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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北京又出奇招，视《基本法》为无物，以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合行动，解决香港高铁“一地两检”的法理问题，实行万法归宗，以威权管治掩饰法律漏洞和枉法行为。
所谓联合行动，是人大常委召开会议，听取国务院要求批准“一地两检”的建议，也就是践踏《基本法》，把香港事务当大陆事务般处理。这类会议，每用于行政机关举措的合法性成疑，需要借取人大在立法及释法的法定权威，通过议决以示支持。
无疑，常委会可以说今次一石二鸟，既议决支持国务院建议，也同时解释《基本法》。但这样做，不啻是变相由中央政府自己要求解释《基本法》，再由来自同一个党领导的人大常委去和应，结果当然是予取予携，无往而不利。
现行《基本法》第158条只是说解释权在人大常委会，并授权香港法院审议案件时，可对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若遇上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或中港关系的条款须作解释，则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但该条文并没有设定程序，让中央遇上指定种类的《基本法》问题时，交给人大定夺。当然，人大常委会权力至高无上，可解释此举没有违反《基本法》，但也应先行释法作出结论，才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所以今次不能当作释法大会。
不过，这趟人大常委会议又确是不循释法程序的释法大会。常委会借审议政府政策的机会，阐述它认为“一地两检”可依据的《基本法》条文，一脚踢开释法必须徵询“基本法委员会”（虽然个别成员一直有参与），也毁掉自己订立的释法程序。它没有正式解释《基本法》，却预示他日会怎样解释，让有意提出司法覆核者感到必定徒劳无功，因此望而却步。
其实人大常委今次的释法，本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地两检”是在香港的特定范围内执行中国法律，涉及退让特区领域，并放弃司法权。《基本法》第十八条订明，香港实行自己的法律，中国法律除列于该法附件三那些条目，其馀都不在香港实施。因此，只在香港某地点（如高铁站内）实施中国法律，《基本法》并无任何条款授权当局办理。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曾经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条，为“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该条文让人大常委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特区政府“其他权力”，袁司长据此认为香港可先由中央授权，然后再授权中央在香港地域内实行中国法律。很明显，授予“其他权力”是额外的权力，不能因加得减，用来削减自己的权力。即使从北京的角度看，同样不可接受，因为只有中央授权香港，怎会主仆倒置，由香港授权中央呢？
面对不能解决的困局，最老实、直接的做法是与时并进，修改《基本法》以切合政策的需要。遗憾的是，北京舍正路而不由，却牵强附会，认为“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在于，香港有权批出高铁站作中国的边防区，因为香港有权“管理、使用、开发、出租或批给个人、法人或团体使用或开发”境内土地资源（第7条），而在境内某地点实施中国法律也可理解为特区政府“提供经济和法律环境，鼓励各项投资”（第118条），甚至制订适当政策，促进和协调各行各业的发展（第119条）。
但不论第7条、第118条及第119条如何解释，都不可抵触“一国两制”的底线，把中国法律在香港某些地方施行。究竟这三条条文凭什么可以凌驾国策，压倒其他条文？化腐朽为神奇的，当然又是人大常委会的权威解释。原本的权力是供政府经营公共财产和决定经济政策，现在可以大事扩张，为北京在香港搞个特区，也为中央日后在香港大展拳脚大开中门。
因为此例一开，北京可随时照办煮碗，为所欲为，不必释法更不必修法，大可以用鼓励投资之名，或者美其名是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特区政府便责无旁货，以《基本法》之名，在香港境内开发更多实行中国法律的小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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