它们与西方成熟民主体制产生本质歧异或者阶段性歧异，而一旦和大国的历史情结以及国家抱负结合起来，就会深刻影响其对外政策选择，并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力量。
冷战后，威权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继续存活并发展，以事实说明了历史尚未终结，不同性质、不同追求的国家之间仍将继续发生竞争、对抗和冲突，战争的风险仍未彻底解除。但随着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地盘日渐萎缩，并受到觉醒了的普通民众的憎恶，在使其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同时，也激发了其顽固者更积极地捍卫其统治所依凭的基本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将进行一场终极较量，从而决定将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人类的自由、安全与幸福，创建国际间的永久和平。
中俄"心照不宣"的松散同盟和以美欧、美日关系为基础的西方同盟所分别代表的两大阵营已然成型，围绕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地缘秩序主导权和基本政治制度、价值观的竞争正在展开，这是次冷战的主要表现，也是核心目标。就像当年中美都和苏联对立、从而谋求在战略上进行合作共同对抗后者一样，今天，中俄结成"心照不宣"的松散同盟的目的，就是与美国及其所领导的西方体系进行竞争和对抗，从而维护和实现自身安全与利益。这是中俄松散同盟的基本动力。毋宁说，中俄战略上走近并彼此倚靠，都源于其深切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于俄罗斯，是西方对其偏离民主主义、走向威权主义体制指责、鼓励颜色革命，并在地缘上压制俄罗斯;于中国，则是西方对其坚守共产主义不满、鼓励其内部生变和颜色革命，并在地缘秩序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领土主权争议中约束和规范其行为。两者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都不舒畅，主张对其进行根本变革，以孚自身期望。中俄的这种同盟，在前者与美日在东海和南海的矛盾以及后者与美欧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缘博弈激化后，得到了明确和加强。
中俄同盟的主要内容是，在双方彼此看重的核心事务上，两国以互利和对等的方式在战略上相互予以支持;为了使对方增强与"西方"竞争并进而对抗的资本和实力，双方在政治、外交、防务、安全、军备、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与协作。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们都对建立将西方排除在外并有自身参与主导的多边国际组织具有浓厚兴趣，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及其开发银行、中国新近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中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它们对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原有的多边国际组织进行改革，保持相似的立场。总而言之，它们都强烈希望改造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强化角色，并在地缘秩序中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也希望本国内部所选择的道路不受外界干预。为此，它们与"西方"展开竞争，对抗色彩日益增强。这就是次冷战。
从国家安全、军事战略转型到竞争和冲突常态化，次冷战已成为国际关系现实，对抗、战争与和平的纠葛与转换，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深深困扰相关国家及其人民。次冷战的双方国家彼此都将对方视为自身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的执政党担忧西方图谋颠覆其政权，危害其政治安全，因此在新的国家安全学说中将政治安全作为根本，对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对中国的遏制意图十分警惕;俄罗斯重新将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视为拱卫自身战略安全的地缘屏障，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制造事端，除了将有关地区直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外，还对周边有关国家形成震慑效应，这也是因为其将美国及北约视为自身的最现实威胁。同样地，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和威权主义体制下的俄罗斯的崛起以及其扩张自身国际影响力，重构国际和地缘秩序的努力，也引起了西方特别是和这两个国家直接相邻的东亚部分国家和欧洲的疑虑。它们彼此猜忌，相互竞争、遏制，并整兵经武，修订军事战略，为可能的战争未雨绸缪。
中国制订了新的军事战略，将近海防御战略升级为近海防御和远海护卫相结合。美国在7月初发表了新版《国家军事战略》，突出强调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家行为体"对地区安全甚至其本土安全的威胁，指出中国在亚太制造了紧张局势，并将强化全球联盟伙伴网络作为其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将"全球经济体系的安全""盟友的安全、信心和可靠性"以及"维护并扩展普世价值观"列入其国家安全利益。为了因应全球权力的转移，确保实现奥巴马所称的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一百年的目标，美国启动了军力大转移的计划，到2020年将其全球军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到亚太。在新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指导下，美国和日本密切协作，修订了《美日安全防卫指南》，进一步强化了美日安保同盟。与此相配合，日本国内也极力推动国会通过安保相关法案，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活动权限和范围，预应同中国可能的军事冲突。美国和盟国或者准盟国一起在东海、南海、印度洋等区域进行频密的军事演习，其主要矛头所向即是中国。
次冷战双方主要国家行为体从各个方面展开了竞争，并在一些领域产生冲突与对抗。为打破国际体系由西方主导的局面，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多个多边金融机构，并推动扩大和加强中国参与主导下的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的职能，增强其对国际事务的调节作用。中国还积极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扩展自身的政治、外交、经济以及潜在的军事影响力，旨在打破西方对现存国际体系垄断性的领导格局，扩大自身话语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
美日对中国的这些所作所为采取了排斥性对策，拒不加入其中，并在亚太另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同样也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还在亚太构筑以其为核心的安全联盟和伙伴体系，事实上对中国形成了包围和遏制态势。依托强大后盾，美国的亚太盟友和伙伴与中国进行了日益公开化和冲突化的地缘竞争和领土主权声索。日本是亚太与中国争锋最积极的国家，它配合美国对华形成遏制圈，并与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强烈声索主权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联动，共同对抗中国。
中国也不甘示弱，近年来加强了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声索和维权行动。围绕局部战争展开的军备扩张计划以及在南海填海造地建造军事设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日常海事和军事巡逻等一系列举措。这成为加剧地区紧张，导致美国公开宣示武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派出军机到中国填海造岛区域抵近侦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日本、菲律宾、南海和美国，与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的对抗性色彩与日俱增，产生摩擦乃至冲突直至战争的风险也在增加。
3、次冷战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次冷战日渐成为双方的自觉目标，是一个不可逆的现实，而不是短暂现象或者权宜之计。因彼此在人类社会应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信奉何种价值观、塑造何种国际秩序等方面存在根本歧异，并在很长时间里无法取得一致，故相互对对方采取排斥性态度，通过竞争、对抗甚至更激烈的方式，谋求自身的相对优势和主导权，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直到从根本上改变对方，或至少不被对方改变，成为次冷战参与国的战略性选择。
无论是苏联解体后建立民主制度，随即在普京执政后走向威权主义的俄罗斯，还是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共产主义政治秩序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它们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显然都偏离了西方的希望，并渐行渐远，除非一方发生改变，否则这种根本歧异，将使次冷战不可逆转。普京治下的威权主义是与俄罗斯的历史荣耀紧密关联的，他从根本上认为只有实行威权主义，才能重振俄罗斯，恢复历史荣光。中国也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顶层设计，将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图和目标清晰化、明确化，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共产主义体制，坚持中共的绝对领导。这两个国家以及它们的传统伙伴们都无意改变自身，适应民主化浪潮，并将防止颜色革命作为战略性任务。同时，西方始终都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主化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将维护并扩展普世价值观当作国家安全利益。新世纪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就是其战略的后果之一。东西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和对立不可调和，双方在次冷战中寻求安全感，维系和扩大自身利益，成为次冷战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基于实力、责任、抱负、时机变化以及自身的安全诉求，中俄所欲构建的国际新秩序与美国当前主导的国际秩序根本不同，并对后者构成挑战，美国和西方拒不放弃国际事务领导权与中俄倡导世界多极化，并极力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形成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这就使得建立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包容性的全球和地区经济与安全机制，以至于创建基辛格所谓的"太平洋共同体"(和中国提倡的命运共同体异曲同工)的不切实际。这也是次冷战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俄都有深厚的历史情结和大国抱负，而且都担负着维系其国内政权稳定的"责任"，随着实力渐长，它们必然寻求民族复兴。中俄认为，随着新兴大国崛起，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无力继续维系单一霸权，国际秩序必须反映这一现实，建立它们充分参与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在这一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它们开始另起炉灶，试图在美国领导的现存体系之外建立新的国际体系。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宣称，国际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订，美国的领导地位要"再保持一百年"。中俄的宏图大志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国际领导权的坚持，显然背道而驰，因此次冷战在所难免。
中俄在崛起的过程中，其国家利益也在不断扩展，并延伸到海外，维持周边稳定与和平，确保海外战略通道安全，保护海外利益，成为其重要目标，这势必将改变地缘政治的既有秩序，两国周边地带的相关国家对大国扩张的恐惧心理以及现实中维持国家利益和领土主权利益的需要，都使地缘冲突的危险增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和地缘利益之争和俄罗斯与北约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卫星国的地缘斗争，在可预见的时期里都是不可改变的。这也是决定次冷战不可逆转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鉴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战争及冷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对有关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破坏，以及现实关系中各国的相互依存性显著增强，当今世界的大国都在竭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防止重走历史老路，积极探索大国关系的新模式，但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根本分歧和矛盾在现有的国际机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大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处在热战、冷战与和平的边缘。这就是次冷战。
4、次冷战的两个战线
欧洲和亚太分别是次冷战的两个战线。欧洲战线的主要角色是北约和俄罗斯，亚太战线的主要角色是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联盟和中国，其中尤以日本最积极。虽然西方在普世价值上是一个整体，但在次冷战进行的过程中，分处欧洲和亚太区域的欧盟国家和日本等国，并不互相加入对方与俄罗斯或中国的竞争与对抗，而是分别依托于和美国的联盟，在各自区域里与俄罗斯或中国构成次冷战的对立双方。
这主要源于三个因素：第一是，西方并未建立囊括所有民主国家的统一联盟，在欧洲历史地形成了北约集团，它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而在亚太则以冷战时成立的美日安保同盟为核心，以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和伙伴体系为支撑，成为中国的对手。第二是，尽管扩展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的共同战略，但欧洲和亚太两大区域的西方同盟却拥有不同的利益，相对于地缘竞争，普世价值在全球的推广并非紧迫的任务，因此，在俄罗斯与欧洲的毗邻地带，北约和俄罗斯通过介入乌克兰危机进行对抗，而在东亚，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及美国围绕海上航行自由、领土主权争议等问题而演变的冲突，正在挑战区域和平与稳定。第三是，鉴于经济、能源、国际合作对国家关系的限制以及某些国家的特殊需要，欧洲和日本都将目标指向直接对自身安全和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本区域国家，前者的目标是俄罗斯，后者的目标是中国，避免两面对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它的视野遍及全球，欧洲和亚太都关乎其国家利益，因此同时参与到欧洲和亚太的次冷战中。另一方面，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也都不愿意扩大敌对阵营，特别是前者利用自身的经济增长引擎地位和庞大的市场，对欧洲实施"连横"战术，分化西方联盟，打破大西洋两岸铁板一块的格局，从而避免了两面"作战"。
三、次冷战的走向
次冷战以北约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冲突升级及安倍晋三在美国发表历史性演说和美日安保同盟强化、日本强行通过安保相关法案为主要标志。两大事件发生的2014至2015年度是次冷战的起始时间。冷战长达44年。但次冷战很可能不会像冷战那么持久。有两个方面因素对次冷战持续的时间以及结局产生关键影响。
第一是，次冷战的双方对抗的性质和程度，跟冷战相比有很大差距、不同于西方牢固的民主体制，东方联盟成员的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相对脆弱。冷战是由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全面对抗和冲突，而次冷战双方国家的政权性质的对立没有那么严重。次冷战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实行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但俄罗斯的威权主义政权具有过渡性质，迟早会向民主主义转换。中国政治的大幅收缩，也只是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停歇。历史将会顺从其自然流向发展，中国终将迈向民主主义。
在俄罗斯，通过一场公平的选举，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威权主义体制问题，自由派上台将会重归民主主义。在中国要复杂些，共产主义体制的终结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过，由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基础并不牢靠，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私有制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公民社会持续成长，同时，中国自由公民数量不断增长。改变只是时间问题。其中一种可能是，两国由于在次冷战中实力消耗太大，外部压力持续增强，触发其国内危机，导致革命性变化或者"苏东式"崩溃。
一旦失去这两个先决条件，两国迈入民主化轨道，并在地缘政治中奉行和平主义，次冷战将无持续的必要，也无持续的可能。
第二是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能维系多久的问题。无论是中俄哪一方，在很长时间里都不具备独立对抗西方同盟的实力，中俄战略关系的高度互利性限制了其发展潜能，在双方失去共同战略目标或者彼此利益产生重大冲突时，都会导致分裂，甚至走向敌对。
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经由选举机制，更换了其威权主义体制，重建民主，并融入西方，也将会瓦解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没有俄罗斯在欧洲牵制北约，和中国一起威慑超级大国，中国将独木难支，也会加快次冷战的结束。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决定次冷战走向的核心因素是，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能够坚持多久，以及对立阵营竞争所产生的消耗在何种程度上削弱各自国家的政权，进而促使其产生政权更迭。实力的比拼和政权的稳定性是对次冷战具有关键影响的要素。
四、中美关系的前景
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是，中国认识到，无论是从领土、人口、经济规模、军事力量以及悠久的文明史和强盛国家的历史记忆，还是从国家抱负、责任以及环境的改变来看，中国都是当今世界唯一具备挑战美国能力的准超级大国。它再也不像在改革开放的大多数时候那样，把美国当作学习和发展的榜样，引进其技术、资金、管理理论和市场经济经验，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走向也表现出深深的失望。两国利益趋同的领域和可能性的扩大跟不上分歧和对抗性因素的扩大，自觉不自觉中陷入了次冷战。
美国先是愚蠢地丧失了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机遇，继而又笨拙地应对中国在脱离原有的国际体系、重建新的国际体系努力的过程中进退失据。在中国国力大增的情况下，美国原本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实力提升后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事务表决权问题，在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发挥中国的作用，并促使中国继续融入世界主流体系。在被拒绝提高国际待遇后，中国转而利用充沛的外汇储备和上升的外交影响力，建立自己主导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并强化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组织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机制，大张旗鼓地宣扬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命运共同体构想，倡导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对抗美国梦、民主价值体系和民主价值观同盟，和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计划受到欢迎，而美国长远战略、明智举措的匮乏和非专业应对方式，也毕现无遗，从而促使中美关系跨越了临界点，走向次冷战。对此，美国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导致中美关系变迁的核心因素还是中美在社会制度、价值观以及对国际秩序构想的根本歧异。中国"摸着石头"发展了很多年，但从来都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美国的民主攻势和国际上声势浩大的颜色革命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触动来得大，它们唤醒了沉睡的中共，使其意识到维系自身执政的优先重要性，而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和"亚洲再平衡"进一步强化了其恐惧。在强烈的不安感和壮大的实力促动下，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醒目的变化。韬光养晦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禁区，中国雄心勃勃地进行"顶层设计"，重新定位国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对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学说和军事战略进行调整，构建外交、安全和军事战略体系，使其更符合自身外部需要和富有进攻性的策略。基于此，中国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战略意图逐步明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核心价值观和共产党的领导三位一体的共产主义体制，以中国梦为引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通过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重组国际组织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建立强大的、具有广泛国际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共新的顶层思维下，具备了确定的意涵：物丰民阜、德被天下、万国来朝。中国既要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又要实现国家富强，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概言之，中国要复兴到历史上的极盛时期，重现"天朝上国"的光景。这就将动摇目前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并挑战民主价值同盟。这是次冷战的核心驱动力。
和俄罗斯"心照不宣"的结盟，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外交基石。在中俄战略协作的情况下，中国在次冷战中拥有自己的优势。中俄作为国家实体，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位居全球前列，两者形成合力，足以制衡西方。尽管西方整体实力和价值观更为强大，但中俄在某些领域具有分非对称优势，可以突破西方防线或者造成致命打击。比如中国仍上升的经济，中俄的核威慑能力，以及在区域防御性作战中的特殊优势等。
但与此相比，西方的优势，或者说中国的劣势，更为明显。它们是，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仍在发展而不是衰落，虽然在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实力相对下降，但在中长期时间里，西方制度和体制将继续发展;西方拥有牢固的联盟，而中俄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以及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利益追求，因此其同盟关系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正如它们不敢公开声称彼此结盟所显示的那样;对于中国来说，它无法如同西方或俄罗斯那样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鲜有周边国家愿意听从中国号令，相反它们忌惮中国看上去野心勃勃的国际目标;无论是俄罗斯的单一经济结构和威权主义体制，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和混合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将面临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这是和西方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不能相提并论的。
国与国关系不光是取决于实力，也是受责任、抱负等因素综合影响的。在强大的内驱力作用下，中国好似坐上了一头狂奔的野马，除非更换强有力的驭手，否则不可能中途停歇下来。蓝普顿说的一句话具有实质意义，他说，(中美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就像37年前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那样确定了种种不确定和危险，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那样，突破当前困境的根本还是依靠远见、勇气和领导力。舍此，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突破中美次冷战的格局。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面对其必然导致的结果。
美国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简介
该所由美国卡特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学共同发起，在2014年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成立于西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美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及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和博弈;宗旨是通过研究中美在区域和全球事务内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怎样化解转型与脆弱的国家的内部冲突和如何协调对这些国家的各种援助促进两国增加互信，为维护和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蓝普顿简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亚洲基金会主席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是美国首席"知华派"学者。
附蓝普顿在2015年5月6日美国卡特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在亚特兰大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演讲链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4808
—— 共识网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8/blog-post_370.html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在约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了稳定。美国作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塑造者，也是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保证。但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它们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质疑和挑战单极国际关系体制，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再稳若泰山。
世界权力重心在向亚太转移。中国晋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平价计算，中国GDP已超过了美国。经济力量壮大的中国开始不满足于现状，历史记忆驱动下的民族主义高涨，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和非对称军事优势，外交、安全和军事战略更富于雄心，在东海、南海等周边争议海域，勇于展示军事实力，大规模填海造岛，修建军事设施，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将西方定义的国际规则弃置一边。中国要干什么?新兴大国和现有的国际霸权是否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朝野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
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蓝普顿有关中美关系的演说，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在5月6日美国亚特兰大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卡特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他对中美关系作出悲观预期，认为"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两国关系。
不过，事实可能是，中美关系已经跨过了"临界点"，进入一个危险的状态。两国关系的某些部分可能将继续得到维系并加强，但矛盾和冲突也将扩大和激化，甚至无法克服，导致彼此以遏制和敌对而非友好与合作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复杂问题，以维护各自至关重要的利益，寻求安全感。这将给两国整体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一、蓝普顿的忧虑和中美关系之"质变"
蓝普顿是诸多对中美关系感到焦虑的学者之一，他们对中美关系现状和走向的分析与研判，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改变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1、中美关系的各种观点及其缺陷
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蓝普顿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说，"希望"和"担忧"所维持的积极平衡使两国关系保持了克制和耐心，但不幸自2010年以来两国关系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彼此的"担忧"将多于"希望"。
蓝普顿呼吁，美国必须重新思考称霸目标，中国也必须考量自身实力，衡量自身行为，在处理两国关系中注重"调节"和"妥协"，在系统强化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必须建立安全和经济的连带机制，使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中美需要像"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提出这样的愿景，即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中美共同的目标，而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两国要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并建立基辛格所谓的"太平洋共同体"。
蓝普顿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危，回想一下冷战的代价，并且警告，不管是世界还是中美两国，都承受不起互相为敌所要付出的代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出席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中美"两国利益的融合程度已经超过许多人的想象，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不合作或者对抗的代价。"
对华政策的另一派，正如蓝普顿所言，他们认为，与中国近几十年的接触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持这种观点者对中国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白邦瑞在其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中写道，中国"几乎让我们所有美好的期待都落空了"。
强硬派指出，与中国接触就是在加强竞争对手的实力。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小布什政府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什利·特利斯在近来一篇智库报告中提出，是时候提出一项新战略：减少接触，增加"平衡"以确保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目标"。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第一战略竞争对手，并认为中美最终可能走上战争之路。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崔立如看来，奥巴马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对地区、国际和中美双边带来的潜在挑战。但美国作为世界主要稳定性力量已达数十年之久，现在已无法单独维持，而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迈克尔·D·斯温跟蓝普顿则主张美国应该放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将东亚变为一个由达到平衡的众多力量(包括日本)管理的缓冲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是中美关系的乐观派。他说，众所周知，中美关系一直在矛盾中上升发展。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不会是因为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会是因为现实利益的交锋，而是互相的猜疑、误判，由于误判、猜疑产生的对彼此的恐惧，这是很危险的。普林斯顿大学长期研究国际秩序问题的约翰·艾肯贝里教授在概括总结眼下美国正在参与中美关系讨论中的乐观派时指出，他们认为，"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就必须进行一些基础的建设，创建更多的法治。中国就这样发生改变。"
事实上，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都是这种观点的拥趸者。尼克松期待与中国的交往可以促成中国的自由化，而克林顿在1990年代力主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通过将中国引入国际体系，从而促成中国的变革，使中国逐步摆脱一党专制独裁，变成一个更为正常的国家。
也许人们都还记得，几年前"中美共治论"曾经也很流行，但由于在目前语境下颇显荒诞不经，因此不值一提。
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观点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对中美关系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其中，布莱克威尔、特利斯、米尔斯海默等人主张对中国进行冷战式全面遏制，或者为战争做准备;蓝普顿、布朗、斯温、崔立如等人则认为冷战式对抗不是出路，双方都承受不起敌对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或者认为必须从实力出发，相互妥协，中美都不追求国际事务主导权，在系统强化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建立包容性的安全和经济机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或者认为，美国已无力单独维持霸权，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一类对中美关系总体乐观。他们中有的继续期待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倒逼中国改革，从而促使中国成为西方式的国家;有的则认为，中美矛盾不是主要方面，两国利益广泛交融，只要克服相互误判和猜疑，就能继续保持中美关系上升势头。
这些观点的提出者，都是国际关系或中国问题的资深观察者、研究者，对中美关系都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成一家之言，有的还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共鸣。但仔细分析后，它们仍然分别存在一些缺陷，无助于客观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无助于提出解决中美问题的方案，甚至会误导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因此有必要一一加以辨析。蓝普顿教授被中国有关机构评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功力深厚自不待说，洋洋数千言的演讲也充满真知灼见，但有几点需要商榷：第一，他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评估可能趋于保守，中美关系不是越来越接近临界点，而是已经跨越了临界点(后文将详论);第二，他过于强调实力和基于实力的国家选择，对中美关系解决方案的设计过于理想化，他说中美都需考量自身实力进行妥协，放弃追求主导权，根据新的权力分布重构"包容性"的全球和区域经济与安全机制，甚至要建立类似于"太平洋共同体"这样一种体制，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对于鼓吹对中国进行冷战式的全面遏制或者战争的人来说，又忽略了中美经济高度依存性、两国人民密切交往以及两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存在合作的现实，以不切实际的绝对思维来考虑中美关系，却没顾及到它的后果，无疑也失之于片面，没有准确反映中美关系现实。那种以美国霸权为前提，主张美中合作，增加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分量的观点，显然是"马后炮"式思维。他们没有看到，在美国拒绝中国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增加自身表决权的建议后，中国领导人已从自行其是中尝到了甜头，诱发了其勃勃雄心，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因此也难以实现。更无须说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依然认为倒逼改革可以促使中国自然生变的认知早已落伍，即令是误判论、猜疑论者，也低估了中美矛盾的深刻性，在评估中美关系时舍本逐末。
2、评估国家间关系发展的要素
那么，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框架和标准来分析、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并据此预测其未来?决定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外交政策和对外交往方式的要素有四个，即实力、责任、抱负和时机，四者缺一不可。
实力是基础，是条件，但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因素。比如，朝鲜的经济实力很薄弱，但却实行先军政治，对外奉行强硬政策，它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军备和人的数量及某些非对称杀伤力上。这是因为，维护政权稳定和领土完整，被朝鲜政权视为最重要的"责任"。放在中美之间也是这样，虽然在中国实力上升的情况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按照实力主义的原则，美国似乎就应该处处让着中国，对其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侵犯人权等问题视而不见。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它不吝于发挥领导力，在南海维护航道安全，并通过各种方式批评中国人权问题，这就是责任感在起作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和普世价值的代表，负有这样的国际责任。按照实力主义原则，二战时期的日本就不应该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重建亚洲秩序，更不应该自不量力，侵犯美国，攻击珍珠港，但盲目自信的国际抱负决定了彼时日本的战略选择。时机因素，在吴越争霸中体现无遗，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抓住时机，消灭了当时比越国强大得多的吴国。分析和研判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交往方式，只有同时从这四个因素出发，才能看得透，说得通，揭示本质。
3、从防范到遏制：中美临界点的跨越
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形下，中美就已经跨越了蓝普顿所说的临界点，超过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限度。
中共建政后，中美一度在朝鲜战场上发生一场面对面的"热战"，对两国关系影响深远：它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迄至今日仍是全球仅存的冷战残余，并成为中美冲突的潜在焦点之一;通过战争，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资格向其挑战的国家，是一个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残酷的战争后，两国再也不轻易言战，并回避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意味深长。
