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这一概念和标准，如今中国读者都已并不陌生。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它在美国学界形成并逐步影响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正确”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歧视和冒犯任何人，尤其是那些由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心障碍、宗教或政治观点的不同经常处于弱势的群体。
但同时，它也面临着不少的争议。要求所有言论“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当“正确”反过来成为了对言论和行为的审查机制，它本身是否也成为一种压力和胁迫？对“正确”的要求过激，几乎把迫害者和受害者的道德位置相颠倒，这是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吗？
在美国，对“政治正确”进行嘲讽的漫画相当多。
是的，我们可以说，当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等言论仍然充斥于四周，我们或许还没有到反思“反歧视”的时候。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去体察和思考，依然是有益的。
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在美国求学的在读博士生。她感受到在校园内，作为亚裔女生的她似乎只有承认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处境，才能获得“政治正确者”的认同，进而换取归属感。但这又与她的真实感受——作为一个成年人，理应对异己的评价和刺激性的观点具有适当的免疫力——相悖。从容应对多元性的话语体系和交往模式，难道不是身心健康的表现吗？
她把自己的体会和思考写了下来。比起“政治正确”，她的观点恐怕同样具有争议性。“政治正确”与“政治不正确”究竟孰是孰非？又或者，是否存在真正“正确”的选择？这是值得讨论的。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正是因为，真正理性的态度是不轻易地被一种观点所收服，是审慎地思辨、做出自己的判断。
“受害者”，你准备好了吗？
美国校园里的“政治正确”
如果言论自由是美国大学长久以来所标榜的，它的适用性可能正被一种校园中自发生成的言论审查甚至思想审查活动所侵蚀。
这是我在美国研究生院的第五个年头，每一年我都在努力适应着它的种种游戏规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如何恰如其分地表征自我——一个女生，一个亚洲人，一个异性恋者，或者还在探索中。
初到美国时，身在一座批判理论重镇，我贪婪地张开双臂迎接海量的新潮理论向我涌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精神分析，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女权主义与酷儿理论，等等等等。我因为每日习得的话语和概念而感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身边展开，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新的认知和将万物归类的体系正在脑海中生成，而我要透过这新的体系重新理解我所生活的世界，童年和少年时的成长，国内的教育，身边的人，事，乃至动物，下水道，垃圾。
这种转变是新奇刺激的，也是不安的，因为这批判的力度大到要颠覆常识，颠覆维系生活稳定的种种概念和评价标准，例如，事实与虚构的边界，正义与僭越的边界，纯洁与肮脏的边界，人和动物的边界。毫不夸张地说，曾经一度，我已经感到自己有困难分辨男女和阐明亲密关系，并突然体悟俄狄浦斯为何会在知晓自己弑父娶母的行径后刺瞎双眼。
当我抛弃既有的稳定的认知环境，去迎接一个新世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应该如何自处？作为一个外来者，活生生的和思想上的外来者，我要如何确定自己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认知体系中的位置，又如何在奉行这个认知体系的研究生院的交际圈中自我表征？与这个知识体系共生的，是一套以中产或富有阶级“直白男”作为批判对象 （特朗普和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就是顶级众矢之的）的道德标准 。
倡导这套标准的目的有二：一是，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意义上的少数群体的赋权（empowerment），比如黑人，工人阶级，女性，跨性别者；二是，尊重和支持各少数群体自由选择和定义幸福生活。其理由是这些群体曾经遭受种种压迫剥削，社会歧视，政治迫害。作为补偿，他们被允许“变本加厉”地讨要自己和前辈所失去的一切。
在今日的美国，人们对于“受害者”身份的认同与自我认同使这套道德标准变得越发流行起来，直至占领“政治正确”的高地。同时，追求政治正确的人们开始在社会和日常交往中，识别、指认受害者，作为他们行使正义的对象。在美国高校，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追求这种政治正确总显得义不容辞，风潮正盛。
只有扮演“受害者”，
才能赢得盟友？
作为一个不爱表达意见的亚洲女生，我一直都和这个若隐若现的“受害者”身份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我利用它获得盟友和归属感，也挣扎着证明并不是每一次都要沦为受害者。
曾经同级的同学们通过对于受害者的制造，成功地排挤了一名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使研究生院禁止他教授任何研究生级别的必修课。 而我就是这受害者之一。值得琢磨的是，这受害者是如何构造出来的。时常观察，就会发现这过程遵循一个清晰的文化脚本。
例如，教授在课上做出的某种回应，如果对象是我，同学们会将其解读成种族歧视，并且充满同情心发信息提醒我，这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呀，你还没察觉吗！而同样的回应，如果对象是一位白人同性恋的男生，就会被解读成轻微的性骚扰。那段时间，我在研究上也和这位老师有合作关系，但是他并不认同我的研究框架，并坚持希望我采用他提出的框架。我和同学们聊起这件事和课上的状况，其中一个同学的解读令我印象深刻到有些惶恐：
“He is gaslighting you！We have to get you out of his control!”
