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经发出，便在全美引起巨大反响；本文是众多海内外知名学者对该文的评论以及他们自己的观点。
本文来自《外交》杂志官方网站，作者：王缉思、李世默、芮效俭、柯庆生、阿伦•佛里德伯格、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里夏·金、约瑟夫·奈等，由扑克内容团队阮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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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自中国的观点：
坎贝尔和拉特纳在《深刻反思美国对华政策》（20183/4月）一文中认为，美国对其改变中国行为的能力过分自信了。当然，中国可能（在美国的影响下）变成今天的埃及或委内瑞拉，也可能变成1975年西贡失败前的南越。美国人经常认为他们可以把一个国家改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在事与愿违的时候倍感沮丧。尽管如此，坎贝尔和拉特纳的自我反思仍令人钦佩。同时，他们的观点——美国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力量，并在更加现实的期待上构建对华政策，值得认真对待。
尽管坎贝尔和拉特纳有足够的理由对美中关系的方向感到失望，但他们的中国同行可能同样对美国感到失望，也许更加困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在中国的美国观察家发现，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这个国家（美国）越来越无法认知和难以预测。我们应该自我反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政治分化，权力斗争，丑闻，对国家体质缺乏信心，作为政策公告的推特数量翻倍，频繁更换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政府重要职位空缺——类似的问题在过去一直存在，但其严重程度和范围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后更加惊人。
特朗普政府发挥美国力量和影响力的方式令中国的政治分析家们感到困惑。最近几年，美国经常要求中国遵循"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然而，特朗普政府现在放弃或暂停了一些过去美国政府倡导的规则，例如巴黎气候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的外交决策者越来越难以分辨美国希望自己和别人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他们希望维护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态度。
更令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美国正在形成新的关于中国的共识。在美国，"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关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充满强烈自信的在外行为，而"自由派"则谴责中国在加强国内政治控制。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观点：中国是威胁美国利益的主要"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势力"。美国的官方文件，如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认同了这种观点。结果就是，美中之间的商业交易，教育交流和其他协议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忧（有破裂的危险）。以前的危机，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01年撞机事件，这些问题都只造成了暂时性的困扰，而目前中美关系恶化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是，两个更重要的原则会约束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对抗。首先，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主要的地缘政治分裂是"有序的世界"和"无序的世界"之间的分裂。中美两国都属于有序世界。坎贝尔和拉特纳感到遗憾的是，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使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战略变成了"转向"或"再平衡"。然而，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尽管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混乱的世界（特别是中东和朝鲜），只要中国不捅娄子，美国就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身上来。
其次，即使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可能加剧，中美仍有合作的潜力。例如，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可以帮助中国应对环境挑战。如果中美两国间的社会交流加强，数百万中国人愿意花钱消费美国先进的医疗技术。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对中国越来越流行的看法（美国和西方正处于不可阻挡的迅速衰退之中）感到不安。事实上，中国智库和媒体一直在讨论美国是否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势力，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达成共识。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偶尔会有自夸，但中国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等教育、技术知识等领域和美国还有一段距离。实际上，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和美国都是新兴大国。尽管中国崛起更快，但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依然很大。中国应该坚持邓小平"保持低调"的方针，避免过度发力，这才是明智之举。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的书中提出，中国和美国应建立了"共同进化"关系，在共同进化中，各自追求其最为迫切的目标，尽可能进行合作，并调整关系以尽量减少冲突，我认为"共同进化"也意味着"良性竞争"。哪个国家能更好地处理国内事务和满足国民需求是中美之间最具建设性的竞争形式。
王缉思，曾任中国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二、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和互动
坎贝尔和拉特纳等人对美国过去四十年看似失败的对华政策的抨击，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美国政府的政策应该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中国。这些批评时常无法区分美国政府通过价值观证明其政策合法性与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构建国家政策之间的区别。
以最忠实的现实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为例。1967年，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他在外交杂志上写了关于改变中国的必要性。但是当他成为总统时，他巧妙的政策将中国变成了美国冷战时期的队友。他真正意图也变得明朗起来：不是把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而是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获得地缘政治优势。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我作为国务院官员参加了秘密谈判。）美国如果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冷战中的优势。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不是关于中国民主的炫目幻想，推动了美国正常化的外交政策。
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例外是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犯的错误，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联系起来，他想利用经济政策来改变中国行为。（作为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我怀疑这种方式的智慧，但是力求尽我所能去实现这一目标。）这项政策失败了，不是因为中国的顽固，而是因为美国用自己的一个利益来反对自己另一个利益。这项政策在美国掀起了纷争，总统最终取消了这项政策。