在冷战的前二十来年，中美关系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全面对抗。但很快出于共同对抗苏联的需要，中美走近，两国关系"解冻"，在后者的默许下，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从西方进口57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成为此后改革开放的先声。由此开启的中美蜜月期为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条件。在冷战的后二十年时间里，不是同盟实则超过同盟，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两国是心照不宣的同盟"，维持了世界的均势，也加速了冷战的终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变得声名狼藉，美国领导的西方赢得了冷战的全面胜利。中美之间也因为失去苏联这个共同敌人而结束蜜月期，在共产主义全球萎缩的背景下，中国既无实力也无雄心挑战美国，不足以成为美国的对手。除了发生极少数可控的危机外，美方也无意将中国视为敌人或潜在敌人，而是继续推行和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克林顿政府甚至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国积极将中国纳入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中，寄希望于通过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从内部自主实现民主化。
但从2010年前后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事态，对亚洲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首先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是东亚岛屿和海洋主权争议表面化、冲突化，第三是日本在被中国赶超了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后，在心理不适应的同时，从各方面积极与中国展开竞争，第四是中国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变得强硬。亚洲诸强并立且纷扰不休，原有的秩序受到挑战，有陷入动荡的危险，同时，美国认识到世界权力正在向亚洲转移，先后公开提出"重返亚太"、"亚洲再平衡"战略。
实际情况是，美国不仅是全球霸权，而且一直是东亚秩序的主导者，它从未离开过亚洲。美国所谓的"重返"、"再平衡"是要将权力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以符合全球权力格局改变的客观现实，并协调陷入失序的亚洲各国的关系，避免激烈冲突乃至武力对抗，维护区域及世界的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大局。由于美国在全球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尤其是中东问题突出，反恐也在持续，因此它起初对"重返"和"再平衡"，并不积极，言多于行，为了安抚亚洲恐惧不安的盟友和伙伴，才逐步加大了重返的力度。这个时期，美国"重返亚太"、"亚洲再平衡"对中国来说的性质是防范，没有遏制意味。用中国的话说，美国仍把中国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
一些材料可以对此予以佐证。2009年下半年，奥巴马罕见地在就任总统的头一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在中国期间说，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一个国家的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我们欢迎中国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强大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世界上除非美中两国一致，不然能够解决全球的挑战是极少的。"他在澳洲访问时也说，美国致力于奉行与中国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不论从国家规模还是令人赞叹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来看，中国都将无可避免地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在他的两个任期的大多数时间，它们都是他和他的重要阁员们希拉里、克里等对华政策和态度的主要基调。
直到201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前夕，他在华盛顿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中，仍然强调美中两个世界最大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至关重要，双方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根本的基石"。他重申，美国"亚洲再平衡"目标不是策略性影响或排挤某些国家，称加强美中关系是这一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他强调很久以来，中国就不是美国的对手而只是一个竞争伙伴，并祝贺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但在此同时，美国在某些领域立场趋于强硬。他说，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一定不会置之不理;对网络安全，美国也不能坐视不管;对东海和南海的领土纠纷，美国"深切"关注。
实质性的改变发生在2015年后，有几件事触动了美国。第一件事是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吸引了包括西方主要国家在内的57个涵盖亚非欧大洋洲的国家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可见的未来也将顺利运营。美国和日本是坚定的反对者，无意加入其中，竭力规劝盟友同它们保持一致步调，并对此抱有信心，因此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及亚投行不以为意。但英、德、法等盟友的"背叛"和冷战后首次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多边经济组织在中国主导下快速进入操作进程，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战略意义的变化。这是中国试图主导国际规则制订和秩序安排的明显征兆。第二件事是中国快马加鞭地在南海敏感海域"填海造岛"，面积在短短的时间里由500英亩扩大到2000英亩，并积极修筑军事设施，较大地改变了南海"现状"。这也超过了美国的预料。第三件事是，在美国、西方和乌克兰集体抵制俄罗斯卫国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时候，中国最高领导人决然参加。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全面接班后的首访国家也是俄罗斯。不仅如此，中国对西方对俄制裁也视若无睹，反其道而行之，给予俄罗斯经济上的坚定支持，这同样令美国吃惊。相当多的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借助其庞大的经济力量和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似乎是在多方面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国分庭抗礼，试图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
从美国方面看，近年来它致力于推动同样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意在掌握亚太经济主导权，虽然美国国会曾否决相关议案，但在中国强势创建包括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多个多边金融组织的刺激下，最终为它开了绿灯，从而扫清了奥巴马政府同中国开展经济主导权竞争的关键障碍。美国的另外一个举措就是全方位强化与日本的军政同盟，深化与其亚太盟友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军事联系，加强与其亲密伙伴印度、蒙古、新加坡等区域重要国家的军事合作，并积极拓展与越南、缅甸等和中国具有特殊渊源国家的关系，在拉美，它缓和了与独裁政体古巴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正在极力应对中国，逐步从防范转向遏制。美国的第三个举措是，通过鲜明地表明态度，以及具体的军事活动，强烈暗示美国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盟友利益不惜一战的决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谴责"中国在南中国的举措，使它同奠定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国际规范，以及通过非胁迫性方式应对这个争端及其他长期纠纷的区域共识格格不入。"他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并誓言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海域和空域执行任务。他强调，"未来数十年，我们将继续是亚太区域的主要安全力量。"在他的下令下，美军反潜侦察机无视中国军队前往中国填海造岛区域进行空中侦察。
令中国感到恐惧的除了美国的这些遏制迹象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被中国政府看作攸关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攸关执政党的核心利益的重要事态。那就是在亚非欧的边缘地带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风潮，得到了美国及西方的鼓励。中国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新的重要手段。正是这个关键因素，使得中国选择与同期深受颜色革命困扰的俄罗斯建立紧密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以合作遏制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政治上颠覆本国政权的图谋。
美日和中俄两大对立阵营的逐步形成，美国和中国的遏制和反遏制的逐步强化，都在改变中美关系的性质。克里在新近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时隔几年呼应前国务卿希拉里对美国在南海利益的定位，明确指出南海航行自由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在南海从安抚盟友进展到捍卫自身国家利益，将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采取措施从防范向遏制转变。但就如同多年来美国政要的老生常谈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经济合作十分密切、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多、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虽然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处理彼此关系，竭力避免冲突，但仍无可避免地走上这个轨道。尽管诸多因素限制了新的对抗的层级和范围，然而确定无误的是，中美遏制和反遏制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中美关系的这一新状态，我们将它命名为"次冷战"。
二、次冷战：两个阵营的形成和国际关系总趋势
近70年前，英国卸任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铁幕演说"。他的演说据认为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冷战宣言"。这次演说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强硬回击，由此成为长达44年冷战的前奏曲。
在演说中，丘吉尔警告，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许多国家由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民众强加控制，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达到了压倒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他说，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他提出，在这多难的岁月……我们绝不能放弃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兄弟般的联合……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共同研究潜在的危险……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
在那次演说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冷战开启到结束，从美国获得单极霸权到新兴国家崛起，从多极化全球症候的勃兴到国际秩序的重组，与其相向而行的是，一些地区的不平衡、不稳定有增无已。在冷战前夕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场意味深长的演说。跟当年英国的国际地位一样，日本在实力、地位上是当今仅次于美国的民主国家。而且，如同丘吉尔是在杜鲁门的秘密"授意"下发表演说，安倍晋三的演说也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安倍晋三的演说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浓厚，他含蓄地指出，中国在亚洲相关海域的领土主权声索违反国际法，违反航行自由原则，采取武力胁迫或其他强迫手段方式推动自身要求;中国纵容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和在知识产权方面搭便车;他隐晦地批评中国存在的自由和人权问题。他强调，必须在TPP框架下发挥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作用，建立一个公正、有活力、可持续的、不受任何国家专断意图影响的市场;让从太平洋至印度洋广泛的海域成为自由和自由之海，所有国家都遵守法治原则;在世界各地传播共同的价值观，即法治、民主和自由，让它们生根发芽。
为此，必须强化美日同盟，"为地区和平提供可信威慑"。他指出，美日同盟"由自由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日本组成"，是"希望的联盟"。日本与美国结盟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日本认同TPP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战略价值，并强调在美日共同领导下推动TPP;日本始终支持美国的"再平衡"，以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鉴于关岛基地的战略重要性在未来更加突出，日本也将提供专款帮助改善美国驻关岛基地。安倍晋三尤其指出，美日同盟是亚太和平与稳定的中心支柱。日本同时深化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和韩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安倍第三度担任首相伊始就公开对外宣称，要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深化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并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实力渐强的中国抗衡。由此可见，日本的外交态势沿着安倍的外交战略初具雏形，而美国对日本的这一战略不仅高度认同，也在行动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继4月访问日韩后，又在6月初先后在出席香格里拉安全会议期间与日澳国防部长(防卫大臣)举行三方会谈，共同讨论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导致区域局势紧张的"挑衅"行为，随后又接踵访问了越南、印度，所经之地和安倍所主张的"民主安全菱形"和新外交战略重点完全重合。安倍晋三访美不同寻常的深厚背景，正是中国对海洋维权、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安全规则和秩序变得雄心勃勃，并与正与西方对抗的俄罗斯加深战略关系。
与这次访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倍晋三在2013年再度担任首相后主动要求将美国作为首访国家，但美国政府以奥巴马太忙为由予以婉拒。在接下来的访问中，奥巴马为安倍提供的也仅是工作访问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美关系、美日关系都在正常轨道内运行，对日同盟关系虽然更亲密，但对华建设性接触关系也没那么坏，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自然不必"破格"接待安倍晋三。正因如此，美国政府还公开在东亚三国斡旋，敦促日本改善与中国和韩国的双边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彼时美国平衡中日的战略考量。不过短短两年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倍2015年展开了对美国令人目眩的访问：国事访问、国宴招待的规格，多个城市的巡访，签署具有历史性的安保新协议，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说。它们凸显了日本对美国重要性的战略性转变，凸显了美日同盟的战略价值，凸显了中国作为美日安保体制的主要针对对象分量的加重。
安倍晋三并不孤立。早在2010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以冷战口吻指责中国干涉互联网自由，称"一个屏蔽信息的大幕正在徐徐落下"。这无疑暗示出，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对中国进行冷战式遏制始终都是一个潜在的话题和选项，当所有条件都具备时，它就会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历史或将追忆，安倍晋三发表的这场演说隐喻的特殊含义，贯穿其通篇的灵魂，就像近七十年前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安倍晋三将美日同盟以及与西方特别是亚太盟友形成的命运共同体视为当代世界自由、稳定与繁荣的"和平砥柱"。尽管双方对抗的纲领、举措还没有全部呈现，但人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寒意袭身。在安倍晋三访美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日及西方惊异的目光中，和被孤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并肩站在一起，检阅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的中俄军队，强调中国要与俄罗斯一起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并与俄罗斯签署了高达250亿美元的巨额经贸合同，抗衡西方对俄制裁。此后不久，中俄海军又共同在被看作美国势力范围的地中海举行联合战略军事演习。和中俄彼此惺惺相惜一样醒目的是，经多年努力、急欲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日本，却在最后时刻选择站在美国一边抵制俄罗斯。它们极具象征意涵：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和美日公开强化的同盟为着完全不同的目标，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色彩愈见分明的阵营，在亚洲和欧洲拉开两个战线，将国际局势推向了一个和冷战类似的方向。这就是"次冷战"。
1、什么是次冷战
冷战一般是指1947年至1991年间，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争、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因此称之为"冷战"。
正在进行中的当代国际关系及其演变，具备了冷战的一般性特征，但在双方实力，联盟的性质、稳定性，斗争的范围、层级和限度，以及持续的时间及结果等方面，都不能和冷战相提并论。
次冷战首先和冷战一样，也是两大阵营(美日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和中俄为核心的东方阵营)之间进行的政治、军事斗争，在此过程中，双方虽然彼此存在分歧和冲突，但都尽力避免世界性战争，避免在中、美、俄这一层级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甚至战争，其对抗主要是相互进行科技和军备竞赛、经济竞争、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太空竞争、网络竞争、外交和地缘政治竞争，以及非核局部战争等"冷"方式进行，它们在这些领域相互遏制，但不诉诸全面和不可控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最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研讨会上将中国和俄罗斯相提并论，指出乌克兰东部和中国南海都发生了单边、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并首次同时提出要在南海维护航海自由、和平稳定和国际法三大目标。美国对中俄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南海行为的定性，说明其已将中俄的作为同历史上苏联在战后试图改变世界现状、奉行扩张主义进行类比。
次冷战的"次"，主要体现在：
实力。中俄现在的实力如同冷战初期的苏联一样，和美国的实力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尽管中国的GDP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俄罗斯在能源经济带动下走出了经济危机，但从诸多指标看中俄还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有人从名义GDP、人均GDP、卫生和环境、教育、社会保险、投资、科技实力、美元优势、军事实力、外交等十个角度对中美差距进行了分析。概括来说，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总量和质量、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均不如美国。托尼·布林肯在同一个研讨会上也说，虽然中美两国都已经非常富有，但衡量国家财力的真正尺度是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民的创新、思考、交流与批评的能力，这方面我们还没看到他们(中国)的潜力。中国的实力很难在中短期内得到实质改变，大多数差距将是长期的，不过中美次冷战的时间却不一定会那么久，因此可以说，中美的"次冷战"将会始终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
联盟的性质和稳定性。次冷战和冷战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利益冲突的双料产物。但同中有异，美国领衔的一方联盟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它们基于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其成员，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以美国在亚太的盟国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为重要战略支点，以其亚太伙伴印度、新加坡、印尼、越南、蒙古等为支撑，以欧洲的盟友为侧翼，强强联手，形成了一个当今世界最有力量、最稳固的联盟体系。这一联盟体系的核心成员，不仅理念、价值观、社会制度相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诉求方面也是高度一致。其他一些关键成员的态度具有某种二元性，它们和美国价值观、社会制度一样，但在地缘利益方面的诉求不像美日那么强烈，在经济领域也渴望与中俄合作，甚至认为中俄在战略上牵制美国对己有利，这些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跨大西洋盟友。对印度、新加坡、蒙古、越南等国来说，他们主要是在地缘利益上与美国具有相同目标。其中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国家渴望和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在这个联盟体系里，其主要成员同声共气，绝大多数国家在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倾向于和美国保持同一步调，就像它们在对俄制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
相比较而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虽然在两国政府换届后进行了战略升级，升级版的中俄关系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但跟基辛格所说的中美"不是同盟胜似同盟"还是有所不同。中俄两国都具有威权主义特征，前者除了威权主义色彩浓厚外，继续奉行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后者因普京执政而显得突出，但它在本质上还是民主国家，一旦领导者发生变化，其威权主义特征也会随之变淡甚至消失，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基础将会削弱。中俄关系是互有需求、高度互利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两国保持"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的前提是，普京及其中意的接班人继续掌权，而中共继续执政，使其威权主义路线得到延续;他们面对共同的对手美国。一旦失去了这些前提条件，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就会解体——就像中美关系曾走过的路一样。这和冷战时期的华约集团不可同日而语。
斗争的范围、层级和限度。在次冷战状态下，两大阵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竞争和遏制并存，具有冷战缓和时期的某些特点。
次冷战双方的斗争不是那么全面，在竞争和遏制大行其道的同时，相互依存性、合作性也很强。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发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而获得发展，凡是闭关锁国者莫不是经济和民生陷入困顿，比如朝鲜。中国得益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对外经贸几乎遍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和所有大国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比如，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551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且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就双边投资协定举行实质性谈判，此举将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美国虽然目前仍是无可取代的超级大国，但它在处理国际问题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的支持、配合和参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中国就无法达到目标。比如朝核、伊核、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等重要区域和全球性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一起携手解决。
作为次冷战的重要特点之一，美国更多地扮演领导者、保护者角色，而不是事必躬亲。在欧洲，它依靠北约遏制俄罗斯，必要时举起制裁大棒;在亚太，它依靠联盟的核心日本和更广泛的联盟与伙伴体系制衡中国，不排除支持日本和中国打一场局部战争。这跟冷战有很大不同。冷战的情况是，两个强大的军政集团鲜明对立，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且各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分别在欧洲和亚太拥有自己的联盟体系，不过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军政集团，而是针对不同的斗争目标，"各自为战";中俄各有优势，几乎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拥有领导另一方的能力和需求，它们是平等的，且其主要关注的是分别在亚太和欧洲的地缘利益，和西方联盟体系相比，这一东方联盟组合相对弱势;东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不是绝对不同，中俄的契合点是两者都是高度的民族主义信奉者和威权主义施行者，它们都反对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除此之外，俄罗斯与西方的基本社会制度相同，在一定的条件下，仍会向西方政治模式转化。而在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放性水平也显著提高，尽管近期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趋势，但跟冷战时代的界限分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整个西方难以"抱团"共同应对中俄，欧盟出于自身利益，倾向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在不触犯美国的情况下，也更愿意与俄罗斯保持合作。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次冷战的层级将是冷战的"压缩版"，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发展走向也与此紧密相关。
鉴于当今世界大国相互保持核威慑，激烈冲突和战争的灾难性结果令所有国家都慎言战争，特别是有核国家一旦直接参与武力冲突，更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或者巨大的破坏性，因此，新的两大阵营都会掌握斗争的"火候"，将斗争限定在可控的限度内。在欧洲和亚太地缘博弈冲突激化的背景下，西方联盟扩大了在俄罗斯毗邻地区和环中国地带的军力部署，按照计划，美国将在2020年前，将海军的60%兵力转移到亚太，其主要所针对的就是中国周边地带。这说明，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加紧实施对中俄的军事防范措施。而遏制是相互的，中俄也在雄心勃勃地发展军事力量，提升外交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从各方面进行反遏制。但在现时代，即令形势恶化到必须兵刃相见的程度，一般也不会发展成为世界性战争，战争的主要形式将是局部无核战争，如何避免核武进入实战，将是有核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现实威胁和挑战。举例来说，在欧洲，如俄罗斯侵犯它的北约邻国，北约军队和北约支持下的俄邻国将会与俄罗斯对抗，但北约中的核大国直接以本国名义参与实际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而会选择提供后勤支援、武器供应以及情报分享等支持性措施;在亚太，美国会避免与中国直接进行战争，但可能会在必要情况下，支持区域无核国家与中国进行常规的局部的战争，这些国家可能是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中俄也会相向而行，控制战争的限度，但不排除在无力对抗或自身面临绝境时，祭起核威慑大棒。
次冷战既不同于美苏冷战，也不同于美日曾出现的经济竞争关系，潜在的战争是可控的。次冷战在其进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武力冲突直至局部战争，但不大可能会变成冷战或者世界大战。次冷战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是源于，在欧洲，俄罗斯的大国抱负日益显露，和北约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卫星国进行了日趋激烈的地缘竞争;在亚太，中国和周边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走向极端化，并演化为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大。但由于中俄实力远逊于美国在亚太和欧洲的同盟;全球化经济和开放性社会的发展，使得任何大国都无法闭关锁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复杂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彼此加强合作的意愿强烈，那种全面的、完全敌对的冷战不可能再次发生。
同时，民主国家阵营和威权国家阵营、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相对均势，特别是大国彼此拥有足够的核威慑能力，都将阻止任何一种武力冲突或局部战争发展成为世界性大战。次冷战跟美日经济竞争的区别在于，中(俄)美(欧)除了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或国际经济话语权外，双方在政治、外交、军事各领域都展开了竞争。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美日不可避免地在经济领域展开了竞争，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规定了两国遵行相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日本在军事和安全上接受美国保护，在政治和外交上受制于美国，因此直到条约终止，不可能在这些领域产生竞争或对抗关系。
2、世界进入次冷战的表现
冷战主要表现为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政集团的对峙和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各领域进行全面竞争与对抗。之所以说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次冷战，是因为它具有了跟历史上的冷战相似的某些具体表现，但对抗性在某些方面有所减弱，而合作性因素有所增强，人类社会彼此依存的强烈需求制约了次冷战的扩大化和破坏性，但仍不免对人类生存的世界以及相关各国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东方国家具摇摆性的民主化和西方世界成熟的民主体制的裂痕加深，并迎来终极较量，是次冷战的本质表现。以中俄威权主义体制的强化为例。俄罗斯在经历苏联解体初期的痛苦动荡期后，以普京的强人政治为显著特征，在向民主主义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威权主义过渡期。而中国则在多年改革开放、民主化要求伴随着经济繁荣越来越高涨之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采取了一系列明显收缩的举措，顺应中国转型自然而生的民主化进程受阻，威权主义体制全面加强。在整个东方，专制主义仍是基本的社会形态之一，民主主义的发展也不顺遂，不少国家的民主体制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以中俄为其代表性国家。它们与西方成熟民主体制产生本质歧异或者阶段性歧异，而一旦和大国的历史情结以及国家抱负结合起来，就会深刻影响其对外政策选择，并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力量。
冷战后，威权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继续存活并发展，以事实说明了历史尚未终结，不同性质、不同追求的国家之间仍将继续发生竞争、对抗和冲突，战争的风险仍未彻底解除。但随着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地盘日渐萎缩，并受到觉醒了的普通民众的憎恶，在使其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同时，也激发了其顽固者更积极地捍卫其统治所依凭的基本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将进行一场终极较量，从而决定将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人类的自由、安全与幸福，创建国际间的永久和平。
中俄"心照不宣"的松散同盟和以美欧、美日关系为基础的西方同盟所分别代表的两大阵营已然成型，围绕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地缘秩序主导权和基本政治制度、价值观的竞争正在展开，这是次冷战的主要表现，也是核心目标。就像当年中美都和苏联对立、从而谋求在战略上进行合作共同对抗后者一样，今天，中俄结成"心照不宣"的松散同盟的目的，就是与美国及其所领导的西方体系进行竞争和对抗，从而维护和实现自身安全与利益。这是中俄松散同盟的基本动力。毋宁说，中俄战略上走近并彼此倚靠，都源于其深切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于俄罗斯，是西方对其偏离民主主义、走向威权主义体制指责、鼓励颜色革命，并在地缘上压制俄罗斯;于中国，则是西方对其坚守共产主义不满、鼓励其内部生变和颜色革命，并在地缘秩序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领土主权争议中约束和规范其行为。两者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都不舒畅，主张对其进行根本变革，以孚自身期望。中俄的这种同盟，在前者与美日在东海和南海的矛盾以及后者与美欧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缘博弈激化后，得到了明确和加强。
中俄同盟的主要内容是，在双方彼此看重的核心事务上，两国以互利和对等的方式在战略上相互予以支持;为了使对方增强与"西方"竞争并进而对抗的资本和实力，双方在政治、外交、防务、安全、军备、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与协作。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们都对建立将西方排除在外并有自身参与主导的多边国际组织具有浓厚兴趣，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及其开发银行、中国新近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中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它们对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原有的多边国际组织进行改革，保持相似的立场。总而言之，它们都强烈希望改造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强化角色，并在地缘秩序中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也希望本国内部所选择的道路不受外界干预。为此，它们与"西方"展开竞争，对抗色彩日益增强。这就是次冷战。
从国家安全、军事战略转型到竞争和冲突常态化，次冷战已成为国际关系现实，对抗、战争与和平的纠葛与转换，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深深困扰相关国家及其人民。次冷战的双方国家彼此都将对方视为自身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的执政党担忧西方图谋颠覆其政权，危害其政治安全，因此在新的国家安全学说中将政治安全作为根本，对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对中国的遏制意图十分警惕;俄罗斯重新将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视为拱卫自身战略安全的地缘屏障，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制造事端，除了将有关地区直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外，还对周边有关国家形成震慑效应，这也是因为其将美国及北约视为自身的最现实威胁。同样地，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和威权主义体制下的俄罗斯的崛起以及其扩张自身国际影响力，重构国际和地缘秩序的努力，也引起了西方特别是和这两个国家直接相邻的东亚部分国家和欧洲的疑虑。它们彼此猜忌，相互竞争、遏制，并整兵经武，修订军事战略，为可能的战争未雨绸缪。
中国制订了新的军事战略，将近海防御战略升级为近海防御和远海护卫相结合。美国在7月初发表了新版《国家军事战略》，突出强调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家行为体"对地区安全甚至其本土安全的威胁，指出中国在亚太制造了紧张局势，并将强化全球联盟伙伴网络作为其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将"全球经济体系的安全""盟友的安全、信心和可靠性"以及"维护并扩展普世价值观"列入其国家安全利益。为了因应全球权力的转移，确保实现奥巴马所称的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一百年的目标，美国启动了军力大转移的计划，到2020年将其全球军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到亚太。在新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指导下，美国和日本密切协作，修订了《美日安全防卫指南》，进一步强化了美日安保同盟。与此相配合，日本国内也极力推动国会通过安保相关法案，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活动权限和范围，预应同中国可能的军事冲突。美国和盟国或者准盟国一起在东海、南海、印度洋等区域进行频密的军事演习，其主要矛头所向即是中国。
次冷战双方主要国家行为体从各个方面展开了竞争，并在一些领域产生冲突与对抗。为打破国际体系由西方主导的局面，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多个多边金融机构，并推动扩大和加强中国参与主导下的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的职能，增强其对国际事务的调节作用。中国还积极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扩展自身的政治、外交、经济以及潜在的军事影响力，旨在打破西方对现存国际体系垄断性的领导格局，扩大自身话语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
美日对中国的这些所作所为采取了排斥性对策，拒不加入其中，并在亚太另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同样也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还在亚太构筑以其为核心的安全联盟和伙伴体系，事实上对中国形成了包围和遏制态势。依托强大后盾，美国的亚太盟友和伙伴与中国进行了日益公开化和冲突化的地缘竞争和领土主权声索。日本是亚太与中国争锋最积极的国家，它配合美国对华形成遏制圈，并与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强烈声索主权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联动，共同对抗中国。
中国也不甘示弱，近年来加强了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声索和维权行动。围绕局部战争展开的军备扩张计划以及在南海填海造地建造军事设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日常海事和军事巡逻等一系列举措。这成为加剧地区紧张，导致美国公开宣示武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派出军机到中国填海造岛区域抵近侦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日本、菲律宾、南海和美国，与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的对抗性色彩与日俱增，产生摩擦乃至冲突直至战争的风险也在增加。
3、次冷战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次冷战日渐成为双方的自觉目标，是一个不可逆的现实，而不是短暂现象或者权宜之计。因彼此在人类社会应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信奉何种价值观、塑造何种国际秩序等方面存在根本歧异，并在很长时间里无法取得一致，故相互对对方采取排斥性态度，通过竞争、对抗甚至更激烈的方式，谋求自身的相对优势和主导权，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直到从根本上改变对方，或至少不被对方改变，成为次冷战参与国的战略性选择。