据这位同学介绍，Gaslighting的原意是有人会偷偷把煤气灯调暗，每天调暗一点，让房子中的人自以为精神错乱无法正确感知周围环境，而逐渐真的精神错乱起来。如今这个词泛指各种令人产生自责自卑感的阴谋。
但是，就个人判断而言，与其说，这个教授对我有种族歧视，我更倾向于把他的反应理解为性格上的不够成熟或行动欠缺思考。与其说，他在有意迫害，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学术上的专断和不宽容。总之，我把这些行为看成是对事不对人，并相信这是每个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最基本的学术训练。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那位同学又向其他年级的同学和主管研究生院的教授们介绍了他的gaslighting 理论，只要我在附近，他就会向大家介绍一番我的“受害”经历并期待我讲几个与之有关的段子用以确证。然而，我并不确定是谁在gaslighting 。我的自我怀疑和受害者情结的真正来源似乎是那些把我定义成受害者的人们。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要让一个尚不能掌控游戏规则又急于寻找归属感的人如何拒绝呢？
经和研究生主任聊天，他也认同我的观点，认为那位教授只是言谈欠考虑，而并非有意地种族歧视或性骚扰。然而，系中各派冲突让主任并没有纠正同学们对教授的指责，反而利用学生的敌视和学校的反歧视制度将后者边缘化。这位教授后因为不堪排挤带来的压力而长期处于休假（on leave）的状态，随之也出现他要求提前退休的传闻。
在此之后，我开始和另一位在我的研究领域很有声望的教授合作，关系融洽。但系中有些美国同学不能忍受他高傲的作风，并对其有所指摘。然而，这样的指摘只基于教授的只言片语，而非长期的接触了解，而且十分脸谱化。是的，就是那个直白男的脸谱，更有人，直接给其取外号为“male ego （男性自尊）。”
从那时开始，总有一位美国同学试探性地问我，“你和那位教授合作得怎么样？”我说非常好，他便默默走开。不久后，又会出现在我面前，先是感叹此教授实在高傲，然后好奇地问我“你们最近合作得好吗？”我说很棒，他又默默走开。这样的对话每周重复上演。大半年后，他似乎始终无法说服自己相信我如何能够和一个如此傲慢的人保持师生关系，好像他的知识体系道德谱系都受到了挑战。于是，终于将设问句转换成反问句，“你怎么能和他这么傲慢的人相处得这么好？”
我告诉他在中国人的认知中，这根本算不上傲慢，不但是我，上过他课的中国学生都有同感。不仅如此，在中国的大学里，这种做派的人很可能会成为名师。“以他的成就，要是我，我可能会有过之，而且现在还有这么有个性的教授可以直抒己见已经很难得了，我喜欢！”听我这么说，他似乎觉得中国学生是不可理解的生物，然而政治正确的准绳在他舌头上打了个结，这话他不能说。在这种对话中，我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我合理化为一个“受害者”，一个种族主义，男性霸权的“受害者”，他们才能为我在自己的知识谱系和道德谱系中找到一个位置，把我当作一个可理解、可评价、可结盟的主体。但是我的优越感，满足感，以及光明正大的为“政治不正确”发声显然扰乱了他们理想中的秩序。对此，我并不感到抱歉。
身心健康已经成为不正常？
这种反启蒙理性的后结构主义知识体系对何为知识进行了重新定义，颠覆了以被证成的真信念（JTB）为知识标准的认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恢复情绪，欲望，身体感受和社会关系作为知识以及作为知识生产机制的资格。其结果就是知识体系的多元化——每个社群都有一套美丑对错的标准，知识论证的情感化——所谓好的对的就是我所欲望，所感到舒服的，坏的错的就是我所厌恶，害怕的；以及知识生产的个体化——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的个体经验具有作为知识的资格和权威性。
知识的情感化和个体化为提高少数群体的可见性，增加其发声机会提供条件，但同时前者也必须以培养受害者的自我觉醒和批判意识为前提。然而，如果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呢？正如很多人类学家所发现的，让当代的人权运动组织者和人道主义NGO的工作人员最为沮丧的是，很多设想中的拯救对象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或者即使清楚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也“甘之如饴”。
