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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八周年，随着近20年来经济持续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但过去五年来，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执政者一再加强箝制异见者以至维权人士，他们不论网上网下的言谈和活动，都会受到严密监控、审查，以至打压、处分。
中国大陆议政论事的自由程度，已跌至改革开放以来（八九六四之后三年不计）的最低点。不过，公共言论空间的压缩是否影响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动摇政治稳定，却有截然不同的演绎。
其中一派说法认为，中共近数年来走向强硬的威权主义，是错误的一步。他们认为北京面对政治、经济、社会以至生态的种种挑战，舍正路而不行，不致力厉行法治、推动政治问责、改革市场运作，却不断加强宣传和审查，压制和惩罚，以求消灭反对声音，因此并不能对症下药。眼前的繁华景象潜伏着深层次的政治及社会矛盾，加上官员欠缺监管，贪污盛行，政府对民众缺乏信心，规管只会更为严厉，管治威信和能力日渐削弱，执政者最后难逃劫数，大权旁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不过，另一派论者反而认为北京不按牌理出牌，正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关键。他们深信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全赖政府软硬兼施所致，意思是一面强力严控民间社会，镇压反对意见，同时加强宣传执政主调，取缔反对声音，一面促进经济以提高人民收入，提倡爱国主义，增加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并忠心支持威权管治。在他们看来，社会发展并非一部通书，只要令大家心满意足，威权管治又有何不妥？
同一样的现实，得出各走极端的解读，关键在于两者对人民的想法各有不同的假设。认为强硬威权主义只会使执政者走入穷途末路的一派，深信法治、人权、民主制度的缺席，定必使公义不彰、分配不均、贪官不绝、自由不保，因此必定积累民怨，政府信誉终归破产。
不过，这种分析只考虑事理发展应该如何如何，却没有从制度的现实着眼，了解何以部份人敢怒不敢言，有冤无路诉，部份人心有不甘却不存奢望袖手旁观，同时亦有部份人拥抱制度、支持政府。
另一派论者则用实证资料解释现状。在《独裁者的困局：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The Dictator's Dilemma：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一书中，学者Bruce Dickson根据访谈及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支持政府者为数不少，一是由于满意个人收入上升，感觉已得到不错的照顾，所以尽管一些社会政策和贪污腐化问题严重，也得过且过，不为已甚。
其次是爱国主义作祟，把荣耀归到执政者，同时批评执政者都视作批评中国，而批评中国亦等同批评自己那样难受，因此政治异见便被视作兴风作浪。当然，受访者大多数亦不希望共产党倒台，也成为执政者维持现状的强大理由。
无疑这些事实可以说明现况，但绝不是现况可以永续发展的理由。人民经济受惠既是北京管治合法性基础的话，收入升降自然与政府信任度和政治稳定挂钩，这也是执政者异常紧张每年经济增长率的原因。
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如何可以永远每年有可观的增长？特别当军费每年都按年度经济增长幅度上升，过去27年，累积增长九倍，今年已达到1,520亿美元，而维稳费支出更比军费还高，一般人从经济增长获得的好处只会少于平均值，遇上经济逆境，更会首当其冲，到时是否可以避免触动政治的稳定，使要看看爱国重要还是口袋重要了。
其实中国眼前的稳定，除了由于不少人自我感觉良好，还拜铁腕政策所赐。如果撇除实际利益和国家威胁之后，现行制度仍然可以令人心悦诚服，才能显示有其不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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