无论是苏联解体后建立民主制度，随即在普京执政后走向威权主义的俄罗斯，还是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共产主义政治秩序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它们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显然都偏离了西方的希望，并渐行渐远，除非一方发生改变，否则这种根本歧异，将使次冷战不可逆转。普京治下的威权主义是与俄罗斯的历史荣耀紧密关联的，他从根本上认为只有实行威权主义，才能重振俄罗斯，恢复历史荣光。中国也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顶层设计，将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图和目标清晰化、明确化，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共产主义体制，坚持中共的绝对领导。这两个国家以及它们的传统伙伴们都无意改变自身，适应民主化浪潮，并将防止颜色革命作为战略性任务。同时，西方始终都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主化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将维护并扩展普世价值观当作国家安全利益。新世纪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就是其战略的后果之一。东西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和对立不可调和，双方在次冷战中寻求安全感，维系和扩大自身利益，成为次冷战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基于实力、责任、抱负、时机变化以及自身的安全诉求，中俄所欲构建的国际新秩序与美国当前主导的国际秩序根本不同，并对后者构成挑战，美国和西方拒不放弃国际事务领导权与中俄倡导世界多极化，并极力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形成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这就使得建立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包容性的全球和地区经济与安全机制，以至于创建基辛格所谓的"太平洋共同体"(和中国提倡的命运共同体异曲同工)的不切实际。这也是次冷战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俄都有深厚的历史情结和大国抱负，而且都担负着维系其国内政权稳定的"责任"，随着实力渐长，它们必然寻求民族复兴。中俄认为，随着新兴大国崛起，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无力继续维系单一霸权，国际秩序必须反映这一现实，建立它们充分参与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在这一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它们开始另起炉灶，试图在美国领导的现存体系之外建立新的国际体系。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宣称，国际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订，美国的领导地位要"再保持一百年"。中俄的宏图大志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国际领导权的坚持，显然背道而驰，因此次冷战在所难免。
中俄在崛起的过程中，其国家利益也在不断扩展，并延伸到海外，维持周边稳定与和平，确保海外战略通道安全，保护海外利益，成为其重要目标，这势必将改变地缘政治的既有秩序，两国周边地带的相关国家对大国扩张的恐惧心理以及现实中维持国家利益和领土主权利益的需要，都使地缘冲突的危险增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和地缘利益之争和俄罗斯与北约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卫星国的地缘斗争，在可预见的时期里都是不可改变的。这也是决定次冷战不可逆转的重要因素之一。
尽管鉴于历史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战争及冷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对有关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破坏，以及现实关系中各国的相互依存性显著增强，当今世界的大国都在竭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防止重走历史老路，积极探索大国关系的新模式，但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根本分歧和矛盾在现有的国际机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大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处在热战、冷战与和平的边缘。这就是次冷战。
4、次冷战的两个战线
欧洲和亚太分别是次冷战的两个战线。欧洲战线的主要角色是北约和俄罗斯，亚太战线的主要角色是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联盟和中国，其中尤以日本最积极。虽然西方在普世价值上是一个整体，但在次冷战进行的过程中，分处欧洲和亚太区域的欧盟国家和日本等国，并不互相加入对方与俄罗斯或中国的竞争与对抗，而是分别依托于和美国的联盟，在各自区域里与俄罗斯或中国构成次冷战的对立双方。
这主要源于三个因素：第一是，西方并未建立囊括所有民主国家的统一联盟，在欧洲历史地形成了北约集团，它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而在亚太则以冷战时成立的美日安保同盟为核心，以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和伙伴体系为支撑，成为中国的对手。第二是，尽管扩展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的共同战略，但欧洲和亚太两大区域的西方同盟却拥有不同的利益，相对于地缘竞争，普世价值在全球的推广并非紧迫的任务，因此，在俄罗斯与欧洲的毗邻地带，北约和俄罗斯通过介入乌克兰危机进行对抗，而在东亚，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及美国围绕海上航行自由、领土主权争议等问题而演变的冲突，正在挑战区域和平与稳定。第三是，鉴于经济、能源、国际合作对国家关系的限制以及某些国家的特殊需要，欧洲和日本都将目标指向直接对自身安全和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本区域国家，前者的目标是俄罗斯，后者的目标是中国，避免两面对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它的视野遍及全球，欧洲和亚太都关乎其国家利益，因此同时参与到欧洲和亚太的次冷战中。另一方面，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也都不愿意扩大敌对阵营，特别是前者利用自身的经济增长引擎地位和庞大的市场，对欧洲实施"连横"战术，分化西方联盟，打破大西洋两岸铁板一块的格局，从而避免了两面"作战"。
三、次冷战的走向
次冷战以北约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冲突升级及安倍晋三在美国发表历史性演说和美日安保同盟强化、日本强行通过安保相关法案为主要标志。两大事件发生的2014至2015年度是次冷战的起始时间。冷战长达44年。但次冷战很可能不会像冷战那么持久。有两个方面因素对次冷战持续的时间以及结局产生关键影响。
第一是，次冷战的双方对抗的性质和程度，跟冷战相比有很大差距、不同于西方牢固的民主体制，东方联盟成员的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相对脆弱。冷战是由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全面对抗和冲突，而次冷战双方国家的政权性质的对立没有那么严重。次冷战的先决条件是，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实行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但俄罗斯的威权主义政权具有过渡性质，迟早会向民主主义转换。中国政治的大幅收缩，也只是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停歇。历史将会顺从其自然流向发展，中国终将迈向民主主义。
在俄罗斯，通过一场公平的选举，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威权主义体制问题，自由派上台将会重归民主主义。在中国要复杂些，共产主义体制的终结并非那么轻而易举，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不过，由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基础并不牢靠，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私有制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公民社会持续成长，同时，中国自由公民数量不断增长。改变只是时间问题。其中一种可能是，两国由于在次冷战中实力消耗太大，外部压力持续增强，触发其国内危机，导致革命性变化或者"苏东式"崩溃。
一旦失去这两个先决条件，两国迈入民主化轨道，并在地缘政治中奉行和平主义，次冷战将无持续的必要，也无持续的可能。
第二是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能维系多久的问题。无论是中俄哪一方，在很长时间里都不具备独立对抗西方同盟的实力，中俄战略关系的高度互利性限制了其发展潜能，在双方失去共同战略目标或者彼此利益产生重大冲突时，都会导致分裂，甚至走向敌对。
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经由选举机制，更换了其威权主义体制，重建民主，并融入西方，也将会瓦解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没有俄罗斯在欧洲牵制北约，和中国一起威慑超级大国，中国将独木难支，也会加快次冷战的结束。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决定次冷战走向的核心因素是，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能够坚持多久，以及对立阵营竞争所产生的消耗在何种程度上削弱各自国家的政权，进而促使其产生政权更迭。实力的比拼和政权的稳定性是对次冷战具有关键影响的要素。
四、中美关系的前景
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是，中国认识到，无论是从领土、人口、经济规模、军事力量以及悠久的文明史和强盛国家的历史记忆，还是从国家抱负、责任以及环境的改变来看，中国都是当今世界唯一具备挑战美国能力的准超级大国。它再也不像在改革开放的大多数时候那样，把美国当作学习和发展的榜样，引进其技术、资金、管理理论和市场经济经验，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走向也表现出深深的失望。两国利益趋同的领域和可能性的扩大跟不上分歧和对抗性因素的扩大，自觉不自觉中陷入了次冷战。
美国先是愚蠢地丧失了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机遇，继而又笨拙地应对中国在脱离原有的国际体系、重建新的国际体系努力的过程中进退失据。在中国国力大增的情况下，美国原本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实力提升后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事务表决权问题，在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发挥中国的作用，并促使中国继续融入世界主流体系。在被拒绝提高国际待遇后，中国转而利用充沛的外汇储备和上升的外交影响力，建立自己主导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并强化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组织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机制，大张旗鼓地宣扬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命运共同体构想，倡导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对抗美国梦、民主价值体系和民主价值观同盟，和美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计划受到欢迎，而美国长远战略、明智举措的匮乏和非专业应对方式，也毕现无遗，从而促使中美关系跨越了临界点，走向次冷战。对此，美国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导致中美关系变迁的核心因素还是中美在社会制度、价值观以及对国际秩序构想的根本歧异。中国"摸着石头"发展了很多年，但从来都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美国的民主攻势和国际上声势浩大的颜色革命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触动来得大，它们唤醒了沉睡的中共，使其意识到维系自身执政的优先重要性，而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和"亚洲再平衡"进一步强化了其恐惧。在强烈的不安感和壮大的实力促动下，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醒目的变化。韬光养晦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禁区，中国雄心勃勃地进行"顶层设计"，重新定位国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对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学说和军事战略进行调整，构建外交、安全和军事战略体系，使其更符合自身外部需要和富有进攻性的策略。基于此，中国国家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战略意图逐步明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核心价值观和共产党的领导三位一体的共产主义体制，以中国梦为引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通过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重组国际组织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建立强大的、具有广泛国际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共新的顶层思维下，具备了确定的意涵：物丰民阜、德被天下、万国来朝。中国既要坚持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又要实现国家富强，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概言之，中国要复兴到历史上的极盛时期，重现"天朝上国"的光景。这就将动摇目前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并挑战民主价值同盟。这是次冷战的核心驱动力。
和俄罗斯"心照不宣"的结盟，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外交基石。在中俄战略协作的情况下，中国在次冷战中拥有自己的优势。中俄作为国家实体，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位居全球前列，两者形成合力，足以制衡西方。尽管西方整体实力和价值观更为强大，但中俄在某些领域具有分非对称优势，可以突破西方防线或者造成致命打击。比如中国仍上升的经济，中俄的核威慑能力，以及在区域防御性作战中的特殊优势等。
但与此相比，西方的优势，或者说中国的劣势，更为明显。它们是，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仍在发展而不是衰落，虽然在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实力相对下降，但在中长期时间里，西方制度和体制将继续发展;西方拥有牢固的联盟，而中俄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以及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利益追求，因此其同盟关系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正如它们不敢公开声称彼此结盟所显示的那样;对于中国来说，它无法如同西方或俄罗斯那样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鲜有周边国家愿意听从中国号令，相反它们忌惮中国看上去野心勃勃的国际目标;无论是俄罗斯的单一经济结构和威权主义体制，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和混合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将面临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这是和西方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不能相提并论的。
国与国关系不光是取决于实力，也是受责任、抱负等因素综合影响的。在强大的内驱力作用下，中国好似坐上了一头狂奔的野马，除非更换强有力的驭手，否则不可能中途停歇下来。蓝普顿说的一句话具有实质意义，他说，(中美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就像37年前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那样确定了种种不确定和危险，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那样，突破当前困境的根本还是依靠远见、勇气和领导力。舍此，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突破中美次冷战的格局。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面对其必然导致的结果。
美国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简介
该所由美国卡特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学共同发起，在2014年中美建交35周年之际成立于西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美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及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和博弈;宗旨是通过研究中美在区域和全球事务内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怎样化解转型与脆弱的国家的内部冲突和如何协调对这些国家的各种援助促进两国增加互信，为维护和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蓝普顿简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海曼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亚洲基金会主席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是美国首席"知华派"学者。
附蓝普顿在2015年5月6日美国卡特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在亚特兰大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所作的主旨演讲链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4808
—— 共识网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8/blog-post_370.html
丁咚：成为敌手——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完成历史性转换的？
就在中美第四次副部长级贸易谈判结束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召集了一场对中国堪称"灾难性"的讨论会，旨在研究如何对付中国。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国会刚刚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及其实施。
在这场几乎囊括了政府和国会重要经济官员或议员的圆桌讨论会上，川普说，这项法案在国会研议多年，终于通过，并包括在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目的是保护美国免于受到有害的外国投资的侵略。
新法案提供新的授权，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拥有更大权限，处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增强保护尖端美国科技以及攸关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的能力。
更引人注目的是，参加会议的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资深官员与国会议员，都明确将法案针对的目标指向中国。美国政府匿名资深官员称法案的第一目标"当然是"中国。这位官员还指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是美国政府和国会通力合作推出的一份跨党派法案。
参议员汤姆•卡顿则称，"国会现在正视中国是我们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我们立法正视这些威胁，并阻止中国购买我们所需的最关键技术，以巩固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角色。"
与此不无相关的另一个事态是，在此次会议稍早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弗兰西斯•柯林斯发表了《关于保护美国生物医学研究诚信的声明》，声称将与联邦其他机构合作，严格审查接受NIH资助的项目接受其他资助、对知识产权成果进行转移以及同行评议的评议员的信息保密情况，降低知识产权安全的风险，并探索更多的措施以保护同行评议的诚信。
他在8月23日出席参议院任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KELVIN Droegemeier的听证会后对记者说，他已经给大约10000个NIH资助的机构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受到外国的影响，鼓励他们就知识产权和外国干预的威胁向当地FBI报告。
和柯林斯一同参加参议院任命听证会的候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KELVIN Droegemeier在作出证词时说，"来自中国的国际竞争，对美国的科学与技术构成了威胁。"
从中可以看出，柯林斯的声明是基于和Droegemeier观点相同的立场发出的，也即作为美国政府所属机构，NIH将与包括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FBI合作，对来自中国的可能"威胁"进行审查。
鉴于此，对华政策的质变，已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尤其是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以来，美国朝野、政府和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和总统派罕见形成广泛共识、达成高度一致、形成共同意见的政策领域。
从美国政府各层级官员围绕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发表演讲或者采取行动，到美国更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乃至于对台战略，制订新的国防授权法案；从白宫发起贸易威胁以规范贸易规则、平衡美中贸易，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到制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并就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知识产权受到外国威胁发出警告，针对中国，美国的政策正在进行历史性、战略性的调整。
然而，这样一个变化并非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曲折的过程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就在4年前，柯林斯在中国演讲时仍然认为"科学不分国界，知识属于全人类"。
2014年，恰恰是中美关系实质性转向的关键年份。
当我在三年多前警告中美"次冷战"（参看《次冷战和中美关系的未来》）或将不可避免时，很多人不以为意。
当我半年多前警告新型冷战或将不可逆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参看《特朗普"印太"战略开启对华新型冷战》）正在成型时，一些人不以为然。
当我在过去数月反复警告贸易对抗将导致悲剧性结果，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损害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用一些朋友的话说，苦口婆心规劝（参看本公号系列尚存的文章）时，没有人当一回事。
现在：
贸易对抗对中国股市、汇市和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造成严重冲击，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底部尚未见分晓，大批企业将被迫关闭，普通民众的生存和生活将面临困难，媒体声称的"苦日子"正在到来。
美国联合地区盟友和更广泛的伙伴体系，全力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向制度化迈进。
中美新型冷战（次冷战）的大幕已然全面拉开。两国在经贸、军事、安全、科技、文化和价值观等领域的全面竞争，正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从去年底到今年八月，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制订了三份纲领性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从今年四月开始，中美贸易对抗进入实战阶段，白宫先后提出了500亿美元（340亿+160亿）、2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加征关税计划，并已将第一批500亿美元付诸实施，而另外两项计划成为高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同时，如同前文所言，美国正对中国关闭高科技甚至生物医药技术的大门，美国的合规审查官罗斯科•霍华德（Roscoe C.Howard，Jr. ）也即将走马上任，进驻中兴公司，他获得"前所未有的获知权限"，负责协调、审查以及评估中兴及其子公司和分公司的生意运作是否符合美国出口控制法，并将所获情况向美国商务部报告。其地位和角色堪比晚清的税务官赫德，让人产生历史的穿越感。
当中国调整政治指针向美国所希望的相反方向逆转的时候，当中国自觉得强起来了而将触角伸向广阔的海洋和四大洲的边缘地带、舒展外交抱负的时候，当中国与俄罗斯战略走近、并令美国人感到疏远的时候，当中国在周边海域填海造岛、部署军事资产的时候，一句话，当厉害了我的国的意识膨胀起来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已初步完成了从战略犹疑向政策调整的质变。
中国亟需依靠科学技术的升级，完成从经济的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完成从后工业社会向智能型社会的现代化转换，完成从一个后发国家向一个发达国家转型，而美国在此关键时刻全面关闭对中国的大门，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面对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抉择时刻，也许，再也不能闭目塞听、"闭门造车"，真正到了广开言路、辨清方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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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几乎囊括了政府和国会重要经济官员或议员的圆桌讨论会上，川普说，这项法案在国会研议多年，终于通过，并包括在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目的是保护美国免于受到有害的外国投资的侵略。
新法案提供新的授权，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拥有更大权限，处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增强保护尖端美国科技以及攸关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的能力。
更引人注目的是，参加会议的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资深官员与国会议员，都明确将法案针对的目标指向中国。美国政府匿名资深官员称法案的第一目标"当然是"中国。这位官员还指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是美国政府和国会通力合作推出的一份跨党派法案。
参议员汤姆•卡顿则称，"国会现在正视中国是我们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我们立法正视这些威胁，并阻止中国购买我们所需的最关键技术，以巩固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角色。"
与此不无相关的另一个事态是，在此次会议稍早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弗兰西斯•柯林斯发表了《关于保护美国生物医学研究诚信的声明》，声称将与联邦其他机构合作，严格审查接受NIH资助的项目接受其他资助、对知识产权成果进行转移以及同行评议的评议员的信息保密情况，降低知识产权安全的风险，并探索更多的措施以保护同行评议的诚信。
他在8月23日出席参议院任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KELVIN Droegemeier的听证会后对记者说，他已经给大约10000个NIH资助的机构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受到外国的影响，鼓励他们就知识产权和外国干预的威胁向当地FBI报告。
和柯林斯一同参加参议院任命听证会的候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KELVIN Droegemeier在作出证词时说，"来自中国的国际竞争，对美国的科学与技术构成了威胁。"
从中可以看出，柯林斯的声明是基于和Droegemeier观点相同的立场发出的，也即作为美国政府所属机构，NIH将与包括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FBI合作，对来自中国的可能"威胁"进行审查。
鉴于此，对华政策的质变，已成为中美关系解冻、尤其是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以来，美国朝野、政府和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和总统派罕见形成广泛共识、达成高度一致、形成共同意见的政策领域。
从美国政府各层级官员围绕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发表演讲或者采取行动，到美国更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乃至于对台战略，制订新的国防授权法案；从白宫发起贸易威胁以规范贸易规则、平衡美中贸易，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到制订《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并就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知识产权受到外国威胁发出警告，针对中国，美国的政策正在进行历史性、战略性的调整。
然而，这样一个变化并非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曲折的过程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就在4年前，柯林斯在中国演讲时仍然认为"科学不分国界，知识属于全人类"。
2014年，恰恰是中美关系实质性转向的关键年份。
当我在三年多前警告中美"次冷战"（参看《次冷战和中美关系的未来》）或将不可避免时，很多人不以为意。
当我半年多前警告新型冷战或将不可逆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参看《特朗普"印太"战略开启对华新型冷战》）正在成型时，一些人不以为然。
当我在过去数月反复警告贸易对抗将导致悲剧性结果，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损害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用一些朋友的话说，苦口婆心规劝（参看本公号系列尚存的文章）时，没有人当一回事。
现在：
贸易对抗对中国股市、汇市和市场已经并将继续造成严重冲击，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底部尚未见分晓，大批企业将被迫关闭，普通民众的生存和生活将面临困难，媒体声称的"苦日子"正在到来。
美国联合地区盟友和更广泛的伙伴体系，全力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向制度化迈进。
中美新型冷战（次冷战）的大幕已然全面拉开。两国在经贸、军事、安全、科技、文化和价值观等领域的全面竞争，正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从去年底到今年八月，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制订了三份纲领性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从今年四月开始，中美贸易对抗进入实战阶段，白宫先后提出了500亿美元（340亿+160亿）、2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加征关税计划，并已将第一批500亿美元付诸实施，而另外两项计划成为高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同时，如同前文所言，美国正对中国关闭高科技甚至生物医药技术的大门，美国的合规审查官罗斯科•霍华德（Roscoe C.Howard，Jr. ）也即将走马上任，进驻中兴公司，他获得"前所未有的获知权限"，负责协调、审查以及评估中兴及其子公司和分公司的生意运作是否符合美国出口控制法，并将所获情况向美国商务部报告。其地位和角色堪比晚清的税务官赫德，让人产生历史的穿越感。
当中国调整政治指针向美国所希望的相反方向逆转的时候，当中国自觉得强起来了而将触角伸向广阔的海洋和四大洲的边缘地带、舒展外交抱负的时候，当中国与俄罗斯战略走近、并令美国人感到疏远的时候，当中国在周边海域填海造岛、部署军事资产的时候，一句话，当厉害了我的国的意识膨胀起来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已初步完成了从战略犹疑向政策调整的质变。
中国亟需依靠科学技术的升级，完成从经济的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完成从后工业社会向智能型社会的现代化转换，完成从一个后发国家向一个发达国家转型，而美国在此关键时刻全面关闭对中国的大门，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面对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抉择时刻，也许，再也不能闭目塞听、"闭门造车"，真正到了广开言路、辨清方向的时候了。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8/blog-post_370.html
熊培云：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当历史翻过封闭_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饰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考的艺术。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01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不如其原义“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
片中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为卫斯乐对作家家庭生活所实施的24小时监控。在这样一个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时代，民众的居所不过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它们随时会因为这种闯入而被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闯入略有不同。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卫斯乐则更像是出于“公心”。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卫斯乐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确切说，是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则是一片空白。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像卫斯乐这样的人甘于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风光无限。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影片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60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和卫斯乐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1980年代的东德更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把东德人看成世界上最糟糕的国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公敌”。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理应受到国家的监控。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今天，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02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莱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莱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对窃听设备的摧枯拉朽更像是为死去的极权统治料理后事。
德莱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伸进居民卧室的权力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外形丑陋的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甚至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
显然，这个“海里吸血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的身体四通八达，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从脑袋上直接长出8条腕足，章鱼的形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跑到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碎了脑袋。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西兰德的死归咎于一次普通的车祸。西兰德内心的纠结无疑在告诉观众，她真实的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西兰德的死，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西兰德曾经说：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却是向下流的。卫斯乐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这一刻，相信所有人都像卫斯乐一样，在西兰德孱弱的命运中看到自己过去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03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然而，极权体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都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卫斯乐的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体制不是真实与持久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卫斯乐的“光荣背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性是重要的。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对于卫斯乐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莱曼夫妇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乐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卫斯乐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为了保护德莱曼，卫斯乐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莱曼的相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乐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里，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卫斯乐则是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卫斯乐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04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个年轻的编剧兼导演。早在9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多纳斯马克在《窃听风暴》里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与审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解冻之时，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所以，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显然，《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编辑：河上花
——杏花岛主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8/blog-post_871.html
永远不要低估底层的危机
作者: 蒋弄臣
无论是这次的乐清顺风车案，还是更早的郑州空姐案，都不能看作是孤立的反社会事件。
大象公会的黄章晋在统计了2004年到2016年之间针对学生的反社会案件之后，发现自从2004年河北辛集的幼儿园屠童案以来，类似手法的案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密集出现。
换言之，犯罪行为具有启发性和传染性。
据顺风车案凶手的女友回忆，案发前几天还曾看到男友搜索强奸杀人。考虑到他滴滴司机的身份，三个月前轰动社会的郑州空姐案极有可能成为他潜在的模仿对象。
