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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方最近公布了新一期的通货膨胀数据。根据统计，在2017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为1.9%，比前一个月的1.6%略有上升。在具体项目中，通讯、交通、家庭服务类商品涨价最快；而非食品类的消费物价上涨较快，为2.4%，而食品类价格则下降了0.4%，猪肉、烟草、鲜果类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非食品类消费品上涨速度较快，这似乎也符合目前国家发展消费服务类产业的趋势。消费类商品的价格上涨也带领中国的平均物价增速从近年来的最低点开始往上攀升。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今年一月来看，这已经是物价指数连续九个月上涨。物价增幅的触底反弹释放出一个趋势讯号：在中国沉寂了许久的高通胀现象，或许目前正在酝酿未来下一轮的爆发。
一、投机经济造就了“隐性通胀”
最近的中国投资市场，较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债券市场下跌，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来到4%，创下2014年以来的新高。而这当中的原因多样，有经济基本面的转变和金融去杠杆等等的原因，不过，债市的下跌也可以被认为是市场对于通胀预期的一种表现。在未来高通胀的预期之下，资金撤离避险的资产而去竞逐在高通胀情况下真正能保值增值的资产。
当然，通胀和债务这对负相关的因子，只能预示一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再看更多的指标来识别通货膨胀的到来。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滞胀。经济低迷带来的高失业率以及同时大量新增发的货币，使得中国经济一度显现出“经济滞胀”的面貌。
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进入了增长乏力的局面，劳动生产率增速从7.46下降到6.49，低于GDP增速。同时，据彭博社的统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在去年已经比2012年高了三倍，达到13.2%，而加上人口老化和适龄工减少等等问题，未来的失业率还将进一步增长。而美国在1929年经济危机后的第一年，失业率不过为7.8%。
失业率升高的同时，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却也是在大量增高。根据人民银行的数据，2007年11月，M2货币和准备货币供应量期末值为403442亿人民币，十年后的2017年11月，M2货币和准备货币供应量期末值已经来到了1653430亿元，是十年前的四倍多。大量的货币流入房地产金融行业，资产价格急升带来了输入性的通胀。
由于中国的商品住房吸纳了大部分的新增货币，房价也在过去十年暴涨。而中国的通胀率统计当中，并没有把房价的上涨统计进来，只是统计了其他的物价水平，因此，官方发布的中国这十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在整体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企业营商环境开始恶化的2012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还一直走低。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年平均工资则是从不足48000元上涨到接近68000元。通胀率竟然赶不上收入增速，这进一步说明货币并没有进入到消费端，而是在资产端囤积。整个经济陷于一种极强的投机性当中，这种投机性经济以表面数据掩盖了更为深层的问题，也使得通胀隐而不显，成为“隐性通胀”。
实际上，中国家庭的消费量也是亚洲国家中最高的，从2007年以来，家庭消费总开支从1.3万亿美元上涨到超过4.2万亿美元。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增幅都碾压其他亚洲国家。中国也因此逐渐成为了世界与经济的两大引擎之一。
我们通过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数据，可以看出，出口/消费拉动型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戛然而止，家庭消费占据GDP的比例严重下降，依靠政府投资和购买实现GDP的增长成为了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手段。而依靠着支柱性的地产金融业的带动，家庭的消费水平又开始回升，从2012年开始至今，消费占GDP比例的回升非常明显。而在未来的“大消费”时代，这个比例想必会进一步提升。
二、大消费时代，是否意味着高通胀时代
当下，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被定义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了以下几点隐含意义：
第一，对于劳动者的补贴还将继续（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因此工资增长率不会降低只会增加。但由于去产能和结构改革的问题，真实的失业率也将增加。这造成不同产业当中，一部分人加工资，另一部分人丢工作的状况。
第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显然是指调结构，即政府试图摆脱传统的地产金融业的束缚，从消费端做文章，找到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因此，加大商品供给、用各种方法促进人们的消费意愿是接下来经济工作的重心。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货币、更多的钱，也即是委婉的代表着通胀的来临。
今年1至9月以来，社会消费的增长相当旺盛，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上。近年来的消费已经开始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2013年到2016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5%，高于资本贡献率。
为了进一步提振消费，国家不惜利用消费类贷款。根据央行的“金融贷款机构投向统计报告”，消费贷款的增长超过29%。收入增长和消费贷款的增长，无疑是直接助推社会消费水平的两个因素。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数据，我们可以拼贴出一幅图景：中国的失业率高、经济增长慢、经济效益低，但是中国货币量多、劳动收入增长快、消费回暖的势头明显。大消费时代，其实意味着货币的高速流通时代。
然而，下一阶段的通胀还依然会是“隐性通胀”吗？还是说，由于强行将社会资金打进了消费端，那么通胀也会由隐性而变成显性，直接造成物价指数的激增？后者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未来的中国，可能仍然延续着“隐性通胀”的路径，而不会呈现出表面的恶性通胀。
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对失控的经济通胀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最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而且随后的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暂时的。这是因为通胀的发作常常是以一次超常的支出为机会，公众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会增加。
然后，通胀进入了第二阶段，人们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开始下降，因为物价上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货币扩张速度，人们反而会感到货币短缺。
最后，通胀迎来了第三阶段，公众的心理已经不是早一些购买，而是立即从货币逃向实物或任何商品，人们对现金余额的需求几乎为零。这一阶段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货币崩溃。
罗斯巴德的这番描述，主要是针对二战前的德国经济而言，用在今天的中国身上并不合适。有专家会反驳说，首先，中国没有通胀只有通胀预期；再者，中国即使有通胀，也将很快被抑制，理由是：监管部门宏观调控的力量很强大。
“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央行长期的工作任务之一，这也是中国通胀率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实际上，由于紧货币、紧信贷的政策还将持续，通胀依然会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不会出现PPI直接传导向CPI，造成物价全面上涨的情况。
但是，“隐性通胀”之下的人们，心态倒是颇为类似于罗斯巴德所说的恶性通胀的第二三阶段，即“感到货币短缺”和“逃离货币”。
在我们周围，有不少人从前几年的“不差钱”变得开始觉得“差钱”，例如看病、买房、入学等等，差的钱不是一点半点；同时，人们并不希望长期持有人民币，而是急切的从人民币逃向其他资产，例如股票、基金、信托以及海外资产，银行卡里的人民币余额过多，如今只会给人带来焦虑感。
说到底，通胀的背后并不是货币的数量问题，而是对于货币和经济的信心问题。但问题在于，你最后能兑现多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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