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一生与恐惧打交道
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年－1992）是一个私生子，本名Herbert Frahm，他的亲生父亲John Möller 在他出生一个月后，就离开了汉堡，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母亲（Martha Frahm）和继外公（母亲的继父）一路艰辛把他养大。他的继外公（LudwigFrahm ，1875–1935）是他的第一政治父亲，受外公的影响，他193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该党1931年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而被希特勒纳粹政府禁止。
极权刚刚建政时，非常恐惧，因为极权还不稳固，所以特别惧怕异己声音。
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禁止后，勃兰特只好流亡到挪威，但是，他私生子“不光彩”的身份，经常被政治对手抓把柄，而被诬陷和攻击，他坦然面对。勃兰特的一句话“恶言不伤人，伤害的是恶言者自己”，成为名言，至今德国媒体还经常引用来说明，给别人抹黑，担心自己变得越来越黑。
在流亡的日子里，勃兰特为狱中的朋友卡尔•冯•奥西埃茨基（Carl vonOssietzky ，1889 – 1938 ）提名诺贝尔和平奖。1936年，冯•奥西埃茨基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而两年后的1938年，奥西埃茨基逝世，希特勒纳粹政府竟然剥夺了勃兰特的德国国籍。
勃兰特1969年—1974年任联邦德国总理，他的生命在纳粹制造恐惧中成长，但是，他并不仇恨“敌人”，而是以带罪之心做赎罪的努力，1970年的华沙之跪，引起全球瞩目，促进东西阵营和解，为此他在1971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勃兰特华沙一跪后，他对媒体说：“仅仅送花圈，是不够的。跪下，释放了心中的恐惧。”
极权对未来的恐惧
纳粹极权为什么这么害怕，并以最残暴的手段打击和镇压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呢？因为极权对未来有恐惧。
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发自本能的、源于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体验。害怕是现在进行时，面对一个具体的对象；恐惧则是将来完成时。与焦虑一样，恐惧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是无边无际的。说白了，恐惧就是“越琢磨越可怕”，也就是说，恐惧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一头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照样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对未来有忧虑。
独裁者为什么恐惧？原因在于独裁者对自己的未来有忧虑，担心自己的政权不牢固，甚至担心丧失政权。
我在《懦夫》一文中说过“杀手其实是懦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生存，都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你把他先杀了，说明你胆怯，你心虚，觉得按照游戏规则，你玩不过他，所以单方面终止游戏规则：“我不跟你玩了，我先把你干掉！”
同样道理，强制失踪也一样：“我玩不过你，就让你失踪！”
极权摇摇欲坠时，更加恐惧，更加害怕异己。
弗兰克在《安妮日记》（DasTagebuch der Anne Frank）中见证：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警察闯入了他们的隐密之家，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在党卫队长官斯巴鲍华的带领下，当中总共有至少三个德国警察的成员。屋里的人都被货车带走问话。其他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基地，被盘问了一整晚。同年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认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制造恐惧。如何制造恐惧呢？就是依靠实际权力的隐秘性。那些真正拥有权力的机构，往往是隐秘的，给人一种神秘感，比如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机关，是最模糊最神秘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模糊”者制造恐惧，也是利用“模糊”的法律，来施展恐怖的手段，达到明确的目的。
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这样的一竹竿“法律”，足以打翻整船人。
警察没有向家属出具其被带走原因的任何书面文书，没有办理传唤、拘留等法律手续，没有按法律要求通知家属。如果官方有确凿、足够的证据，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按照不模糊的法律程序将其拘留、逮捕？难道先将人抓起来，然后“审出”证据来？
当心！打翻了整船人，你自己也没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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