兽楼处的文章中指出，空姐李明珠遇害后的半个月里，全国各地至少曝光了5起滴滴司机性骚扰事件。
北京海淀法院所说的那句“最近几年滴滴平台所衍生的刑事案件数量，远高于公众所知悉的程度”，绝非危言耸听。
顺风车案凶手的“留守儿童”身份同样值得关注。
黄章晋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一文里引用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2008年的调查数据，陕西农村学校的小学生里10%的孩子存在心理问题。
家长缺位对儿童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大。
果壳网的Ent_evo讲过一个故事，九十年代，人们将10头孤儿年轻公象转移到了南非匹林斯堡公园。结果，这些无人管教的孩子行为完全失控，杀死了超过100只白犀牛和5只黑犀牛。后来人们不得不引入了6头成年象，在成年象的管教下，年轻公象的行为和发情期很快回归了正常，才控制住了形势。
原有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一旦被破坏，农村就会变成滋生暴力的土壤。
华科的贺雪峰教授发现，刁民群体正在变得主流，正在替代农民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定者。村支书被堵在家里痛打一顿也只能息事宁人，毕竟谁也不愿去惹这样的“狠人”。
用地方政府的话来说，这些人的行为“杀又不够杀，判又不够判”，无法应对就只能迁就。华科的夏柱智更是直接把这种趋势称为“混混治村”。
家长缺位，暴力横行。留守儿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难怪黄章晋将留守儿童现象比作美国大城市的黑人社区。
中国的底层正在迅速丛林化。
无论是滴滴司机的恶性事件，还是前不久大规模爆出的支教性侵事件，或者更久远的辱母案里的暴力团伙，都是底层丛林化的种种恶果。
据2013年妇联的统计，中国有六千万留守儿童，接近英国的全国人口。他们有些已经长大，有些正在长大。
这不仅仅是快递、外卖、网约车等等互联网巨头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南非的10头大象可以关在动物园的高墙里，6000万的基层人口问题又靠什么解决？
靠一道栅栏吗？
参考文献：
黄章晋，《它是孤立个案，但也可能是系列案的开头》
黄章晋，《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
兽楼处，《我们都成了产品经理》
Ent_evo，《大象是世界的支柱，但支柱正在崩毁》
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
夏柱智，《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滴滴出行车主犯罪情况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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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3788
无论是这次的乐清顺风车案，还是更早的郑州空姐案，都不能看作是孤立的反社会事件。
大象公会的黄章晋在统计了2004年到2016年之间针对学生的反社会案件之后，发现自从2004年河北辛集的幼儿园屠童案以来，类似手法的案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密集出现。
换言之，犯罪行为具有启发性和传染性。
据顺风车案凶手的女友回忆，案发前几天还曾看到男友搜索强奸杀人。考虑到他滴滴司机的身份，三个月前轰动社会的郑州空姐案极有可能成为他潜在的模仿对象。
兽楼处的文章中指出，空姐李明珠遇害后的半个月里，全国各地至少曝光了5起滴滴司机性骚扰事件。
北京海淀法院所说的那句“最近几年滴滴平台所衍生的刑事案件数量，远高于公众所知悉的程度”，绝非危言耸听。
顺风车案凶手的“留守儿童”身份同样值得关注。
黄章晋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一文里引用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2008年的调查数据，陕西农村学校的小学生里10%的孩子存在心理问题。
家长缺位对儿童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大。
果壳网的Ent_evo讲过一个故事，九十年代，人们将10头孤儿年轻公象转移到了南非匹林斯堡公园。结果，这些无人管教的孩子行为完全失控，杀死了超过100只白犀牛和5只黑犀牛。后来人们不得不引入了6头成年象，在成年象的管教下，年轻公象的行为和发情期很快回归了正常，才控制住了形势。
原有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一旦被破坏，农村就会变成滋生暴力的土壤。
华科的贺雪峰教授发现，刁民群体正在变得主流，正在替代农民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定者。村支书被堵在家里痛打一顿也只能息事宁人，毕竟谁也不愿去惹这样的“狠人”。
用地方政府的话来说，这些人的行为“杀又不够杀，判又不够判”，无法应对就只能迁就。华科的夏柱智更是直接把这种趋势称为“混混治村”。
家长缺位，暴力横行。留守儿童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难怪黄章晋将留守儿童现象比作美国大城市的黑人社区。
中国的底层正在迅速丛林化。
无论是滴滴司机的恶性事件，还是前不久大规模爆出的支教性侵事件，或者更久远的辱母案里的暴力团伙，都是底层丛林化的种种恶果。
据2013年妇联的统计，中国有六千万留守儿童，接近英国的全国人口。他们有些已经长大，有些正在长大。
这不仅仅是快递、外卖、网约车等等互联网巨头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南非的10头大象可以关在动物园的高墙里，6000万的基层人口问题又靠什么解决？
靠一道栅栏吗？
参考文献：
黄章晋，《它是孤立个案，但也可能是系列案的开头》
黄章晋，《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
兽楼处，《我们都成了产品经理》
Ent_evo，《大象是世界的支柱，但支柱正在崩毁》
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
夏柱智，《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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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峰：为何中国资金越来越不受欢迎
六十年代中国一穷二白，又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围堵，陷于孤立的中国政府为了稳住人心不惜自欺欺人，喊出什么“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之类的口号。实情民众都知道那时中国的朋友只有阿尔巴尼亚等几个无关痛痒的小国。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富起来了，跟她有邦交的国家多不胜数；然而，富起来的中国邦交国虽多，真正的朋友伙伴却不多，倒是提防、防范甚至视她为威胁的国家越来越多。六十年代中国的朋友没有遍天下，今天也好不了多少。
拒做附庸 大马叫停中资基建
看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重新执政后的言行就知道邻国如何看待富起来的中国。他上任后很快就拍板决定停建中方大力投资、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几个重大基建项目。马哈蒂尔表面的理由是项目超出大马国力，令国家负债太沉重；实情是他不想在基建及财政上倚赖中国，受她的影响甚至摆布。
访问中国回来后马哈蒂尔再连番向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发炮，指摘中国企业投资的工业园建造“万里长城”般的围墙是在制造国中之国，想把工业园变成由中国企业及保安管理的地方，大马执法人员则无权置喙。马哈蒂尔明言工业园要拆走围墙，强调园区仍有大马警方执法。
马哈蒂尔另一记重炮则针对一个由中国房地产企业牵头的1,000亿美元豪宅项目，批评计划只是为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打造，马来西亚人买不起，他威胁说不会让物业买家取得马来西亚居留权及国籍。马哈蒂尔连番对中国在大马的投资出招及出言狠批，反映的正是对中国的不信任及提防，担心本国会沦为中国政府及企业的附庸。
马来西亚对中国投资的抵制、反弹不是孤立的，其他不同国家也纷纷采取措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以至国家安全。澳洲政府早前就表明禁止中国的互联网基建巨企包括中兴及华为参与竞投澳洲的5G网络发展，以免影响国家安全。前几天有消息指日本政府会采取类似做法，在打造5G网络时把中国的科技巨企排拒在外。其他如欧盟、美国也纷纷对中国企业收购当地大企业或参与高科技开发设限，甚至明令禁止。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接连出招限制、提防中国企业当然涉及地缘政治利益，经济争雄，但更关键还在于中国的集权体制，在于中国政府对中资企业（包括国营及民营）的强大控制力。在其他国家眼中，大部份中资企业根本不是有独立行事及决策的商业实体，根本不是在商言商的公司，而是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工具，或至少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成为政府的工具。例如中国旅行社、旅游网年前因萨德系统问题响应政府杯葛到南韩旅游，令南韩旅游业界吃尽苦头。
贪腐文化盛行 各国怕受感染
类似做法极可能在其他服务重演。以5G电讯网络为例，一旦由中国巨企取得建造合约，这个重要基建便可能间接受中国政府控制，谁也不知道一旦两国交恶或起冲突时中国政府会否借这家中资企业之手控制、拖慢甚至瘫痪网络运作，其他国家自然不放心。
而且，北京当权者的控制欲、权力欲是无止境的，他们会肆无忌惮使用手上的权力控制外派、在外地的中国人。留学生、学者要管，大企业的老板及高层行政人员要管，银行高层要管，游客也要管。总之，任何在外地的中国人都摆脱不了北京的控制，或多或少要听北京政府指示。在其他国家眼中，这些企业家、学者、专家随时都会成为中国政府的棋子，为中国的政治利益服务，甚至从各个层面影响别国内政。澳洲政府及传媒不是已揭发有中国资金、资源在影响当地政治人物、影响国会议员及国会选举吗？
何况，中资企业长期在不懂市场规范、普世价值的环境下运作，只想用内地拉关系走后门的一套办事，不懂尊重当地法律、规范与传统，很容易把中国的贪腐文化传染到别国，造成长远祸害，人家自然有戒心。
八十年代日本企业大举进军海外市场也一度引发美国传媒反弹，担心日本买起美国。但由于日本企业基本上在商言商，没有肩负日本政府的政治任务，这些忧虑没有发酵。中国却不同，她的企业、资金、投资项目都大有可能是中国政府加强影响及控制外国的“木马”，她的外派高层人员都可能是政府的棋子。其他国家对此怎会不加强提防，甚至把她们拒诸门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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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做附庸 大马叫停中资基建
看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重新执政后的言行就知道邻国如何看待富起来的中国。他上任后很快就拍板决定停建中方大力投资、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几个重大基建项目。马哈蒂尔表面的理由是项目超出大马国力，令国家负债太沉重；实情是他不想在基建及财政上倚赖中国，受她的影响甚至摆布。
访问中国回来后马哈蒂尔再连番向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发炮，指摘中国企业投资的工业园建造“万里长城”般的围墙是在制造国中之国，想把工业园变成由中国企业及保安管理的地方，大马执法人员则无权置喙。马哈蒂尔明言工业园要拆走围墙，强调园区仍有大马警方执法。
马哈蒂尔另一记重炮则针对一个由中国房地产企业牵头的1,000亿美元豪宅项目，批评计划只是为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打造，马来西亚人买不起，他威胁说不会让物业买家取得马来西亚居留权及国籍。马哈蒂尔连番对中国在大马的投资出招及出言狠批，反映的正是对中国的不信任及提防，担心本国会沦为中国政府及企业的附庸。
马来西亚对中国投资的抵制、反弹不是孤立的，其他不同国家也纷纷采取措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以至国家安全。澳洲政府早前就表明禁止中国的互联网基建巨企包括中兴及华为参与竞投澳洲的5G网络发展，以免影响国家安全。前几天有消息指日本政府会采取类似做法，在打造5G网络时把中国的科技巨企排拒在外。其他如欧盟、美国也纷纷对中国企业收购当地大企业或参与高科技开发设限，甚至明令禁止。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接连出招限制、提防中国企业当然涉及地缘政治利益，经济争雄，但更关键还在于中国的集权体制，在于中国政府对中资企业（包括国营及民营）的强大控制力。在其他国家眼中，大部份中资企业根本不是有独立行事及决策的商业实体，根本不是在商言商的公司，而是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工具，或至少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成为政府的工具。例如中国旅行社、旅游网年前因萨德系统问题响应政府杯葛到南韩旅游，令南韩旅游业界吃尽苦头。
贪腐文化盛行 各国怕受感染
类似做法极可能在其他服务重演。以5G电讯网络为例，一旦由中国巨企取得建造合约，这个重要基建便可能间接受中国政府控制，谁也不知道一旦两国交恶或起冲突时中国政府会否借这家中资企业之手控制、拖慢甚至瘫痪网络运作，其他国家自然不放心。
而且，北京当权者的控制欲、权力欲是无止境的，他们会肆无忌惮使用手上的权力控制外派、在外地的中国人。留学生、学者要管，大企业的老板及高层行政人员要管，银行高层要管，游客也要管。总之，任何在外地的中国人都摆脱不了北京的控制，或多或少要听北京政府指示。在其他国家眼中，这些企业家、学者、专家随时都会成为中国政府的棋子，为中国的政治利益服务，甚至从各个层面影响别国内政。澳洲政府及传媒不是已揭发有中国资金、资源在影响当地政治人物、影响国会议员及国会选举吗？
何况，中资企业长期在不懂市场规范、普世价值的环境下运作，只想用内地拉关系走后门的一套办事，不懂尊重当地法律、规范与传统，很容易把中国的贪腐文化传染到别国，造成长远祸害，人家自然有戒心。
八十年代日本企业大举进军海外市场也一度引发美国传媒反弹，担心日本买起美国。但由于日本企业基本上在商言商，没有肩负日本政府的政治任务，这些忧虑没有发酵。中国却不同，她的企业、资金、投资项目都大有可能是中国政府加强影响及控制外国的“木马”，她的外派高层人员都可能是政府的棋子。其他国家对此怎会不加强提防，甚至把她们拒诸门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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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勇士：人心之战 —— 2018上半年宏观经济综述
有一句话我经常说，现在我也不妨再说一次：经济的本质，就是人心。人心所向，浩浩荡荡。违背人心，就是逆天行事，就是违背经济规律，最终也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题记
序章——薅不着的羊毛
2018年已经过半。这半年来，中国，以及全球发生无数大事，每一刻都堪称在见证历史。其实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爆发了全方位的外贸冲突，双方互加关税，斗得不可开交。而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和日本却开始商讨双方之间零关税零壁垒的贸易新模式，似乎中国一下子就被发达国家给孤立了。这种局面真是前所未见。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说法，这意味着美国要薅中国的羊毛了。关于美国这个薅羊毛的事，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看明白：美国所谓的薅羊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完全独立状态的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利益和资产价值，是美国想拿就能拿走的吗？难道玉石俱焚都做不到吗？美国的具体操作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唯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给这场贸易之战，定下应对的基调。
一直到二战结束，人类世界没有所谓薅羊毛的说法。一个国家要从另一个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只有两种做法：殖民掠夺或者更加赤裸裸的战争掠夺。这两种掠夺方式，都需要直接占有它国的自然资源，压低其资源价格，以便胜利者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丰富的资源。同时，胜利者会将自己的商品在被占领国高价倾销，再一次掠夺被占领国的财富。
二战之后全球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民族意识觉醒，想要再廉价获得它们的资源，首先就要面对这些国家刚刚觉醒的老百姓的冲天怒火；至于高价倾销商品，更是不用指望。既然已经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各自都有货币的发行权，那么相对美国之间，总归有一个汇率存在。二战刚结束时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币值相对恒定。而各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也是相对恒定的，这种汇率的形成有很多机制，有些是小国政府自行规定的，有些是在市场交换过程自由形成的，强势的美国大概总是会尝试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汇率。但是要说全球各刚刚赢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统统都被美国用飞机军舰逼着制定了一个不合理的汇率，让美国占了大便宜，这就是扯淡了。
这是因为汇率是一把双刃剑，一进和一出，都有个兑换过程。各国本币相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美国可以在进口资源上占便宜，但是在出口商品时就要吃亏。但凡有汇率这个因素存在，美国就不可能同时在进口和出口这两方面同时占便宜。考虑到二战后全球市场逐渐形成，美国干预某一国的汇率更加没有必要。比如美国强行逼着阿根廷比索贬值，有意义吗？这种风骚的操作之后，美国从阿根廷进口木材可能确实划算了，但是美国产的高端电脑，阿根廷人也买不起了，他们会转身来买中国产的便宜电脑。这么一来二去，整盘贸易帐说不定还是亏的，甚至可能亏得很惨。所以二战之后反殖民运动一兴起，直接掠夺模式就不存在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第一强国，想要挣钱，也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汇率强制手段实现，也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发展工商业，提升商品的竞争力。
历史继续往下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币值开始进入浮动时代，不再具有一个相对恒定的币值。各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因此同样进入浮动时代，时不时就大涨大跌一把。当然了，由于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比美国强，因此也没有美元更好的世界货币。所以美元即便不再挂钩黄金，也不再保持相对恒定的币值，但是依然是最强的世界货币，具有最强的货币信用，也是各国作为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
币值浮动时代，声称美国政府能通过控制相对之间的汇率涨跌获益，那更加不靠谱。没有任何一种数学模型能够计算出在各自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操作策略能够获利。有时候美元很强悍，相对于其它所有国家都升值，也就是美元指数持续提升，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在进口时占到便宜，但相对应的就是牺牲出口，各出口企业都要因此哭爹叫娘。如此利弊综合的结果非常复杂，一定不可能让美国人获得普遍性的获益，甚至一个相对多数的获利方都找不出来。经济学界口口声声声美国人能够通过控制美元币值薅全球的羊毛，这纯属无知臆想。
这么说吧，无论美国政府怎么想，怎么用飞机战舰逼迫其它国家调整对美汇率，汇率总归是一把双刃剑。就拿我们长期拿来说事的广场协议来说，日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日本对美出口固然因此受到负面影响，而美国对日出口则会相对受益，但是反过来，日本从美国乃至从全世界进口就要受益，反正日本是粮食和石油钢材等大宗商品的纯进口国，这种升值事实上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还真谈不上有多少坏处。再综合日本当时强烈的对外投资欲望来看，日元升值也可以让它在对外投资中占便宜。这么一综合，二比一，日本恨不得在广场协议中属于纯粹的获利方，所以它对广场协议持绝对欢迎的态度，而美国从中占了多少便宜，还真谈不上。1985年在里根政府的坚持之下，美日德法英五国之间达成广场协议，美元指数确实应声而下，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货币汇率相对美元一致大幅升值，但是在当时来说，没有人将这份协议当成是薅羊毛。然而，一个在当时没人想到的因素最终发作，带来了非常奇妙的结果：日本的经济泡沫在七年之后的1990年代初期破灭，而美元指数在1992年达到谷底之后，就逆势反弹，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至于德法英这三个欧洲国家，却几乎没怎么受到广场协议的影响。
下一章，老蛮我将会向各位详细阐述这个奇妙的因素。唯有真正理解了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间的历史，我们才能回过头来，真正理解现在中美贸易冲突的本质。
上篇——里根之后，天下无神
1981年里根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非常惨淡，1980年通胀率达到13.6%，而失业率高达8.5%，显著超出7%的国际失业率警戒线，这已经是典型的经济滞涨情况了。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按照传统的治理思路，不停的提升联邦基金利率，1980年底的利率高达18.9%。就这种情况，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爆发，美国经济已经濒临瘫痪了。想想本来就失业率高企，老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物价飙涨，连饭都要吃不起了，而同时你的基准利率居然接近20%，干啥产业能挣到这么高利润？这不是瞎扯吗？
作为美国历史上在经济管理领域成就最突出的总统，里根上任之后独辟蹊径，坚决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坚定不移的引导美联储降息，1981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就降到了12.4%，1982年底降到8.5%，此后就维持在这个水平线附近，到1985年底，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为8.3%。利率下降之后社会资金泛滥，如果涌入消费领域，必然引发更加惨烈的通胀。要预防这一点，就必须给资金以出路，也就是给它们一条切实可行的投资路径。
里根的办法是没有产业就创造产业，于是“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的英文名真的叫Star Wars Program）横空出世。里根鼓励美国与苏联开展军备竞争，乃至向太空竞争。这个计划的雏形开始于1983年，1984年全面实施，整个计划的支出预算高达1万亿美元。计划的内容非常扯淡：构建从外太空到覆盖全球每一寸土地的攻击和防御体系，武器系统非常全面，包括导弹、激光和电磁波等等。美国政府因此每年要花掉上千亿美元的预算，向各种各样的企业发布千奇百怪的产品订单，乃至直接资助企业的科学研究。至于军方在星球大战计划中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只要可以民用，都一律低价乃至免费供各路公司随意调用。在当年来说，千亿级的预算当然是一笔惊人庞大的开支。美国政府手里也没钱，于是就发行国债，卖给美联储和全世界。自此一条新的货币发行路径被发明了出来：以债为锚，发行货币。要知道1970年代之前所有的货币发行都是要跟黄金挂钩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全球经济学界都处于懵逼状态，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发行货币。现在里根抛开此前所有的经济学定义，以债为锚发行美元，这就算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数据上，1981年里根刚上任时，美国国债积累起来的余额规模仅为9979亿美元，1983年星球大战计划实施前夕为1.38万亿美元，到1989年里根离任时增加到了2.8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发债融资，对税收的依赖下降，于是里根开启连续的减税计划，到1986年，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年，美国个人所得税从此前最高的70%下降到28%，企业所得税则从46%下降到了33%。
当然了，星球大战计划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带来了全新的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以及减税，虽然这已经是划时代的意义了，更关键的是：它带来了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信息时代就此到来！
各位必须知道的是，1980年代之前，日本的产业经济发展势头根本就不可遏制，在各项传统制造业领域，日本依靠“通产省”的统一领导，取得了美国企业无法对抗的竞争优势。日本通产省类似于我国的发改委，二战之后，它统筹资金，统一从欧美各国购买各种先进的专利技术，分配给国内最合适的财阀集团，并规划和引导各种产业的发展方向。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总是能取得更加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到1970年代之后，日本在家电和汽车领域已经后来居上，将美国企业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如此，即便是在芯片领域，日本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80年代初期，存储器的市场被日本全面占领，以英特尔为代表的美方被迫退出。每失去一个行业，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失业。而失业，就是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状态的根本原因。
然而里根上任之后，竟然就神奇的遏制了日本的产业扩张步伐。在星球大战计划的资助之下，英特尔公司财大气粗，不再计较一时一地的商业得失，而是着手开始另一个方向的芯片研究：CPU,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到1985年，可以随便调用军方专利技术库的英特尔公司，终于推出了划时代的80386芯片，再之后，美国就始终站在了CPU产业的最顶端，再也没有给日本或其它国家以超越的机会。386在提升电脑的运算速度的同时大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只能在大型企业才能小范围使用的电脑开始降价，体积开始缩小，维护难度下降，并因此逐渐普及到千家万户。而作为中国人来说，最早接触个人电脑的，无疑都是从386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国40-50岁这一代人，真是很有必要向发起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总统说一声“谢谢”。
再到1989年，英特尔的486处理器问世，个人电脑价格再降一级，功能还足够强大，足以让有志之士在家里研究软硬件技术并进行性能测试。并且，在星球大战计划的支持之下，随便找个借口，比如该信息技术有利于导弹弹道分析，就能拿到高额的政府资助，而且政府还不会限制该技术的商业用途，于是信息技术开始了大爆炸，信息时代就此来临。英特尔公司在486处理器之后，就成为了引领了信息时代的帝王，技术进步就没有停止过。1989年里根总统任职期满后，他的副总统老布什竞选成功。老布什在任职期间延续了里根总统的政策，依然执行星球大战计划。一直到1993年，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克林顿走马上任，停止星球大战计划。然而在此期间，美国的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无可匹敌的高度，其它国家根本就是望尘莫及。
1993年英特尔在486的基础上研发出第一代奔腾处理器。一开始的奔腾处理器还缺乏足够强大的操作系统与之相匹配，原始的DOS系统在奔腾处理器的强大数据运算能力之下就如同老掉牙的算盘一般幼稚可笑，因此奔腾处理器的销售在早期竟然遇到了困境。一直到1995年，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推出了win95系统。强大的奔腾处理器匹配上windows系统，就如同王与后相遇，诞生了无数的子系统，无数的信息技术企业在这套系统之下创业成功，并向美国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英特尔的王者地位一直延续到2010年代，此后苹果公司异军突起，凭借智能手机抢走了个人电脑的风头，成为了信息时代的第二任帝王。然而这种王位传递，依然是发生在美国内部，美国之外的企业只能看着美国兴旺发达的信息产业流口水。
到这里，我们必须说回广场协议了。1985年，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之下，美与日德英法四国签订了广场协议，约定这四国的汇率相对美元升值。就在协议签订的当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就从1比240贬值到1比120。这份协议在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作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的当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刚好踩在警戒线上，到1989年里根总统离职的当年，美国失业率下降到5.4%，这是由于星球大战计划带来的新增就业。而在日本这边，日本人民集体高高兴兴的，根本就没把广场协议当回事。1985年日本的失业率只有2.6%，到1989年甚至下降到了2.1%。这还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要说广场协议薅了日本人的羊毛，至少在这五年里，根本没有任何数据予以支撑。
1990年之后，伴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信息时代的到来，日本原本相对美国强大无匹的产业经济逐渐表现出颓势。信息产业发展成所有行业的上游，再不可一世的日本汽车商也得使用英特尔+WIN的电脑系统，并且这个产业还无法山寨，美国人吸取此前轻易就被日本政府买走专利的教训，给信息技术转让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壁垒，“专利壁垒”这个词事实上就是信息技术壁垒。
信息产业的发展相当于在上游截断了日本人的现金流，暴利的日本制造业突然之间就陷入被美国人分走一杯羹的窘迫境地。体现在GDP增幅数据上，整个1980年代日本的GDP增幅都维持在4-5%之间，增幅非常稳定，1990年依然维持4.89%。然而此后面临着美国信息产业的入侵，日本的GDP增幅迅速下降，到1993年下降到-0.53%，此后就长年挣扎到正负1%的区间内。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另一项硬伤也发作了出来：地产泡沫破灭了。
话说日本的地产泡沫的始末，跟我大中国现在的情况简直是一模一样。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一边手动拉升日元汇率。另一边，则莫名其妙的开始降息，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基准利率从5%降低到2.5%。然而这个时候骄傲的日本金融界已经找不到新的实业投资方向了。对美国政府当时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极力扶持的信息产业，日本人也没啥投资兴趣，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英特尔手里的CPU技术才代表了全社会产业经济的未来方向。新增资金没有了去向，于是就投资房地产。1987年后，日本各大企业纷纷在东京都市圈内开建总部大厦，一栋比一栋建得高，而普通国民受此影响，纷纷开始买房。日本的房价因此开始迅速攀高，东京的房价每年要翻一番，其它中小城市每两年翻一番。急剧上涨的房价加剧了投机风气的形成，于是更多的资金涌入地产领域。到1990年的时候，东京的房价达到12万人民币/平米，相当于当时东京白领家庭平均收入的40倍。
好吧，到了这个时候，房地产已经割完了日本的全部韭菜，接下来就只能是调头往下。如果只是这样，日本如果还能维持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的话，那无非也就是房价停止上涨而已，老百姓还有工作，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贷款总是还得起的，不至于由于失业潮的涌来，诱发房产的抛售潮，并因此击碎地产泡沫。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详细阐述过的，美国一手引领的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了，日本的产业竞争优势完全消失，所有的日本企业都变成了美国的下游企业，被迫要让渡利润，这当然要带来失业率的提升。1990年之后日本的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上升到3.2%，2000年上升到4.7%，2003年达到峰值的5.3%。日本房价于是从1991年开始调头下跌，仅仅到1994年，东京的房价较高峰时期已经直接腰斩，跌到6万人民币/平米左右，而中小型城市的房价普遍下跌3成。此后整个日本的房价就丧失了增长性，一直到今时今日，东京中心区的房价依然维持在6万人民币左右。如果考虑1994年至今的货币通胀率，这事实上相当于又腰斩了一次，或许还不止一次。在这里顺带说一下，英国那边同样受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冲击，失业率在1990年之后同样表现出上升趋势，1990年为7.1%，到1993年上升到10QQ.4%的峰值。不过英国没有房价泡沫，1993年之后英国就基本消化完毕了信息产业的冲击，此后英国的失业率又开始逐年下降，1997年就下降到6.9%，2000年下降到5.4%。
这么总结起来看，所谓广场协议薅了日本的羊毛，只不过是日本自己作死罢了。协议的另外三个签约国英德法固然没有抢到信息产业的蛋糕，但是也没有吹出房地产的泡沫，所以广场协议签订之后，英德法经济也还能大致维持平稳。如果一定要说存在薅羊毛现象的话，那只能这么说：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薅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羊毛。
以星球大战计划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美国，最终击败了吹起地产泡沫的日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唯有真正的产业经济的兴盛，才能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并真正击溃对手，这才是1980-90年代美日经济消长，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至于所谓的广场协议，所谓的汇率升跌，在国与国的宏观博弈层面，根本就没有意义。里根能够封神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广场协议，一方面因为他一手创造了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全新的信息时代。
里根之后，天下无神。人类世界再也没人能够在货币领域和产业领域创造出如此神迹，在面对经济危机的威胁时，除了惊慌失措的开动印钞机之外，再也想不出其它办法。自里根之后，人类世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逢八必乱。98年亚洲金融风暴，08年全球金融海啸，而现在的2018年，又会发生什么呢？在所谓逢八必乱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规律？请期待中篇：逢八必乱。
中篇：逢八必乱
里根之后，老布什总统继续里根的政策，推进信息产业发展，全球到90年代初期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个人电脑得到了普及，并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成为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工作标配，当然，我大中国在这方面要稍微迟一点，要到2005年前后才能普遍实现电脑化办公。在这里顺带说一下，老蛮我在本世纪初刚入行的时候，遇到计算一块地形复杂的土地面积的事，使用的方法还是在图纸上画无数个三角形，然后累加三角形面积。一直到2010年，我大中国依然有一大批建筑设计师，习惯亲手在灯光台上用直尺画图。整体来说，我大中国的信息建设，在起步时期就比美国晚了足足十五年。
言归正传，在个人电脑得到普及之后，企业的运营效率总归要得到提升的。所以欧洲方面很快就消化了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冲击，开始进入经济上升通道。至于日本方面，则由于搞出了地产泡沫，在地产泡沫被信息产业捅破之后陷入长期的萧条，这算是自作孽，也不值得同情。
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启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被视为信息产业的一个全新的分支：互联网产业正式启动的标志。该计划总投资约4000亿美元，计划将信息光缆铺设到每个美国家庭。美国自此在互联网硬件建设领域取得了长期的优势地位。在今天看来互联网建设是理所当然的事，通光缆已经是今时今日普通住宅的标配，然而在当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具有跨时代的伟大意义。想想吧，在政府的主持之下完成大大小小的信息基站和网络铺设，实现人人互联，每个人都是信息发布的主体，这反过来又能颠覆政府或强势媒体的信息垄断地位。在商家而言，就能通过互联网直接面对千万客户，直接收集客户数据，了解客户喜好并实现直接销售。这前景真是想一想都美好，欧美金融界对接下来的“互联网时代”充满了期待。既然信息网络的硬件投入由美国政府负责，那金融界就来投网站吧。在当时来说，真是随便注册个网站，卖卖概念，比如交友，比如搜索，比如二手货交易平台之类，都能拉到无尽的投资，网站估值动辄以百亿计。这期间的典型案例就是雅虎网站（YAHOO），从搜索到电子邮件到新闻，算是将互联网网站的所有概念都包了进来，实在是资金拿来炒作的最好素材。雅虎于1996年上市，上市当年的市值仅5亿美元，到2000年初的时候剧烈膨胀到2154亿美元的峰值。想想看，当时的欧美资金炒作互联网概念，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这里顺带说一下，2017年雅虎以不到50亿美元将自己给卖了，算是互联网泡沫史的最后印记。
就在欧美金融界从全球抽调资金去炒互联网概念，弄出来一个“互联网泡沫”的同时，却引发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作。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里根的治理下解决了国内的经济滞涨问题之后，转而开始扩张其在亚洲的影响力，逐步加大对亚洲各国的投资，由此带动起欧洲各国向亚洲各国投资并转移基础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和地区逐渐发生分化：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逐渐建立起完备的炼钢造船等重工业体系，并由此开始发展其自己的优势产业。新加坡走上了炼油和精细化工之路，台湾和韩国同时选择了电子作为发展方向。而香港则在此过程中一步步放弃了制造业，将其原本强大的纺织化工电子等产业迁移到大陆，自己专心的发展金融和地产。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则压根没有发展起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它们干了点来料加工和装配之类的简单工业就志得意满，转身就引导欧美资金进入到房地产领域，在首都等地大建高楼，吹起了一波房价泡沫。
话说人类世界的天性就是不把历史教训当教训，一再跳进同一个坑里。明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就已经爆了，但是东南亚四国和香港依然义无反顾的跳进同一个坑里。1985年到1990年期间，这些地区的房价还算是温和上涨，年均涨幅约15%左右，然而在日本的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东南亚四国和香港居然就敢膨胀起来了，1990年之后，房价泡沫迅速放大，房价每年都翻一番。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香港中心区房价每平米约折1万块人民币，泰国曼谷中心区公寓房价约5000元。到1996年金融风暴前夕，香港房价涨到约8万，曼谷公寓房价涨到约3万。在当时，香港近5成的银行贷款投给了房地产，而泰国甚至达成了7成。房地产成为了这些地区经济的绝对支撑，一旦资金从地产领域撤出，就必然导致泡沫破灭，并带来残酷的连锁反应。
前面已经讲了，1995年之后美国开始掀起了互联网投资热潮，以雅虎为代表的各种网站吸引了欧美资金的疯狂追捧，各路财团纷纷从世界各地抽调资金去炒互联网股票。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资金开始纷纷出售自己位于东南亚地区的房产，结利退出。泰国首当其冲，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于泰国的公寓市场体系在管理上本来就非常特殊，由于禁止外国客户购买独立式房屋，因此它的公寓事实上就是面对外国投资者的，有很多都是由欧美财团直接整栋购买的。现在外国投资者纷纷卖楼退出，本地居民根本承受不起如此高昂的房价，这就意味着找不到新韭菜了，于是房价暴跌。曼谷的房价在1997年当年就遭遇腰斩，到2000年整体跌去了8成。房价的剧烈下跌引发外国投资者的夺路而逃，泰国的外汇储备剧烈下降。同时由于大量的购房者拒绝再缴付按揭款，银行的坏账率暴增，对于近7成的贷款都是地产贷款的泰国银行业来说，这就是噩梦。到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归大陆的第二天，无从履行外汇兑换义务的泰国政府被迫放弃从1984年的开始实施的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实施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就爆贬30%，此后的一年内又贬值了30%。
1997年7月2日由此成为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始日，欧美投资者启动了避险模式，纷纷加速撤出自己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产投资，转而投入到一眼看上去就前途无限的互联网领域。东南亚各国房价因此一路下跌，危机由此从泰国逐步蔓延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国家的危机模式与泰国一模一样：外资撤出引发房价下跌，并导致银行坏账高企，金融系统瘫痪，反过来这又会刺激外资加速出逃，并进而导致汇率爆贬。
到1997年10月份，危机终于蔓延到了香港。这个时候的香港跟东南亚四国简直是一模一样：整个地区陷入了产业空心化的境地，除了纯粹的地产泡沫之外毫无实业可言。看着周边各国的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的破灭，香港市民惊慌失措，纷纷的卖出房产换成美元避险，于是一边是房价剧烈下跌，一边是港币的联系汇率体系岌岌可危。不过香港的情况跟东南亚四国不一样。东南亚四国的地产市场有大量的欧美资金参与，而香港的地产市场是靠的是本土资金以及小部分的大陆红色资本，它们并没有出逃的需求。香港的问题在于居民的信心崩塌带来的挤兑问题，只要信心能够恢复，资产抛售潮能够停下来，香港居民不再主动兑换美元避险，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就能守住，就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到1998年8月份，香港楼市已经腰斩，恒生指数从一年前的14000点跌到了7000点，同样也是腰斩，在汇市，香港政府为了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应对香港市民的挤兑而焦头烂额，一千亿美元出头的外汇储备，一年下来已经花了两百多亿，然而在香港市民前赴后继的挤兑就跟无底洞似的，市民信心如果无法恢复，多少外汇储备都会耗尽。到这个时候大陆政府终于明确表态，宣布大陆的全部外汇储备都将作为香港金融市场的坚强后盾。香港政府有了底气，于是高调出手，大量购入股票救市。大陆的明确表态乃是挽回香港市民信心的关键因素，市民不再挤兑政府，香港金融市场就没有了压力，恒生指数开始回升。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本来正在押注港币扑街，看到这种情况，于是顺势退出。
