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记者 张洁平 发自香港
讲故事已成为黄之锋的本能，却还不是罗冠聪擅长的事。面对社运低潮，此刻短暂重获自由的两人，会怎样将自己和香港的故事讲下去？
保释出狱后，黄之锋一口气接了17个专访，而罗冠聪则几乎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但两人同样感觉到内疚和惭愧。 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金钟某餐厅天台一坐下来，他就熟练地说：“又是这里！我有次一天在这里做了四个访问！”话音还未落，餐厅侍应生便走来跟他打招呼。过不多久，又端了一盘点心过来，望着黄之锋和他身边的罗冠聪，说这不要钱，是餐厅老板“送给你们的”。黄之锋一边欠身感谢，一边活泼地笑起来，平头短发，下巴尖尖。罗冠聪则一直沉默着。
8月19日周永康、黄之锋、罗冠聪三人因2014年的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刑期分别是6、7、8个月。10月24日黄之锋、罗冠聪申请上诉成功，保释出狱，等待上诉。周永康则选择继续坐牢，直至刑期结束。公民广场案是三年前牵动了数百万香港人参与的雨伞运动的源起。运动未有结果，最早落下的罪名与数月刑期，落在3个年轻人身上，也因此落在很多香港人心里。
黄之锋说，自己在狱中69天，收到了777页来自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信件。很多素未谋面的人给他写信鼓励，也有陌生人不停地寄外面发生的最新新闻给他，让他不感到孤绝。而他自己，也并没有从公众眼前消失。他从少年监狱写出的日记，他画的监仓说明图，他在狱中过的21岁生日，他转入成人仓……即便在狱中，黄之锋的每一项动态仍然能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申请保释一成功，尽管人尚在监狱，他就已经被预约好数个媒体采访。
黄之锋深深知道，在诸多同侪中，自己“刑期最少却得到关注最多”，也知道现状是自己暂得自由，但战友们仍在狱中。因此他觉得发声是必须要做的事：要积极地回应外界查询，代所有不能说话的人说话，也代他心中的香港，向世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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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24岁的罗冠聪更加无法掩饰这种煎熬。尽管从岭南大学学生会会长，到学联秘书长，到参与组党香港众志并出任主席，再到以最年轻议员之姿胜选立法会，罗冠聪的政治参与经历虽没有黄之锋丰富，却也不短，且大起大落，不断要面对运动失败、学联崩解、议员身份未满一年即被DQ等挫折，也磨炼得他少年老成。
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相比黄之锋即便被打趴在地都不忘感召人心，罗冠聪在行动者的路上一直更内向于自我：是否知行合一，是否坚持走在“自由思想引领的路途”上，是否有勇气“择善固执”。在服刑期间，和黄之锋积极“参与”青少年监仓不同，罗冠聪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我反思，他瘦了3公斤，密密麻麻写满了五六本笔记本的回顾与思索，说至今仍沉淀和整理之中。
保释出来，他拒绝了几乎所有采访，脸书状态也真实记录了沉郁的心情：“离开监狱，可能很多朋友替我高兴，可是这个礼拜，我都是沉郁的过，处理公务后，静悄悄的生活。”自己短暂自由，好友们仍在狱中，“无由来地，我觉得有点惭愧。”“公义失踪的日子，连呼吸的空气，都是腥浊的；人们说快乐是一种选择，但此刻，却是一种绞痛。快乐，沦落到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秋天落日早，不过六点，天台餐厅上已经亮起灯。黄之锋开始积极分享自己如何在少年监仓“搞事”，而沉默的罗冠聪，也终于谈起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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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4日，黄之锋及罗冠聪，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取保候审，等候上诉许可聆讯。摄：林振东/端传媒
端：对你们来说，相比以前，是不是很少生活在这样一个完全不谈“价值”的世界里？
罗：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议题。比如说他们很讲义气，很讲面子，这是不是他们的价值呢？但同时他也可以为了钱出卖这些。所以很难去概括。我会比较观察到里面的秩序，会尝试理解这种规则是怎样的构成，不同部分如何互动。这个世界和现实社会差得很远。最大的不同是，监狱里面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权威，就是职员。这是一个大前提，是超越所有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的存在。对他们每一个群体，职员如果看不顺眼，一定有办法惩治。