迄今为止，中美之间建设性的交往促进了美国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的合作在许多领域推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企业急于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商品成本。尽管毛派认为核扩散会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垄断，但邓小平认为，核扩散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基于此，中国于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今天，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中国自己也在不断变好。共产党决定让最优秀的大学生去美国的大学学习，让他们接触美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并向他们展示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自由的新闻媒体在监察权力滥用和腐败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外交官已经变得非常专业。中国金融从业者将在西方学到的金融技能带回中国。而受国际标准影响的中国律师已经悄悄起草了新的监狱法来遏制虐待及不公正对待囚犯。
中国经济发展使数亿中国人摆脱赤贫，美国有什么理由阻碍这种发展？这（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吗？在每一个阶段，美国决策者都知道一个更加繁荣和更加强大的中国将表现出一个崛起大国的特征。但那不是，也不应该是，引起美国担忧的警报。美国人真的相信他们的政府缺乏以不会导致战争的方式与强国打交道的能力吗？
去年秋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国会上陈述，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这确实很有可能。如果美国错误地认为这个结果是预先确定的，它（中国将成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会更快发生。削减国务院的预算，有经验的外交官员大量离开，贬低外交的作用，这些都将削弱美国战略的外交力量，并使军事解决方案成为唯一选择。
但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最明智的做法是继续与中国接触，同时专注于推动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负责任地行事，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并促进其和平崛起。与此同时，美国应该停止向全世界传递它不再准备发挥建设性全球领导作用的信息。相反，它应该强调美国的政策会寻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让美国模式更具吸引力是应对中国崛起的出发点。
芮效俭（J. Stapleton Roy，1935年6月16日－），出生于南京，成长于成都，美国外交家，1991年至199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
三、所有的征兆都摆在那里
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对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有重要作用，但它也不完整，在某些方面也有误导性。尽管没有任何学派或个人观察家可以宣称完全理解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但有些人在理解中国的动机并预测其行为方面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坎贝尔和拉特纳呼吁的"擦亮眼睛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应该从承认这种差距并考察背后的不同观点和假设开始。
正如作者（坎贝尔和拉特纳）指出，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那些声称中美交往会使中国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并将其转变为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预言是错误的。乐观的观察者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谋，无情和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些因素保持了共产党对国内政治权力的独占控制。同时他们也夸大了推动中国走向更加开放、一体化和民主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自从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已经混淆了西方同行的期望，想方设法享受参与全球经济的好处，同时通过不断进化的控制、强制和灌输的组合来保持对人民的控制。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乐观主义者都受到关于经济增长所需必要条件的学术理论的影响，这种学术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以及参与国际制度的社会化影响的影响。这些广泛接受和权威的理论使大家很容易轻视或忽略与这些理论相矛盾的证据。此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利用宣传和有影响力行动来宣传互动接触能够达到预期目这一观点。
许多乐观主义者似乎也遭受了想象失败和缺乏战略共鸣的痛苦。除了成为西方"俱乐部"的正式成员之外，他们无法想象中国会有其他目标，而且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对中国的威权统治者构成了深远的威胁。然而，无论他们有什么缺点，乐观的论据都支持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政策，而这些政策至少对美国社会的某些部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些政策得到专家，企业高管，政治家和前政府官员的广泛支持并不奇怪。
为支持他们的论点："政策辩论的各方都犯了错误"，坎贝尔和拉特纳列举了一个可称之为"鹰派乐观主义"的例子：如果它保持足够的优势，美国可以劝阻中国试图在军事领域与它竞争。虽然这种观点有一些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中国鹰派都认为不能避免竞争，但美国为了保持领先需要跑得更快。如果不是9/11袭击事件，这本应是乔治布什政府大力追求的方针，而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宣布"战略转向"时也是试图恢复这一政策。"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美国政策改变中国的能力或将中美关系引导到平稳轨道上保持乐观。坎贝尔和拉特纳没有提及的是，有些人曾质疑接触战略的效果，这些人也警告说与中国的竞争即使是可避免的，也很有可能不断升级。与乐观主义一样，这些怀疑主义的论调也分好几种。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如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快速崛起的国家历来倾向于寻求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霸权，这种追求往往使其与当时主导性力量相冲突。20世纪90年代，还有少数国防分析专家（由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领导）警告说，如果中国获得大量传统精确打击武器，中国或许能够抵消美国"在军事能力方面似乎占据的绝对优势"，从而平衡了美国在西太平洋施加影响的能力。从本世纪初开始，尽管谈到了村民选举，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在中国由市场驱动的改革表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一些观察家（如詹姆斯·曼，安德鲁·内森和裴·敏欣）认为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中的出现了倒退，压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
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数量众多、影响力巨大的乐观主义者相比，怀疑论者一直在苦苦挣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策越来越不平衡。美国继续寻求接触，但未能充分重视培养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所需的外交和军事能力，美国也没有充分重视将经济和社会开放给新兴战略竞争对手的风险。
美国及其民主盟国今天面临着日益富有和强大的专制对手，这个对手既雄心勃勃又极不安全。中国的统治者试图利用他们掌握的每一种手段，以符合他们利益和捍卫国内政权的方式重塑亚洲和世界。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外。
埃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也是"《霸权之争：中国，美国和亚洲主导权的斗争》一书的作者。2003年至2005年，他担任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四、不要放弃希望
坎贝尔和拉特纳把美国数十年对华政策视为失败，反映了目前美国对中国国内外政策方向的疑虑。但是他们的文章从根本上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对美国官员（对中国）的期待和对华战略做了一个并不准确的解释，并且把过去几十年来的许多成就忽略不计。
那些认为美国可以推动中国放弃其政治制度并遏制其雄心壮志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历史表明，美国可以通过展示美国的实力和利用共同利益来影响中国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所建议的那样，美国应放弃塑造中国政策选择的努力，这是一种莽撞和自我毁灭的行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的书中提出，中国和美国应建立了"共同进化"关系，在共同进化中，各自追求其最为迫切的目标，尽可能进行合作，并调整关系以尽量减少冲突，我认为"共同进化"也意味着"良性竞争"。哪个国家能更好地处理国内事务和满足国民需求是中美之间最具建设性的竞争形式。
