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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斯诺在瑞士病逝，她关注六四难属，曾在“心灵之旅”受访
曾经关心帮助过“六四”难属并且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过采访的美国女作家路易丝·惠勒·斯诺（Louis Wheler Snow）于4月3日在瑞士一家医院病逝，享年97岁。
路易斯·斯诺的丈夫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去陕甘宁边区采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他于1937年出版了《红星照耀的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一书，其中记录了从中共创建到1937年的红色共产革命。
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斯诺夫人因八九“六四”屠杀改变了对中共当局的态度
今年4月3日离世的路易斯·斯诺是1949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的他的第二任妻子。1970年代。他随同丈夫访问过中国，受到官方最高礼遇，在国庆庆典时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2年埃德加·斯诺病逝后，斯诺夫人又多次访问过中国，与中共领导人保持着友好关系。
直到1989年“六四”屠杀，中共当局以戒严部队的坦克和机枪杀戮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斯诺夫人改变了自己对中共当局的态度，她立即谴责那场残酷的暴行。她多次给中共最高领导人写信，并呼吁人们关注“六四”遇难者家属。
2000年4月斯诺夫人与“六四”难属苏冰娴在警方堵截下唯一的短暂会面
18年前的2000年，斯诺夫人最后一次在中国旅行，他和儿子前往安葬埃德加·斯诺一半骨灰的北京大学墓园，受到当局全程的监控。
当他们试图到居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六四”难属丁子霖家与她见面的时候，受到多名便衣警察的粗暴堵截包围，虽然难属苏冰娴女士勇敢地出去相迎，斯诺夫人仍未能与丁子霖会面。
回放2001年2月4日“心灵之旅”节目，回溯斯诺夫人与“六四”难属一段共同经历
第二年2001年1月15日苏冰娴女士突然逝世。
1月18日斯诺夫人分别致信“六四”难属群体代表丁子霖女士和苏冰娴女士的丈夫赵廷杰先生，表达追思哀悼。
稍后，斯诺夫人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
17年后的今天，在追思悼念斯诺夫人的时候，回放当年的节目，其中受访者赵廷杰先生和徐珏女士已经先后逝世。愿受访者留下的声音和从不同角度还原斯诺夫人与“六四”难属们共同经历的事件，也记录下各位受访者的心路历程。
以下回放的节目第一次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01年2月4日——
苏冰娴逝世前四个月接受“心灵之旅”采访录音选段
听众朋友！
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得知，曾经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过采访的“六四”难属苏冰娴女士春节前在北京突然逝世的消息。也许您还记得，四个多月前她在我们节目中的谈话。
苏冰娴：“如果没有‘六四’这场大屠杀的话，我和丁子霖、张先玲是不可能认识的。是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牵涉在一起了。
‘六四’（难属）到现在站出来的，当然这个死亡人数远远不只（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一百多人，因为从当时从我们（寻找孩子的时）看到医院的（死亡）名单，一个医院就有几十人，我们现在找到的才是多少啊！当时（送到）‘人民医院’的（死者家属）我们一个也没找到。
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难。我们的活动都受到监视、电话被窃听，稍微一动，门口就有人看着。这些难属里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底层！生活是那么贫困，无援无助，（当局还）不许他们接受任何援助，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苏冰娴女士生于1936年，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十几年，退休前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她21岁的儿子赵龙在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中遇难。