例如，经历家庭暴力的女性不愿意离开丈夫和家庭，经历工厂剥削的工人要求超时工作，经历过高压和动乱的人继续平静的生活而拒绝心理援助和创伤诊断。 随着一次次的民权运动与学术圈知识生产的互动，此类行为在美国社会不再被赞扬为奉献，勤劳，坚强等美德，而是软弱，无知，麻木的表现。不自知的受害者甚至是不道德的。
与此同时，这种知识的情感化和个体化也在助长着精神脆弱者，特别是美国高校中过度自我反思，自我诊疗的精神脆弱者。因为它鼓励坦白和告解，鼓励个体承认自己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vulnerability），并承诺对玻璃心的不离不弃的保护。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知耻教育和意志磨炼颇为不同。
让我们来看看这玻璃心是如何在高等教育中被宝贝的。这学期我开始为一门本科的通识教育课程当助教，我的助教笔记上有这些要求：
- 如果学生论文文不对题一定是助教的失职；
- 修改论文不可以用红色墨水的笔，否则会增加学生阅读时的心理压力；
- 写评语不能用“你如何如何”，而要用“论文如何如何”，以免学生感到人身攻击；
- 绝对不能向家长透露学生的选课信息和成绩，要保护学生隐私；
- 如果学生感到压力大不想上课，助教要跑去宿舍给他补课；
总之，教授这门课要当作心理治疗，首要任务就是安抚本科生。我不太清楚这是在聘任助教还是保姆，社工，咨询师的合体，也不太理解一群正常青年为何要被当作病人或准病人，更难以预测这样培养起来的社会精英，究竟会不会把自己当作成年人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如果想预测这些本科生十年后的样子，不妨看看我的研究生院的美本同学们吧——
坐在系里的咖啡吧，时时能听到有同学抱怨自己最近患上了抑郁症，心情不好，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然后拥抱在一起互相安慰，讨论去哪喝一杯。老师们对学生们也尤为溺宠，时常放松学业要求，期末作业延期，博士资格考试延期，申请课题延期，都宽容批准。“Burn out （精疲力竭）”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口头禅。瑜伽，按摩，抗抑郁灯，每个人都是关爱自我的大师。曾经一时，同级的每个同学都在接受心理咨询。在这种环境中，我怎么好意思说自己过得还不错，和导师合作还挺愉快的呢？这种表述不是太无忧无虑而缺乏同情心了吗！
如果社会学将“正常（the normal）”定义为平均数或者大多数 （on average），如今身心健康已经成为不正常。为了被融入这个正在生成的新的正常者俱乐部，将自己表征为有瑕疵的受害者似乎是必须的。在这种自我表征的重构中，言论和思想的审查基本没有明文规定，多以流行的政治标语为情感和行动的诱发机制，以个人心中的道德感和舒适感为尺度，因而可以无限膨胀，肆意蔓延，放之四海而皆准。其结果可能是制度性的，但更加秘而不宣地是其所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改变，和社会关系与等级的重构。
这种过于纤细的情感和敏感的反应带来的并不只是宽容和同情心，还有刻薄和吹毛求疵。让我用最后一件轶事来结束这篇文章吧。去年的12月底我们去开年会，期间和几个同学邀请一位做评审的女教授去会场的酒吧聊天。这是我们的初次合作。交谈间，她和我们分享着她和孩子的生活经历，在三个大洲之间穿行做研究的趣事，并关心讯问倾听我们在研究生院的生活。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再正常不过，也感到愉快亲切。而聚会结束后，一位美国的女生私下拉住我们说，“我的天，她怎么能这么说话？”另一个同学也跟着应和。
她看我反应冷淡，便用更好奇的语气问我，“你不觉得她说话很奇怪吗？”我顿时一头雾水，刚才明明是这个女生与教授聊得最为热络，便问她奇怪在何处。她说，“她怎么能说话这么坦白，她可是老师呀，况且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说这也合情合理，这是交际能力强和自信的表现吧。心里想，莫非如今开诚布公也成为缺点。那位同学用停顿表示异议，又接着说，“她和xxx离婚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对学校辞了职，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她怎么还好意思主动说孩子的事！”听她这样说我便明白，她不能忍受的不是一个单亲妈妈讲述自己的孩子，而是不能容忍把它当作一件幸福的事情坦白地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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