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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古代中国政府很发达，但一直都没有警察。类似警察的职能，由官府的衙役，即后来所说的捕快来承担。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出现在1902年。当时，辛丑条约签订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之一天津，中国政府不能合法驻军，但是，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不能不驻军。于是，接任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抽调小站新军的一部分，改头换面，变成警察部队，进驻天津，主持其事的人，就是后来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赵秉钧。由此，揭开了中国兴办现代警察序幕。一直到1904年，设置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中国一直以直隶为模板，在兴办警察事业。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莫理循，曾经特意花大笔墨，赞美北京的警察，说他们如何严格执法，如何爱护百姓，维护城市秩序和卫生，使过去那个又脏又臭的北京城，变了模样。
但是，中国新式警察的开创者们，绝对想不到，警察在后来的国家机器中，占有的份额，居然会这么的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是警察，而不是军队，才是国家的柱石。
中国的帝制时代，本质上，是不需要警察的。因为，虽然国家也要用暴力来维持，但有军队就够了。现代意义上的警察，主要是用来维持一个商业社会的社会秩序，侦破刑事案件，兼带着兴办商业市镇的消防事业，以及维持市镇的卫生秩序。由于帝制时代，政府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所以，前面所列的各项事业，政府都可以不管，只剩下侦破刑事案件，由地方政府附设的衙役管一下也就是了，就算管不了，也能将就过。
所以，现代的警察，实际上是欧美商业社会的产物，先由商人团体兴办，然后才由政府接手。即便如此，也还带有市民社会自治的因素。中国的现代警察，虽然第一拨是袁世凯先办的，但南方的发达都市，也都是由商会的商团代行职能，后来才逐渐才由政府接办的。
所以，警察不仅是一种暴力机器，而更多的，则是跟市民社会联系密切的一直维持市民社会秩序的工具。只有发生严重异化的时候，警察才会转化为一种镇压工具。显然，这种情况，在民国的北洋时期，并没有发生，而在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则开始出现苗头。警察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弹压遏制市民和学生的反抗，而警察学校，也被纳入军统系统。
很明显，中国毕竟已经进入了20世纪，政府不大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直接用驻军来镇压反抗，只好借助于警察。中国的武装警察部队，也就是这个时候诞生的。由此，警察就由半个市民社会的自治工具，变成了支撑政府的暴力支柱。
到了这个地步，原来警察与民众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和谐的关系迅速恶化。警民冲突，愈演愈烈。而警察所谓执法的动作也越来越大，枉法行为，出现得也越来越频繁。政府由于对警察的依赖日重，也不好对警察的违规加以严格的惩戒，结果等于在纵容警察违法违规。于是，自然警民矛盾更加严重，民众对警察的愤恨日益加深，闹事的越来多，社会秩序更加紊乱，当局也就对警察越来越倚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民党政府最终失去民心，警察政治，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历史，从来都是一面镜子，但照不照这面镜子，则因人而异。事实上，悲剧性的历史，总是喜欢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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