说到这里，老蛮我必须强调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形成乃至发展，与索罗斯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在于东南亚各国不搞实业，引导外资进入地产领域，吹起了巨大的房价泡沫。在外资撤离房价泡沫破灭时，东南亚各国又毫无办法，想要封堵外资撤离，在自由金融体制下根本就做不到，最终引发惨烈的银行坏账和汇率暴跌，金融市场一片狼藉。索罗斯只不过提前看到东南亚各国外资撤离的趋势，趁势在汇市下了几笔空单而已。量子基金在巅峰时期也就是区区60亿美元的规模，根本无从主动诱发任何国家或国际金融中心级的金融危机。索罗斯无非就是押注危机的时机押对了而已，操作手法就是在危机发作前押几把汇市的空单，趁机挣点小钱。而在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的赢利点还是在美国互联网投资领域，除了索罗斯，各大国际主流金融机构压根就没看上在亚洲地区下空单的所谓盈利机会。
在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中，吹起了楼市泡沫的香港和东南亚四国遭受了重创，房价暴跌，银行业巨亏，汇率剧烈贬值。所谓房地产可以在货币贬值时起到保值作用的说法，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这5个国家和地区的房价一直要跌到2005年左右，较1996年的峰值时期普遍跌去了七成以上，才算是勉强止住了跌势。而专心于实业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则几乎没有遭遇风暴的洗礼，期间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股市和汇率稍微波动了几下，政府出面干预了一把，很快就稳定了人心和市场。这样看来，实业，乃是对抗金融危机的终极王道，这算是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教益。
98年亚洲金融风暴并不是故事的终结，欧美的资金从东南亚各国的地产领域撤出，固然捅破了它们的房价泡沫，然而这些资金纷纷聚集到美国的互联网领域，却引发了另一个泡沫：著名的纳斯达克泡沫！
当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主要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纳斯达克指数因此被称为科技指数。1996年美国互联网投资风潮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只有1000点出头，到2000年3月最狂热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阶段性高点5100点，四年时间指数涨了足足5倍。到这个时候，人们逐渐清醒过来，发现所谓的互联网也不过如此而已。网络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是有极限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有边界的，指望互联网络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格局，根本就是白日做梦。于是各路资金开始结利退出，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总市值已经达到6.7万亿美元的市场，根本就已经没有其它资金可以前来接盘了。于是泡沫当场破灭，到2001年3月份，短短一年时间，纳斯达克指数跌到2000点以下，总市值暴跌到2.7万亿，4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就此烟消云散。一直到这个时候，98年金融风暴，才算是画上了句号。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98年金融风暴从来没有在国际经济学界得到过认真的梳理。大家津津乐道的，无非是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索罗斯量子基金挣了多少不义之财，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开放金融模式未能阻止外资撤离。至于最关键的问题：弃实就虚，放弃制造业而鼓吹房价和互联网，先后弄出了房价泡沫和互联网泡沫，造成东南亚各国经济大动荡之余，最终欧美各国也没落到啥好处，在互联网泡沫上咽下了苦果。要知道，里根当年发明“以债为锚”的印钱方式，骨子里是要以星球大战计划推进实业发展，并将人类带入了了全新的信息时代。现在各国政府和各路财团只记住了借债印钱的便利，但却忘记了推进实业的根本，这种根子上的毛病没解决，危机必定会再次发作。
互联网泡沫的锅得由2001年1月离职的克林顿总统来背，而新上任的小布什总统，拿着轻易就借债印出来的钱，突然就陷入了无所事事的境地。传统的信息产业每隔两年就全面更新一次CPU和系统，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也不再需要加大投资；互联网这个大泡沫看着就没谱，各大财团避之唯恐不及；至于其它领域的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影子。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花不了多少钱。小布什闲着没事，于是放纵华尔街去房地产领域吹泡沫，到2007年，终于搞出了震惊世界的次贷危机。
当时的美国已经把借债印钱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但是可以花钱的领域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找到新的借债人，美国金融界发明了所谓的“次级贷款”，也就是给付不起首付的穷人提供全额购房贷款，鼓励穷人买房。在次级贷的推动下，从2001年到2007年，美国房价迎来了一波剧烈上涨，整体涨幅达到70%。好吧，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已经反复阅读到了一个终极定律：所有吹起房价泡沫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全球经济第一强国，也逃不过规律的作用。
更加作死的是：美国金融界有着发达的金融产品体系，它们将所谓的次级贷款打包，弄成无数层的金融产品，拿出去加杠杆卖给整个欧美日韩的金融机构，大家一起来分担借钱给穷人买房的风险。而一旦美国穷人还不起钱，这就意味着整个欧美的金融体系都要遭遇惨烈的冲击。
到2007年3月的顶峰时期，美国次贷余额达到1.3万亿美元，并且由于层层转手，层层加杠杆，参与到这场地产泡沫的资金超过10万亿美元。然而穷人总归是还不起钱的，大规模的断供潮就此出现，到4月份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抵押机构“新世纪金融”就宣布破产，危机就此爆发，并迅速向整个欧美日韩金融界扩散，8月份德国工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相继宣布遭遇巨额亏损，接下来就是集体比惨时间，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轮流发布重大亏损消息，时不时就有一家老牌金融企业宣告破产，全球金融市场一片惨淡，现金流濒于枯竭，并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海啸就此成型。8月份之后，各发达国家政府眼看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相继宣布救市。最典型的是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从危机发作前的5%一路下调，到2008年9月份降到0.15%的最低值并长期维持。然而哪怕是降息降到这样接近零的程度，依然不足以阻止危机，于是美联储开始执行“量化宽松”策略，在金融市场上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其它由政府担保的债券，也就是美国央行直接印钱给美国政府花，以挽救经济。2009-12年间，美联储总共买进了约2.7万亿美元的债券，此后美联储的买债行为成为常态，每个月都要买入450美元的国债和400亿美元的其它债券，一直维持到2014年底。
次贷危机发作后美国的房价持续下跌，到2010年已经整体下跌了四分之一。此后在“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刺激之下，美国经济才算是勉强站稳了脚跟。而在中国这边，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太过严重的房价泡沫问题，中国相对独立的金融系统也没有涉及到次级贷产品交易之中，因此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只不过让中国人惊吓了一把，几个城市的房价假装跌了一下，很快就回升，并没有伤筋动骨。我大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就承接了全球的基础制造业，并由此发展出相对完备的基础制造产业链，从原材料冶炼、基础加工一直到基础装配，我大中国都发展出了丰富的企业集群。这样比较起来，新世纪的前十年，我兴旺发达的中国经济，真是要比焦头烂额的美国经济高出好几个档次。在这十年里，我大中国国民扬眉吐气，在金融海啸期间甚至还财大气粗的尝试救助美国，显得格外的有面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房地产泡沫的坑永远都在那里，每隔10年都会有一个新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兴高采烈的主动跳进去。1980年代是日本，1990年代的时候是香港+东南亚，2000年之后是美国，到了2010年之后，终于轮到了中国。
在美国那边，2010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风气为之一变，金融机构受到了日益严格的监管，不允许再将资金毫无节制的投入地产或其它泡沫领域。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2010年6月，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老爷发布了划时代的苹果4代手机，就此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信息时代的全新革命：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此到来！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这个东西与普通人类的日常生活一直若即若离，远没有达到渗透到日常起居的程度。使用电脑上网，无论是台式机还是轻便的手提电脑，总归是有着天然的隔离感。然而天才的乔布斯将手机智能化，与互联网捆绑起来，自此实现了互联网与人类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就能上网，拍照发推特，在朋友圈里相互点赞，分享自己每时每刻的生活，吃饭之前先用手机轰炸一轮，成为了新时代人类的典型生活方式。中国的年轻人虽然发不了推特，但是微博微信之类的用起来一样顺手得很，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甚至比美国还高。移动互联网终于算是给整个信息行业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各种随身智能设备蓬勃发展起来，美国经济就此重获新生。然而奥巴马总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启动基础制造业重回美国的计划，并突破其国内莫名其妙的环保限制，大量开采美国丰富的石油气资源，将美国从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石油出口国。如此双管齐下的结果，2009年1月奥巴马刚上任时美国失业率高达10%，到2017年1月奥巴马离任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4.7%。这真是一个耀眼的成绩。
然而，在中国这边，2010年之后，我们一步步的掉进了地产泡沫的坑里。到2018年，地产泡沫已经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到了现在这一刻，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最高等级战略的程度。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川普总统已经发起了与我国之间的最广泛的贸易战，双方互加关税，毫不退让。然而，这场贸易战的实质，其实是一场关于人心的决战。人心的向背，将决定这场贸易战的最终胜负。请期待下篇：决战人心。
下篇——决战人心
首先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基本概念：我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底已经膨胀到了什么地步；城镇居民在购房上的投入，已经占到其收入的多大比例。唯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大中国在贸易战的威胁之下，经济局势到底有多险恶。注意，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受一场数据浪潮的冲击，不过你们无须认真的阅读下列数据表中的每一个的数据，我将会对表格中的数据规律予以详尽说明。
首先要放上来的，是1990年至2018年6月的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支数据表。这份表格不仅是列举我国国民的历年收支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扣减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人均收支结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由于人均消费性支出收据仅包含居民为了生存必须的衣食住行医教育（这里的“住”指的是居住直接居住，比如物业水电支出或租房支出，不包含购房按揭类支出）的支出，不包含奢侈型消费和购房支出，因此所有这类高端消费，都指着人均收支结余了。
上述表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特征：1998年-2001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增幅都很低，这是由于当时效率低下的国营经济遭遇重大困难，被迫启动千万工人大下岗，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因此丧失增长性。此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大舞台，承接了全球的基础制造业转移，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基础工业品基地，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与日俱增，年增幅基本上都维持在10%以上。然而2013年之后风云突变，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增幅都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幅仅5.9%，2018年上半年也只有6.8%（12745/11931），这当然意味着消费降级。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1998年我国开启商品房地产改革至今的宏观房地产市场数据。我在下表中做了一个简单的数据模型：我假设所有的商品房均为三成首付，20年等额还本，购房利率统一设置为6%，由此推算每年的城镇居民购房总支出。注意两点，第一，这里的统计口径为完成了房管局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销售数据，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大量的已售商品房由于限签因素，无法完成备案，但城镇居民已经事实上支付了首付。因此2017年及2018年的数据存在一定的低估。第二，我这里直接使用的“商品房”而不是“商品住宅”的数据，这是因为住宅销售额占商品房总销售额的比值超过85%，且剩下的用于销售的物业形态中，商铺的买家主要是居民个人，写字楼的买家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个人，整体而言，超过9成的商品房卖给了城镇居民个人，以公司名义购买的物业比例极小。
按惯例，对上述购房总支出做一个简单的验算：1998年至2018年6月的商品房销售额合计91.54万亿，居民还本额合计43.69万亿，两者扣减，就能得出城镇居民的购房总负债规模：91.54-43.69=47.85万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2018年6月底，城镇居民总贷款余额为44.13万亿，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购房类贷款，消费类贷款规模极小。此外，根据建设部数据，截至2017年底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为4.51万亿，考虑到近5年来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规模的年增额约5-7千亿，估算今年6月底的数据为4.8万亿，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数据出入，如此合计，居民总贷款余额为44.13+4.8=48.93万亿。这个数据与前述表格中的推算数据之间的差异仅2.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两个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前述表格中的计算方式是成立的，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以上述居民购房支出表中的年度支出数据，去除以居民历年的年度收支结余数据，我们就能计算出居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了。这个购房负担率一旦超过100%，就意味着居民手里的盈余资金全部被房地产市场吞噬了。为了买房，居民下一步就只能是压缩必要的生存支出，形成消费降级。
计算出来的结果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我大中国国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水平，在2010年达到80%，此后，在连续的房地产调控之下出现震荡，到2015年依然维持在84.5%的水平。这说明这些年的房地产调控其实起到了作用，居民的购房冲动得到了抑制。然而调控的结果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减，2015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降幅高达22%，所以到2016年初我国就放弃调控，开始启动“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此后居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剧烈增长，2016年和2017年都在95%左右，到了2018年上半年，这个数据出现了暴增，达到了110.6%！居民的当年度收支结余全部都要拿去买房，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居民必须要动用他们的棺材本，也就是使用历年积累的储蓄来偿还购房支出，这就是“六个钱包”说法的由来。2018年上半年居民80%的棺材本都已拿来购房，六个钱包已经被压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仅仅两成的棺材本，在我们这个负福利国家来说，必须拿来预防生老病死等等各种意外，是万万不能动用的。如果放纵房地产继续吞噬居民的棺材本，造成居民的现金流断裂，那是要出大问题的。第二，消费降级，已经是经济上的必然趋势，也一定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上体现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的历史演变。
2004年-2012年，是我大中国消费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我大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幅约20%，此后，伴随着我大中国的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消费增幅逐年下降，到今年7月份已经下降到仅4.4%（21.08万亿/20.2万亿）。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就现在这种惨淡的增幅，还是由于城市化在继续，每年新增的城镇常住人口约2千万左右，2018年上半年城镇常住人口的人均消费性支出12745元，而同期农民的消费性支出仅5806元，城镇人口的消费能力是农民的2.2倍，不过最近我国开始表现出逆城市化的趋势，重点城市都在有意无意的驱使低收入人群回乡，这意味着消费增速将会加速萎缩。我这里给出一组代表性的销售数据供各位参考：2018年7月份轿车销量80.9万辆，同比增长-3.8%，环比增长-7.0%；SUV方面，7月销量63.9万辆，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6.9%。家用汽车销量往往被视为消费的先导数据，汽车销售陷入萎缩，一般都是经济萧条的起点，整个消费市场都将陷入真正的萎缩。
然而与此同时，从2013年开始维持的物价平稳状态开始改变，今年以来的零售物价指数开始提升，截至7月底已经达到1.7%，今年极有可能突破2%。这与上游的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原材料价格持续暴涨有关，原料价格的上涨总归是要传导到下游最终消费品领域的。这还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在居民已经无力消费的同时，物价终于涨了起来，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滞涨。
消费是经济最核心的动力，消费增速陷入萎靡状态，经济增长动力就丧失了一大半。与此同时，房地产泡沫对实业的冲击作用，也逐渐体现了出来。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房价暴涨除了吞噬居民财富压缩消费，对实业造成间接打击之余，它还会推高房租，大幅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实业形成直接打击，最终形成驱赶实业的恶果。这种现象，可以在下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表中得到完整的体现。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大增，而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投资增幅长期超过固投总增幅，是为拉动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2013年之后，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此前的高于20%剧烈萎缩，到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对值增速已经只剩下5.9%，乃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值。我这里稍微说句题外话，本文中的所有增幅数据都是绝对值增速，是与去年的数据直接相除得出的数据，而我大中国统计局发明了一套只有超级赛亚人才能看懂的除法，有着神奇的数据调整因子，比如2017年统计局宣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7.2%，反正也没人能看懂这到底是怎么除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也不予以引用。学会自己除一下，乃是在我大中国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不二法门，特此提醒！言归正传，到了2018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1-7月的投资增速已经只剩下5.5%（355798/337409）。而2013年以来固投增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投资增速的剧烈下滑，2013年为16.5%，到2017年，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只剩下1.7%，2018年1-7月也只有3.9%，萎缩幅度远大于整个固投增幅的萎缩幅度。当然，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一直保持着相对高速的增长。从1998年启动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也只有201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在持续调控之下萎缩，造成当年度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只有1.0%，但是政府马上就受不了了，从第二年开始就启动地产去库存，将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拉了上来，2016年和2017年的增幅都达到7%，2018年1-7月更是达到了10.2%（65886/59761）。中国经济弃实业而重地产泡沫的顶层政策倾向，在上述数据演变的轨迹中，清晰可见，根本就无从掩饰。
与此同时，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资投资中国的欲望当然在迅速减弱，对外贸易数据当然也越来越难看，我大中国挣外汇的能力，当然也在迅速下降。下表列出了2000年以来我国在外贸和投资领域的全部外资相关数据，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大图好好看看。最重要的是最右侧的汇总数据，也是我大中国当年度挣到的外资总额。注意，下表中的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为外汇管理局，货物贸易数据来源为海关，外资投资数据来源为商务部。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当年度我国吸纳外资净值为633亿美元。到2015年，我国吸纳外资的规模达到峰值的3957亿美元，此后伴随着美联储加息缩表，促使美元回流，我国吸纳外资的规模就随之进入了下滑通道。2016年下降到2203亿美元，2017年下降到1798亿美元。到今年情况更加恶化，在贸易战的现实威胁之下，今年一季度出现了负值，净流出165亿美元，截至6月底的数据也仅仅只剩下15亿。这已经完全谈不上外资流入了。必须注意的是，上半年为了提前应对贸易战，有大量的贸易商提前完成了进出口贸易，这事实上极大的提高今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顺差，下半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必将会大幅下滑，并导致整体的吸纳外资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今年我国在吸纳外资一项上出现整体上的净流出情况，估计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这么总结起来看，在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我大中国的消费与投资本来就丧失了增长性，祸不单行的是，川普适时发起的贸易战，将我国挣外汇顺差的能力都剥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全部散架。在这场贸易战面前，怎么看，我国都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目前我大中国的应对措施已经渐渐明确：重启地方政府的大基建模式，以勉力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单单7-8月份的地方债新增发行规模就超过1万亿人民币了，按现在的势头，预计后续还会有两万亿的新增地方债规模。然而我大中国地方政府本来就债务缠身，本来就已经到了连利息都还不上的程度了，这就是去年下半年财政部和发改委联手封堵地方基建，严查地铁轨道建设的原因。现在指望地方财政突然就宽松起来，重新拥有借债还息的能力，根本就不现实。如果最后由中央政府兜底，以行政命令要求央行直接印钱，帮助地方政府还债，那就是事实上的QE，量化宽松，就我大中国的货币信用状况，必定会导致一场灾难。
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办？难道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攻势，我们只能屈辱求饶了吗？除了自杀式的重启借债基建模式，难道我们只能一步步的看着实业萎靡失业率暴涨汇率扑街房价暴跌吗？我们只能看着流民四起社会动荡底层绝望的国民启动互害模式吗？我们真的不能做点什么，来逆转现在的局面吗？
在第一章，老蛮我详细阐述了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的根源，在于美国信息产业的兴起，击溃了日本看似先进的制造业；在第二章讲述了1998年东南亚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源起于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兴起，吸走的外资投机资金；至于2008年美国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由于当时美国金融界借钱给一贫如洗的穷人零首付买房，最后他们根本就还不起债导致坏账连锁爆发。这些因素，在今时今日的中美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我大中国根本就没有零首付这一说，这么多年来，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可以通过高评高贷降低首付，整体来说三成首付制度执行的非常好。买房者也基本上都有固定收入，提供假收入证明的当然也有，毕竟也不是主流。真正可恐惧的，就是新兴产业冲击中国。
然而，某种新兴的、能够吸纳全球资金积极参与的产业，还没有诞生。新能源现在基本上都是骗局，无论是风电、新型电池乃至电动车，全都没有啥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量子技术领域毫无进展。随身核能源设备至今唯有在漫威的电影里看到钢铁侠在使用，真实世界的人类能够发展出这种技术的可能性为零，甚至低于零。至于从1985年之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了瓶颈状态，到了移动互联之后就没有了突破方向。所以美国固然通过加息缩表，促使美元回流，但是回流之后的美元其实也是无所事事，唯有炒炒美股买买美债而已。于是美股没事就创下新高，美债利率也一直维持在低位。
为了给回流资金找出路，美国政府的办法是力促实体制造企业回流。奥巴马政府还讲脸面，只是喊喊回流口号。特朗普政府已经撕破脸了，一方面启动全面性的减税，将企业税率从35%大幅下降到20%；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依然将产能布局到国外的企业口诛笔伐，特朗普甚至亲自上阵，在推特上对外迁的企业破口大骂。在这样的背景下，连苹果公司都开始实施产业回归计划，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也已经将部分产能搬到美国，为美国提供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作岗位。到今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3.9%，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最闪亮的失业率数据。然而特朗普政府依然不满足。实体企业的回流美国还没形成规模，还只是小打小闹。更关键的是：现在看起来很漂亮的失业率，是建立在史上最低的劳动力参与率（愿意参加工作的成年人比例。美国的失业率计算方式为：有工作者/愿意参加工作者）基础之上的。2000-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维持在66-68%之间，扣除老人以及病弱，这还算是一个正常的数值，此后这个数据就调头往下，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了62%。这表明近10年来，虽然美国的失业率逐年下降，但是美国成年人口的工作意愿不足，事实上的新增工作岗位，依然不足。
这么看起来，中美的核心矛盾，就是实体制造业的最终归属。要么就留在中国，以支撑地产泡沫之下脆弱的中国经济；要么就回归美国，以提升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经济面临重大危机的当口，美国经济将因此被推升到真正的盛世状态，特朗普总统也将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没有之一。
在美国那边来说，能做的准备都已经做了：大幅减税，石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这都是为了给生产企业降成本。同时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大幅提升关税，降低在中国设厂的美资企业的利润，逼迫其回流。美国这段时间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以及整个共和党，都将为美国带来了多少回流企业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放在竞选宣传的首位，视之为最高的政绩。而在中国这边，真正能够挽留实体制造业的措施，一个都没有看到！减税？口号这几年确实是喊得震天响，但是年年都是税收增速大幅超过GDP增速，今年1-7月的税收增幅高达14%。最近又玩出社保费用由税局统一征收的新花样，相当于变相加税。与此同时，我国还要以环保为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企业清洗运动，直接关停民营企业，并且没有任何申诉或者复工途径。
我大中国国民，本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吃苦耐劳，最愿意挣辛苦钱的人类。即便是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实业老板辛苦十年，比不上一个打工仔买套房挣的钱多，但是依然有着一批数量巨大的实业老板们，含辛茹苦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的工作。对中国经济来说，最可怕的事，并不是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是实业老板们丧失信心，放弃实业。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结局，会比1990年的日本以及1998年的东南亚四国惨烈得多。
既然核心矛盾已经确定，那么我们的应对方式，就很明确了：给制造企业定向减税，减税幅度至少应达到30%以上。现在我国的税收征缴体制已经很完善了，已经可以很容易的区分企业性质进行征税了。单独对制造企业减税，也并不会带来整个国家财政的动荡。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总税负为50940亿，总利润为71921亿（原谅我只能使用2016年的数据，因为2017年之后制造企业的税负数据就不公布了）。从这种数据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税收只占当年度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9%（50940亿/130354亿），将工业企业税负全面下调30%，也就是减少15282亿，全国税收降幅也只有11.7%，还远远达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如果想要弥补这种税收损失，还可以给地产行业增税，2016年中国房地产企业直接缴纳的税收总额约2.4万亿，再增加个3、5千亿应该也不难。最关键的是，二手房交易中的居民个人所得税，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予以征缴。如果这一笔税全面开征，取消所有的减免规定，只要是二手房交易的增值部分就必须缴纳个税，并且可以按照增值比例建立级差征缴制度，增值50%的部分征缴20%，增值一倍的部分征缴50%，就这已经足以弥补全部税收损失了，而且这种征收手段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一定比目前引发巨大争议又迟迟不敢出台的所谓房地产税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个税只有在炒房盈利时才会发生，对于真正的购房刚需来说，并不会发生负面作用，不至于发生房地产税这样的误伤。
而针对制造业减税，单单就这一笔30%的减负，就可以为工业企业增加21.2%的利润，无疑这将会给实业老板们带来巨大的经营动力。当这个国家真正启动专门针对实业企业的减税措施之后，整个社会无疑也将会逐渐形成尊重实业的风气。同时，在行政层面上，对于地方政府做出的无故关停实业企业的行为，一经查实，立刻撤掉地方主官的职。只要有一宗案例，就足以扭转地方政府藐视实业的作风。如此双管齐下，制造企业主的人心就能安定，我大中国有了实业作为底气，就有了与美国继续对抗下去的基础。未来的胜负固然还难以预料，至少也有了一战的机会。
然而，如果我们坚决拒绝针对制造业的定向减税，却毫无逻辑的选择政府借债搞基建的路子，这除了将我大中国引导到金圆券的老路上，没有别的可能性。这一次，在中美贸易战的威逼之下，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机会了。今年以来我大中国的制造业情况已经相当惨淡了。1-7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规模39038亿，较2017年同期的42481亿，降幅高达9.2%。当然，国家统计局发明了一种新算法，他们把去年还在规模以上的总盘子里但是今年消失了的企业，从去年的盘子里踢了出去，强行宣布去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其实为33330亿，由此得出我国今年的工业利润增幅为17.1%。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罢了，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顺带说一下，从总盘子里消失了的企业数量是多少呢？2017年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379887家，今年7月份为373939家，一年时间下来，5948家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不见了。
就现在这样的状况，继续拖延下去，让企业主的心继续寒下去，让规模企业继续这么消失下去，我大中国的失业潮是可以预见的。在城镇居民的现金流完全被房地产吞噬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应对失业潮的冲击的。这将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失业潮将会带来房地产断供潮和抛售潮，带来物业价格的崩塌。要知道今天我大中国三分之一的银行贷款都是居民购房类贷款，至于企业贷款最终流入地产开发领域的数额，更是难以估量，整体来说，我国至少六成以上银行贷款锁死在房地产领域，与东南亚金融风暴发作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一旦地产市场崩塌，带来的金融风险，是我大中国无法承受的。
既然已经无可选择，既然定向减税已经是唯一的选择，背水一战已经成为了不得不为的事，无论怎么看怎么想，都没有了别的退路，那么，剩下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大中国会将这种定向减税措施推上台面。正如解说中国足球最常见的一句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大中国政府不能尽快以减税作为突破口，收拾人心的话，这场贸易战，我国一定是彻彻底底的输家。而如果定向减税措施真的能够出台的话，那么，我们就还有一战之力，就还有时间和余力，跟美国见招拆招，寄希望于时间能够化解地产泡沫问题。更关键的是：定向减税也并不会伤及我大中国的财政根本，向地产领域定向加税已经可以弥补绝大部分财政收入损失。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如果连这最后的一条路，我大中国都不愿意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看着人心破碎，伴随着贸易战逐步升级，各路资金夺路而逃，并最终迎来长期的黑暗。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类往往都会在历史的紧要关口，做出错误的选择。定向减税这种对国家来说一本万利的事，由于不能给顶层的权贵带去实际的利益，在操作上又很是麻烦，会徒增相当多的工作量，甚至有可能因此得罪相当多的既得利益团体，因此我大中国的决策群体，对这样更富有可行性的建议，一般来说，也都会选择视而不见。鼓动地方政府借债搞基建多舒服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还可以寻租，各大利益团体都相当满意，这才是符合我大中国国情的危机解决措施嘛。至于以定向减税凝聚人心这种事，哪有什么实施价值嘛。这么想起来，对那个更可能发生的黑暗结局，老蛮我唯一想说的，就只剩下我经常说起的这一句：我的读者们啊，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放弃对光明的希望。即便是在黑暗之中，你们也要睁开眼睛！
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3770
——题记
序章——薅不着的羊毛
2018年已经过半。这半年来，中国，以及全球发生无数大事，每一刻都堪称在见证历史。其实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爆发了全方位的外贸冲突，双方互加关税，斗得不可开交。而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和日本却开始商讨双方之间零关税零壁垒的贸易新模式，似乎中国一下子就被发达国家给孤立了。这种局面真是前所未见。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说法，这意味着美国要薅中国的羊毛了。关于美国这个薅羊毛的事，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看明白：美国所谓的薅羊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完全独立状态的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利益和资产价值，是美国想拿就能拿走的吗？难道玉石俱焚都做不到吗？美国的具体操作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唯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给这场贸易之战，定下应对的基调。
一直到二战结束，人类世界没有所谓薅羊毛的说法。一个国家要从另一个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只有两种做法：殖民掠夺或者更加赤裸裸的战争掠夺。这两种掠夺方式，都需要直接占有它国的自然资源，压低其资源价格，以便胜利者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丰富的资源。同时，胜利者会将自己的商品在被占领国高价倾销，再一次掠夺被占领国的财富。
二战之后全球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民族意识觉醒，想要再廉价获得它们的资源，首先就要面对这些国家刚刚觉醒的老百姓的冲天怒火；至于高价倾销商品，更是不用指望。既然已经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各自都有货币的发行权，那么相对美国之间，总归有一个汇率存在。二战刚结束时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币值相对恒定。而各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也是相对恒定的，这种汇率的形成有很多机制，有些是小国政府自行规定的，有些是在市场交换过程自由形成的，强势的美国大概总是会尝试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汇率。但是要说全球各刚刚赢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统统都被美国用飞机军舰逼着制定了一个不合理的汇率，让美国占了大便宜，这就是扯淡了。
这是因为汇率是一把双刃剑，一进和一出，都有个兑换过程。各国本币相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美国可以在进口资源上占便宜，但是在出口商品时就要吃亏。但凡有汇率这个因素存在，美国就不可能同时在进口和出口这两方面同时占便宜。考虑到二战后全球市场逐渐形成，美国干预某一国的汇率更加没有必要。比如美国强行逼着阿根廷比索贬值，有意义吗？这种风骚的操作之后，美国从阿根廷进口木材可能确实划算了，但是美国产的高端电脑，阿根廷人也买不起了，他们会转身来买中国产的便宜电脑。这么一来二去，整盘贸易帐说不定还是亏的，甚至可能亏得很惨。所以二战之后反殖民运动一兴起，直接掠夺模式就不存在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第一强国，想要挣钱，也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汇率强制手段实现，也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发展工商业，提升商品的竞争力。
历史继续往下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币值开始进入浮动时代，不再具有一个相对恒定的币值。各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因此同样进入浮动时代，时不时就大涨大跌一把。当然了，由于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比美国强，因此也没有美元更好的世界货币。所以美元即便不再挂钩黄金，也不再保持相对恒定的币值，但是依然是最强的世界货币，具有最强的货币信用，也是各国作为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