近年来，苏冰娴女士和其他“天安门母亲”一起，投身“六四”难属的寻访和有关人权活动·
苏冰娴的丈夫赵廷杰讲述2001年1月15日苏冰娴在北京意外逝世的经过
今年1月15日夜里，她突然逝世，终年64岁。1月31日，苏冰娴女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第二告别室举行。这个告别仪式是由苏冰娴退休前所在的中共中央编译局主持的。
以下是来自现场的录音。
（现场录音，哀乐，哭泣声）
苏冰娴的丈夫赵廷杰先生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多年，现在已经退休。他在仪式结束后不久，通过电话接受了我的采访。
主持人：“赵廷杰先生，能不能请您讲讲苏冰娴女士去世的经过？”
赵廷杰：“苏冰娴在去世之前一直很忙，一直在探访‘六四’难属。节前办完事她很高兴去找丁子霖教授一块儿谈谈，大家谈得很好。元月15号，我们从丁老师家回来后，她去按摩，因为她的腿不好。
按摩完以后，她取了一种叫‘排毒液’的药，实际上在药典里没有这种药，就是那个盐水瓶子两瓶。回来以后，15日（晚上）六点半，她就把那个药喝下去了，我当时也在。她过去也喝过，有反应，就是头昏脑胀，睡一觉就好了。她喝下去后就大吼大叫，上吐下泻。最后躺在床上就从嘴里往出喷，喷完以后两眼就失明，看不见了。
我就打电话找那个给她开药的医生，医生讲赶快送医院，搞搞DT呀、核振动啊。我就把儿子、闺女叫来了，她那时实际上已经不省人事了。我们就搞了个车，把她送到人民医院，到医院她脉和血压都没有了，实际上已经死亡了。”
主持人：“她最后讲了什么话没有？”
赵廷杰：“没有。因为她喝完以后基本不能讲话了，光说‘我的腰疼，好像生孩子一样’。后来我就给她揉揉腰，她光是叫，不讲话了。
给她开药的医生那一晚上都没有露面。苏冰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赵廷杰：“我的心情很沉痛。（1989年）我们这个儿子去世以后，我的老伴苏冰娴一开始心情和我一样不好。后来，和丁子霖女士联系上以后，她感觉活着还是有意义的，应该争取一个公道。她的事还没有做完，这我是知道的，我以后继续做吧。”
丁子霖：1月31日苏冰娴退休前单位举行苏冰娴遗体告别仪式，仓促，当局如临大敌
以上提到的“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她17岁的儿子蒋捷连遇难。在北京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女士是难属中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说明她遇难的儿子死亡真相的。
丁子霖女士在参加苏冰娴女士遗体告别仪式后，也接受了我的采访。
丁子霖：“今天只是个非常局促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觉得它非常草率、非常仓促。说是十一点开始的，但是提前十分钟就开始了，而且（进行）速度非常快。
后来据我知道，还有好几位难友都赶到了，但是仪式已经结束了，所以造成有的伤残者从很远的东郊赶来，都没有赶上（遗体告别仪式）。就我个人来说，赶到（时仪式）刚好开始，连周围的场景我都没来得及看一眼，我急的就是要最后看一下冰娴的遗容，和她的家属握握手。后来，把她的遗体推到里边火化间的时候，我们奔上前去，又一次和她告别。
此生此世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我们最后看了一眼，我们大家跟着她的灵床走到了门口，最后我们这些难友们相互拥抱着，大家痛哭了一场。
尽管我们再匆忙，但是我带了个小录音机，（把当时的情况）都录下来了。”
（现场录音：哭声）
丁子霖：“我还发现有一些……在第二告别室外广场路口的地方、广场上面、甚至告别室里面有不少面目不清（身份不明）的人，我们不在乎，我们每个去的人都签下了名字，我们要堂堂正正地送别我们的难友。我们一些难友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给我们照相，可惜我身上没带着照相机，我要带着照相机，我也给他照。
有人用一种阴暗心理来解读我们的悲痛。今天北京刮大风，我们无非就是想最后见她（苏冰娴）一面，告别一下我们自己的难友，但是他们如临大敌。
我们难属加起来有三十来位，一些伤残者也去了。今天签到的一共有99位，后来的有十几位，签到纸没有了，这样说有一百多人参加。苏冰娴的同事有多少我不知道。
她的同学们在广场上叫住了我，主动告诉我他们是冰娴小时候的同班同学。”
丁子霖：遗体告别仪式之前四天1月27日在京部分难属为苏冰娴举行追思悼念仪式
早在这次遗体告别仪式之前四天，1月27日在北京部分“六四”难属为苏冰娴女士举行了追思悼念仪式，丁子霖女士讲述当时的情况。
丁子霖：“1月27日下午两点，我们在北京的将近三十位‘六四’难友聚集在苏冰娴家里，为意外去世的苏冰娴女士举行了一个简朴、庄重的追思悼念仪式。
