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的处境日益恶化，这一点香港和内地并无不同。时评人长平认为，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否可能存在一片真正民主的小天地，这是香港人不可回避的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19日，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下楼送孩子上学，十几个警察粗暴地将他抓上警车带走。孩子不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当面被拘捕，他的惊恐正是当局给予异议人士的惩罚之一。随后八天，余文生的罪名从”寻衅滋事”改为”妨害公务”再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和几乎所有中国内地的”煽颠犯”一样，余文生没有组建政党，发表政纲，没有上街游行，慷慨演讲，没有竞选公职，实践抱负，而是仅仅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些言论：他呼吁修改宪法，并控诉最高领导人。
一周以后的1月27日，香港众志常委周庭接到通知，她被取消已报名参选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参选资格，原因是她所在政党推动民主自决、没有真心及真诚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意图。此事引起舆论震惊，当周末约有两千港人上街游行抗议。
这两件事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一个前提不容忽视：它们都发生在同一个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也就是该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些年来反复告诫香港人的意思：比”两制”更重要的是”一国”。
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那么内地人应该对香港人”羡慕嫉妒恨”：在内地，发一条微博就是”寻衅滋事”，发几篇文章就是”煽动颠覆”；以直接的政治诉求名义上街游行？那是连梦里都不会出现的事。
“一国”和”两制”不可并行
香港反对者可能会说：这是中央政府承诺过的”一国两制”，多数抗议者也只是要求它信守承诺。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知道内地人的诉求是什么：写进宪法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再说，”一国两制”并非针对香港人的首创，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承诺给藏人了。看看今天西藏的情形，就会再想一想”兑现承诺”意味是什么。甚至，香港抗议者所要求的”独立候选人”，以及在一定区域内的直选，在内地也不新鲜：基层人大代表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法律上早已经认定是”普选”，并且有相当细致的规定。
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否可能存在一片真正民主的小天地，这是香港人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如果回避此问题而欲求”一国两制”，难免有些掩耳盗铃，或者缘木求鱼。其实，北京早已经”大大方方”地承认，”一国”和”两制”不可并行。它没有说透的是，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它毫不含糊地给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案：”一国”先行，”两制”靠后。
当局持之以恒，循序渐进
“谎言说一千次，就变成了真理。”不用说，掌握强大的宣传机器的中央政府深谙此道。不仅如此，它还企图证明：坏事做一千次，它就显得不那么坏了，甚至可能变成好事。异议人士纷纷被”寻衅滋事”，人权律师大量”失踪”，被秘密关押，身心虐待，甚至强迫吃药。刚开始，舆论震惊。再三再四，已经不再是新闻。假如它抓了一千个无辜者，有一天”开恩”放出八百，倒会一下子成为好事，舆论将去想象它所代表的改革曙光。这八百人被滥刑的黑暗，以及还有两百人的受难，可能只是曙光照耀下的一点阴影。
正因为如此，余文生律师在孩子面前被残暴地抓走，媒体报道只是例行点卯而已。周庭被取消参选资格，尚有机会成为轰动新闻。紧接着，1月30日，就在港人的抗议声中，另一位报名参选者刘颖匡也获知自己被取消资格，其理由更加荒唐：尽管他已经放弃曾经有过的港独主张，但是选委会认为他并不”真诚”。这一次，舆论的声浪已经小了很多。
稍加梳理便知道，自雨伞运动之后，民主派人士被取消参选资格，甚至在当选后被剥夺立法会议席，当局可谓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从不手软。多位民主派候选人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胜出后，全国人大对《基本法》条文做出解释，香港法院遂据此取消两名公开主张港独的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随后，另外四名民主派议员也被取消资格。如今，即便周庭和她所在政党都解释”民主自决”主张”和宣扬独立全然不同”，当局也不能容忍。套用内地一官员向伟大领袖效忠的话：”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反对者的处境日益恶化，这一点香港和内地并无不同。二者目前仍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差异正在缩小。正如十年前有人说铜锣湾书店的出版人将因为出版禁书遭绑架、内地人权律师会因为主张法定权利而失踪，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一样，今天也很少有人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周庭和她的同侪可能会被”煽颠”。
从内地的目光看过去，这是香港反对者既定的命运。不过，既然周庭被剥夺立法委参选资格还能成为新闻，香港人就有机会改变这道命运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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