币值浮动时代，声称美国政府能通过控制相对之间的汇率涨跌获益，那更加不靠谱。没有任何一种数学模型能够计算出在各自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操作策略能够获利。有时候美元很强悍，相对于其它所有国家都升值，也就是美元指数持续提升，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在进口时占到便宜，但相对应的就是牺牲出口，各出口企业都要因此哭爹叫娘。如此利弊综合的结果非常复杂，一定不可能让美国人获得普遍性的获益，甚至一个相对多数的获利方都找不出来。经济学界口口声声声美国人能够通过控制美元币值薅全球的羊毛，这纯属无知臆想。
这么说吧，无论美国政府怎么想，怎么用飞机战舰逼迫其它国家调整对美汇率，汇率总归是一把双刃剑。就拿我们长期拿来说事的广场协议来说，日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日本对美出口固然因此受到负面影响，而美国对日出口则会相对受益，但是反过来，日本从美国乃至从全世界进口就要受益，反正日本是粮食和石油钢材等大宗商品的纯进口国，这种升值事实上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还真谈不上有多少坏处。再综合日本当时强烈的对外投资欲望来看，日元升值也可以让它在对外投资中占便宜。这么一综合，二比一，日本恨不得在广场协议中属于纯粹的获利方，所以它对广场协议持绝对欢迎的态度，而美国从中占了多少便宜，还真谈不上。1985年在里根政府的坚持之下，美日德法英五国之间达成广场协议，美元指数确实应声而下，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货币汇率相对美元一致大幅升值，但是在当时来说，没有人将这份协议当成是薅羊毛。然而，一个在当时没人想到的因素最终发作，带来了非常奇妙的结果：日本的经济泡沫在七年之后的1990年代初期破灭，而美元指数在1992年达到谷底之后，就逆势反弹，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至于德法英这三个欧洲国家，却几乎没怎么受到广场协议的影响。
下一章，老蛮我将会向各位详细阐述这个奇妙的因素。唯有真正理解了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间的历史，我们才能回过头来，真正理解现在中美贸易冲突的本质。
上篇——里根之后，天下无神
1981年里根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非常惨淡，1980年通胀率达到13.6%，而失业率高达8.5%，显著超出7%的国际失业率警戒线，这已经是典型的经济滞涨情况了。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按照传统的治理思路，不停的提升联邦基金利率，1980年底的利率高达18.9%。就这种情况，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爆发，美国经济已经濒临瘫痪了。想想本来就失业率高企，老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物价飙涨，连饭都要吃不起了，而同时你的基准利率居然接近20%，干啥产业能挣到这么高利润？这不是瞎扯吗？
作为美国历史上在经济管理领域成就最突出的总统，里根上任之后独辟蹊径，坚决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坚定不移的引导美联储降息，1981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就降到了12.4%，1982年底降到8.5%，此后就维持在这个水平线附近，到1985年底，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为8.3%。利率下降之后社会资金泛滥，如果涌入消费领域，必然引发更加惨烈的通胀。要预防这一点，就必须给资金以出路，也就是给它们一条切实可行的投资路径。
里根的办法是没有产业就创造产业，于是“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的英文名真的叫Star Wars Program）横空出世。里根鼓励美国与苏联开展军备竞争，乃至向太空竞争。这个计划的雏形开始于1983年，1984年全面实施，整个计划的支出预算高达1万亿美元。计划的内容非常扯淡：构建从外太空到覆盖全球每一寸土地的攻击和防御体系，武器系统非常全面，包括导弹、激光和电磁波等等。美国政府因此每年要花掉上千亿美元的预算，向各种各样的企业发布千奇百怪的产品订单，乃至直接资助企业的科学研究。至于军方在星球大战计划中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只要可以民用，都一律低价乃至免费供各路公司随意调用。在当年来说，千亿级的预算当然是一笔惊人庞大的开支。美国政府手里也没钱，于是就发行国债，卖给美联储和全世界。自此一条新的货币发行路径被发明了出来：以债为锚，发行货币。要知道1970年代之前所有的货币发行都是要跟黄金挂钩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全球经济学界都处于懵逼状态，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发行货币。现在里根抛开此前所有的经济学定义，以债为锚发行美元，这就算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数据上，1981年里根刚上任时，美国国债积累起来的余额规模仅为9979亿美元，1983年星球大战计划实施前夕为1.38万亿美元，到1989年里根离任时增加到了2.8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发债融资，对税收的依赖下降，于是里根开启连续的减税计划，到1986年，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年，美国个人所得税从此前最高的70%下降到28%，企业所得税则从46%下降到了33%。
当然了，星球大战计划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带来了全新的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以及减税，虽然这已经是划时代的意义了，更关键的是：它带来了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信息时代就此到来！
各位必须知道的是，1980年代之前，日本的产业经济发展势头根本就不可遏制，在各项传统制造业领域，日本依靠“通产省”的统一领导，取得了美国企业无法对抗的竞争优势。日本通产省类似于我国的发改委，二战之后，它统筹资金，统一从欧美各国购买各种先进的专利技术，分配给国内最合适的财阀集团，并规划和引导各种产业的发展方向。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总是能取得更加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到1970年代之后，日本在家电和汽车领域已经后来居上，将美国企业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如此，即便是在芯片领域，日本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80年代初期，存储器的市场被日本全面占领，以英特尔为代表的美方被迫退出。每失去一个行业，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失业。而失业，就是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状态的根本原因。
然而里根上任之后，竟然就神奇的遏制了日本的产业扩张步伐。在星球大战计划的资助之下，英特尔公司财大气粗，不再计较一时一地的商业得失，而是着手开始另一个方向的芯片研究：CPU,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到1985年，可以随便调用军方专利技术库的英特尔公司，终于推出了划时代的80386芯片，再之后，美国就始终站在了CPU产业的最顶端，再也没有给日本或其它国家以超越的机会。386在提升电脑的运算速度的同时大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只能在大型企业才能小范围使用的电脑开始降价，体积开始缩小，维护难度下降，并因此逐渐普及到千家万户。而作为中国人来说，最早接触个人电脑的，无疑都是从386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国40-50岁这一代人，真是很有必要向发起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总统说一声“谢谢”。
再到1989年，英特尔的486处理器问世，个人电脑价格再降一级，功能还足够强大，足以让有志之士在家里研究软硬件技术并进行性能测试。并且，在星球大战计划的支持之下，随便找个借口，比如该信息技术有利于导弹弹道分析，就能拿到高额的政府资助，而且政府还不会限制该技术的商业用途，于是信息技术开始了大爆炸，信息时代就此来临。英特尔公司在486处理器之后，就成为了引领了信息时代的帝王，技术进步就没有停止过。1989年里根总统任职期满后，他的副总统老布什竞选成功。老布什在任职期间延续了里根总统的政策，依然执行星球大战计划。一直到1993年，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克林顿走马上任，停止星球大战计划。然而在此期间，美国的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无可匹敌的高度，其它国家根本就是望尘莫及。
1993年英特尔在486的基础上研发出第一代奔腾处理器。一开始的奔腾处理器还缺乏足够强大的操作系统与之相匹配，原始的DOS系统在奔腾处理器的强大数据运算能力之下就如同老掉牙的算盘一般幼稚可笑，因此奔腾处理器的销售在早期竟然遇到了困境。一直到1995年，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推出了win95系统。强大的奔腾处理器匹配上windows系统，就如同王与后相遇，诞生了无数的子系统，无数的信息技术企业在这套系统之下创业成功，并向美国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英特尔的王者地位一直延续到2010年代，此后苹果公司异军突起，凭借智能手机抢走了个人电脑的风头，成为了信息时代的第二任帝王。然而这种王位传递，依然是发生在美国内部，美国之外的企业只能看着美国兴旺发达的信息产业流口水。
到这里，我们必须说回广场协议了。1985年，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之下，美与日德英法四国签订了广场协议，约定这四国的汇率相对美元升值。就在协议签订的当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就从1比240贬值到1比120。这份协议在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作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的当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刚好踩在警戒线上，到1989年里根总统离职的当年，美国失业率下降到5.4%，这是由于星球大战计划带来的新增就业。而在日本这边，日本人民集体高高兴兴的，根本就没把广场协议当回事。1985年日本的失业率只有2.6%，到1989年甚至下降到了2.1%。这还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要说广场协议薅了日本人的羊毛，至少在这五年里，根本没有任何数据予以支撑。
1990年之后，伴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信息时代的到来，日本原本相对美国强大无匹的产业经济逐渐表现出颓势。信息产业发展成所有行业的上游，再不可一世的日本汽车商也得使用英特尔+WIN的电脑系统，并且这个产业还无法山寨，美国人吸取此前轻易就被日本政府买走专利的教训，给信息技术转让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壁垒，“专利壁垒”这个词事实上就是信息技术壁垒。
信息产业的发展相当于在上游截断了日本人的现金流，暴利的日本制造业突然之间就陷入被美国人分走一杯羹的窘迫境地。体现在GDP增幅数据上，整个1980年代日本的GDP增幅都维持在4-5%之间，增幅非常稳定，1990年依然维持4.89%。然而此后面临着美国信息产业的入侵，日本的GDP增幅迅速下降，到1993年下降到-0.53%，此后就长年挣扎到正负1%的区间内。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另一项硬伤也发作了出来：地产泡沫破灭了。
话说日本的地产泡沫的始末，跟我大中国现在的情况简直是一模一样。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一边手动拉升日元汇率。另一边，则莫名其妙的开始降息，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基准利率从5%降低到2.5%。然而这个时候骄傲的日本金融界已经找不到新的实业投资方向了。对美国政府当时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极力扶持的信息产业，日本人也没啥投资兴趣，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英特尔手里的CPU技术才代表了全社会产业经济的未来方向。新增资金没有了去向，于是就投资房地产。1987年后，日本各大企业纷纷在东京都市圈内开建总部大厦，一栋比一栋建得高，而普通国民受此影响，纷纷开始买房。日本的房价因此开始迅速攀高，东京的房价每年要翻一番，其它中小城市每两年翻一番。急剧上涨的房价加剧了投机风气的形成，于是更多的资金涌入地产领域。到1990年的时候，东京的房价达到12万人民币/平米，相当于当时东京白领家庭平均收入的40倍。
好吧，到了这个时候，房地产已经割完了日本的全部韭菜，接下来就只能是调头往下。如果只是这样，日本如果还能维持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的话，那无非也就是房价停止上涨而已，老百姓还有工作，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贷款总是还得起的，不至于由于失业潮的涌来，诱发房产的抛售潮，并因此击碎地产泡沫。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详细阐述过的，美国一手引领的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了，日本的产业竞争优势完全消失，所有的日本企业都变成了美国的下游企业，被迫要让渡利润，这当然要带来失业率的提升。1990年之后日本的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上升到3.2%，2000年上升到4.7%，2003年达到峰值的5.3%。日本房价于是从1991年开始调头下跌，仅仅到1994年，东京的房价较高峰时期已经直接腰斩，跌到6万人民币/平米左右，而中小型城市的房价普遍下跌3成。此后整个日本的房价就丧失了增长性，一直到今时今日，东京中心区的房价依然维持在6万人民币左右。如果考虑1994年至今的货币通胀率，这事实上相当于又腰斩了一次，或许还不止一次。在这里顺带说一下，英国那边同样受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冲击，失业率在1990年之后同样表现出上升趋势，1990年为7.1%，到1993年上升到10QQ.4%的峰值。不过英国没有房价泡沫，1993年之后英国就基本消化完毕了信息产业的冲击，此后英国的失业率又开始逐年下降，1997年就下降到6.9%，2000年下降到5.4%。
这么总结起来看，所谓广场协议薅了日本的羊毛，只不过是日本自己作死罢了。协议的另外三个签约国英德法固然没有抢到信息产业的蛋糕，但是也没有吹出房地产的泡沫，所以广场协议签订之后，英德法经济也还能大致维持平稳。如果一定要说存在薅羊毛现象的话，那只能这么说：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薅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羊毛。
以星球大战计划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美国，最终击败了吹起地产泡沫的日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唯有真正的产业经济的兴盛，才能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并真正击溃对手，这才是1980-90年代美日经济消长，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至于所谓的广场协议，所谓的汇率升跌，在国与国的宏观博弈层面，根本就没有意义。里根能够封神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广场协议，一方面因为他一手创造了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全新的信息时代。
里根之后，天下无神。人类世界再也没人能够在货币领域和产业领域创造出如此神迹，在面对经济危机的威胁时，除了惊慌失措的开动印钞机之外，再也想不出其它办法。自里根之后，人类世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逢八必乱。98年亚洲金融风暴，08年全球金融海啸，而现在的2018年，又会发生什么呢？在所谓逢八必乱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规律？请期待中篇：逢八必乱。
中篇：逢八必乱
里根之后，老布什总统继续里根的政策，推进信息产业发展，全球到90年代初期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个人电脑得到了普及，并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成为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工作标配，当然，我大中国在这方面要稍微迟一点，要到2005年前后才能普遍实现电脑化办公。在这里顺带说一下，老蛮我在本世纪初刚入行的时候，遇到计算一块地形复杂的土地面积的事，使用的方法还是在图纸上画无数个三角形，然后累加三角形面积。一直到2010年，我大中国依然有一大批建筑设计师，习惯亲手在灯光台上用直尺画图。整体来说，我大中国的信息建设，在起步时期就比美国晚了足足十五年。
言归正传，在个人电脑得到普及之后，企业的运营效率总归要得到提升的。所以欧洲方面很快就消化了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冲击，开始进入经济上升通道。至于日本方面，则由于搞出了地产泡沫，在地产泡沫被信息产业捅破之后陷入长期的萧条，这算是自作孽，也不值得同情。
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启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被视为信息产业的一个全新的分支：互联网产业正式启动的标志。该计划总投资约4000亿美元，计划将信息光缆铺设到每个美国家庭。美国自此在互联网硬件建设领域取得了长期的优势地位。在今天看来互联网建设是理所当然的事，通光缆已经是今时今日普通住宅的标配，然而在当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具有跨时代的伟大意义。想想吧，在政府的主持之下完成大大小小的信息基站和网络铺设，实现人人互联，每个人都是信息发布的主体，这反过来又能颠覆政府或强势媒体的信息垄断地位。在商家而言，就能通过互联网直接面对千万客户，直接收集客户数据，了解客户喜好并实现直接销售。这前景真是想一想都美好，欧美金融界对接下来的“互联网时代”充满了期待。既然信息网络的硬件投入由美国政府负责，那金融界就来投网站吧。在当时来说，真是随便注册个网站，卖卖概念，比如交友，比如搜索，比如二手货交易平台之类，都能拉到无尽的投资，网站估值动辄以百亿计。这期间的典型案例就是雅虎网站（YAHOO），从搜索到电子邮件到新闻，算是将互联网网站的所有概念都包了进来，实在是资金拿来炒作的最好素材。雅虎于1996年上市，上市当年的市值仅5亿美元，到2000年初的时候剧烈膨胀到2154亿美元的峰值。想想看，当时的欧美资金炒作互联网概念，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这里顺带说一下，2017年雅虎以不到50亿美元将自己给卖了，算是互联网泡沫史的最后印记。
就在欧美金融界从全球抽调资金去炒互联网概念，弄出来一个“互联网泡沫”的同时，却引发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作。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里根的治理下解决了国内的经济滞涨问题之后，转而开始扩张其在亚洲的影响力，逐步加大对亚洲各国的投资，由此带动起欧洲各国向亚洲各国投资并转移基础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和地区逐渐发生分化：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逐渐建立起完备的炼钢造船等重工业体系，并由此开始发展其自己的优势产业。新加坡走上了炼油和精细化工之路，台湾和韩国同时选择了电子作为发展方向。而香港则在此过程中一步步放弃了制造业，将其原本强大的纺织化工电子等产业迁移到大陆，自己专心的发展金融和地产。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则压根没有发展起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它们干了点来料加工和装配之类的简单工业就志得意满，转身就引导欧美资金进入到房地产领域，在首都等地大建高楼，吹起了一波房价泡沫。
话说人类世界的天性就是不把历史教训当教训，一再跳进同一个坑里。明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就已经爆了，但是东南亚四国和香港依然义无反顾的跳进同一个坑里。1985年到1990年期间，这些地区的房价还算是温和上涨，年均涨幅约15%左右，然而在日本的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东南亚四国和香港居然就敢膨胀起来了，1990年之后，房价泡沫迅速放大，房价每年都翻一番。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香港中心区房价每平米约折1万块人民币，泰国曼谷中心区公寓房价约5000元。到1996年金融风暴前夕，香港房价涨到约8万，曼谷公寓房价涨到约3万。在当时，香港近5成的银行贷款投给了房地产，而泰国甚至达成了7成。房地产成为了这些地区经济的绝对支撑，一旦资金从地产领域撤出，就必然导致泡沫破灭，并带来残酷的连锁反应。
前面已经讲了，1995年之后美国开始掀起了互联网投资热潮，以雅虎为代表的各种网站吸引了欧美资金的疯狂追捧，各路财团纷纷从世界各地抽调资金去炒互联网股票。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资金开始纷纷出售自己位于东南亚地区的房产，结利退出。泰国首当其冲，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于泰国的公寓市场体系在管理上本来就非常特殊，由于禁止外国客户购买独立式房屋，因此它的公寓事实上就是面对外国投资者的，有很多都是由欧美财团直接整栋购买的。现在外国投资者纷纷卖楼退出，本地居民根本承受不起如此高昂的房价，这就意味着找不到新韭菜了，于是房价暴跌。曼谷的房价在1997年当年就遭遇腰斩，到2000年整体跌去了8成。房价的剧烈下跌引发外国投资者的夺路而逃，泰国的外汇储备剧烈下降。同时由于大量的购房者拒绝再缴付按揭款，银行的坏账率暴增，对于近7成的贷款都是地产贷款的泰国银行业来说，这就是噩梦。到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归大陆的第二天，无从履行外汇兑换义务的泰国政府被迫放弃从1984年的开始实施的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实施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就爆贬30%，此后的一年内又贬值了30%。
1997年7月2日由此成为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始日，欧美投资者启动了避险模式，纷纷加速撤出自己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产投资，转而投入到一眼看上去就前途无限的互联网领域。东南亚各国房价因此一路下跌，危机由此从泰国逐步蔓延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国家的危机模式与泰国一模一样：外资撤出引发房价下跌，并导致银行坏账高企，金融系统瘫痪，反过来这又会刺激外资加速出逃，并进而导致汇率爆贬。
到1997年10月份，危机终于蔓延到了香港。这个时候的香港跟东南亚四国简直是一模一样：整个地区陷入了产业空心化的境地，除了纯粹的地产泡沫之外毫无实业可言。看着周边各国的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的破灭，香港市民惊慌失措，纷纷的卖出房产换成美元避险，于是一边是房价剧烈下跌，一边是港币的联系汇率体系岌岌可危。不过香港的情况跟东南亚四国不一样。东南亚四国的地产市场有大量的欧美资金参与，而香港的地产市场是靠的是本土资金以及小部分的大陆红色资本，它们并没有出逃的需求。香港的问题在于居民的信心崩塌带来的挤兑问题，只要信心能够恢复，资产抛售潮能够停下来，香港居民不再主动兑换美元避险，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就能守住，就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到1998年8月份，香港楼市已经腰斩，恒生指数从一年前的14000点跌到了7000点，同样也是腰斩，在汇市，香港政府为了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应对香港市民的挤兑而焦头烂额，一千亿美元出头的外汇储备，一年下来已经花了两百多亿，然而在香港市民前赴后继的挤兑就跟无底洞似的，市民信心如果无法恢复，多少外汇储备都会耗尽。到这个时候大陆政府终于明确表态，宣布大陆的全部外汇储备都将作为香港金融市场的坚强后盾。香港政府有了底气，于是高调出手，大量购入股票救市。大陆的明确表态乃是挽回香港市民信心的关键因素，市民不再挤兑政府，香港金融市场就没有了压力，恒生指数开始回升。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本来正在押注港币扑街，看到这种情况，于是顺势退出。
说到这里，老蛮我必须强调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形成乃至发展，与索罗斯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在于东南亚各国不搞实业，引导外资进入地产领域，吹起了巨大的房价泡沫。在外资撤离房价泡沫破灭时，东南亚各国又毫无办法，想要封堵外资撤离，在自由金融体制下根本就做不到，最终引发惨烈的银行坏账和汇率暴跌，金融市场一片狼藉。索罗斯只不过提前看到东南亚各国外资撤离的趋势，趁势在汇市下了几笔空单而已。量子基金在巅峰时期也就是区区60亿美元的规模，根本无从主动诱发任何国家或国际金融中心级的金融危机。索罗斯无非就是押注危机的时机押对了而已，操作手法就是在危机发作前押几把汇市的空单，趁机挣点小钱。而在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的赢利点还是在美国互联网投资领域，除了索罗斯，各大国际主流金融机构压根就没看上在亚洲地区下空单的所谓盈利机会。
在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中，吹起了楼市泡沫的香港和东南亚四国遭受了重创，房价暴跌，银行业巨亏，汇率剧烈贬值。所谓房地产可以在货币贬值时起到保值作用的说法，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这5个国家和地区的房价一直要跌到2005年左右，较1996年的峰值时期普遍跌去了七成以上，才算是勉强止住了跌势。而专心于实业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则几乎没有遭遇风暴的洗礼，期间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股市和汇率稍微波动了几下，政府出面干预了一把，很快就稳定了人心和市场。这样看来，实业，乃是对抗金融危机的终极王道，这算是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教益。
98年亚洲金融风暴并不是故事的终结，欧美的资金从东南亚各国的地产领域撤出，固然捅破了它们的房价泡沫，然而这些资金纷纷聚集到美国的互联网领域，却引发了另一个泡沫：著名的纳斯达克泡沫！
当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主要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纳斯达克指数因此被称为科技指数。1996年美国互联网投资风潮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只有1000点出头，到2000年3月最狂热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阶段性高点5100点，四年时间指数涨了足足5倍。到这个时候，人们逐渐清醒过来，发现所谓的互联网也不过如此而已。网络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是有极限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有边界的，指望互联网络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格局，根本就是白日做梦。于是各路资金开始结利退出，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总市值已经达到6.7万亿美元的市场，根本就已经没有其它资金可以前来接盘了。于是泡沫当场破灭，到2001年3月份，短短一年时间，纳斯达克指数跌到2000点以下，总市值暴跌到2.7万亿，4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就此烟消云散。一直到这个时候，98年金融风暴，才算是画上了句号。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98年金融风暴从来没有在国际经济学界得到过认真的梳理。大家津津乐道的，无非是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索罗斯量子基金挣了多少不义之财，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开放金融模式未能阻止外资撤离。至于最关键的问题：弃实就虚，放弃制造业而鼓吹房价和互联网，先后弄出了房价泡沫和互联网泡沫，造成东南亚各国经济大动荡之余，最终欧美各国也没落到啥好处，在互联网泡沫上咽下了苦果。要知道，里根当年发明“以债为锚”的印钱方式，骨子里是要以星球大战计划推进实业发展，并将人类带入了了全新的信息时代。现在各国政府和各路财团只记住了借债印钱的便利，但却忘记了推进实业的根本，这种根子上的毛病没解决，危机必定会再次发作。
互联网泡沫的锅得由2001年1月离职的克林顿总统来背，而新上任的小布什总统，拿着轻易就借债印出来的钱，突然就陷入了无所事事的境地。传统的信息产业每隔两年就全面更新一次CPU和系统，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也不再需要加大投资；互联网这个大泡沫看着就没谱，各大财团避之唯恐不及；至于其它领域的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影子。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花不了多少钱。小布什闲着没事，于是放纵华尔街去房地产领域吹泡沫，到2007年，终于搞出了震惊世界的次贷危机。
当时的美国已经把借债印钱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但是可以花钱的领域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找到新的借债人，美国金融界发明了所谓的“次级贷款”，也就是给付不起首付的穷人提供全额购房贷款，鼓励穷人买房。在次级贷的推动下，从2001年到2007年，美国房价迎来了一波剧烈上涨，整体涨幅达到70%。好吧，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已经反复阅读到了一个终极定律：所有吹起房价泡沫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全球经济第一强国，也逃不过规律的作用。
更加作死的是：美国金融界有着发达的金融产品体系，它们将所谓的次级贷款打包，弄成无数层的金融产品，拿出去加杠杆卖给整个欧美日韩的金融机构，大家一起来分担借钱给穷人买房的风险。而一旦美国穷人还不起钱，这就意味着整个欧美的金融体系都要遭遇惨烈的冲击。
到2007年3月的顶峰时期，美国次贷余额达到1.3万亿美元，并且由于层层转手，层层加杠杆，参与到这场地产泡沫的资金超过10万亿美元。然而穷人总归是还不起钱的，大规模的断供潮就此出现，到4月份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抵押机构“新世纪金融”就宣布破产，危机就此爆发，并迅速向整个欧美日韩金融界扩散，8月份德国工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相继宣布遭遇巨额亏损，接下来就是集体比惨时间，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轮流发布重大亏损消息，时不时就有一家老牌金融企业宣告破产，全球金融市场一片惨淡，现金流濒于枯竭，并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海啸就此成型。8月份之后，各发达国家政府眼看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相继宣布救市。最典型的是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从危机发作前的5%一路下调，到2008年9月份降到0.15%的最低值并长期维持。然而哪怕是降息降到这样接近零的程度，依然不足以阻止危机，于是美联储开始执行“量化宽松”策略，在金融市场上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其它由政府担保的债券，也就是美国央行直接印钱给美国政府花，以挽救经济。2009-12年间，美联储总共买进了约2.7万亿美元的债券，此后美联储的买债行为成为常态，每个月都要买入450美元的国债和400亿美元的其它债券，一直维持到2014年底。
次贷危机发作后美国的房价持续下跌，到2010年已经整体下跌了四分之一。此后在“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刺激之下，美国经济才算是勉强站稳了脚跟。而在中国这边，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太过严重的房价泡沫问题，中国相对独立的金融系统也没有涉及到次级贷产品交易之中，因此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只不过让中国人惊吓了一把，几个城市的房价假装跌了一下，很快就回升，并没有伤筋动骨。我大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就承接了全球的基础制造业，并由此发展出相对完备的基础制造产业链，从原材料冶炼、基础加工一直到基础装配，我大中国都发展出了丰富的企业集群。这样比较起来，新世纪的前十年，我兴旺发达的中国经济，真是要比焦头烂额的美国经济高出好几个档次。在这十年里，我大中国国民扬眉吐气，在金融海啸期间甚至还财大气粗的尝试救助美国，显得格外的有面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房地产泡沫的坑永远都在那里，每隔10年都会有一个新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兴高采烈的主动跳进去。1980年代是日本，1990年代的时候是香港+东南亚，2000年之后是美国，到了2010年之后，终于轮到了中国。
在美国那边，2010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风气为之一变，金融机构受到了日益严格的监管，不允许再将资金毫无节制的投入地产或其它泡沫领域。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2010年6月，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老爷发布了划时代的苹果4代手机，就此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信息时代的全新革命：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此到来！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这个东西与普通人类的日常生活一直若即若离，远没有达到渗透到日常起居的程度。使用电脑上网，无论是台式机还是轻便的手提电脑，总归是有着天然的隔离感。然而天才的乔布斯将手机智能化，与互联网捆绑起来，自此实现了互联网与人类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就能上网，拍照发推特，在朋友圈里相互点赞，分享自己每时每刻的生活，吃饭之前先用手机轰炸一轮，成为了新时代人类的典型生活方式。中国的年轻人虽然发不了推特，但是微博微信之类的用起来一样顺手得很，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甚至比美国还高。移动互联网终于算是给整个信息行业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各种随身智能设备蓬勃发展起来，美国经济就此重获新生。然而奥巴马总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启动基础制造业重回美国的计划，并突破其国内莫名其妙的环保限制，大量开采美国丰富的石油气资源，将美国从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石油出口国。如此双管齐下的结果，2009年1月奥巴马刚上任时美国失业率高达10%，到2017年1月奥巴马离任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4.7%。这真是一个耀眼的成绩。
然而，在中国这边，2010年之后，我们一步步的掉进了地产泡沫的坑里。到2018年，地产泡沫已经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到了现在这一刻，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最高等级战略的程度。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川普总统已经发起了与我国之间的最广泛的贸易战，双方互加关税，毫不退让。然而，这场贸易战的实质，其实是一场关于人心的决战。人心的向背，将决定这场贸易战的最终胜负。请期待下篇：决战人心。
下篇——决战人心
首先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基本概念：我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底已经膨胀到了什么地步；城镇居民在购房上的投入，已经占到其收入的多大比例。唯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大中国在贸易战的威胁之下，经济局势到底有多险恶。注意，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受一场数据浪潮的冲击，不过你们无须认真的阅读下列数据表中的每一个的数据，我将会对表格中的数据规律予以详尽说明。
首先要放上来的，是1990年至2018年6月的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支数据表。这份表格不仅是列举我国国民的历年收支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扣减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人均收支结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由于人均消费性支出收据仅包含居民为了生存必须的衣食住行医教育（这里的“住”指的是居住直接居住，比如物业水电支出或租房支出，不包含购房按揭类支出）的支出，不包含奢侈型消费和购房支出，因此所有这类高端消费，都指着人均收支结余了。
上述表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特征：1998年-2001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增幅都很低，这是由于当时效率低下的国营经济遭遇重大困难，被迫启动千万工人大下岗，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因此丧失增长性。此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大舞台，承接了全球的基础制造业转移，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基础工业品基地，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与日俱增，年增幅基本上都维持在10%以上。然而2013年之后风云突变，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增幅都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幅仅5.9%，2018年上半年也只有6.8%（12745/11931），这当然意味着消费降级。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1998年我国开启商品房地产改革至今的宏观房地产市场数据。我在下表中做了一个简单的数据模型：我假设所有的商品房均为三成首付，20年等额还本，购房利率统一设置为6%，由此推算每年的城镇居民购房总支出。注意两点，第一，这里的统计口径为完成了房管局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销售数据，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大量的已售商品房由于限签因素，无法完成备案，但城镇居民已经事实上支付了首付。因此2017年及2018年的数据存在一定的低估。第二，我这里直接使用的“商品房”而不是“商品住宅”的数据，这是因为住宅销售额占商品房总销售额的比值超过85%，且剩下的用于销售的物业形态中，商铺的买家主要是居民个人，写字楼的买家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个人，整体而言，超过9成的商品房卖给了城镇居民个人，以公司名义购买的物业比例极小。
按惯例，对上述购房总支出做一个简单的验算：1998年至2018年6月的商品房销售额合计91.54万亿，居民还本额合计43.69万亿，两者扣减，就能得出城镇居民的购房总负债规模：91.54-43.69=47.85万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2018年6月底，城镇居民总贷款余额为44.13万亿，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购房类贷款，消费类贷款规模极小。此外，根据建设部数据，截至2017年底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为4.51万亿，考虑到近5年来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规模的年增额约5-7千亿，估算今年6月底的数据为4.8万亿，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数据出入，如此合计，居民总贷款余额为44.13+4.8=48.93万亿。这个数据与前述表格中的推算数据之间的差异仅2.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两个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前述表格中的计算方式是成立的，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以上述居民购房支出表中的年度支出数据，去除以居民历年的年度收支结余数据，我们就能计算出居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了。这个购房负担率一旦超过100%，就意味着居民手里的盈余资金全部被房地产市场吞噬了。为了买房，居民下一步就只能是压缩必要的生存支出，形成消费降级。
计算出来的结果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我大中国国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水平，在2010年达到80%，此后，在连续的房地产调控之下出现震荡，到2015年依然维持在84.5%的水平。这说明这些年的房地产调控其实起到了作用，居民的购房冲动得到了抑制。然而调控的结果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减，2015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降幅高达22%，所以到2016年初我国就放弃调控，开始启动“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此后居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剧烈增长，2016年和2017年都在95%左右，到了2018年上半年，这个数据出现了暴增，达到了110.6%！居民的当年度收支结余全部都要拿去买房，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居民必须要动用他们的棺材本，也就是使用历年积累的储蓄来偿还购房支出，这就是“六个钱包”说法的由来。2018年上半年居民80%的棺材本都已拿来购房，六个钱包已经被压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仅仅两成的棺材本，在我们这个负福利国家来说，必须拿来预防生老病死等等各种意外，是万万不能动用的。如果放纵房地产继续吞噬居民的棺材本，造成居民的现金流断裂，那是要出大问题的。第二，消费降级，已经是经济上的必然趋势，也一定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上体现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的历史演变。