王缉思，曾任中国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二、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和互动
坎贝尔和拉特纳等人对美国过去四十年看似失败的对华政策的抨击，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美国政府的政策应该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中国。这些批评时常无法区分美国政府通过价值观证明其政策合法性与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构建国家政策之间的区别。
以最忠实的现实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为例。1967年，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他在外交杂志上写了关于改变中国的必要性。但是当他成为总统时，他巧妙的政策将中国变成了美国冷战时期的队友。他真正意图也变得明朗起来：不是把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而是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获得地缘政治优势。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我作为国务院官员参加了秘密谈判。）美国如果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冷战中的优势。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不是关于中国民主的炫目幻想，推动了美国正常化的外交政策。
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例外是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犯的错误，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联系起来，他想利用经济政策来改变中国行为。（作为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我怀疑这种方式的智慧，但是力求尽我所能去实现这一目标。）这项政策失败了，不是因为中国的顽固，而是因为美国用自己的一个利益来反对自己另一个利益。这项政策在美国掀起了纷争，总统最终取消了这项政策。
迄今为止，中美之间建设性的交往促进了美国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的合作在许多领域推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企业急于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企业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商品成本。尽管毛派认为核扩散会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垄断，但邓小平认为，核扩散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基于此，中国于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今天，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中国自己也在不断变好。共产党决定让最优秀的大学生去美国的大学学习，让他们接触美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并向他们展示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自由的新闻媒体在监察权力滥用和腐败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外交官已经变得非常专业。中国金融从业者将在西方学到的金融技能带回中国。而受国际标准影响的中国律师已经悄悄起草了新的监狱法来遏制虐待及不公正对待囚犯。
中国经济发展使数亿中国人摆脱赤贫，美国有什么理由阻碍这种发展？这（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吗？在每一个阶段，美国决策者都知道一个更加繁荣和更加强大的中国将表现出一个崛起大国的特征。但那不是，也不应该是，引起美国担忧的警报。美国人真的相信他们的政府缺乏以不会导致战争的方式与强国打交道的能力吗？
去年秋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国会上陈述，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这确实很有可能。如果美国错误地认为这个结果是预先确定的，它（中国将成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会更快发生。削减国务院的预算，有经验的外交官员大量离开，贬低外交的作用，这些都将削弱美国战略的外交力量，并使军事解决方案成为唯一选择。
但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最明智的做法是继续与中国接触，同时专注于推动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负责任地行事，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并促进其和平崛起。与此同时，美国应该停止向全世界传递它不再准备发挥建设性全球领导作用的信息。相反，它应该强调美国的政策会寻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让美国模式更具吸引力是应对中国崛起的出发点。
芮效俭（J. Stapleton Roy，1935年6月16日－），出生于南京，成长于成都，美国外交家，1991年至199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
三、所有的征兆都摆在那里
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对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有重要作用，但它也不完整，在某些方面也有误导性。尽管没有任何学派或个人观察家可以宣称完全理解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但有些人在理解中国的动机并预测其行为方面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坎贝尔和拉特纳呼吁的"擦亮眼睛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应该从承认这种差距并考察背后的不同观点和假设开始。
正如作者（坎贝尔和拉特纳）指出，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那些声称中美交往会使中国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并将其转变为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预言是错误的。乐观的观察者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谋，无情和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些因素保持了共产党对国内政治权力的独占控制。同时他们也夸大了推动中国走向更加开放、一体化和民主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自从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已经混淆了西方同行的期望，想方设法享受参与全球经济的好处，同时通过不断进化的控制、强制和灌输的组合来保持对人民的控制。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乐观主义者都受到关于经济增长所需必要条件的学术理论的影响，这种学术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以及参与国际制度的社会化影响的影响。这些广泛接受和权威的理论使大家很容易轻视或忽略与这些理论相矛盾的证据。此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利用宣传和有影响力行动来宣传互动接触能够达到预期目这一观点。
许多乐观主义者似乎也遭受了想象失败和缺乏战略共鸣的痛苦。除了成为西方"俱乐部"的正式成员之外，他们无法想象中国会有其他目标，而且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对中国的威权统治者构成了深远的威胁。然而，无论他们有什么缺点，乐观的论据都支持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政策，而这些政策至少对美国社会的某些部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些政策得到专家，企业高管，政治家和前政府官员的广泛支持并不奇怪。
为支持他们的论点："政策辩论的各方都犯了错误"，坎贝尔和拉特纳列举了一个可称之为"鹰派乐观主义"的例子：如果它保持足够的优势，美国可以劝阻中国试图在军事领域与它竞争。虽然这种观点有一些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中国鹰派都认为不能避免竞争，但美国为了保持领先需要跑得更快。如果不是9/11袭击事件，这本应是乔治布什政府大力追求的方针，而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宣布"战略转向"时也是试图恢复这一政策。"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美国政策改变中国的能力或将中美关系引导到平稳轨道上保持乐观。坎贝尔和拉特纳没有提及的是，有些人曾质疑接触战略的效果，这些人也警告说与中国的竞争即使是可避免的，也很有可能不断升级。与乐观主义一样，这些怀疑主义的论调也分好几种。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如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快速崛起的国家历来倾向于寻求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霸权，这种追求往往使其与当时主导性力量相冲突。20世纪90年代，还有少数国防分析专家（由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领导）警告说，如果中国获得大量传统精确打击武器，中国或许能够抵消美国"在军事能力方面似乎占据的绝对优势"，从而平衡了美国在西太平洋施加影响的能力。从本世纪初开始，尽管谈到了村民选举，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在中国由市场驱动的改革表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一些观察家（如詹姆斯·曼，安德鲁·内森和裴·敏欣）认为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中的出现了倒退，压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
