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唯色
【本月17日发生在拉萨大昭寺的火灾，应该是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建筑，所遭遇的历史上第一次火灾。但至今不知火因，当局也未明确交待调查经过和损失情况。新华社22日的报道中所说的起火部位等，与中国公安部相关文件里的说明并不一致。
如尊者达赖喇嘛所说，大昭寺是全藏最崇高的寺庙。事实上，对于信奉佛教的藏人来说，大昭寺是圣地中的圣地，所主要供奉的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具有无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却也蒙受了千百年来大千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劫难。
这是一位曾囚禁七年、劳动改造十三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僧人的口述。2003年3月9日下午，我在他的僧舍，记录了他所讲述的大昭寺及他个人所遭遇的劫难，并收录于2006年在台湾出版的《西藏记忆》一书中。他现已去世多年，此时找出当时给他拍摄的照片，仍然记得面对无常命运他发出的豁达笑声，令人十分感念。】
文革中，大昭寺的一楼，据说只有“觉衮顿拉康”（释迦牟尼佛殿）还幸存了佛像，“土莫拉康”（松赞干布法王殿）也幸存了塑像，其余的殿都没了塑像，空空荡荡的。
“觉衮顿拉康”，又叫觉康，那里面的觉沃佛（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和几个佛像都是过去的。但觉沃佛的身上和脸上的金粉都被刮掉了。身上的所有装饰也都没了。所幸的是，觉沃佛头上的华盖是纯金做的，但因为被香火熏得很黑，没人认得出是纯金，所以就没被革命的人拿走。后来被拉萨市政协放在了办公室里，直到大昭寺正式对外开放时才送回，刷洗后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这才知道这华盖是纯金做的。
觉沃佛，觉仁波切，盘坐的左腿上有个洞，至今可以看见。有两个说法，一个据说是朗达玛（吐蕃王朝末代君王，以灭佛留名于史）时候砍下的。传说朗达玛想看看觉仁波切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就在觉仁波切的腿上砍了一个洞，觉仁波切疼得发出了“啊嚓嚓”的声音。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但有关的历史书上是没有的。另一个说法与文革有关。文革时候红卫兵也在觉仁波切的腿上砍了一个洞，说是后来修补了，但用手指敲那儿的话还可以听见“空空”的声响。那些砸大昭寺的红卫兵，有些是学生，有些是老百姓，听说都是帕廓一带的老百姓，不过这都是听说的，那时候我不在这里，我在工布（指今林芝地区八一镇周围）劳动改造。
大昭寺一楼大厅里的强巴佛（未来佛）像也被砸了。古汝仁波切（莲花生大士）像是文革之后信众供奉的。大昭寺转经道囊廓的“卓玛拉康”（度母殿）也被砸了。
大昭寺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法王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之后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像。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不知怎么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在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打听到这个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
大概在1972、1973年的时候，大昭寺才又重新修复了。但也不是把过去的所有佛像都修复了，只是修复了一部分。当时说是要修复大昭寺的佛像，拉萨城里有一个“让勒公司”，是做家具、工具和农具的工厂，现在靠近市公安局，在文革时候里面有一个仓库，堆放着从很多寺院没收的佛像，都是旧佛像，很珍贵，就从这个公司的仓库里拿回很多佛像，送到大昭寺，重新装藏、修补。
文革中被砸的寺院很多。色拉寺、哲蚌寺都被砸过。只是没被砸光，不像甘丹寺，砸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了。大昭寺原本只是由佛殿组成，所以被砸的时候很快就砸得差不多了。似乎只有聂塘的卓玛拉康（度母殿）没被砸，这是因为创办卓玛拉康的阿底峡大师是孟加拉人，要注意国际上的形象。曾经孟加拉还派人，把阿底峡大师留下来的“古栋”（法体）请回去了。
我在工布的时候是工人。更早以前，我在解放军的监狱里被关了七年，是因为1959年“叛乱”的缘故，那时我三十岁的样子，被说成是“叛乱分子”。我很小出家当了僧人，在色拉寺。1966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就在工布的劳改农场当了工人，我做的是木工活。农场属于公安系统，不允许我们参加文革。
我当了十三年的工人。1981年时候，好多人都走了，我也说我不想当工人了，我想穿袈裟，这样我就回到拉萨，来到大昭寺。实际上大昭寺在文革时候一个出家人也没有，我听说那些佛殿都变成猪圈了，像“土几拉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殿）这些佛殿都成了猪圈。楼上住着军人。楼下我们现在举办法会的地方，供放莲花生塑像的地方，是他们的厨房。然后大昭寺成了招待所，叫做“三所”，房间都设在佛殿里，听说是拉萨市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后来搬到市政府旁边去了，人们都叫它“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在如今的日光宾馆前面。我们刚回到大昭寺时，一楼和二楼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是招待所房间的号码。墙上的壁画还在，但有破损。
文革两派争斗时，先是“大联指”住在寺院里，后来又是“造总”住在寺院里，还发生过武斗，在大昭寺里面开枪打死过不少人。是解放军开枪打死的造反派，都是年轻藏人。
文革时候，在觉康上面的金顶那里，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那是招待所的厕所。班丹拉姆的塑像早就被搬出去给砸了。
我们现在住的这些僧舍曾经还是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和宿舍。这是文革刚结束那会儿。过去噶厦政府的办公室也设在大昭寺里面，但没有住在这些地方。
如今大昭寺里的老喇嘛都不是大昭寺过去的人，是从色拉、甘丹和哲蚌来的。
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当时还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长头的大门口还架着栏杆，每天只卖两千张票，每张票一毛钱，所以很多人从夜里就开始排队，常常排队一晚上，睡觉就睡在地上。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没朝见过觉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佛，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后来班钦仁波切回到拉萨，在大昭寺举办法会给信徒摩顶时，排队的人都排到了邮电大楼那里，有几公里长。有一个人还被挤死了。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
直到胡耀邦来拉萨，说不能给信徒卖票，从那以后，各个寺院都不向信徒售票了。
有很多人，过去是积极分子，现在变成了很虔诚的信徒，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也到大昭寺来朝佛。从佛教角度来讲，这是忏悔，这很好。只要是出于真诚，这么做，也许是可以抵消他们当年所犯下的过错的。很多人当年都是无知，无明啊。
大昭寺的“默朗钦莫”（祈愿大法会）在八十年代恢复了，但也只是办过三次，87、88和89年，然后就取消了，再也没有举办了。1989年3月份那次抗议事件，正是祈愿大法会期间，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念经，就被那些军人带去派出所。他们用电棒打我，还打了很多僧人……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在我一生中经历过三种人生。我的家在农村里，过着中等富足的生活。起先，我从小出家当了僧人，那是很幸福的一段经历；三十岁时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呆了七年，是犯人；然后在农场当了十多年的工人；最后又回到寺院，继续当僧人。这不，我当过三种人，干过三种人的事情，想起来倒也有意思。
在过去，西藏人活得很轻松，虽然物质上没什么，但精神上，因为对佛教有信仰，想着因果轮回，所以没有太多的欲望。但现在的话，虽然物质上有了很多东西，但人们的心都变得很复杂，每个人都有很多欲望，都是为自己考虑，反而活得很辛苦。人们的心里没有宗教的约束，这不会是一个很满意的人生。再说现在能够向人们传法的喇嘛越来越少，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也越来越少，虽然很多人特别虔诚，但佛教真正的涵义却不知道，只能是迷信。这样下去的话会很困难的。就像我们看到的，好多人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用额头去碰石头，都要跟着去用额头碰这块石头。这就是迷信。
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宗教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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