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停止骚扰和拘押海外贪污嫌犯的家属以迫其返国。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和各国政府应拒绝中国滥用“红色通报”（red notice），即国际刑警组织通知各国政府注意被通缉人员的系统。
人权观察对五名“红色通告”人员（红通人员）进行访谈发现，中国当局对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实施各种形式的连坐处罚──使人因他人行为而受罚的非法措施。当局还逼迫红通人员的家属前往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劝说他们返回中国。
“中国当局为了逼使贪污嫌疑人返回中国，不择手段对他们的亲属施加非法压力，”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这种折磨无辜者的株连手段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2012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所谓“反腐败斗争”。作为开展斗争的手段之一，中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针对旅居海外的涉贪人员发出红色通告。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是为了逮捕、遣返逃犯而设的警报系统，根据追捕逃犯国家的请求发出。不过，它并不是国际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法律行动因应。
在某些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中国当局曾尝试向红通人员留在中国境内的家属施压，迫使其必须返国。官方报导通常描述说他们一开始拒绝返国，但后来因为“法律威慑、政策吸引和家庭影响”而改变心意。
人权观察研究揭露，中国当局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为借口，用各种方式故意骚扰红色通报人员的家属。公安、检察人员常访问或传唤他们的亲属，却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还威胁他们若不配合劝说红通人员返国就要加以逮捕。人权观察发现至少两起当局正式逮捕家属的案例。
公安机关禁止所有家属出国旅行──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和兄弟姊妹及其家属。有些红通人员子女被禁止出国留学。他们的亲属显然遭到当局连坐处罚，包括冻结财产，解除国有企业职位，或警告生意伙伴使其拆伙。
人权观察对于下文提到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案例不做内容评价。然而，就算是合理发出的红色通告，也不能作为对家属连坐处罚的正当理由。
红通人员居留国家的有关当局，对于中国官员或其代理人是否骚扰该等人员或其家属，应予调查。居留国当局应确保国内红通人员享有适足保护。若红通人员有被引渡可能，相关当局应确保其有适当机会对引渡决定提出复议，而且不得将任何人引渡到中国而致其面临迫害、酷刑或虐待的危险。
人权观察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在处理来自中国政府的信息时，以及在协助中国与其他国家警察机关分享情报之前，均应审慎执行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并应确保红通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人权获得保障。
“中国恣意虐待贪腐嫌疑人家属已够恶劣，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国家不应再帮助中国把侵权行为输出国外，” 理查森说。
“红通人员”家属遭受拘押、威胁和骚扰
人权观察访谈了四名现居美国人员和一名现居加拿大人员。访谈方式包括电话和面访。这五人分别来自中国四个省份和一个直辖市，全都自述名列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名单。人权观察并访谈了三名代理红通人员案件的律师。有三名红通人员要求匿名，以免其国内家属遭到政府报复。人权观察并检视数十则有关遣返红通人员的政府和媒体报导，大体符合前述人士的说法。
拘押、威胁拘押
受访者告诉人权观察，他们留在中国的家属非常害怕政府官员上门。他们说检警人员常以国际刑警红色通告为由处罚其家属。
商人梁建国（化名）表示，“警察向我家人说，政府可以对红通人员家属采取‘任何管控措施’，我一天不回国，他们就一天不能过上正常生活。”
张大同（化名）说：
他们先打电话找[我太太]说，“我们明天早上8:30到你家来，你别出门。” 我太太当然不敢拒绝。…他们一再威胁我太太，如果我不回去，就要抓她。…我太太多次对我说，“你不知道我们受到多大压力。” 她很担心自己做错什么，让他们不高兴或激怒他们，他们可能不让我们的孩子上学。
张大同说，公安还骚扰他70多岁的父母：“[我爸妈]也非常害怕。有一次，他们和我妈妈谈话后，引起她因高血压问题住院一个月。”
湖北武汉商人李钢（音）说，他的母亲因为持续被骚扰而产生精神错乱迹象：
当局开始骚扰我妈时，她已79岁。2016年9月到10月，压力真的很大。当局三天两头上门找人。去年底，我妈妈中风住院。…我兄弟告诉我，妈妈已经疯了。她常自言自语，念叨着 “钢钢[李钢的小名]，快回家吧。不会有事的，只要你把钱的事情解决。”