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数量众多、影响力巨大的乐观主义者相比，怀疑论者一直在苦苦挣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策越来越不平衡。美国继续寻求接触，但未能充分重视培养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所需的外交和军事能力，美国也没有充分重视将经济和社会开放给新兴战略竞争对手的风险。
美国及其民主盟国今天面临着日益富有和强大的专制对手，这个对手既雄心勃勃又极不安全。中国的统治者试图利用他们掌握的每一种手段，以符合他们利益和捍卫国内政权的方式重塑亚洲和世界。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外。
埃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也是"《霸权之争：中国，美国和亚洲主导权的斗争》一书的作者。2003年至2005年，他担任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四、不要放弃希望
坎贝尔和拉特纳把美国数十年对华政策视为失败，反映了目前美国对中国国内外政策方向的疑虑。但是他们的文章从根本上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对美国官员（对中国）的期待和对华战略做了一个并不准确的解释，并且把过去几十年来的许多成就忽略不计。
那些认为美国可以推动中国放弃其政治制度并遏制其雄心壮志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历史表明，美国可以通过展示美国的实力和利用共同利益来影响中国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所建议的那样，美国应放弃塑造中国政策选择的努力，这是一种莽撞和自我毁灭的行为。
坎贝尔和拉特纳认为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的开放是改变中国政治轨迹失败尝试的开始。但和解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基本利益，它是对共同利益的承认，同时和解能够促进中美的互利互惠。中国决定参加反苏阵营，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例如，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驻扎的苏军比在任何华沙条约国驻扎的苏军力量都要多。
通过和解，中国领导人也开始看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带来的稳定利益，这也表明中国接受了美日同盟。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对这个体系的态度并不乐观，并且在该地区增强其军事能力以对抗美国的存在。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目标是将美国军队驱逐出亚洲。中国分析家能认识到，美国的存在可以抑制该地区的美国盟友，并防止局部冲突升级。美国仍然可以利用这种对稳定的共同愿望，同时通过展示美国实力，来鼓励中国在东亚的合作行为。
虽然美国在1979年的对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在台湾政策上做了一些妥协，但尽管中国大陆在随后几十年迅速崛起，美国仍然成功地保护了台湾不受大陆统治。在美国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下，美国与台湾保持着稳固的关系，这是在发出信号告诉大陆不要轻举妄动，实现统一。台湾现在是一个自由富裕的民主国家。如果没有美国在过去五十年对两岸关系的平衡，了解和坚定态度，那几乎肯定不会是目前的这种状况了。
美国对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也促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网络，这个相互依存的经济网络产生了巨大的繁荣，可以说是和平的主要力量。自中国加入WTO以来，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速度。中国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最近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强迫外国企业将知识产权强制转让给中国企业的做法令人不安，但这并不是WTO协定的错，WTO主要是关于贸易的协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协议，例如双边投资条约和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更好地执行现有协定。
自2005年以来，敦促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努力往往令人沮丧，但这并未失败。美国推动了中国为一些重要的国际事务做出贡献，如减少苏丹种族灭绝暴力，推动伊朗谈判达成核协议，并迫使朝鲜重新加入弃核谈判。除此之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些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些陷入困境的地区的经济足迹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仅凭自己就可以降低国际压力。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认为，中国做的那些使自己变得更有影响力的事情（包括发展更强大的军队），都是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对他们来说，即使是中国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遵守现有的国际发展贷款准则）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国际秩序必须以美国为首。根据这个逻辑，美国政策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中国不再逐渐变得强大，或者不再凭借日益强大的力量寻求更大的声音。这样的标准是不现实的，这也没有为美国如何最好地管理中国不断增强的权力和影响力提供现实指导。
尽管美国永远不可能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它可以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塑造中国的环境，从而影响中国精英的政策选择。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这项任务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但这并非不可能。这可以通过坎贝尔和拉特纳所倡导的政策来实现，包括美国在东亚的强势存在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对抗。事实上，这也是从尼克松主张这个观点以来，美国所有政府官员的做法。尽管几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被视为彻底的失败，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战略保持正确航向。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坎贝尔和拉特纳对中国内外政策的各种令人失望的趋势的担忧是正确的：国内威权主义加强，市场化退出以及中国放弃过去十年的"和平崛起"外交，倾向于在东海和南海主权争端区域采取自信行为。但许多中国观察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级官员，都有种担忧和失望。在2007年，他们中很少有人会预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所发生的一切，所以说美国的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预测失败是可以理解的。
最终，如果中国要有进步的政治变革，也必须来自中国内部。但美国应该继续鼓励中国领导人通过给与更多的和更开放的市场来谋求政治稳定和更大的繁荣。美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通过理好国内事务来树立一个激励中国公民和精英的榜样，并继续说服中国领导人：相比加强国有经济和威权主义，各个层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可以带来更多的稳定和财富。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依然强大——这是中国共产党花费如此多的资源来对抗他们的原因。
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是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从2006年到2008年，他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助理，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PATRICIAKIM是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核安全研究员。