她的家属已经在她生前卧室里放置了一个小小的灵堂，墙壁中间挂着苏冰娴女士的遗像，左边摆放着她的儿子、‘六四’死难者赵龙的遗像，右边摆放着‘世界争取民主运动’在去年10月份授予‘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民主勇气奖’奖状。
在冰娴遗像下的供桌上，点着一盏长明灯。周围的地面上摆放着冰娴的亲友和在京部分难友赠送的鲜花和花篮。
追思悼念仪式在哀乐中开始，由我主持。我开始就说——今天，我们这些苦命人相聚在一起，沉痛地悼念和追思我们的好姐妹苏冰娴。自从1995年冰娴参加到我们这个群体中来，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默默地做了大量不为人们所知道的事情。但是，就在我们这个群体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被授予‘天安门母亲民主勇气奖’的时候，她突然离我们而去。一个冰娴倒下了，将会有更多的冰娴站起来！”
“六四”难属张先玲、徐珏、丁子霖受访追忆苏冰娴
参加了这次追思悼念仪式的“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是“六四”遇难者19岁中学生王楠的母亲，她回忆苏冰娴女士。
张先玲：“冰娴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最近这几年里，她确实为群体做了不少事，我觉得她是个非常优秀的母亲。可她去世太早了，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没来得及做。她最后一次见到我还对我说，她想写些东西。但没来得及写就走了。”
在北京的“六四”难属徐玨女士是一位地质科学工作者。她21岁的儿子吴向东在“六四”遇难。几年后，她的先生吴学汉在哀痛中罹患癌症去世。现在孤身一人住在北京的徐玨女士谈到苏冰娴女士逝世后，她的心情。
徐玨：“刚听到消息，真像晴天霹雳，我都受不了。我真难以接受我们难属中一位这么好的姐妹就这么走了。
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她为了我们难属工作的进行到处奔波，不管是烈日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天，很多我们在斗争当中比较危险的事情，她都站出来去自己干。同时，一些默默无声的工作她也做了，从不来吭声。她确实在我们难属中是影响非常大、非常好的。”
主持人：“苏冰娴女士的去世，对‘六四’难属们的情绪会有什么影响吗？”
徐珏：“一边心里很悲伤；但一边是我们就更要坚决地斗争到底。我觉得大家精神还是没有因为这个就精神衰退，而是更加有勇气了，更觉得应该学习苏冰娴那种精神，坚持斗争到底。”
丁子霖女士在追思悼念仪式上朗读了自己执笔的一篇代表在京部分难属的祭文：《哭冰娴》
（现场录音节选）
“冰娴，我们的好姐妹！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走得如此急迫？连一声
道别都没有来得及？冰娴，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再难相见。你叫我们怎么能够接受
这个残酷的现实？·……”
丁子霖：“张先玲女士宣读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和‘中国人权’发来的唁电。由徐珏女士朗诵了刘晓波为苏冰娴女士去世写的一首悼诗。最后冰娴的丈夫赵廷杰先生对前来参加追思悼念仪式的难友们表示感谢。他希望我们这个受难群体能够更加紧密地凝聚起来，为实现我们的共同诉求作最大的努力。”
全美学自联主席易丹轩先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悼词
全美学自联主席易丹轩先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悼词。
易丹轩：“全美学自联悼苏娴女士——惊悉苏冰娴女士不幸在北京意外去世，全美学自联为中国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悲痛万分。我们对苏女士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她的先生、家人，及其亲属致以深切和诚挚的慰问，希望他们节哀保重。
苏女士在12年前，‘六四’期间失去亲儿赵龙，但她却把丧子之痛深深埋藏在心底，将母爱化作对人类痛苦的普遍同情……”
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就苏冰娴女士逝世在纽约发表谈话，并转斯诺夫人的两封吊唁信
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就苏冰娴女士不幸逝世在纽约发表谈话。
刘青：“突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六四’难属群体中，有一些非常主要的、活跃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团结大家伙的人，苏冰娴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苏冰娴女士去世之后，因为路易斯·斯诺夫人到中国的时候曾经和苏冰娴见过面，她对苏冰娴也有很深的印象。”
