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大学经济学者Peter Lorentzen最近撰写了一篇论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何会容忍抗议（中国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发生……
Screen Shot 2017-11-11 at 9.54.41 PM
Lorentzen提出，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哪里有冤屈”，而是“各地不平之事的程度为何”。对北京而言，由于抗议众多，不可能全部妥协或完全打压。完全打压的话，将令抗议者转向地下，麻烦更大。图为2005年1月5日，秀水市场的摊主北京抗议政府关闭市场。 摄：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美国旧金山大学经济学者Peter Lorentzen最近撰写了一篇论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何会容忍抗议（中国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往绝大多数论述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的文章，都会从抗争者的角度出发，例如论述组织如何运用资源、如何笼络旁观者支持等等。在这类著作中，政权往往是固定的，是“政治机会结构”：例如当政权分裂，抗争者的政治机会便会扩大；政权加强打压，政治机会便会缩小。然而Lorentzen指出，这种研究进路有缺漏，忽略了政权本身也会思考策略。因此其文章突破之处，在于尝试视北京政府为会思考策略的行动者，会设计机制去诱使抗议者按自己的意愿行动。
Lorentzen提出了四大疑问：（一）为何北京政府对于全国各地的抗议会时而打压，时而稍作妥协以平息民愤？（二）为何中国的抗议者多数会拒绝升级？（三）抗议究竟是“安全阀”（safety valves）还是“星星之火”？（四）如果北京能从各地抗议中得到信息去判断地方政府施政是否得宜，为何不使用其他较安全的渠道例如上访等？其中（一）、（三）两问特别有趣。（注一）
关于北京为何容许抗议，以往已有学者论及。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政政系教授李连江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系教授欧博文（Kevin O’Brien）就曾合著论文，指出由于中国地大，信息传播时有偏差，地方难管，因此各地的抗议其实能为北京提供信息，令其知道哪里有贪腐要整顿、哪里有不平之事要处理（“不平之事”即是“grievance”）。
然而即使如此，为何北京有时选择打压，有时却选择妥协呢？Lorentzen提出，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哪里有冤屈”，而是“各地不平之事的程度（intensity）为何”。抗议是“警示器”（signaling device）。对北京而言，由于抗议众多，不可能全部妥协或完全打压。完全打压的话，将令抗议者转向地下，麻烦更大；满足所有诉求的话，则会导致各程度的抗议增加。因此一些“不平程度较低”的抗议，北京会任由地方官打压，去提高抗争成本。那些付得起成本坚持抗议的人，“不平程度”自然较高，北京就有较大可能会选择让步，以防抗议升级成挑战党统治地位的大型抗议。Lorentzen引述其他学术研究的例子以佐证，例如2000年后，中国都市内的失业者抗议越发普遍，北京政府继而扩大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当抗议减少后，又把“低保”规模缩小。
另一问题是，究竟抗议是“安全阀”还是“星星之火”呢？“安全阀”的作用是释放部分蒸汽以减去压力，防止爆炸。抗议之为“安全阀”，就是抗议者参与抗议后，能发泄怒气，因而减少不满。但Lorentzen认为此说不准确，因为中国很多抗议者均重视成果，而非争一时三刻的发泄。至于“星星之火”，当然就是“可以燎原”。某处爆发抗议，容易引发连锁效应，令周边也爆发抗议。因此抗议其实提供了两种信息：纵向和横向。正如上述，纵向信息就是北京希望取得的；横向则是提供予其他抗议者，会引发连锁效应，这是北京要遏止的。
Lorentzen继而指出，在北京而言，抗议最好是“受控地焚烧”（controlled burn）：一方面能从中得到信息，知道哪里的抗议不平程度较高并解决之（纵向），继而防止升级或扩张（横向）。这种“受控地焚烧”在中国之所以可能，皆因长久以来，地方抗议者多针对地方官，并较信任中央政府，因此可说官民对“抗议”有共同理解。此外地域分隔、信息相对不流通，也有利“受控”。