五、时间会给出答案
坎贝尔和拉特纳对引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假设提出质疑是正确的。二十五年前，西方认为中国将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这种赌注不仅仅是后冷战幻想的产物。现代化社会科学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的时候，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会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一预期不仅基于西方的历史，同时还基于韩国等亚洲国家近代的历史经验。而且，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更多的信息。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说，试图控制互联网就好比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事实证明，与预期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熟练。
这些理论是错误的吗？是的，在短期内，但从长远来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现代化理论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被历史检验。
无论如何，美国对华政策并非完全失败。1994年，当我在指导五角大楼对东亚战略的评估时，美国知道如果试图遏制中国并阻止其经济增长，肯定会失败的，因为这样的政策在该地区或其他地方不会得到支持。而且，正如我当时对美国国会所说的那样，把中国视为敌人就会将它变成为一个敌人。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并一定能保证未来的友谊，但它会保持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制定了一些预防措施以防止该投注失败。正如坎贝尔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在涉及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时，一些美国人从核心问题开始，直接从与中国的关系入手。另外一些人则由外而内，旨在通过在该地区的结盟来平衡中国的力量以稳定局势。这是我们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选择的战略。
1994年，我们开始恢复状况不佳的美日同盟。许多美国人认为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遗留物，有些人甚至担心日本的经济威胁。在日本，许多政治家认为美国的条约已经过时，并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或者在联合国框架下寻求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减少了美日双方的不信任和怀疑。1996年4月签署的美日新安保条约是后冷战时期东亚稳定与繁荣的基础，至今仍然如此。一些美国鹰派争辩说，中国希望将美国驱逐出西太平洋，或者至少把这个国家推回到中国沿海岛链之外。但日本是这个岛链的核心，日本供养了在日的5万美军。中国无权驱逐美国军队。
没有人能够确定中国的长期未来，甚至连中国的高层都未必。如果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日本保持联盟关系，并继续与印度发展良好关系，它将在亚洲力量对比中保持最佳状态。美国不仅在军事力量方面，而且在人口质量，技术，货币和能源独立等方面都优于中国。美国没有必要担心夸大的恐惧。美国可以继续观察，看看未来几十年中国会发生什么。邓小平创立的接班人制度，在2017年出现了变化。这个制度能否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和金融波动等问题上，两国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
也许美国没那么错。随着战略游戏的进行，美国由外而内的中国政策已经证明比那些悲观者所认为的更有力。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荣誉教授。1994-1995年，担任美国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
六、合则两利
坎贝尔和拉特纳认为美国需要调整其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并寻求更稳定的双边关系，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作者得出这个结论的历史及当代背景其实是错误的。基于这个错误推论重新设计的战略计划将使世界变的更不稳定，并把美国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首先，作者认为美国一直未能成功的影响中国的行为是错误的。作者忽略了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开放使中国的政策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冷战结果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第二，中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这使中国成为过去三十年来全球经济互动和扩张的最大贡献者。十五年前，中国的杰出战略家郑必坚用"和平的崛起"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发展。很多人质疑了这番言论的可能性，但中国和平的崛起基本上做到了。
从古至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暴力和破坏。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都侵入过无数国家，杀死了大量平民，并征服其他地区以保证他们的崛起。相反，中国的崛起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综合实力也越来越强，但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以和平方式的。这都归因于中国成功融入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承认的那样，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体系，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坎贝尔和拉特纳谴责中国没有完全支持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甚至有时还试图破坏这一被美国视为秩序基石的同盟体系。但是中国并不在这一体系之中，美国不应该指望中国遵守这些有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制度体系。
像坎贝尔和拉特纳这样的美国精英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使美国能够强势的逼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并在军事上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方式适用国际规则使用武力。但二战后的国际规则并没有赋予这种行为合法性。联合国的宪章特别强调保护所有国家的主权。这是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后所认同的国际秩序。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美国在冷战后对国际秩序的修正，这一修正扩大了美国的联盟体系权力，使他们可以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攻击或入侵主权国家。
中国和美国应该也必须合作才能确保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和繁荣。双方关系上的调整是必须的，这种调整必须基于对历史和当代情况的正确认知。如果美国精英仍然认为美国有权制霸全球，那么只会加速其衰落。世界太大，许多国家在追赶美国的脚步，美国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但如果美国主动放弃在冷战后产生的必胜信念，转向重塑堪称"美国世纪"的二十世纪——重建美国社会凝聚力，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投资的未来——这将使美国从竞争更激烈的世界中脱颖而出，并且不会让它成为中国或任何国家的敌人。如果美国能尊重并承认中国甚至是俄罗斯的大国影响力，美国将有机会长期坐在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上。
李世默（ERIC LI）是位于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科学家。
七、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回复
在《深刻反思美国对华政策》中，我们提出了一套简单明了的观点：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华政策，是基于对中国逐渐民主化以及广泛接受现存国际体系的期待上的；但这份期望与中国实际上发生的情况背道而驰，这使得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