刘青先生在这里说的，是被中国官方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已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斯诺·路易斯·惠勒。她去年4月到访中国。
刘青：“我们将苏冰娴去世的情况转告了路易斯·斯诺夫人，她就给我们回了信，其中有写给丁子霖的一封信，有写给苏冰娴先生赵廷杰的一封信。我把信先传真给了丁子霖。”
丁子霖：宣读斯诺夫人来信中译文
丁子霖女士：“斯诺夫人这两封信我是昨天深夜收到的，‘中国人权’的刘青先生给我传真来这两封珍贵的信。信是1月18日斯诺夫人得知冰娴去世后写的。她是邮寄的。刘青昨天收到以后马上就给我传来了。今天翻译之后，传给了赵先生。
我现在把斯诺夫人的信唸给您听（译文）——
亲爱的丁子霖：
但愿你能收的我写的这几行字。我谨对苏冰娴女士悲惨的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1989年6月以来，你和她在进行多年勇敢的斗争中聚集了众多的朋友，我希望他们都能感受到我的悲伤，我们痛失苏冰娴。
我当然知道她的去世对你更是一个重大损失，尽管我仅在去年4月和苏见了短短的一面，但她在我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我和我儿子因被阻未能与你见面而感到失望时，苏冰娴当着便衣警察和安全人员的面，勇敢地向我们伸出了欢迎和友谊之手。她和你一样，是一位勇敢、热情，为真理和正义奋斗，且举止得体的人。
她的这一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我将永远不能再和苏见面了，但我衷心希望有朝一日你和我仍能相会。
苏曾勇敢地试图说服校卫队让我们能相会，而未能成功。我也和你一样怀念你的亲爱的朋友苏冰娴。
路易丝· 斯诺
2001年1月18日”
赵廷杰：谈斯诺夫人来信中译文内容
苏冰娴女士的先生赵廷杰也收到了斯诺夫人的信，他谈了信的内容（译文）——
亲爱的赵先生：
在这痛苦的时刻，我和我的儿子一起向你和你的家人对苏冰娴的悲惨去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尽管我只是去年4月在北京见了苏冰娴一面，但是我终生难忘这一面：一面对官方的敌意和恐吓，一面公开向我伸出友谊和欢迎之手的热情，勇敢的妇女的生动形象。
她后来为此受到迫害，使我深感悲伤。但她在受拘留和羁押的期间，表现出无限的勇气，令人振奋。
你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
我非常高兴能称她为我的朋友，让我们继续发扬她的勇敢精神。
致以深切的同情！
路易斯·斯诺
2001年1月18日
斯诺夫人：我去人大丁子霖家要与她会面，受到警察跟踪，被关在大学校门外
我通过电话采访了现在住在瑞士的79岁高龄的斯诺夫人。
她谈得知苏冰娴逝世的消息。
斯诺夫人：“（中译）我对此极其悲痛，我为这一消息所震惊。对我来说，苏冰娴是与丁子霖和其他‘六四’难属一起，以极大的勇气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死难者争取公正而并肩站立的。
我认识她并不久，只在北京见过她一面。
去年4月，我和我儿子去北京试图与丁子霖会面，并希望中国当局允许我转交国际上对天安门死难者家庭的人道救援款。难属们本身没有错，只是由于他们在1989年失去了亲人而受到迫害。
我起初认为，中国宣称的与我丈夫埃德加·斯诺、我本人和我家庭的友谊可以使我的这个行动获得批准，但是中国方面无人理睬。
我们受到国际媒体的采访，这很好，因为这使问题公之于众。但是在我们去中国人民大学丁子霖家要与她会面的时候，我们受到秘密警察跟踪，我们被关在大学校门外。”
斯诺夫人：丁子霖被关在家，苏冰娴与我见面后被警察扣押，我发声明，电话被切断
斯诺夫人：“丁子霖也被关在家里，不准出来与我们会面。
代替她的是苏冰娴，丁子霖的好朋友。她来到我跟前，向我解释说，丁子霖被警察堵在家里，不准出来与我会面。苏冰娴试图说服大学门卫让我们进入校园，她使我非常感动。她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妇女，大胆直言，但仍然没法带我们进入校园。
在我与她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了解到苏冰娴是一位有非凡勇气，有教养的妇女，她将她的信念、勇气献给了维护真理和正义的人们。”
当斯诺夫人被问到是否知道苏冰娴被警察扣押一事时，她说：“我当然知道。那是在我和儿子离开中国返回瑞士的前一天，我临走前向中国当局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如果此类事件继续下去，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将我丈夫的骨灰留在北京是否适当。