前商人王利和（化名）说：
他们无数次传唤我的兄弟姊妹，包括县里和省里的公安机关…今天传唤我姊妹，明天我兄弟，后天我侄女，就这样…[警察]威胁他们，如果我不回去，他们都会被抓起来。
商人梁建国说：
起初，警察一星期来[我们家]两次；后来每个月两三次。每次一两小时。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他们爱来就来，行为跟流氓一样。他们威胁我太太，说她如果不照他们要求做，就要她坐牢，如果她被抓了，就再也出不来。
梁建国说，公安也向其他家属说同样的话，包括他的小孩。“他们都怕死了。每次我太太打电话来，她都不停地哭，哀求我回国。”
现居加拿大的前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谢卫东表示，为了逼迫他回国，中国当局逮捕他的妹妹和已成年的儿子，关押逾一年。谢卫东向人权观察提供了有关他案件详情的文件。
谢卫东的妹妹谢卫芳和他的儿子谢苍穹分别于2016年9月、2016年12月在北京住处遭湖北省检察厅逮捕，押往湖北省。检察官指控谢卫芳收受贿赂，另指控谢苍穹是谢卫东挪用资金案的共犯。谢卫芳于2017年1月获无罪开释。谢苍穹仍被关押在湖北省看守所。
谢苍穹的母亲王莉伟（音）（已和谢卫东离婚）致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表示，官员对谢苍穹实施酷刑，并威胁她：“我儿子和他姑姑，经过用刑…已经写信要求谢卫东回国。[检察官]威胁我…命令我要谢卫东回国，否则，我也会被关进去。”
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揭露一起红通人员家属被关押的案件。山东商人储士林2016年从加拿大返回中国，此前两个月，他的前妻许建红遭当局以涉嫌“窝藏逃犯”罪名逮捕，因为许建红从中国汇钱到加拿大助储逃匿。
限制迁徙自由
中国当局逼迫红通人员归国的另一惯用伎俩，是限制其国内家属出境。受访者说，官员禁止他们的家属出国，但从未出示法律文件。有些亲属直到计划出国时才发现自己被边控，其他人则得到当局通知。
王利和说：
我的家人全都出不了国──我妈妈、兄弟姊妹、还有他们的配偶、子女。甚至我公司的员工。我有一个员工原本在美国，但他们回国以后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兄弟连在国内也不能旅行，他不能搭铁路，也不能坐飞机。
张大同说：
我女儿已经收到美国高中的入学许可了，但她不能出国。我们只好帮她另找[国内]学校。我儿子才8岁。他[在机场]被海关拦住。连海关人员都很奇怪地说，“这么小的孩子，会有啥事？” 但他就是不能出国，只能折回家。
李钢说：
[当局]没收我弟弟的护照。他们威胁我弟妹说，“我们知道你孩子上大学，而且是美国大学联合课程。如果你不说服[李钢]回来，你儿子就别想出国。他会被‘边控’。”
谢卫东说，“我另一个妹妹全家移民加拿大很多年了。她女儿两年前回国，现在无法再离开中国。”
梁建国说：
我父母、岳父母、兄弟姊妹、我太太的兄弟姊妹和他们的所有子女，每一个都被“边控”。我儿子在英国读书一年多，念的中学。但他放假回国以后，却没办法再回英国。
2010年，云南某公立医院院长江春光以贪污罪嫌被捕。不久，当局对其妻郭欣发出红色通告，郭当时在美，被控与丈夫共同犯罪。郭欣2017年10月返国。回国前，郭欣发表公开信表示：
检察院…阻止身在加拿大的兄长及其妻女入境探母；否则，兄长入境后将被扣留。…[反贪局]副局长打电话告知家姐…边控将扩大到家里的第三代，侄女这一辈都将被限制出境。
财务控制
受访者说，当局冻结他们的国内财产，包括银行联名账户和不动产，但没有向他们的家属出示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件。他们的家属直到试图提领现金时才发现账户被冻结。他们的房产则被当局贴上封条。
一名受访者说，他上了红通名单后，家人也被工作单位解雇。
李钢说：
我弟弟是国企职工。他们把他解雇。他们强迫我弟每天到检察院去协助办案，但不给他发工资。他们告诉他，只要我回去，他就可以拿回全部工资。他每天都得坐在[检察院]办公室，和坐牢没两样。
李钢说他前妻的弟弟也被迫每天去检察院报到，“协助调查”李案。
张大同说，“[当局]冻结我所有账户，连我给女儿交学费的账户也一样。她得给录取的高中付保证金。”
谢卫东说，他妹妹移民加拿大后留在国内的资产，“和我的案子没半点关系…也全被冻结了。她想卖掉其中一件房产时才发现。”
梁建国说，当局 “没收我家所有财产，包括我太太、孩子住的房子。他们现在无家可归。我儿子的教育费全没了。母子走投无路。”
境外骚扰
中国当局派出官员到红通人员所在国家去逼迫他们归国，有时使用威胁手段。中纪委201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公安人员到法国将红通人员郑宁逮捕归案。2017年5月，有官员前往美国秘密会见国际刑警红色通告在案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施压要他回国。这椿秘密行动被美国执法当局察觉，并由美国媒体披露。
受访者说，中国当局把他们的家属、律师或朋友送到他们所在国家去会见他们。人权观察访谈的多名律师说，家属受命出国时常有官员陪同，甚至当他们和名列红通的亲人会面时，这些官员有时也会在场。
谢卫东向《全球邮报》（Globe and Mail）表示，当局把他在押妹妹的前律师和律师妻子送到加拿大，对他和他的另一个妹妹进行骚扰。2017年12月，这对律师夫妇凌晨两点到谢卫东在多伦多的住处找他；他们也到谢卫东妹妹在渥太华的家去找她。