我们收到的回复是非常有洞见的，这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争论——如何理解以及推动中美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讨论历史背景和表达上存在争议，却很少有人质疑我们文章中的核心论点。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文章在解释和细节上可以做的更好。除了塑造中国未来的野心，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很多其他动机。尽管如此，我们坚持认为美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关于中国未来情况的假设。正如芮效俭所说，这不仅仅是用来证明目的的修辞手法。
仔细阅读我们的文章可以证明一些自相矛盾的、站不住脚的批评是错误的。不像托马斯·克里斯坦森和帕特里夏·金他们的观点，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这种误解部分是因为他们疏忽了。我们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就包括美国的外交开放对冷战的重塑。我们承认白宫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也使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遏制伊朗和朝鲜的发展核武器的野心。评论家们也可以将台湾问题的稳定可控和气候变化上的合作视为中美合作的成就，我们也同意环境变化和全球健康将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尽管如此，就算有几十年的外交交流和强大的经济关系，但双方的合作仍然艰难而有限，使美中之间很少有利益一致的特殊时刻。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也表明，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威胁采取惩罚性行动，中国更愿意做出让步（例如在朝鲜和贸易问题上），这是在过去几十年激烈又互相尊重的战略交往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这并不是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做法的认可，而是对在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很少走到最后的政策底线的认同。未来的美国官员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美国的压力触碰到了中国的政策底线）。
我们并没有声称美国决策者是天真的或不了解情况。例如，与一些批评我们的人相反，我们认为美国干涉是基于对渐进改革的期望，而不是对中国民主化的乐观预期。以我们的观点来看，鉴于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这些评论猜测都是相对合理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决策者正在以不可预料或不加阻止的方式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
一些评论要求我们应该更加耐心，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演变尚未完成，白宫应继续在赋与改革者权力上努力，或者用克里斯滕森和金的话来说，"说服中国领导人"使他们放弃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模式。若是继续基于把中国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而不是意识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构建美国的政策，这只会抑制住白宫应对挑战的能力。虽然我们同意中国人会从更具代表性的制度中受益，但短期里发生变化似乎不太可能。美国需要一个战略来有效的和一个在国内外都不自由的中国展开合作和竞争。
我们认同阿隆·弗里德伯格的观点：多年来一直存在对华政策的良性辩论，其中并不乏有反对的声音，还有些人警告说，美国的决策是建立在过于乐观的预期上。但没有一种意见占据上风。在苏联的解体，90年代中期的台湾海峡危机，911袭击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2年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人等重大事件发生过后，白宫重复地回到相同的共识途径中去了。然而，当前的时间节点让人感觉很不寻常，部分原因是错误估计中国的未来所产生的代价比前几十年大得多。中国不断增强的力量以及中国正以脱离世界规范的方式使用这种力量的发展倾向来看，我们可以说真正的"重新认识中国"时候已经到来了。
我们文章的一部分反对意见主要在担心反思美国对华政策必然会引发另一场冷战。我们并没有要求美国按照过去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事实上，我们明确地把孤立或者削弱中国的计划从美国的目标中排除。一些评论者认为遏制是传统策略中的默认方案，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新策略的迫切需求，也意味着当前讨论中战略选择的缺乏。
此外，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需要人们支持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如我们写到的，特朗普政府对亚洲的态度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因素（即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仍处于早期或不完整状态），但当带着"美国第一"的态度去看待贸易，联盟，人权和外交的话，将存在"对抗而不是竞争"的风险。国内外的分析师应该谨慎地分辨特朗普的批评与我们迫切需要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
我们同意王缉思和约瑟夫·奈他们的观点，即美国的实力基础是强大的。美国拥有一流的大学，有创新力的企业，有利的人口趋势，强大的联盟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这些都为保护和推动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进一步认为，白宫应该解决国内的政治障碍，财政不负责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些内部问题对美国的威胁和外部势力一样大。
我们写《深刻反思美国对华政策》是为了质疑过去的共识，并引发一场关于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假设的讨论，而不是提出具体的意见。分析师和决策者需要重新调整其方向并面对新的现实。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和相关回应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具有意义的一步。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8/07/blog-post_32.html
通过和解，中国领导人也开始看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带来的稳定利益，这也表明中国接受了美日同盟。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对这个体系的态度并不乐观，并且在该地区增强其军事能力以对抗美国的存在。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目标是将美国军队驱逐出亚洲。中国分析家能认识到，美国的存在可以抑制该地区的美国盟友，并防止局部冲突升级。美国仍然可以利用这种对稳定的共同愿望，同时通过展示美国实力，来鼓励中国在东亚的合作行为。
虽然美国在1979年的对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在台湾政策上做了一些妥协，但尽管中国大陆在随后几十年迅速崛起，美国仍然成功地保护了台湾不受大陆统治。在美国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下，美国与台湾保持着稳固的关系，这是在发出信号告诉大陆不要轻举妄动，实现统一。台湾现在是一个自由富裕的民主国家。如果没有美国在过去五十年对两岸关系的平衡，了解和坚定态度，那几乎肯定不会是目前的这种状况了。
美国对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也促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网络，这个相互依存的经济网络产生了巨大的繁荣，可以说是和平的主要力量。自中国加入WTO以来，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速度。中国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最近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强迫外国企业将知识产权强制转让给中国企业的做法令人不安，但这并不是WTO协定的错，WTO主要是关于贸易的协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协议，例如双边投资条约和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更好地执行现有协定。
自2005年以来，敦促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努力往往令人沮丧，但这并未失败。美国推动了中国为一些重要的国际事务做出贡献，如减少苏丹种族灭绝暴力，推动伊朗谈判达成核协议，并迫使朝鲜重新加入弃核谈判。除此之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些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些陷入困境的地区的经济足迹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仅凭自己就可以降低国际压力。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认为，中国做的那些使自己变得更有影响力的事情（包括发展更强大的军队），都是试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对他们来说，即使是中国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遵守现有的国际发展贷款准则）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国际秩序必须以美国为首。根据这个逻辑，美国政策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中国不再逐渐变得强大，或者不再凭借日益强大的力量寻求更大的声音。这样的标准是不现实的，这也没有为美国如何最好地管理中国不断增强的权力和影响力提供现实指导。