当然，我没有得到答复，我没有责任这样作。但我希望我这个声明会给那些不想正视事实，不公正对待那些死者家庭的执法人员一点压力。”
主持人：“您离开中国后是否与苏冰娴联络过？”
斯诺夫人：“没有。你知道我与被认为是中国的异议人士联系多么不容易，他们的电话被窃听。我曾试过多次，打电话给丁子霖她们，但电话被多次切断。”
苏冰娴留给“心灵之旅”最后的声音：忆爱子赵龙之死
听众朋友！就在四个多月前，苏冰娴女士在我们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讲述了她自从儿子赵龙遇难后走过的心路历程，想不到这竟是她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的声音——
苏冰娴：“赵龙是死在民族宫那一带的，胸部从左向右被三颗子弹打在最要害的部位，当场就送命了。
确认是赵龙以后，当时我嚎啕大哭，觉得好像是在作恶梦：怎么可能在天安门、在长安街用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呢？！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小生活在解放区，受到党的教育，完全不是一样的。
这次发生的事使我们震动得简直像天天在作梦一样。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做什么。几天之内我的体重从一百二十多斤降到九十多斤。
丁子霖、张先玲她们比我勇敢，比我头脑清醒，她们很早就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伸张正义。当时我就是找单位、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单位‘我跟李鹏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辩论，当场看我有理没理，没理你李鹏可以枪毙我’我都表这种态。
可是有什么用？李鹏也听不到，他也不会这样做，不会接受我的挑战。”
苏冰娴：加入“六四”难属群体，被监视窃听，中国没开辟哪怕一个角落让我们说话
苏冰娴：“后来，大概到1994年或1995年，还是（我的）同学从美国回来以后，给我介绍这个情况，我和丁子霖他们认识了，我才加入（‘六四’难属群体），她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
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难，我们的活动都受到监视。电话被窃听，稍微一动，门口就有人看着。我们难友相识了，我们是血和泪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是死了孩子的，心境完全一样，谁也不可能把我们分割开来。
中国没有给我们开辟哪怕一个角落的地方让我们来说话。”
苏冰娴：因接触斯诺夫人而被警察关押的经过。“六四”屠杀给贪官污吏铺平了道路
苏冰娴女士讲述她由于接触斯诺夫人而被警察关押的经过。
苏冰娴：“他们把我塞到汽车里，一下子就拉到北京市安全局海淀分局一个小院儿，门口有大铁门锁着，里头一条大狼狗。他们来了一伙人，其中有一个照相，把我带到地下室的第十三审讯室。
他们指着凳子说‘苏冰娴你坐下！’
我说‘我不坐！这个地方是犯人坐的地方，我又不是犯人，为什么坐在这个地方？’
他们说‘来人，搜身！’
男的都出去了，女的来翻，把我长裤脱下去，只穿着短裤。我所有的东西，连一个小纸片都翻走了。后来还让我在‘拘捕令’上签字。
他说‘你交代，你在（人民大学校门外）广场上都讲了什么？你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演说，你们密谈了什么？她给了你什么文件？给你多少钱？……’
整个晚上对我进行‘攻心教育’，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你的父母为革命’怎么样……讲到‘没有那次（镇压）六四风波’的话……他们讲就是‘风波’……现在国家会多么悲惨。
我说‘这是你的想法。我认为，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国家的贪污腐败也不会到今天这个程度。就是（因为）你们屠杀了群众、屠杀了学生，给这些贪官污吏铺平了道路’。
当天晚上一直审问到夜里三点钟。”
苏冰娴：受审后在警局睡着，梦见爱子赵龙带着血迹回来，我去拉他，没拉到，醒来
苏冰娴：“当天晚上我在那地方，夜里三点钟睡。我睡着了，作了梦，我梦见了赵龙。
他一脸脏，带着血迹回来了。我当时很激动，我说‘哎呀，赵龙没有死嘛，他活着，他只是受了一点伤嘛。’我去拉他，一拉没有拉到，我醒来了。
我没想到第二天他们把我放了，这可能就是因为丁子霖他们作了很多努力，还有斯诺夫人也很关心这件事情。”
以上谈话是不久前突然去世的“六四”难属苏冰娴女士四个多前接受“心灵之旅”节目采访的时候，留给我们最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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