“警方没有对这个律师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违法，” 谢卫东对人权观察表示。“我们越来越担心。”
湖北当局也曾要求谢卫东在国内的前妻王莉伟一起去加拿大，协助官员把谢带回国。他们威胁王莉伟说，如果她不配合，就要无限期拘留她的儿子。
“[当局向我前妻表示]带着中间人去加拿大，有助掩护官员[到加拿大以后]和我当面交涉，” 谢卫东说。
李钢说：
春节前后，检察院官员明白告诉我弟弟，他们[2017年]3、4月份要去美国。一共六个人：三个检察院来的，两个地方纪委来的，加上我弟弟。他们告诉我弟弟，此行的任务就是“说服李钢回国”，还给我弟看行程表。
根据一份中纪委报告，当局曾送一名家属到海外会见一名红通人员，并成功令她返国：2013年，当局对前云南省能源国企行政人员陈祎娟发出红色通告，指控她收贿和洗钱。报告说陈祎娟的表亲和她丈夫的律师一同到英国找她，劝她返回中国。陈祎娟已于2016年返国。
梁建国说，“[当局]送我的朋友──警察认为他和我比较亲近──来找我。我拒绝见他。我不会告诉他们我在哪里。”
人权观察在另一案例中发现一种做法，或许也是中国当局常用的，即派遣已在该国居留的中国侨民去骚扰红通人员。
一名在美中国公民租了家里的一个房间给王利和，她说自从王利和搬进来，有三个她以前认识的朋友多次打电话、发短信或者上门来找她，劝她把王利和赶走：“他们不断跟我说，[王利和]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犯，是个大坏蛋，说我不应该让他住在我家里。他们曾经到我家里来骚扰我和王先生。”
这位女士说，她认为这三人是为中国政府工作：
有一次，我不经意告诉那个男的，说[王]先生和女儿一起去参加[某个活动]。[王]先生后来告诉我，[该活动]第二天，他在中国的亲戚打电话给他，说[当局]告诉他们[王]先生去了[那个活动]。
这位女士还说，当局告诉王利和的家属说，因为王和女儿关系很好，他们会设法把他女儿带回国，这样就可以迫王返国。
“天网”、“猎狐”行动背景
自从2013年习近平掌权后，中国政府便开始大举实施反贪腐斗争。在国内，这项行动部分通过“双规”秘密拘押制度──据人权观察纪录涉及大量侵权行为──捕捉了数千名中共领导人和基层政府官员。在国外，中国政府则发动称为“猎狐”和“天网”的追逃任务。
2014年6月，当局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自八个政府机构，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和外交部──追捕逃往海外的涉贪嫌犯。据中纪委报告，截至2017年10月已从90馀国追回3,587名嫌犯。
2015年4月，中国发布一份称为“百名红通人员”的通缉名单，包括一百名涉嫌重大贪腐案件的官员和企业家。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17年12月，“百名红通人员”之中已有51人返回中国。据报导，其中10人是被外国政府引渡回国，另外35人则是通过“劝返”而“自愿”返国。
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应中国要求发出红色通告的人数不明，通告至今有效的人数也不明，因为许多通告只有国内执法机关知道，而且很多人本身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网页上公布的中国人共有83人。
中国的红通迫害；国际刑警组织的中立性
国际刑警组织宪章规定，国际警察合作应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即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应当遵守的人权标准。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规定，国际刑警资讯系统中的数据处理“应尊重合作对象人员的基本权利。”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不得违反该组织的中立性政策。依照宪章第3条，该组织不得“实施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干预或活动。” 然而，中国将红色通告用来对付海外异议人士和其他中国希望逮捕的人士。在德国从事新疆维吾尔运动的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已被列入红色通告超过十年，至今无法要求除名，以致国际旅行受限。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王再刚据信就是因为在海外参与民主运动而被列入红通名单。
鉴于中国素有任意拘押、酷刑、强迫失踪和非法强迫引渡的纪录，人权观察曾在2017年9月致函国际刑警组织，被列入红色通告的中国人士可能面临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危险。
人权观察同时也质疑2016年11月就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能否遵照国际刑警组织宪章维护该组织的中立政策，并做到尊重和保护人权。孟宏伟身兼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其部属涉及对无数行使基本人权的人士实施骚扰、任意拘押和酷刑。人权观察尚未收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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