尽管美国永远不可能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它可以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塑造中国的环境，从而影响中国精英的政策选择。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这项任务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但这并非不可能。这可以通过坎贝尔和拉特纳所倡导的政策来实现，包括美国在东亚的强势存在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对抗。事实上，这也是从尼克松主张这个观点以来，美国所有政府官员的做法。尽管几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被视为彻底的失败，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战略保持正确航向。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坎贝尔和拉特纳对中国内外政策的各种令人失望的趋势的担忧是正确的：国内威权主义加强，市场化退出以及中国放弃过去十年的"和平崛起"外交，倾向于在东海和南海主权争端区域采取自信行为。但许多中国观察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高级官员，都有种担忧和失望。在2007年，他们中很少有人会预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所发生的一切，所以说美国的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预测失败是可以理解的。
最终，如果中国要有进步的政治变革，也必须来自中国内部。但美国应该继续鼓励中国领导人通过给与更多的和更开放的市场来谋求政治稳定和更大的繁荣。美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通过理好国内事务来树立一个激励中国公民和精英的榜样，并继续说服中国领导人：相比加强国有经济和威权主义，各个层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可以带来更多的稳定和财富。自由民主思想在中国依然强大——这是中国共产党花费如此多的资源来对抗他们的原因。
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是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从2006年到2008年，他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助理，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PATRICIAKIM是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核安全研究员。
五、时间会给出答案
坎贝尔和拉特纳对引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假设提出质疑是正确的。二十五年前，西方认为中国将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这种赌注不仅仅是后冷战幻想的产物。现代化社会科学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的时候，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会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一预期不仅基于西方的历史，同时还基于韩国等亚洲国家近代的历史经验。而且，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更多的信息。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说，试图控制互联网就好比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事实证明，与预期相反，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熟练。
这些理论是错误的吗？是的，在短期内，但从长远来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现代化理论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被历史检验。
无论如何，美国对华政策并非完全失败。1994年，当我在指导五角大楼对东亚战略的评估时，美国知道如果试图遏制中国并阻止其经济增长，肯定会失败的，因为这样的政策在该地区或其他地方不会得到支持。而且，正如我当时对美国国会所说的那样，把中国视为敌人就会将它变成为一个敌人。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并一定能保证未来的友谊，但它会保持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制定了一些预防措施以防止该投注失败。正如坎贝尔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在涉及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时，一些美国人从核心问题开始，直接从与中国的关系入手。另外一些人则由外而内，旨在通过在该地区的结盟来平衡中国的力量以稳定局势。这是我们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选择的战略。
1994年，我们开始恢复状况不佳的美日同盟。许多美国人认为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遗留物，有些人甚至担心日本的经济威胁。在日本，许多政治家认为美国的条约已经过时，并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或者在联合国框架下寻求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减少了美日双方的不信任和怀疑。1996年4月签署的美日新安保条约是后冷战时期东亚稳定与繁荣的基础，至今仍然如此。一些美国鹰派争辩说，中国希望将美国驱逐出西太平洋，或者至少把这个国家推回到中国沿海岛链之外。但日本是这个岛链的核心，日本供养了在日的5万美军。中国无权驱逐美国军队。
没有人能够确定中国的长期未来，甚至连中国的高层都未必。如果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日本保持联盟关系，并继续与印度发展良好关系，它将在亚洲力量对比中保持最佳状态。美国不仅在军事力量方面，而且在人口质量，技术，货币和能源独立等方面都优于中国。美国没有必要担心夸大的恐惧。美国可以继续观察，看看未来几十年中国会发生什么。邓小平创立的接班人制度，在2017年出现了变化。这个制度能否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和金融波动等问题上，两国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
也许美国没那么错。随着战略游戏的进行，美国由外而内的中国政策已经证明比那些悲观者所认为的更有力。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荣誉教授。1994-1995年，担任美国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
六、合则两利
坎贝尔和拉特纳认为美国需要调整其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并寻求更稳定的双边关系，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作者得出这个结论的历史及当代背景其实是错误的。基于这个错误推论重新设计的战略计划将使世界变的更不稳定，并把美国置于一个不利的位置。
首先，作者认为美国一直未能成功的影响中国的行为是错误的。作者忽略了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开放使中国的政策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冷战结果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第二，中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这使中国成为过去三十年来全球经济互动和扩张的最大贡献者。十五年前，中国的杰出战略家郑必坚用"和平的崛起"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发展。很多人质疑了这番言论的可能性，但中国和平的崛起基本上做到了。
从古至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暴力和破坏。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都侵入过无数国家，杀死了大量平民，并征服其他地区以保证他们的崛起。相反，中国的崛起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综合实力也越来越强，但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以和平方式的。这都归因于中国成功融入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承认的那样，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体系，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坎贝尔和拉特纳谴责中国没有完全支持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甚至有时还试图破坏这一被美国视为秩序基石的同盟体系。但是中国并不在这一体系之中，美国不应该指望中国遵守这些有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制度体系。