然而，随着信息科技进步，“受控”越来越难，这可能是习近平加强打压地方抗议和研发新监视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要问：这研究对香港有何启示？
根本不需要思考政权在想什么？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突然想到：如此套路，不正正就是香港人最常用的思考模式吗？我们时不时便会听到评论员、从政者，甚至茶餐厅阿叔和姨妈姑姐等议论：“北京在想什么”、“习派要斗江派”、“林郑是否吹和风”、“袁国强是否有政治考虑”、“边个最开心”。这都是在思考政权的策略。然而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从文章中得到些少启发：
首先，思考政权会如何想、有何策略，是非常合理的。近年有一些香港朋友会说：“根本不需要思考政权在想什么，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倒不如做好自己，凝聚民气，不宜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有这种想法，其实也不难理解。例如行政长官“小圈子选举”期间，“消息人士”不断放风，谣言四起。论者各有臆测，不少是道听途说阴谋论。例如说“江派”和“习派”权斗，因此曾俊华有机会获钦点等。一些反对阵营人士难免会因此而认为所谓“推敲”都是无的放矢、胡乱猜度，倒不如集中巩固自己更好。
Lorentzen也承认，不可能取得任何直接的实质证据，去证明以自己的推敲无误。因为你根本不会访问到习近平，就算访问到，他也不会讲真话。然而，这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尽量搜集信息、旁敲侧击、寻找合适理论和模型，继而谨慎用逻辑去推敲。例如早前中共召开“十九大”，有种种传言和推测。其中有些是信口开河的，但也有些可以拿出理据去佐证。如何分辨，是一个学习过程。
拒绝去推敲政权的策略，其实也是思考懒惰。如果永远只视政权为一堵不动如山的高墙，对制定自身应对策略并无助益，甚至是不负责任。思考当权者策略，并不就等同是阴谋论。阴谋论是道听途说，严谨推敲则需要耳听八方、博览群书、疏通学理、深入研究，并谨慎为之。推敲当然是困难的，尤其在威权统治下，政府必定阻截信息流通，决策隐密，甚至会特意制造谣言扰乱视听。但正因为困难，香港的民主阵营更需要有人冷静分析时局，长期观察北京和港府的行动。一些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尚且会用尽方法去研究中国，身在香港的从政者和公民社会团体，理应有更多资源和渠道去深入理解和分析中共和港府。
另，思考政权策略不代表要变得犬儒。香港人的另一极端，就是会说：“北京唔会畀㗎喇”（北京不会容许的了），然后自我约束，并嘲弄不甘屈服而反抗的人。推敲执政者的策略，不等同屈服，而是要谨慎行事，寻找抵抗打压和推动民主的机会。应退时退，应进时进。即使推敲的结果是北京将全面反扑，香港人也可以选择打阵地防守战、或韬光养晦、或在微小处推动民主化。
北京与香港之间，绝对不是简单的“中央与地方关系”。Lorentzen的论点，大多只适用于中国大陆范围内（甚至不包括西藏和新疆），不能直接套用在香港。然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听到有反对阵营从政者说：“十九大与我无关”，实在颇为费解。“十九大”固然不是什么革命时刻，但确是观察和分析北京动向的好时机。我认为放下“顾好自己就可以”的思维，多了解北京的整体治国思维，探究港府的管治策略，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抗争者而言，可谓百利而无一害。
（莫哲暐，自由撰稿人）
参考文章：
Lorentzen, Peter. Forthcoming. “Designing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Post-Deng China.” Modern China.
注一：至于第（二）、（四）问，此处不详述，看官可自行阅读论文。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11/%e7%ab%af%e4%bc%a0%e5%aa%92-%e8%8e%ab%e5%93%b2%e6%9a%90%ef%bc%9a%e4%bd%a0%e5%9c%a8%e6%8a%97%e4%ba%89%e6%97%b6%ef%bc%8c%e6%94%bf%e6%9d%83%e4%b9%9f%e5%9c%a8%e6%80%9d%e8%8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