黄：我觉得都是有些许价值可谈的。青少年监狱的人对自己权利的东西很敏感。一个原因是比较年轻，都会比较追求自由，十个有九个都有去到过占领区走走。也有人说，你们免费派东西，我就去拿咯。但大家都明白是什么事情，也会有同情。有些人和我说头发的问题，可不可以不要剪那么短。其实我知道我帮不到什么。但他们和我讲完之后，我真的会直接和职员说我要去见总主任。他们就会觉得，好像真是一回事。虽然我知道，我进去说半小时，说了也没任何用，或者不会立刻有作用。
端：他们是很清晰地知道，你们和他们不一样的。
罗：是。他们总是会跟我说“快点去反映下”、“菜不好吃喔”、“踢球应该要运动鞋”这些。我见到立法会议员时，也会讲这些。
黄：其实我知道见议员真的没有用，但对其他囚友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见了总主任，好像就很是一回事。我回来时候他们会问我，可能会觉得，“你都有帮忙做点什么”。
罗：其实这个是两方面的。你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empowerment，令到他们了解世界的另一面。但对他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你的特殊）他们的地下规则就会有所收敛，不想让你看到太多。有时我去见监督，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你去争取权益，而是你要打报告。这些都很一线之差，到底是为大家争取权益，还是怎样，这些是很看当时情况的。
端：其实我一直想问之锋，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么多采访？是什么令你觉得一定要做？
黄：我一出来时法新社就打电话给我。你没理由做了法新社不做美联社。好像也没理由做了明报不做苹果。其实我也知道我可以一个访问都不做的。你问我想不想休息，当然想。可我又会问自己，为什么不做呢？好像没有一个一定不要做的理由。一来你做政治人物，出来和大家讲下发生了什么，好像是责任。二来，我在青少年监狱这六十多天的事情，其实也真的很值得和大家分享。过了生日，要离开青少年监狱那天，我记得离开前要去见一见长官，都还是要讲“sorry sir”。我当时和自己说，我是改变不了这个环境，你让我说这句话，我也改变不了，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让自己克服。你让我讲，我就出来慢慢讲。（停顿一下）我知道我在里面承受过的经历，顶过的那些爆粗，那些很无聊的事情，出来之后可以帮到被社会边缘的那些人。所以我出来要讲。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传媒都不会找那13个人了（编注：新界东北案被判刑的13个青年）。如果我们这3个人有2个人暂时出来，我们都不接受采访，不是在玩嘢嘛。如果我状态ok，为什么不做呢。老实说，如果你让我坐600天，我真的讲不出这些话，但我只坐了60天。其实是有内疚感的。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如果我都变得颓废的话，我怎么好意思呢。那种内疚感让我更加觉得我要让大家知道，坐完监狱，出来之后，还是要继续的。
端：对很多国际媒体来说，你代表香港的一种形象，也要负责讲述一种叙事的香港故事。民主运动本身低迷，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香港故事很难讲下去了？
黄：我不觉得要去担心一两年后没有故事讲了，因为如果最后我们连故事都讲不到，那我们活该。我们应该是基于现在政治形势，去想现在最关键的，要和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人要讲什么。就算香港没什么事发生，国际社会也会问香港人关于中国的评价。中国只要一日在国际社会发挥角色，香港人就会被找来评价。我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策略，我只是希望这个世界再想起香港时，不会只想起李小龙和成龙，而是想到香港是一个会争取民主的地方，就已经很好了。
from 中国数字時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11/%e7%ab%af%e4%bc%a0%e5%aa%92-%e4%bd%a0%e6%83%b3%e5%90%ac%e4%bb%80%e4%b9%88%e6%a0%b7%e7%9a%84%e7%9b%91%e7%8b%b1%e6%95%85%e4%ba%8b%ef%bc%9f%e5%af%b9%e8%af%9d%e9%bb%84%e4%b9%8b%e9%94%8b%e3%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