像坎贝尔和拉特纳这样的美国精英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使美国能够强势的逼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并在军事上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方式适用国际规则使用武力。但二战后的国际规则并没有赋予这种行为合法性。联合国的宪章特别强调保护所有国家的主权。这是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后所认同的国际秩序。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美国在冷战后对国际秩序的修正，这一修正扩大了美国的联盟体系权力，使他们可以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攻击或入侵主权国家。
中国和美国应该也必须合作才能确保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和繁荣。双方关系上的调整是必须的，这种调整必须基于对历史和当代情况的正确认知。如果美国精英仍然认为美国有权制霸全球，那么只会加速其衰落。世界太大，许多国家在追赶美国的脚步，美国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但如果美国主动放弃在冷战后产生的必胜信念，转向重塑堪称"美国世纪"的二十世纪——重建美国社会凝聚力，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投资的未来——这将使美国从竞争更激烈的世界中脱颖而出，并且不会让它成为中国或任何国家的敌人。如果美国能尊重并承认中国甚至是俄罗斯的大国影响力，美国将有机会长期坐在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上。
李世默（ERIC LI）是位于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科学家。
七、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回复
在《深刻反思美国对华政策》中，我们提出了一套简单明了的观点：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华政策，是基于对中国逐渐民主化以及广泛接受现存国际体系的期待上的；但这份期望与中国实际上发生的情况背道而驰，这使得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
我们收到的回复是非常有洞见的，这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争论——如何理解以及推动中美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讨论历史背景和表达上存在争议，却很少有人质疑我们文章中的核心论点。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文章在解释和细节上可以做的更好。除了塑造中国未来的野心，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很多其他动机。尽管如此，我们坚持认为美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已经考虑了关于中国未来情况的假设。正如芮效俭所说，这不仅仅是用来证明目的的修辞手法。
仔细阅读我们的文章可以证明一些自相矛盾的、站不住脚的批评是错误的。不像托马斯·克里斯坦森和帕特里夏·金他们的观点，我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这种误解部分是因为他们疏忽了。我们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就包括美国的外交开放对冷战的重塑。我们承认白宫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也使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遏制伊朗和朝鲜的发展核武器的野心。评论家们也可以将台湾问题的稳定可控和气候变化上的合作视为中美合作的成就，我们也同意环境变化和全球健康将成为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尽管如此，就算有几十年的外交交流和强大的经济关系，但双方的合作仍然艰难而有限，使美中之间很少有利益一致的特殊时刻。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也表明，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威胁采取惩罚性行动，中国更愿意做出让步（例如在朝鲜和贸易问题上），这是在过去几十年激烈又互相尊重的战略交往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这并不是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做法的认可，而是对在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很少走到最后的政策底线的认同。未来的美国官员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现实（美国的压力触碰到了中国的政策底线）。
我们并没有声称美国决策者是天真的或不了解情况。例如，与一些批评我们的人相反，我们认为美国干涉是基于对渐进改革的期望，而不是对中国民主化的乐观预期。以我们的观点来看，鉴于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这些评论猜测都是相对合理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决策者正在以不可预料或不加阻止的方式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
一些评论要求我们应该更加耐心，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演变尚未完成，白宫应继续在赋与改革者权力上努力，或者用克里斯滕森和金的话来说，"说服中国领导人"使他们放弃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模式。若是继续基于把中国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而不是意识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构建美国的政策，这只会抑制住白宫应对挑战的能力。虽然我们同意中国人会从更具代表性的制度中受益，但短期里发生变化似乎不太可能。美国需要一个战略来有效的和一个在国内外都不自由的中国展开合作和竞争。
我们认同阿隆·弗里德伯格的观点：多年来一直存在对华政策的良性辩论，其中并不乏有反对的声音，还有些人警告说，美国的决策是建立在过于乐观的预期上。但没有一种意见占据上风。在苏联的解体，90年代中期的台湾海峡危机，911袭击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2年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人等重大事件发生过后，白宫重复地回到相同的共识途径中去了。然而，当前的时间节点让人感觉很不寻常，部分原因是错误估计中国的未来所产生的代价比前几十年大得多。中国不断增强的力量以及中国正以脱离世界规范的方式使用这种力量的发展倾向来看，我们可以说真正的"重新认识中国"时候已经到来了。
我们文章的一部分反对意见主要在担心反思美国对华政策必然会引发另一场冷战。我们并没有要求美国按照过去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事实上，我们明确地把孤立或者削弱中国的计划从美国的目标中排除。一些评论者认为遏制是传统策略中的默认方案，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新策略的迫切需求，也意味着当前讨论中战略选择的缺乏。
此外，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需要人们支持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如我们写到的，特朗普政府对亚洲的态度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因素（即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仍处于早期或不完整状态），但当带着"美国第一"的态度去看待贸易，联盟，人权和外交的话，将存在"对抗而不是竞争"的风险。国内外的分析师应该谨慎地分辨特朗普的批评与我们迫切需要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
我们同意王缉思和约瑟夫·奈他们的观点，即美国的实力基础是强大的。美国拥有一流的大学，有创新力的企业，有利的人口趋势，强大的联盟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这些都为保护和推动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进一步认为，白宫应该解决国内的政治障碍，财政不负责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这些内部问题对美国的威胁和外部势力一样大。
我们写《深刻反思美国对华政策》是为了质疑过去的共识，并引发一场关于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假设的讨论，而不是提出具体的意见。分析师和决策者需要重新调整其方向并面对新的现实。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和相关回应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具有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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