2004年-2012年，是我大中国消费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我大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幅约20%，此后，伴随着我大中国的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消费增幅逐年下降，到今年7月份已经下降到仅4.4%（21.08万亿/20.2万亿）。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就现在这种惨淡的增幅，还是由于城市化在继续，每年新增的城镇常住人口约2千万左右，2018年上半年城镇常住人口的人均消费性支出12745元，而同期农民的消费性支出仅5806元，城镇人口的消费能力是农民的2.2倍，不过最近我国开始表现出逆城市化的趋势，重点城市都在有意无意的驱使低收入人群回乡，这意味着消费增速将会加速萎缩。我这里给出一组代表性的销售数据供各位参考：2018年7月份轿车销量80.9万辆，同比增长-3.8%，环比增长-7.0%；SUV方面，7月销量63.9万辆，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6.9%。家用汽车销量往往被视为消费的先导数据，汽车销售陷入萎缩，一般都是经济萧条的起点，整个消费市场都将陷入真正的萎缩。
然而与此同时，从2013年开始维持的物价平稳状态开始改变，今年以来的零售物价指数开始提升，截至7月底已经达到1.7%，今年极有可能突破2%。这与上游的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原材料价格持续暴涨有关，原料价格的上涨总归是要传导到下游最终消费品领域的。这还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在居民已经无力消费的同时，物价终于涨了起来，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滞涨。
消费是经济最核心的动力，消费增速陷入萎靡状态，经济增长动力就丧失了一大半。与此同时，房地产泡沫对实业的冲击作用，也逐渐体现了出来。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房价暴涨除了吞噬居民财富压缩消费，对实业造成间接打击之余，它还会推高房租，大幅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实业形成直接打击，最终形成驱赶实业的恶果。这种现象，可以在下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表中得到完整的体现。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大增，而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投资增幅长期超过固投总增幅，是为拉动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2013年之后，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此前的高于20%剧烈萎缩，到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对值增速已经只剩下5.9%，乃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值。我这里稍微说句题外话，本文中的所有增幅数据都是绝对值增速，是与去年的数据直接相除得出的数据，而我大中国统计局发明了一套只有超级赛亚人才能看懂的除法，有着神奇的数据调整因子，比如2017年统计局宣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7.2%，反正也没人能看懂这到底是怎么除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也不予以引用。学会自己除一下，乃是在我大中国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不二法门，特此提醒！言归正传，到了2018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1-7月的投资增速已经只剩下5.5%（355798/337409）。而2013年以来固投增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投资增速的剧烈下滑，2013年为16.5%，到2017年，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只剩下1.7%，2018年1-7月也只有3.9%，萎缩幅度远大于整个固投增幅的萎缩幅度。当然，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一直保持着相对高速的增长。从1998年启动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也只有201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在持续调控之下萎缩，造成当年度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只有1.0%，但是政府马上就受不了了，从第二年开始就启动地产去库存，将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拉了上来，2016年和2017年的增幅都达到7%，2018年1-7月更是达到了10.2%（65886/59761）。中国经济弃实业而重地产泡沫的顶层政策倾向，在上述数据演变的轨迹中，清晰可见，根本就无从掩饰。
与此同时，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资投资中国的欲望当然在迅速减弱，对外贸易数据当然也越来越难看，我大中国挣外汇的能力，当然也在迅速下降。下表列出了2000年以来我国在外贸和投资领域的全部外资相关数据，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大图好好看看。最重要的是最右侧的汇总数据，也是我大中国当年度挣到的外资总额。注意，下表中的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为外汇管理局，货物贸易数据来源为海关，外资投资数据来源为商务部。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当年度我国吸纳外资净值为633亿美元。到2015年，我国吸纳外资的规模达到峰值的3957亿美元，此后伴随着美联储加息缩表，促使美元回流，我国吸纳外资的规模就随之进入了下滑通道。2016年下降到2203亿美元，2017年下降到1798亿美元。到今年情况更加恶化，在贸易战的现实威胁之下，今年一季度出现了负值，净流出165亿美元，截至6月底的数据也仅仅只剩下15亿。这已经完全谈不上外资流入了。必须注意的是，上半年为了提前应对贸易战，有大量的贸易商提前完成了进出口贸易，这事实上极大的提高今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顺差，下半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必将会大幅下滑，并导致整体的吸纳外资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今年我国在吸纳外资一项上出现整体上的净流出情况，估计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这么总结起来看，在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我大中国的消费与投资本来就丧失了增长性，祸不单行的是，川普适时发起的贸易战，将我国挣外汇顺差的能力都剥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全部散架。在这场贸易战面前，怎么看，我国都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目前我大中国的应对措施已经渐渐明确：重启地方政府的大基建模式，以勉力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单单7-8月份的地方债新增发行规模就超过1万亿人民币了，按现在的势头，预计后续还会有两万亿的新增地方债规模。然而我大中国地方政府本来就债务缠身，本来就已经到了连利息都还不上的程度了，这就是去年下半年财政部和发改委联手封堵地方基建，严查地铁轨道建设的原因。现在指望地方财政突然就宽松起来，重新拥有借债还息的能力，根本就不现实。如果最后由中央政府兜底，以行政命令要求央行直接印钱，帮助地方政府还债，那就是事实上的QE，量化宽松，就我大中国的货币信用状况，必定会导致一场灾难。
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办？难道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攻势，我们只能屈辱求饶了吗？除了自杀式的重启借债基建模式，难道我们只能一步步的看着实业萎靡失业率暴涨汇率扑街房价暴跌吗？我们只能看着流民四起社会动荡底层绝望的国民启动互害模式吗？我们真的不能做点什么，来逆转现在的局面吗？
在第一章，老蛮我详细阐述了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的根源，在于美国信息产业的兴起，击溃了日本看似先进的制造业；在第二章讲述了1998年东南亚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源起于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兴起，吸走的外资投机资金；至于2008年美国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由于当时美国金融界借钱给一贫如洗的穷人零首付买房，最后他们根本就还不起债导致坏账连锁爆发。这些因素，在今时今日的中美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我大中国根本就没有零首付这一说，这么多年来，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可以通过高评高贷降低首付，整体来说三成首付制度执行的非常好。买房者也基本上都有固定收入，提供假收入证明的当然也有，毕竟也不是主流。真正可恐惧的，就是新兴产业冲击中国。
然而，某种新兴的、能够吸纳全球资金积极参与的产业，还没有诞生。新能源现在基本上都是骗局，无论是风电、新型电池乃至电动车，全都没有啥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量子技术领域毫无进展。随身核能源设备至今唯有在漫威的电影里看到钢铁侠在使用，真实世界的人类能够发展出这种技术的可能性为零，甚至低于零。至于从1985年之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了瓶颈状态，到了移动互联之后就没有了突破方向。所以美国固然通过加息缩表，促使美元回流，但是回流之后的美元其实也是无所事事，唯有炒炒美股买买美债而已。于是美股没事就创下新高，美债利率也一直维持在低位。
为了给回流资金找出路，美国政府的办法是力促实体制造企业回流。奥巴马政府还讲脸面，只是喊喊回流口号。特朗普政府已经撕破脸了，一方面启动全面性的减税，将企业税率从35%大幅下降到20%；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依然将产能布局到国外的企业口诛笔伐，特朗普甚至亲自上阵，在推特上对外迁的企业破口大骂。在这样的背景下，连苹果公司都开始实施产业回归计划，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也已经将部分产能搬到美国，为美国提供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作岗位。到今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3.9%，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最闪亮的失业率数据。然而特朗普政府依然不满足。实体企业的回流美国还没形成规模，还只是小打小闹。更关键的是：现在看起来很漂亮的失业率，是建立在史上最低的劳动力参与率（愿意参加工作的成年人比例。美国的失业率计算方式为：有工作者/愿意参加工作者）基础之上的。2000-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维持在66-68%之间，扣除老人以及病弱，这还算是一个正常的数值，此后这个数据就调头往下，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了62%。这表明近10年来，虽然美国的失业率逐年下降，但是美国成年人口的工作意愿不足，事实上的新增工作岗位，依然不足。
这么看起来，中美的核心矛盾，就是实体制造业的最终归属。要么就留在中国，以支撑地产泡沫之下脆弱的中国经济；要么就回归美国，以提升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经济面临重大危机的当口，美国经济将因此被推升到真正的盛世状态，特朗普总统也将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没有之一。
在美国那边来说，能做的准备都已经做了：大幅减税，石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这都是为了给生产企业降成本。同时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大幅提升关税，降低在中国设厂的美资企业的利润，逼迫其回流。美国这段时间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以及整个共和党，都将为美国带来了多少回流企业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放在竞选宣传的首位，视之为最高的政绩。而在中国这边，真正能够挽留实体制造业的措施，一个都没有看到！减税？口号这几年确实是喊得震天响，但是年年都是税收增速大幅超过GDP增速，今年1-7月的税收增幅高达14%。最近又玩出社保费用由税局统一征收的新花样，相当于变相加税。与此同时，我国还要以环保为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企业清洗运动，直接关停民营企业，并且没有任何申诉或者复工途径。
我大中国国民，本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吃苦耐劳，最愿意挣辛苦钱的人类。即便是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实业老板辛苦十年，比不上一个打工仔买套房挣的钱多，但是依然有着一批数量巨大的实业老板们，含辛茹苦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的工作。对中国经济来说，最可怕的事，并不是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是实业老板们丧失信心，放弃实业。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结局，会比1990年的日本以及1998年的东南亚四国惨烈得多。
既然核心矛盾已经确定，那么我们的应对方式，就很明确了：给制造企业定向减税，减税幅度至少应达到30%以上。现在我国的税收征缴体制已经很完善了，已经可以很容易的区分企业性质进行征税了。单独对制造企业减税，也并不会带来整个国家财政的动荡。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总税负为50940亿，总利润为71921亿（原谅我只能使用2016年的数据，因为2017年之后制造企业的税负数据就不公布了）。从这种数据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税收只占当年度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9%（50940亿/130354亿），将工业企业税负全面下调30%，也就是减少15282亿，全国税收降幅也只有11.7%，还远远达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如果想要弥补这种税收损失，还可以给地产行业增税，2016年中国房地产企业直接缴纳的税收总额约2.4万亿，再增加个3、5千亿应该也不难。最关键的是，二手房交易中的居民个人所得税，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予以征缴。如果这一笔税全面开征，取消所有的减免规定，只要是二手房交易的增值部分就必须缴纳个税，并且可以按照增值比例建立级差征缴制度，增值50%的部分征缴20%，增值一倍的部分征缴50%，就这已经足以弥补全部税收损失了，而且这种征收手段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一定比目前引发巨大争议又迟迟不敢出台的所谓房地产税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个税只有在炒房盈利时才会发生，对于真正的购房刚需来说，并不会发生负面作用，不至于发生房地产税这样的误伤。
而针对制造业减税，单单就这一笔30%的减负，就可以为工业企业增加21.2%的利润，无疑这将会给实业老板们带来巨大的经营动力。当这个国家真正启动专门针对实业企业的减税措施之后，整个社会无疑也将会逐渐形成尊重实业的风气。同时，在行政层面上，对于地方政府做出的无故关停实业企业的行为，一经查实，立刻撤掉地方主官的职。只要有一宗案例，就足以扭转地方政府藐视实业的作风。如此双管齐下，制造企业主的人心就能安定，我大中国有了实业作为底气，就有了与美国继续对抗下去的基础。未来的胜负固然还难以预料，至少也有了一战的机会。
然而，如果我们坚决拒绝针对制造业的定向减税，却毫无逻辑的选择政府借债搞基建的路子，这除了将我大中国引导到金圆券的老路上，没有别的可能性。这一次，在中美贸易战的威逼之下，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机会了。今年以来我大中国的制造业情况已经相当惨淡了。1-7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规模39038亿，较2017年同期的42481亿，降幅高达9.2%。当然，国家统计局发明了一种新算法，他们把去年还在规模以上的总盘子里但是今年消失了的企业，从去年的盘子里踢了出去，强行宣布去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其实为33330亿，由此得出我国今年的工业利润增幅为17.1%。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罢了，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顺带说一下，从总盘子里消失了的企业数量是多少呢？2017年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379887家，今年7月份为373939家，一年时间下来，5948家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不见了。
就现在这样的状况，继续拖延下去，让企业主的心继续寒下去，让规模企业继续这么消失下去，我大中国的失业潮是可以预见的。在城镇居民的现金流完全被房地产吞噬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应对失业潮的冲击的。这将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失业潮将会带来房地产断供潮和抛售潮，带来物业价格的崩塌。要知道今天我大中国三分之一的银行贷款都是居民购房类贷款，至于企业贷款最终流入地产开发领域的数额，更是难以估量，整体来说，我国至少六成以上银行贷款锁死在房地产领域，与东南亚金融风暴发作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一旦地产市场崩塌，带来的金融风险，是我大中国无法承受的。
既然已经无可选择，既然定向减税已经是唯一的选择，背水一战已经成为了不得不为的事，无论怎么看怎么想，都没有了别的退路，那么，剩下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大中国会将这种定向减税措施推上台面。正如解说中国足球最常见的一句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大中国政府不能尽快以减税作为突破口，收拾人心的话，这场贸易战，我国一定是彻彻底底的输家。而如果定向减税措施真的能够出台的话，那么，我们就还有一战之力，就还有时间和余力，跟美国见招拆招，寄希望于时间能够化解地产泡沫问题。更关键的是：定向减税也并不会伤及我大中国的财政根本，向地产领域定向加税已经可以弥补绝大部分财政收入损失。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如果连这最后的一条路，我大中国都不愿意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看着人心破碎，伴随着贸易战逐步升级，各路资金夺路而逃，并最终迎来长期的黑暗。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类往往都会在历史的紧要关口，做出错误的选择。定向减税这种对国家来说一本万利的事，由于不能给顶层的权贵带去实际的利益，在操作上又很是麻烦，会徒增相当多的工作量，甚至有可能因此得罪相当多的既得利益团体，因此我大中国的决策群体，对这样更富有可行性的建议，一般来说，也都会选择视而不见。鼓动地方政府借债搞基建多舒服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还可以寻租，各大利益团体都相当满意，这才是符合我大中国国情的危机解决措施嘛。至于以定向减税凝聚人心这种事，哪有什么实施价值嘛。这么想起来，对那个更可能发生的黑暗结局，老蛮我唯一想说的，就只剩下我经常说起的这一句：我的读者们啊，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放弃对光明的希望。即便是在黑暗之中，你们也要睁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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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风险逼近，还能投资债券吗？
作者: 孙骁骥
近段时间，城投债非常火爆，不少朋友都在讨论债券相关的投资话题。尤其是在7月底到8月初的三周内，国内城投债发行达1500亿，是五、六月两月的总和。这种集中的爆发仿佛是地方政府在用发债的方法向人们喊话：没钱了，请速打钱给我！
据统计，在过去的7个月，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政府没钱、企业没钱。因此，新一轮的债务扩张伴随着流动性的释放，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拉动低迷的投资。
老套路不好使了，需要新套路
但是，在刚兑已被取消的时代，债券与各类银行理财一样，在道义和事实上都不会对投资者有任何安全承诺。原本是避险资产的地方债券，却有可能成为“风险资产”。那么，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很可能就和当年政府暗中支持的影子银行发行各类表外融资产品一样，被坑的始终是击鼓传花游戏接到最后一棒的人。
还是那句话，换汤不换药，换瓶不换酒。由于内核无法更改，因此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只不过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转移问题的那股力量，我们称之为宏观调控。文艺腔一点，叫有形的手。
一年前我说过，在中国的居民债务、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当中，风险最高的是企业债。现在企业债通过简单粗暴的方法基本得到解决，该破产的民企任由其自生自灭，该拆分出去的不良资产已经拆分重组，剩下的都是亲儿子，央企和国企。就这样，企业债评级又升回去了。企业债已成了类似于指数的东西，宣传作用大于实际的技术指标作用。
但这里存在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挖东墙补西墙的现象。由于经济整体的的低迷，补完西墙后，东墙看上去也空了。换句话说，企业负债率下降，其代价必然是居民债和地方债务上升。2018年以来国内企业倒闭了多少？无从查证并且也不让说。但情况肯定是非常严峻的，否则地方政府不会哭穷，而且是如此声势浩大的哭穷。
我们都知道，民企是猪，养肥了好宰。地方政府吃肉，从中受益。杀猪刀就是企业税收。但猪现在自己倒是饿死了不少，空有杀猪刀但没猪肉，税收减少得厉害。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另谋他法。
几个月前，某高层人士放话说，地方债务四十万亿，政府都不打算还的。解决之道，便只能是不求之于猪而求之于韭菜，依靠举债的方法从韭菜身上融资。
这一步棋是以政府信誉为赌注的高风险之举，也是无奈之举：经过这些年的反复收割，韭菜已经不信任股市了，而且股市里捕食者过多而猎物少，从里边融资越来越难；此外，各种被玩烂的表外融资项目也让韭菜们害怕了，不敢轻易买。换言之，老套路已不奏效，急需新套路。
政府债务的套子是新的，但内核依旧还是老样子。内核是什么？内核还是要靠行政力量推动，有形的手有多大力，就能出多大奇迹。就这样，以这一次的地方债的热点为标志，我们又正式进入了财政扩张的周期，但这一次，剧情的发展不一定会和之前完全一样。
本轮财政策以大力度减税降费、大规模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融资手段，力图通过财政的扩张和举债来抑制经济衰退。说白了，又是用全民的钱来购买一个转型窗口期。
这不觉让人联想到2009年开始的“中国版量化宽松”和政府刺激政策。目的和本质与本次财政扩张一模一样，但具体方法则有所区别。当年“四万亿”财政扩张的直接结果是炒高了全国的不动产价格，至于为产业转型赢得时间，这个目的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或者说，压根没有看到实现的影子。
上一轮的财政扩张的大背景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国际贸易严重萎缩。在中国，当年遭遇的情况和今天颇为类似。面临的问题都是外贸订单减少、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速放缓。
据统计，中国GDP的增速在进入2008年后快速下滑，从2007第4季度的14.2%下降至2008年第1季度的11.3%，此后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并在2008年第4季度跌破双位数，降至9.62%。
受大环境影响，08年后的内地股市也是大幅下挫。据统计，2008年9月沪市成交金额只有8368亿元，是2006年12月来最低成交量。考虑到此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值增加的情况，当时股市的换手率实际上已经处于历史低位。
从2007年10月上证指数最高点6124.04 点暴跌至2008年10月最低点1664.93点，跌幅超过70%，创下十多年来最短时间的最大跌幅，这其中既有金融风暴的影响，也有投资者恐惧心理的因素。系统风险的大量释放造成大幅度的财富缩水，投资者遭受惨重的损失。
联想到今天低于7%以内的经济增长，以及徘徊在2800点以内的上证指数，十年前后这两段时间呈现出很明显的相似性。更为严重的是，目前的货币政策更紧，因此债务的风险比过去高了不少。
2008到2014年之间，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举债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债市却有明显的政策制约。按当时规定，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债券有偿还的担保责任，这限制了债务融资规模，使得债务融资没法满足资金缺口。
于是，地方政府联合国有金融机构搞出众多融资平台，依靠表外融资的方式变相吸储。这趋势在2012年之后尤为明显，最终也带来了各种违约和金融骗局的产生。从源头上来说，这还是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为了创造靓丽的经济数据。
地方债务的风险不可轻视
2014年至今，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的《预算法》和《地方债务自发自还试点办法》通过，过去众多不规范的融资平台也陆续被叫停。这使得地方债务及进入了全面的改革期和监管期。当年，以几个东部沿海地区为试点，地方政府开始自主发行债券，这个渠道也成为了新规之下政府新增债务的唯一正规渠道。
并且，规定当中有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地方政府对其债务负责偿还”。这是剥离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债务的责任。此外，在密集出台的监管规定中还强调说，“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旨在全面剥离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信用之间的联系。
今天，地方债务成为了投资热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债券类资产受到追捧，说明市场的投资环境不佳，并且，这些债券已经没有中央政府的承诺保底，责任已经被事先剥离。实际上，债券投资的风险也在升高。
内地债市违约风波最近屡次发生，最穷的省份贵州区区某县的债务规模就达到13亿元。放大来看，西部地区的不少地区时而出现债务违约的新闻，根据某独立第三方机构的统计，中国不少地方的负债率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
此外，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地方的隐性债务。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失真严重。
虽然财政部门的“债务管理系统”显示中国的政府负债率只有36%，远低于国际水平，但如果把隐性债务加在一起，负债率就会远远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早在2016年，中国就已经有12 个省份负债率超过60%的警戒线，其中有7个省的债务率已经超过100%。到今天，超过负债警戒线的地区数量仍在增加。
为什么在经过债务的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依然存在债务黑洞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投资不挣钱。金融危机后，在2009年的“四万亿”里头，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建设就占了一万五千亿，比例高达37.5%。这一类项目的基本特点是回本慢、投资长、耗钱多。
今天全国各地政府举债的背后，其投资的主要方向依旧是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我们并未感到从实质上这和2009年发生的事情有特别大的不同。这些投资项目同样的难以在短期回本，并且项目利润低、周期长、花钱多。
这种密集的发债方式和换汤不换药的债务内容，只说明一件事：我们以为依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走出了量化宽松周期，但实际上我们依然在同样的周期里来回折腾。大量的钱并没有真正买来产业升级的窗口期，至于拿去干什么了，不方便明说。
如今集中发债的结果，恐怕又是未来几年新一轮资产价格的上涨。十年前，金融危机过后，“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了全社会基建投资完成额的飙升：2009 年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2.16%，2011年和2012 年6.48%和13.72%的相对低速的增长，2013和2014 年基建投资增速再次发力，分别达到22.98%和20.29%。
与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随着现在的地方债务密集发行，地方基建项目将迎来下一个井喷期。根据统计，中国省级地方融资平台评级最高的前三十强中，大部分经营的行业都是房地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以及电力热力燃气等涉及到基础建设的行业。作为发债的“配套措施”，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央行接连展开逆回购操作，释放流动性。
依照以往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是带动基建投资、利好房地产行业。但是在新常态政策及货币紧平衡背景下，基建的加大投入并不会立即反映到房地产市场，楼市依然会相对持续低迷。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留心地方债务的潜在风险以及债务违约的可能。在政府不承诺兜底的今天，哪怕是最保守的投资都应该三思而行。
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3786
近段时间，城投债非常火爆，不少朋友都在讨论债券相关的投资话题。尤其是在7月底到8月初的三周内，国内城投债发行达1500亿，是五、六月两月的总和。这种集中的爆发仿佛是地方政府在用发债的方法向人们喊话：没钱了，请速打钱给我！
据统计，在过去的7个月，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政府没钱、企业没钱。因此，新一轮的债务扩张伴随着流动性的释放，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拉动低迷的投资。
老套路不好使了，需要新套路
但是，在刚兑已被取消的时代，债券与各类银行理财一样，在道义和事实上都不会对投资者有任何安全承诺。原本是避险资产的地方债券，却有可能成为“风险资产”。那么，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很可能就和当年政府暗中支持的影子银行发行各类表外融资产品一样，被坑的始终是击鼓传花游戏接到最后一棒的人。
还是那句话，换汤不换药，换瓶不换酒。由于内核无法更改，因此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只不过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转移问题的那股力量，我们称之为宏观调控。文艺腔一点，叫有形的手。
一年前我说过，在中国的居民债务、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当中，风险最高的是企业债。现在企业债通过简单粗暴的方法基本得到解决，该破产的民企任由其自生自灭，该拆分出去的不良资产已经拆分重组，剩下的都是亲儿子，央企和国企。就这样，企业债评级又升回去了。企业债已成了类似于指数的东西，宣传作用大于实际的技术指标作用。
但这里存在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挖东墙补西墙的现象。由于经济整体的的低迷，补完西墙后，东墙看上去也空了。换句话说，企业负债率下降，其代价必然是居民债和地方债务上升。2018年以来国内企业倒闭了多少？无从查证并且也不让说。但情况肯定是非常严峻的，否则地方政府不会哭穷，而且是如此声势浩大的哭穷。
我们都知道，民企是猪，养肥了好宰。地方政府吃肉，从中受益。杀猪刀就是企业税收。但猪现在自己倒是饿死了不少，空有杀猪刀但没猪肉，税收减少得厉害。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另谋他法。
几个月前，某高层人士放话说，地方债务四十万亿，政府都不打算还的。解决之道，便只能是不求之于猪而求之于韭菜，依靠举债的方法从韭菜身上融资。
这一步棋是以政府信誉为赌注的高风险之举，也是无奈之举：经过这些年的反复收割，韭菜已经不信任股市了，而且股市里捕食者过多而猎物少，从里边融资越来越难；此外，各种被玩烂的表外融资项目也让韭菜们害怕了，不敢轻易买。换言之，老套路已不奏效，急需新套路。
政府债务的套子是新的，但内核依旧还是老样子。内核是什么？内核还是要靠行政力量推动，有形的手有多大力，就能出多大奇迹。就这样，以这一次的地方债的热点为标志，我们又正式进入了财政扩张的周期，但这一次，剧情的发展不一定会和之前完全一样。
本轮财政策以大力度减税降费、大规模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融资手段，力图通过财政的扩张和举债来抑制经济衰退。说白了，又是用全民的钱来购买一个转型窗口期。
这不觉让人联想到2009年开始的“中国版量化宽松”和政府刺激政策。目的和本质与本次财政扩张一模一样，但具体方法则有所区别。当年“四万亿”财政扩张的直接结果是炒高了全国的不动产价格，至于为产业转型赢得时间，这个目的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或者说，压根没有看到实现的影子。
上一轮的财政扩张的大背景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国际贸易严重萎缩。在中国，当年遭遇的情况和今天颇为类似。面临的问题都是外贸订单减少、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速放缓。
据统计，中国GDP的增速在进入2008年后快速下滑，从2007第4季度的14.2%下降至2008年第1季度的11.3%，此后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并在2008年第4季度跌破双位数，降至9.62%。
受大环境影响，08年后的内地股市也是大幅下挫。据统计，2008年9月沪市成交金额只有8368亿元，是2006年12月来最低成交量。考虑到此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值增加的情况，当时股市的换手率实际上已经处于历史低位。
从2007年10月上证指数最高点6124.04 点暴跌至2008年10月最低点1664.93点，跌幅超过70%，创下十多年来最短时间的最大跌幅，这其中既有金融风暴的影响，也有投资者恐惧心理的因素。系统风险的大量释放造成大幅度的财富缩水，投资者遭受惨重的损失。
联想到今天低于7%以内的经济增长，以及徘徊在2800点以内的上证指数，十年前后这两段时间呈现出很明显的相似性。更为严重的是，目前的货币政策更紧，因此债务的风险比过去高了不少。
2008到2014年之间，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举债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债市却有明显的政策制约。按当时规定，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债券有偿还的担保责任，这限制了债务融资规模，使得债务融资没法满足资金缺口。
于是，地方政府联合国有金融机构搞出众多融资平台，依靠表外融资的方式变相吸储。这趋势在2012年之后尤为明显，最终也带来了各种违约和金融骗局的产生。从源头上来说，这还是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为了创造靓丽的经济数据。
地方债务的风险不可轻视
2014年至今，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新的《预算法》和《地方债务自发自还试点办法》通过，过去众多不规范的融资平台也陆续被叫停。这使得地方债务及进入了全面的改革期和监管期。当年，以几个东部沿海地区为试点，地方政府开始自主发行债券，这个渠道也成为了新规之下政府新增债务的唯一正规渠道。
并且，规定当中有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地方政府对其债务负责偿还”。这是剥离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债务的责任。此外，在密集出台的监管规定中还强调说，“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旨在全面剥离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信用之间的联系。
今天，地方债务成为了投资热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债券类资产受到追捧，说明市场的投资环境不佳，并且，这些债券已经没有中央政府的承诺保底，责任已经被事先剥离。实际上，债券投资的风险也在升高。
内地债市违约风波最近屡次发生，最穷的省份贵州区区某县的债务规模就达到13亿元。放大来看，西部地区的不少地区时而出现债务违约的新闻，根据某独立第三方机构的统计，中国不少地方的负债率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
此外，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地方的隐性债务。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失真严重。
虽然财政部门的“债务管理系统”显示中国的政府负债率只有36%，远低于国际水平，但如果把隐性债务加在一起，负债率就会远远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早在2016年，中国就已经有12 个省份负债率超过60%的警戒线，其中有7个省的债务率已经超过100%。到今天，超过负债警戒线的地区数量仍在增加。
为什么在经过债务的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依然存在债务黑洞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投资不挣钱。金融危机后，在2009年的“四万亿”里头，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建设就占了一万五千亿，比例高达37.5%。这一类项目的基本特点是回本慢、投资长、耗钱多。
今天全国各地政府举债的背后，其投资的主要方向依旧是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我们并未感到从实质上这和2009年发生的事情有特别大的不同。这些投资项目同样的难以在短期回本，并且项目利润低、周期长、花钱多。
这种密集的发债方式和换汤不换药的债务内容，只说明一件事：我们以为依靠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走出了量化宽松周期，但实际上我们依然在同样的周期里来回折腾。大量的钱并没有真正买来产业升级的窗口期，至于拿去干什么了，不方便明说。
如今集中发债的结果，恐怕又是未来几年新一轮资产价格的上涨。十年前，金融危机过后，“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了全社会基建投资完成额的飙升：2009 年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2.16%，2011年和2012 年6.48%和13.72%的相对低速的增长，2013和2014 年基建投资增速再次发力，分别达到22.98%和20.29%。
与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随着现在的地方债务密集发行，地方基建项目将迎来下一个井喷期。根据统计，中国省级地方融资平台评级最高的前三十强中，大部分经营的行业都是房地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以及电力热力燃气等涉及到基础建设的行业。作为发债的“配套措施”，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央行接连展开逆回购操作，释放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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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特朗普最早下周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税
美国股市周四收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结束连续四日的创纪录新高，此前彭博社援引知情人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于下周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彭博社援引的六名知情人透露，特朗普计划对中国提高关税砝码，即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公众评论期后立即启动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显示，公众必须在9月6日前就拟定关税提交意见。
但部分知情人提醒说，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政府可能会分期开征关税。
消息爆出后，因担忧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国三大股指结束连日来的上涨行情。截至周四收盘，标普500指数下跌0.44%至2901.13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53%至25986.92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6%至8088.36点。
美中官员上周结束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并未取得重大突破。特朗普周一表示，他拒绝了中国的谈判尝试，因为想与中国达成一个不那么“单方面”的贸易政策。
外界普遍预计，美中贸易战将进一步升级。目前两国已共计就对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本轮20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涉及众多消费品，包括行李箱、轮胎、家具、服装和床垫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一结束对清单为期六天的听证会，约有350名代表出席。因主要担忧对消费者和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大部分代表反对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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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援引的六名知情人透露，特朗普计划对中国提高关税砝码，即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公众评论期后立即启动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显示，公众必须在9月6日前就拟定关税提交意见。
但部分知情人提醒说，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政府可能会分期开征关税。
