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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中共全国人大通过《国歌法》，不但禁制人民改曲改歌词，更规定“不得采取损害国家尊严，影响国家形象的奏唱形式”，以至“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士应当肃立，举止庄重，应当面向国旗”云云；强制中国人唱《义勇军进行曲》，控诉“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日本人的炮火前进，然后中新社找了填词人田汉的远亲，即其侄女田伟，自嫁到日本之后，声称自己“旅居日本”，然后却对中共立了《国歌法》“非常感动”，以至“几度哽咽”。
这些“爱国者”口唱反日歌曲，身体却很诚实地“旅日”几十年，也不愿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去“认祖归宗”；身在日本享有侮辱日本国歌的自由，以至高唱中国国歌的自由，却很“感动”要去支持立恶法，去管制留在中国者的自由；原来“前进”的意思，是要嫁去日本吗？难道冒着敌人的炮火，是要去移民外国吗？究竟是这种人的言行侮辱了“国歌”，还是人民不愿服从中共这个政权是“侮辱”呢？
这种人格分裂，常在这些“爱国”华人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对日本人时说歌颂“中日友好”，对中国人则煽动仇恨日本；翻查十多年来的共媒，如2006年《中国评论》的报导，当日本“右翼政客”要求加强日本国内的爱国教育，要恢复学校唱国歌《君之代》时，华人传媒以至一大堆“爱国者”却“公然干预日本内政”，声称歌曲是“军国主义象征”，正面报导那些敢拒绝唱国歌的日本人，鼓励学生不站立的老师，以至“恶搞”国歌作反战歌曲的创作者；然而当由日本变成了中国，这些人的逻辑就立即180度改变，不但反对任何人作上述行为，甚至要独裁政权为此“立法”，把这些挑战“国歌”的行为列为刑事罪行。是容许人民反战的民主日本政府搞军国主义，还是立恶法剥夺人民自由的独裁中共政权在搞呢？“爱国”令人盲目，真的很可怕。
事实上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歌词，即使以1941年侵略香港的粤语版本，其歌词根本没有任何侵略的意味：“皇祚连绵兮久长，万世不变兮悠长，小石凝结成岩兮，更岩生绿苔之祥”。《君之代》本身为古代诗歌，而曾为战后盟军总司令废除国歌地位，则只因盟军本想废除天皇制度，因此反对歌颁天皇的歌曲；反之中共国歌却充满火药味，由“不愿做奴隶”、“血肉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最后的吼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等，这种歌词能代表热爱和平的国家吗？这种歌词译成日文，能促进“中日友好”吗？由拥有这种国歌的中共国，去质疑日本《君之代》宣扬军国主义，有说服力吗？
无论是纳粹德国或大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都是这种由上至下教育要爱国，为国家捐躯，绝对效忠于独裁政府的行为；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的所作所为，包括新闻封锁，以至网络封锁，去禁止人民得知外国的新闻与真相，再规定人民必须以形式去效忠由党领导的国家，甚至硬性规定不得抵制杯葛，不得拒绝站立，以刑事罪行去威吓人民，这种行为就有如纳粹德国时期，迫害所有拒绝向希特拉行纳粹敬礼般，是对人民自由的进一步剥夺。
根据中共近年改“八年抗战”为“十四年抗战”的标准，即自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己在“抗战”，《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中国共产党员聂耳，却在中共史书“抗日军人在前线血流成河”之际，即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以“血肉长城”“前进”的时候，于1935年竟于日本藤泽市海边畅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终年23岁；事实上聂耳只是作了主旋律，真正为其配乐的是美籍的俄国犹太裔作曲家Aaron Avshalomov，以音乐版权的标准，最少也要把其并列为作曲家；可是这不符合中共的党史观，当然大笔一挥把“洋人”抹去，然后淡化“作曲家”，却高捧在生的中共填词人田汉；然而当田汉在文革被斗死，身患糖尿病却被迫饮自己的尿，死后亲人连骨灰都不敢认领，于是所谓“中史教育”就连歌曲的历史也要删去。
华人长年抗议日本人篡改历史，真相就是中国才是篡改历史的专家；相比起日本自由自在的讨论，以至国民可对任何事杯葛，中国则变本加厉，走向更独裁更专制的军国主义，究竟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从制度的比较，真相不说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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