消息爆出后，因担忧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国三大股指结束连日来的上涨行情。截至周四收盘，标普500指数下跌0.44%至2901.13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53%至25986.92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26%至8088.36点。
美中官员上周结束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并未取得重大突破。特朗普周一表示，他拒绝了中国的谈判尝试，因为想与中国达成一个不那么“单方面”的贸易政策。
外界普遍预计，美中贸易战将进一步升级。目前两国已共计就对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本轮20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涉及众多消费品，包括行李箱、轮胎、家具、服装和床垫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一结束对清单为期六天的听证会，约有350名代表出席。因主要担忧对消费者和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大部分代表反对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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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0 August 2018
自由亚洲电台：日系供应链正撤离中国
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正呈现加快趋势。近期，多家日系供应链开始撤出中国。日本化学制造大厂“旭化成”（Asahi Kasei）决定，将制造汽车零部件的中国分厂迁回日本。那么，众多外资的撤离，将对数千万的中国工人和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什么影响？
《日经新闻》本周二（8月28）报道，基于美中贸易战当前未有缓和趋势，美国也正考虑征收进口车和汽车零部件关税，日本各企业开始撤出在中国的供应链。日本化学制造大厂“旭化成”（Asahi Kasei）即决定将制造汽车零部件的中国厂迁回日本，因其制造的产品名列在美国的关税清单中。
与此同时，世界排名第2的重化工业产品制造公司“小松制作所”（Komatsu）将改用在美国、日本和墨西哥的设施生产液压挖土机零部件，而这些部件目前都在中国制造。但改变生产计划，将使“小松制作所”每年额外花费3600亿美元。“爱丽思欧雅玛”（Iris Ohyama）计划将针对美国市场销售的空气清净机、电风扇等其他电器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韩国的新工厂，并计划明年完工。上述产品尚未列入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清单，但该公司正在采取措施预防风险。
《日经》指出，旭化成、小松制作所和爱丽思欧雅玛现阶段仍可以维持现有的供应链，但考虑到贸易战的不确定性，使各日企难以规划在中国的新投资。而规划一家新车厂，即须耗资约1000亿日元。
这是自日本光学巨头奥林巴斯、精密电子企业欧姆龙之后再度撤资的外资企业。虽然中国政府与日本的关系有修复迹象，但是无法改变日资撤离的步伐。
河北媒体人朱欣欣本周三（2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从日系供应链撤离中国，折射出美中贸易战对外资在华企业的影响：“这样的结果不仅仅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官方的税收，贸易，还影响到中国的就业，因为外企在中国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业问题。另外，外企撤出之后，还间接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当地的餐饮业等等的税收，影响是多方面的”。
曾经从事媒体工作的朱欣欣认为，随着外企纷纷撤离中国，对中国的影响还包括就吸收外企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以及对中国人提高劳动素质而言，也是一个巨大损失，而更重要的是导致中国经济与世界脱节。
今年初，日资世界五百强两大巨头日东电工和尼康公司相继撤离苏州；5月，奥林巴斯宣布关闭在深圳的生产线；7月中旬，欧姆龙精密电子公司宣布永久关闭苏州工厂。外资撤离中国的情形已不可逆转。
北京时事评论人士蔡天先生对本台表示，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今年上半年因为中美贸易战，造成中国经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外资感到不安全，肯定要撤走。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的。7月31日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下半年要六个方面稳定，其中一个要稳定外资”。
中国高层为了确保下半年经济稳定，三周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六个稳定，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及稳预期。蔡先生认为，官方强调六个稳定，实际上就是它正在面对六个不稳定领域。而外资撤离将导致数千万工人失业，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官方估计，全国范围内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达4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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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顛覆對北洋政府的論述
李怡：顛覆對北洋政府的論述
31/05/2017
一分鐘閱讀
辛亥革命後，從1912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成立，到1928年被國民黨北伐軍推翻，歷時17年。國民黨南京政府稱之為「北洋軍閥政府」。其後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就對失敗者任意抹黑，令人們一提起北洋軍閥統治，就是一派昏暗。1949年後中國大陸仍然延續這種定性，無論是課本、書籍、影視，北洋政府就脫不了「妖魔化」形象。
近日，旅美中國作家余杰出版了一本書《1927：民國之死》，書中顛覆過去所有關於北洋時期的論述。
書中據史料展示，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已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北洋時期這17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均有長足進步，而1927年北洋政府被國民黨軍武力推翻，即意味中華民國已死。北洋時代的「舊軍閥」們，比起國民黨時代的「新軍閥」，離文明世界更近。北洋政府廣納文化精英，如同群星璀璨，「短暫但蓬勃的自由氛圍一度在中國大地上欣欣向榮」。
國民黨1924年在南方改組成列寧式的政黨，實行以黨領軍、以黨領政和黨員對中央絕對服從的制度，以此為基礎率軍北伐，毀滅了一個具自由民主法治雛形的北京民國政府，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中華民國」，即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這個政府拋棄了民國北京政府之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南京政府實行的五院制，國會和最高法院都有名無實。此後22年，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坐視農村經濟凋敝，又與城市新興資產階級爲敵，雖然對日抗戰有功，最終仍丟掉中國大陸。
循著余杰的書寫，我找到了大陸在2012年有學者寫了一篇長文，也有類似論述。這篇文章是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王鐵群寫的，題目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他認為北洋政府這17年是20世紀中國最民主的時期。
所謂「軍閥混戰」，實是北洋派三大軍閥角逐中央政府權力，導致輪流主政，但沒有影響百姓生活，不像國共內戰時整個中華大地的傷筋動骨。
民國北京政府的總統和國會均由選舉產生。第一屆國會選舉在1913年初，登記選民4千3百萬人，佔全國人口10%，這個選舉起點比之任何西方國家的起點都高。1913年10月6日，中國進行了第一次總統選舉，由759名眾議員用無記名投票選出袁世凱當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
後來袁世凱稱帝，也被後世妖魔化。他的「帝」是君主立憲的「帝」，絕非君主專制的「帝」。當時，國會的議題非常明確，就是更改國體，推行君主立憲。1915年11月各省國民代表大會陸續舉行國體投票。倡導君主立憲的不少是知識精英、民主人士。其實，君主立憲制、共和立憲制，核心是立憲，有沒有君主不是重點。後來某些不受憲法約制的獨裁者的權力實際上已遠遠超過了袁世凱甚至超過了以往的皇帝。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建立並認真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例如1917年5月，總理段祺瑞提出參戰案，遭國會抵制。總統黎元洪在國會的強勢下解除了段祺瑞的職務。顯然，那時的國會並非「橡皮圖章」，而是真正起到了監督政府、制約權力的作用。
民國北京政府實行地方自治。即地方官員不由中央任命，而是在制定地方憲法的基礎上，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並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
1920年至1925年，中國各地掀起聯省自治運動，社會精英在報刊上發表大量關於聯邦制的文章。民國北京政府是中國大陸言論自由最寬鬆的時期，大量獨立媒體如《京報》、《新青年》、《語絲》、《晨報》的言論都很大膽到位，正是這種百家爭鳴局面，催生了新文化運動。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公民所享有的結社自由是中國歷史上最充分的。許多在民政部立案或沒有立案的政黨都不受限制。
李怡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1927：民國之死》
作者：余杰
由八旗文化出版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8/08/20170531.html
31/05/2017
一分鐘閱讀
辛亥革命後，從1912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成立，到1928年被國民黨北伐軍推翻，歷時17年。國民黨南京政府稱之為「北洋軍閥政府」。其後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就對失敗者任意抹黑，令人們一提起北洋軍閥統治，就是一派昏暗。1949年後中國大陸仍然延續這種定性，無論是課本、書籍、影視，北洋政府就脫不了「妖魔化」形象。
近日，旅美中國作家余杰出版了一本書《1927：民國之死》，書中顛覆過去所有關於北洋時期的論述。
書中據史料展示，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已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北洋時期這17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均有長足進步，而1927年北洋政府被國民黨軍武力推翻，即意味中華民國已死。北洋時代的「舊軍閥」們，比起國民黨時代的「新軍閥」，離文明世界更近。北洋政府廣納文化精英，如同群星璀璨，「短暫但蓬勃的自由氛圍一度在中國大地上欣欣向榮」。
國民黨1924年在南方改組成列寧式的政黨，實行以黨領軍、以黨領政和黨員對中央絕對服從的制度，以此為基礎率軍北伐，毀滅了一個具自由民主法治雛形的北京民國政府，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中華民國」，即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這個政府拋棄了民國北京政府之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南京政府實行的五院制，國會和最高法院都有名無實。此後22年，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坐視農村經濟凋敝，又與城市新興資產階級爲敵，雖然對日抗戰有功，最終仍丟掉中國大陸。
循著余杰的書寫，我找到了大陸在2012年有學者寫了一篇長文，也有類似論述。這篇文章是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王鐵群寫的，題目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是中國民主社會的開端》，他認為北洋政府這17年是20世紀中國最民主的時期。
所謂「軍閥混戰」，實是北洋派三大軍閥角逐中央政府權力，導致輪流主政，但沒有影響百姓生活，不像國共內戰時整個中華大地的傷筋動骨。
民國北京政府的總統和國會均由選舉產生。第一屆國會選舉在1913年初，登記選民4千3百萬人，佔全國人口10%，這個選舉起點比之任何西方國家的起點都高。1913年10月6日，中國進行了第一次總統選舉，由759名眾議員用無記名投票選出袁世凱當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
後來袁世凱稱帝，也被後世妖魔化。他的「帝」是君主立憲的「帝」，絕非君主專制的「帝」。當時，國會的議題非常明確，就是更改國體，推行君主立憲。1915年11月各省國民代表大會陸續舉行國體投票。倡導君主立憲的不少是知識精英、民主人士。其實，君主立憲制、共和立憲制，核心是立憲，有沒有君主不是重點。後來某些不受憲法約制的獨裁者的權力實際上已遠遠超過了袁世凱甚至超過了以往的皇帝。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建立並認真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例如1917年5月，總理段祺瑞提出參戰案，遭國會抵制。總統黎元洪在國會的強勢下解除了段祺瑞的職務。顯然，那時的國會並非「橡皮圖章」，而是真正起到了監督政府、制約權力的作用。
民國北京政府實行地方自治。即地方官員不由中央任命，而是在制定地方憲法的基礎上，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並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
1920年至1925年，中國各地掀起聯省自治運動，社會精英在報刊上發表大量關於聯邦制的文章。民國北京政府是中國大陸言論自由最寬鬆的時期，大量獨立媒體如《京報》、《新青年》、《語絲》、《晨報》的言論都很大膽到位，正是這種百家爭鳴局面，催生了新文化運動。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公民所享有的結社自由是中國歷史上最充分的。許多在民政部立案或沒有立案的政黨都不受限制。
李怡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1927：民國之死》
作者：余杰
由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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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9 August 2018
已扑杀百万头猪的俄罗斯 为何没挡住非洲猪瘟
【财新网】（世界说 路尘）8月23日，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确认，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又发生一起非洲猪瘟疫情，这已是中国发生的第四起。不少国际媒体采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成为非洲猪瘟新前线”。
但这不过是今年夏天欧亚大陆上非洲猪瘟爆发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已深陷其中。尽管人类并不在该病传染范围内，但这种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猪传染病，对养殖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2018年，罗马尼亚政府已将肉类进口数额提高了14%，波兰媒体则报道称，因疫情影响，预计波兰国内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将高达80%。后续的检验表明，出现在中国境内的非洲猪瘟病毒与东欧正属同一生物学种系。
如果将东欧这些疫情爆发的国家连起来，会在地图上得到一条近似半圆的弧线，弧线的中央则是俄罗斯——事实上，它几乎就是俄罗斯联邦的西侧国境线。
除了业内专业人士，此前很少有人注意到非洲猪瘟已在俄罗斯持续蔓延了11年之久。2007年底，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车臣共和国发现了野猪死亡病例，当时与车臣毗邻的格鲁吉亚正在经历非洲猪瘟的疫情爆发期——格鲁吉亚也是时隔十余年后，非洲猪瘟再次登陆欧洲的第一站。
由于非洲猪瘟没有可行的治疗措施，对于发现疫情的地区只能采取全部扑杀方式。截至今年8月27日，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非洲猪瘟确诊病例已达1364个，因此被扑杀的生猪数量超过了100万头，经济损失近千亿卢布，而各地新发、复发疫情的消息迄今未断。
相对而言，在2007-2008年间与俄罗斯同期遭到感染的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疫源地格鲁吉亚，这些地方至2008年5月以后已经没有新发疫情。但在俄罗斯，真正的爆发高潮却出现在了2016年。
2013年，俄罗斯联邦动植物检疫监督局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写道：非洲猪瘟——这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防疫机构自己的问题！
自2008年至今，俄罗斯政府出台了无数条用以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的养殖业新规，内容覆盖了从家猪配种、繁殖、饲养到屠宰以及售卖的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也基本照搬了国际防疫组织对于防治非洲猪瘟病毒的建议。然而事实上，不断筑高的养殖业门槛，只使得俄罗斯的家庭养猪产业变得越来越非法和“地下化”，对于疫情的控制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按照目前俄罗斯政府的规定，普通农户既不能让母猪在自家分娩，也不能自行屠宰；要建起能够满足母猪分娩卫生条件的养殖场，至少需要几百万卢布。而在不少农村地区，最近的有资质的屠宰场也远在百里之外。
如果问题进一步细化到笼舍条件，则几乎所有农户在新规面前都处于极为脆弱的地位。在出台新规后，俄罗斯政府并没有试图对无力应对新标准、高要求的小规模农场主提供任何帮助。反之，迫使没有能力遵守规定的农户放弃养猪，恰恰是大部分新规的目标——2017年在疫情集中爆发的鄂木斯克地区，当地政府的文件正是这样建议的。
此外，流行于俄罗斯舆论场的“非洲猪瘟阴谋论”，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俄罗斯政府与农户之间的裂痕：部分政府官员倾向将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定性为“境外势力恶意破坏”，俄罗斯农业部长特卡乔夫甚至曾称之为“生物恐怖主义行为”。
在俄罗斯，至少有一部分官方媒体试图引导民众相信，非洲猪瘟在俄罗斯的蔓延，与俄罗斯和周边国家的地缘斗争有关。由于病毒传入俄罗斯时，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关系相当紧张，不到一年后，双方就在2008年夏天爆发了著名的五日战争。当时的格鲁吉亚亲西方派总统萨卡什维利，也因此成了俄罗斯媒体在非洲猪瘟一事上的怪罪对象。
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后，仍在俄罗斯境内盘桓不去的非洲猪瘟病毒，很快又成了俄罗斯媒体和政客口中，最新一轮“美国阴谋”的证据。
2016年，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的自然管理与生态委员会专家尼库林提出，同样的病毒“曾被美国用于攻击古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在引述他的发言之余，又在节目中补充道：“尽管俄罗斯境内的病毒来源仍不确定，但众所周知，最近的美国生物实验室正位于格鲁吉亚紧邻俄罗斯边境的一侧。”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出台的“试图对隐瞒疫情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法规，尽管最终执行力度有限，但依然加剧了民间的瞒报行为。由于向上报告疫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使全村村民的猪只都受到波及，因此在俄罗斯农村地区，瞒报疫情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
而在农户眼里，在进行许多“就地扑杀”的处置时，当局也并未向养殖户出示什么可信的兽医诊断证明，而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抢夺我的财产”的一场人祸。在一部分极端案例中，防疫执行人员甚至会将棚屋与生猪一起烧掉。
在农民不相信防疫手段的迫切性、甚至不相信疫情严重性的情况下，许多人仍按照已不合规的旧方法养猪，即便出现任何意外，也都倾向于自己处理。2016年的一篇业内报告曾经指出，造成俄罗斯境内疫情不断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被农户私自掩埋在荒郊野外的死猪，充当了非洲猪瘟病毒的“温床”。没有人能精准知道类似事件究竟发生了多少起。
即使俄罗斯政客对非洲猪瘟和所谓“境外敌人”的关系含沙射影，但俄罗斯民间─特别是已因疫情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农民并不这么想。
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疫情，更像是国家权力与境外资本勾结后，试图排挤小生产者市场份额的借口，是“根据大型养猪寡头集团的指示在清理市场”。这种养殖户版本的“阴谋论”最早传自刚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随后便在全俄各个疫区的农民间广为流传。
2012年，非洲猪瘟病毒从俄罗斯流入乌克兰，2013年，白俄罗斯也出现病例，2014年，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遭到感染，2015年疫情蔓延到了爱沙尼亚，2018年，匈牙利、捷克等中欧国家也出现了疫情。而在俄罗斯国内，疫情则在逐渐东进，从其西部边境地区向中部腹地扩散。2017年3月，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突然出现感染案例，事发农场40头猪全部死亡，将疫情正式带入亚洲。
与欧洲各国苦于无法控制野猪迁徙不同的是，俄罗斯境内内陆地区的新发案例，几乎全部为家猪感染，且不少是远程突然爆发。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就连“严控已知病猪流向、避免家猪饲料遭受病毒污染”这一堪称最基本的措施，事实上也未能真正落实。
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的大部分俄罗斯农民来说，他们对疫情的关注点早已超出了病毒本身，而扩及到生计、生活方式甚至财产所有权之上。2013年，俄罗斯特维尔州一场捍卫“养猪权”的集会吸引了超过一千人参加，组织者同时还收集到了支持该行动的2万多个的签名。这场集会的参与者相信，俄罗斯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产业。
在俄罗斯，政界中保守派人士的确将个人农户养猪视为眼中钉。他们相信，这种难以监控且条件极为落后的养殖方式，要为疫情蔓延负上直接责任。这些政坛保守派人士藉题发挥地指控：正是经济改革派推出的鼓励个人农户以及畜牧领域小企业发展的改革，给失控的疫情开了绿灯。保守派人士主张，为了实现对病毒传播的全面管控，唯一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禁止私人养猪。
在谈到替代方案时，苏联时代的防疫经验被反复提及——1979年，乌克兰东部敖德萨等地也曾短暂爆发过非洲猪瘟疫情，但局势很快得到控制。俄政坛保守派人士认为，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甚至计划经济就是主要的成功秘诀，如今需要的只是照方抓药。
过去11年里，不断筑高门槛的养猪规范为个体农户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养猪产业以一种渐进的过程指向集中管理，甚至是国有化。问题在于，还没有人知道苏联式的管理模式，能否真的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再一次奏效。过去11年里的种种尝试，并未阻止如今俄罗斯境内猪瘟疫情近乎失控的现实。
from 墙外楼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3752
但这不过是今年夏天欧亚大陆上非洲猪瘟爆发的最新案例。在此之前，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都已深陷其中。尽管人类并不在该病传染范围内，但这种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的猪传染病，对养殖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2018年，罗马尼亚政府已将肉类进口数额提高了14%，波兰媒体则报道称，因疫情影响，预计波兰国内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将高达80%。后续的检验表明，出现在中国境内的非洲猪瘟病毒与东欧正属同一生物学种系。
如果将东欧这些疫情爆发的国家连起来，会在地图上得到一条近似半圆的弧线，弧线的中央则是俄罗斯——事实上，它几乎就是俄罗斯联邦的西侧国境线。
除了业内专业人士，此前很少有人注意到非洲猪瘟已在俄罗斯持续蔓延了11年之久。2007年底，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车臣共和国发现了野猪死亡病例，当时与车臣毗邻的格鲁吉亚正在经历非洲猪瘟的疫情爆发期——格鲁吉亚也是时隔十余年后，非洲猪瘟再次登陆欧洲的第一站。
由于非洲猪瘟没有可行的治疗措施，对于发现疫情的地区只能采取全部扑杀方式。截至今年8月27日，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非洲猪瘟确诊病例已达1364个，因此被扑杀的生猪数量超过了100万头，经济损失近千亿卢布，而各地新发、复发疫情的消息迄今未断。
相对而言，在2007-2008年间与俄罗斯同期遭到感染的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疫源地格鲁吉亚，这些地方至2008年5月以后已经没有新发疫情。但在俄罗斯，真正的爆发高潮却出现在了2016年。
2013年，俄罗斯联邦动植物检疫监督局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写道：非洲猪瘟——这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防疫机构自己的问题！
自2008年至今，俄罗斯政府出台了无数条用以控制非洲猪瘟疫情的养殖业新规，内容覆盖了从家猪配种、繁殖、饲养到屠宰以及售卖的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也基本照搬了国际防疫组织对于防治非洲猪瘟病毒的建议。然而事实上，不断筑高的养殖业门槛，只使得俄罗斯的家庭养猪产业变得越来越非法和“地下化”，对于疫情的控制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按照目前俄罗斯政府的规定，普通农户既不能让母猪在自家分娩，也不能自行屠宰；要建起能够满足母猪分娩卫生条件的养殖场，至少需要几百万卢布。而在不少农村地区，最近的有资质的屠宰场也远在百里之外。
如果问题进一步细化到笼舍条件，则几乎所有农户在新规面前都处于极为脆弱的地位。在出台新规后，俄罗斯政府并没有试图对无力应对新标准、高要求的小规模农场主提供任何帮助。反之，迫使没有能力遵守规定的农户放弃养猪，恰恰是大部分新规的目标——2017年在疫情集中爆发的鄂木斯克地区，当地政府的文件正是这样建议的。
此外，流行于俄罗斯舆论场的“非洲猪瘟阴谋论”，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俄罗斯政府与农户之间的裂痕：部分政府官员倾向将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定性为“境外势力恶意破坏”，俄罗斯农业部长特卡乔夫甚至曾称之为“生物恐怖主义行为”。
在俄罗斯，至少有一部分官方媒体试图引导民众相信，非洲猪瘟在俄罗斯的蔓延，与俄罗斯和周边国家的地缘斗争有关。由于病毒传入俄罗斯时，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关系相当紧张，不到一年后，双方就在2008年夏天爆发了著名的五日战争。当时的格鲁吉亚亲西方派总统萨卡什维利，也因此成了俄罗斯媒体在非洲猪瘟一事上的怪罪对象。
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后，仍在俄罗斯境内盘桓不去的非洲猪瘟病毒，很快又成了俄罗斯媒体和政客口中，最新一轮“美国阴谋”的证据。
2016年，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的自然管理与生态委员会专家尼库林提出，同样的病毒“曾被美国用于攻击古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在引述他的发言之余，又在节目中补充道：“尽管俄罗斯境内的病毒来源仍不确定，但众所周知，最近的美国生物实验室正位于格鲁吉亚紧邻俄罗斯边境的一侧。”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出台的“试图对隐瞒疫情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法规，尽管最终执行力度有限，但依然加剧了民间的瞒报行为。由于向上报告疫情，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使全村村民的猪只都受到波及，因此在俄罗斯农村地区，瞒报疫情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
而在农户眼里，在进行许多“就地扑杀”的处置时，当局也并未向养殖户出示什么可信的兽医诊断证明，而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抢夺我的财产”的一场人祸。在一部分极端案例中，防疫执行人员甚至会将棚屋与生猪一起烧掉。
在农民不相信防疫手段的迫切性、甚至不相信疫情严重性的情况下，许多人仍按照已不合规的旧方法养猪，即便出现任何意外，也都倾向于自己处理。2016年的一篇业内报告曾经指出，造成俄罗斯境内疫情不断爆发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被农户私自掩埋在荒郊野外的死猪，充当了非洲猪瘟病毒的“温床”。没有人能精准知道类似事件究竟发生了多少起。
即使俄罗斯政客对非洲猪瘟和所谓“境外敌人”的关系含沙射影，但俄罗斯民间─特别是已因疫情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农民并不这么想。
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疫情，更像是国家权力与境外资本勾结后，试图排挤小生产者市场份额的借口，是“根据大型养猪寡头集团的指示在清理市场”。这种养殖户版本的“阴谋论”最早传自刚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随后便在全俄各个疫区的农民间广为流传。
2012年，非洲猪瘟病毒从俄罗斯流入乌克兰，2013年，白俄罗斯也出现病例，2014年，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遭到感染，2015年疫情蔓延到了爱沙尼亚，2018年，匈牙利、捷克等中欧国家也出现了疫情。而在俄罗斯国内，疫情则在逐渐东进，从其西部边境地区向中部腹地扩散。2017年3月，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突然出现感染案例，事发农场40头猪全部死亡，将疫情正式带入亚洲。
与欧洲各国苦于无法控制野猪迁徙不同的是，俄罗斯境内内陆地区的新发案例，几乎全部为家猪感染，且不少是远程突然爆发。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就连“严控已知病猪流向、避免家猪饲料遭受病毒污染”这一堪称最基本的措施，事实上也未能真正落实。
对于受到疫情影响的大部分俄罗斯农民来说，他们对疫情的关注点早已超出了病毒本身，而扩及到生计、生活方式甚至财产所有权之上。2013年，俄罗斯特维尔州一场捍卫“养猪权”的集会吸引了超过一千人参加，组织者同时还收集到了支持该行动的2万多个的签名。这场集会的参与者相信，俄罗斯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要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产业。
在俄罗斯，政界中保守派人士的确将个人农户养猪视为眼中钉。他们相信，这种难以监控且条件极为落后的养殖方式，要为疫情蔓延负上直接责任。这些政坛保守派人士藉题发挥地指控：正是经济改革派推出的鼓励个人农户以及畜牧领域小企业发展的改革，给失控的疫情开了绿灯。保守派人士主张，为了实现对病毒传播的全面管控，唯一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禁止私人养猪。
在谈到替代方案时，苏联时代的防疫经验被反复提及——1979年，乌克兰东部敖德萨等地也曾短暂爆发过非洲猪瘟疫情，但局势很快得到控制。俄政坛保守派人士认为，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甚至计划经济就是主要的成功秘诀，如今需要的只是照方抓药。
过去11年里，不断筑高门槛的养猪规范为个体农户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养猪产业以一种渐进的过程指向集中管理，甚至是国有化。问题在于，还没有人知道苏联式的管理模式，能否真的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再一次奏效。过去11年里的种种尝试，并未阻止如今俄罗斯境内猪瘟疫情近乎失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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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存款，中国一半以上家庭零储蓄！ （卓识闻道）
知乎上有个非常火的话题，如何看待月入5万的人，活得像月薪五千？点赞最高的这样回答：
当我超过月薪三万的时候，我开始高估自己的消费水平，以为可以像诗人一样，过那种只有午后和咖啡的生活。
养一只猫，养一只狗，带着心爱的女人，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到两个月，半年的积蓄一无所有。
于是我开始慌了，不得不和几家甲方签下卖身契，整个下班时间都在无休止地工作，加班、熬夜、赶稿，马不停蹄，不知道太阳是什么颜色，不知道冬天是什么形状。
月薪5万，却依然活得像乞丐、像条狗！
北京白领时会理深有体会：
也是月薪5万，北京一套房子，商业贷款190万，每月还贷1万元，还30年；
沈阳的房子，贷款40万，每月需还3500元，还20年；
宝马一辆，19万，每月还5000元。
表面上她是风光无限的中产，北京有房，开宝马上班，可背后却苦逼得连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
在麦当劳排一小时的队，只为了买一个汉堡；
在路边和收费员骂半天，只为了少交两块钱的停车费；
熬到十点再去买菜，只为买斤7.8折的排骨。
“你能体会我每一天睁开眼，就想到身上还背着几百万贷款，每个月不赚到5万元都觉得过不踏实的生活吗？”
02
一天，一个朋友问她，你有什么爱好吗？
时会理一下子就愣住了，脑海一片空白，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沦落为一部没有感情、没有兴趣、没有快乐的赚钱机器，对周末的一切没有热情，只好尴尬地回答：
我的爱好是赚钱！
听过无数人的感慨：明明收入可以，月薪过万，有车有房，日子却过得心惊胆战：不敢休息、不敢辞职、不敢放弃、不敢倒下、甚至连死都不敢……
对未来怀着无比的恐惧，总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会瞬间消失；最害怕的是生病，哪怕不是大病，都可以让几十年的打拼瞬间化为虚无。
原来，我们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紧绷、满负荷的状态，在满负荷的压力与债务中，满负荷地生活、满负荷地工作、也在满负荷地消磨。
面对风险，丝毫没有抵抗的能力，哪怕一根稻草，也能压死疲惫中的骆驼！
03
中国一半以上家庭零储蓄
去年12月10日上午，一名42岁的程序员，从楼顶一跃而下。
一个月前，他被领导谈话，意思是，你被炒了！
北航本科、南开硕士，一路985名校，华为工作8年，中兴工作6年，一路大公司；深圳有车有房、两个孩子、年薪几十万，还有一定数量的股权。
至少在被辞之前，一路高歌猛进，是别人想要而得不到的生活，可即便如此，在危机面前，同样是如此不堪一击。
出事后，他的妻子说：我们的家庭支柱倒了，留下我和9岁的儿子以及2岁的女儿，四个年迈的老人茫然失措，让我天崩地裂！！完全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怎么办？
哪怕年薪几十万，抵抗风险的能力，同样脆弱。
他的自杀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表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明明收入可观，可生活却一直处于紧绷、满负荷的状态。有人感慨：
“人到中年的情况就是，目前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在房子按揭上了，家庭花销要掐着指头过日子，一失业，整个世界就崩溃了。”
判断自己的生活是否紧绷，一个最好的标准：
半年不工作，你的生活是否还能正常运转，包括你的房贷、车贷、信用卡，都能正常还款。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的生活留有余裕，足够应对突然的震荡；
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的生活其实很紧绷，在高负荷的状态下，有可能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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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处于一种高负荷的状态：
1. 零储蓄
一位朋友是这样描述自己生活状态的：
每月工资一发，房贷、信用卡，就得扣掉大半，剩下的，宝宝花费多少、吃饭花费多少、老婆买衣服、化妆品花费多少，左算右算还是不够。
曾经挥金如土，现在经常为了一块钱吵得面红耳赤，一到月底，就盼着工资早日发放。晚上老是睡不着，万一生病了怎么办？万一生病了怎么办？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家里一分储蓄都没有啊！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在中国储蓄最多的10%家庭，拥有全部储蓄的75%；另外35%的家庭被称之为储蓄较多，他们占全部的25%。
最后，剩下55%的家庭，他们的储蓄是多少呢？答案是——0。
说人话就是，在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几乎是0储蓄，没有一分多余的钱。
零储蓄意味着什么？
在国外，你或许可以依托健全的社保体系，不至于摔得粉身碎骨。
可在一个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失业等社保体系完全不成熟的社会里，零储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稍有危机，都可以将一个家庭压得彻底抬不起头来。
2. 高负债
天涯上看到一个帖子，关于负债：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样，从有车有房有20几万存款，到现在负债100多万，绝望，我想自杀，可回家看到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心里隐隐作痛！
天天接十几个要债电话，我崩溃了，连续一个星期睡不着了，再这样下去，不自杀也会疯掉！
今天跟老婆说想自杀，老婆说，如果想自杀，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跳楼！”
现在，负债自杀已经算不上新闻了。随便一百度，到处都是：“80后夫妻相偎自杀，负债千万，身上只剩70元”“大学生校园贷负债百万，无力偿还留言自杀”……
高负债，是中国家庭的生活常态。
有学者指出，从2007年到2016年，中国家庭的债务率翻了一倍多。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属于高负债家庭，而这30%的家庭可能不堪一击。
这样的预估还算乐观，经济学家郎咸平更悲观：
“在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而且是必然破产！无路可逃！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未来2—10年。你可以尽量去怀疑这个数字。但它必然发生，绝非危言耸听。”
3. 高消费
讽刺的是，明明卡里没钱还债，却还是忍不住要买买买，高消费惊人。
高消费有两种，一种是被动的、不花不行，比如买房后的消费，郎咸平认识不少白领，月收入一万多，觉得特牛逼，付了房贷，感觉还能再买一套。
高档小区、豪华装修，觉得身份地位提高了，消费也就要求更高：吃的贵、交通贵、学费贵、医疗费用更贵……
其实你不是真的中产了，而是“被中产”了：被中产式消费。月薪也就一两万，除了生活费用，基本一分不剩，很多人根本支撑不起！
另一种是主动的，忍不住地买买买，不贵到一定程度根本满足不了的消费欲值，加上盲目的跟风
大牌的唇膏、眼影、口红，奢侈品牌的包包……几乎成了女人的标配。没有，你就是廉价品、便宜货，作践自己的女人，连自己都不爱自己的女人，男人更不会疼你的女人……
不管有钱没钱，一定要买。没钱，借、开信用卡、裸贷，也得买。这是身份的象征、女人的象征、高贵的象征……地铁里，到处可见LV的包包；以及，连房都没有，却开着小车到处乱跑的年轻人……
最终，你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倒活成了营销者眼中的样子。商家最喜欢的，就是不带脑子出门的。
代价是，夜里睡觉都会惊喜，这么多钱没还，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05
作家毛南讲过一个故事，是他朋友，在区里的某事业单位上班，还是合同工，工资不高，但单位里的陋习学了不少，爱面子，讲排场。
看到别人都有车，他也买了一辆，零首付的那种，利息高得可以。
每月那丁点工资，也就够车贷和油费，每天的生活状态就是，开着车在路上堵一小时到单位上班，其实坐地铁，半小时就够了。
几年下来，一分钱没存到，还四处找朋友借钱。父母催生孩子，不敢生。还算有点自知之明，生下来，连奶粉都买不起。
满负荷的生活状态，必然带来满满的危机，就看什么时候爆发，2年，还是10年。就像你从十几层的楼顶摔下来，没有降落伞、没有安全垫，结果就只有一个——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在危机还没到来之前，能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放下身段，没钱就不要装有钱，老老实实，构建你的安全气垫。
欲望管理（延迟满足）
哪怕你再牛逼，赚钱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消费的能力，这是现实。很多风险，来自你过强的消费欲望。
理财的第一步，管理你的消费欲望。
买之前，先衡量那件货品是否真的需要，是否是紧急而必需的东西。如果你连房子都没有，就想着买车，可能你会很惨。
40岁之前，就不要急着过标配的消费生活，你还不配！
另外，教育投入也需要量力而行。收入有限，就不要削尖脑袋往贵族学校送，害了自己，也可能害了孩子。
安全备用金
很多人喜欢拿外国说事，他们没储蓄，不照样过得很好吗？那是因为国情不同，那些储蓄率低于中国的国家，除了确实吃不饱饭根本存不下钱的，哪个福利不比咱们好？
养老金巨额亏空4.7万亿，年轻人能不能领到退休金，还是个疑问呢！有人感慨，能活到退休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家庭紧急备用金很重要。
一般而言，家庭应对失业的紧急备用金，至少要能满足3个月的固定支出。就是说如果你被炒了，三个月内，你可以衣食无忧，6—12个月更好。
很简单的道理，身上有钱，才能不惧危机。
不要牺牲另一半的事业
轻易说我养你的男人，多半不带脑子。
婚姻的一大作用，是抵御风险，做全职妈妈，只会让家庭风险大大增加，算一笔数就明白。
4个老人+2个孩子+2个大人，8个人的开支全压在你头上，还有房贷、车贷、教育、医疗、交通、意外等，你确定一个人承担得起？
40岁之前，你可以透支身体，熬夜加班。40岁之后呢？
从家庭的安全系数来说，不要轻易放弃另一半的事业，哪怕工资并不高，也比做全职妈妈、全职爸爸强！
慎养二胎
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二胎开放，不少夫妻，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或二胎的诱惑，也就一念之间，二胎就出世了。
生二胎要花多少钱，有人计算过，0-23岁，保守估计是100万元，还没考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但大部分家庭，其实没做好准备，原本紧巴的财务状况，可能因为二胎，瞬间爆炸。
身边不少朋友就是这样，原本两人挣钱变成一个硬扛，房贷、车贷、奶粉钱，压得踹不过气来，信用卡刷爆、花呗白条无限逾期，连周末都不敢出来玩。很多妈妈表示，自己偷偷哭过好多回。
对于二胎，还需谨慎再谨慎，如果备用金足够，没话说。如果不够，先优化家庭的财务结构，让你的家庭有足够应对风险的能力，再来考虑二胎，很现实，但也很真实。
——卓识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